大歷史觀視域下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取得的成就與經驗啟示

郎明朗，李紅霞

（1.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872；2.北京體育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4）

2021年中國共產黨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建設的第九個年頭迎來了百年華誕?？偨Y黨的百年奮斗取得的成就和歷史經驗，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保?］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研究重大歷史事件和意義時要堅持大歷史觀，“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2］，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歷史是百年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領導中國人民尋求獨立解放、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歷史縮影。

崔樂泉（2021）、齊冰（2021）對中國共產黨百年體育工作進行了實踐邏輯的梳理。崔樂泉在歷史劃分上采用四分法，即新民主主義體育、當代中國體育事業的探索和發展、體育事業發展進入新時期、邁入新時代的中國體育，揭示了政治建設、文化建設、道路選擇、服務國家四大歷史經驗，即堅持黨的領導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創新傳統體育文化和發揚中華體育精神，為黨的建設和國家中心任務服務［3］，但對每個階段的總結概括缺乏明顯的區分度，且在實踐邏輯的梳理過程中摻雜了體育思想的梳理。齊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體育實踐的歷史主線，認為最大的實踐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對這一實踐成果進行了歷史、實踐、理論三重邏輯的闡釋，提煉出“身心并完、以體育人、愛國主義、紅色基因”體育文化特質［4］，但對三重邏輯的梳理存在相互交織的問題。崔建西（2021）對中國共產黨百年體育工作進行了理論邏輯的梳理，歷史分期采用三分法，即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3個階段［5］，總結了三大歷史經驗，與崔樂泉的觀點基本吻合，缺乏文化建設方面的經驗總結，而這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百年體育思想方面非常重要的經驗啟示。上述研究僅局限于通過百年黨史考察黨的體育理論與實踐，沒有從更加廣角的歷史視野和立體的研究視角加以考察，缺乏大歷史觀的考察視角。把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百年歷程放在更加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加以考察和分析，將會具有怎樣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經驗啟示？從大歷史視域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百年發展歷程，有利于總結建黨百年來體育工作的輝煌成就，揭示黨領導體育工作的豐富經驗，推進體育事業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現代化，為新時代體育強國建設提供指導。研究基于文獻資料法，對《中國體育通史》《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史》《新中國體育70年》等歷史文獻進行了梳理。同時采用大歷史觀的方法，把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百年歷程放在中國近現代史更廣角的歷史縱深進行縱向考察，對每個歷史時段又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展開橫向考察，從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歷史進行立體的把握與分析。

1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大歷史觀視域

國運興，體育興，體育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運日益衰敗，封閉的環境和迂腐的教育使得清朝上下仍以世界天朝自居，除了像魏源、林則徐那樣的少數人開始睜眼看世界之外，絕大多數士大夫直到1860年，也就是20年后才覺察到這一“千年未有之變局”［6］。清政府被迫簽署的喪權辱國條約、合約、協約多達1 170多件［7］，從那時起，近代中華民族的形象也開始長期與“東方病夫、東亞病夫”聯系在一起，在西方鴉片貿易的腐蝕下，中國人在外國人眼里留下了皮包骨頭、瘦如麻桿、精神頹廢和麻木的形象。1876年1月4日，英國大臣在《申報》上的宣瑜補述中首次提到，中國繼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后，被稱為“東方病夫”：“如土耳其國，早已素稱病人?！保?］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后，嚴復在《直報》上發表《原強》一文，主張對癥下藥鼓民力，開民智，強民強國。同盟會陳天華在《猛回頭·警世鐘》發出了吶喊：“恥!恥!恥!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國所稱為天朝大國嗎？為什么到于今，由頭等國降為第四等國呀？外國人不罵為東方病夫，就罵為野蠻賤種?！保?］民國中后期由“東亞病夫”取代，從最初的國力衰退、政治麻木、體質虛弱，演變為過敏體質的羸弱，成為中國體育落后的代名詞。

體育強，中國強，體育承載著民族的希望?！皷|亞病夫”激起了知識分子的民族憂患意識，引發有志之士從身體、器物、文化、制度等各個層面的反思。一些先進分子發出了“鼓民力、保種強種救國”的呼喚，國人試圖通過醫藥、教育、公共衛生等各種途徑洗掉“東方病夫”的恥辱，尋找強種強國的途徑。同時，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尚力思潮”，體育被看作“莫不以此為最急”［10］。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現代體育文化伴著基督教文化的傳播帶入了中國，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羅伯遜（又譯饒伯森，Clarence Hover Robertson）干事和時任南開中學校長的張伯苓在1907年的第五屆天津校際運動會和1908年第六屆天津校際運動會閉幕式等多個場合圍繞“奧運三問”，即“中國什么時候在奧運會上贏得一席之地？中國什么時候派一支能贏的隊伍？中國什么時候能舉辦奧運會？”［11］發表了演講，中國人從此埋下了體育強國夢想的種子。孫中山提出強國先強種，強種先強身；1917年毛澤東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人生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代表了當時先進的體育思想，認為“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12］，指出體育本質為“養生之道”，身體如“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體育是智育德育的基礎，具有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之效，能“養乎吾生、樂乎吾心”，即“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13］。毛澤東關于體育本質、地位、價值的深刻認識，為黨領導體育工作提供了理論指導。然而，國運不舉，體育難興，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成為所有中國人首先面臨的最關鍵的歷史任務?！笆赂锩宦暸陧?，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4］，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提供了理論條件和實踐基礎，為黨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體育強國夢提供了可能。

2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發展歷程

歷史活動是由歷史主體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展開的。不同時期由于解決的問題不同，面臨的歷史任務不同，決定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內容也不同的。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發展歷程是考察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窗口，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縮影。結合中國共產黨黨史分期，將其劃分為紅色體育興起、新中國體育創建和道路探索、體育大國建設、體育強國建設4個時期。

2.1 星星之火：從紅色體育興起到新中國體育創建（1921—1949年）

紅色體育國際對中國紅色體育的興起發揮了重要的領導、組織作用。1921年7月19～23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紅色體育國際大會，號召各國共產黨關心體育運動，通過體育組織開展軍訓，加強紀律鍛煉。在紅色體育國際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蘇區、各根據地和解放區革命軍隊廣泛開展紅色體育運動，將體育運動與革命運動、軍事運動有機結合，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一時期紅色體育表現出為革命戰爭服務的濃厚軍事色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發揚了艱苦奮斗、勤儉辦體育的精神，成為黨的革命紅色基因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經歷了萌芽、發展、成熟3個階段。

紅色體育的萌芽階段（1921—1927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就十分重視改善人民的健康，爭取人民的教育權、體育權、衛生權。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李大釗在《五一紀念日對現在中國勞動界的意義》中強調勞工體育娛樂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在工人聚居區設置運動場地，以便開展文體活動［15］。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中也明確闡述過體育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強大之族，人性獸性（指生物性）同時發展……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志頑狠，善斗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16］。安源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策源地，該地區的工人體育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和大革命時期領導的最早紅色體育活動。1922年成立了安源工人體育俱樂部，內部結構完整、組織有序，俱樂部的教育委員會非常重視學校體育工作，各校設有游藝科（音體美教研室），每年秋季都舉辦運動會，同時把推廣武術作為革命斗爭防身健體的手段。

紅色體育的發展階段（1928—1934年）。這一時期紅色體育以中央蘇區的實踐發展為主，紅軍與根據地的發展壯大為蘇區體育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蘇區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了最高教育行政領導機構——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體育由委員部統管，村鄉、部隊均設立體育俱樂部。1933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赤色體育會成立，負責領導蘇區的體育運動，同時開展一系列體育競賽活動，體育范圍涵蓋根據地紅軍體育、學校體育、少先隊體育、共青團及社會體育等各個層次。其間出版的體育書籍使體育運動競賽更加規范，體育教育活動開展從思想到實踐與斗爭緊密結合［17］。盡管這一階段物資匱乏，體育運動器械比較簡陋，體育運動項目相對單一，但在赤色體育會的領導下，通過因地制宜不斷積累經驗，蘇區體育得到了蓬勃發展。

紅色體育的成熟階段（1935—1949年）。這一時期以紅色體育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為背景，以延安為中心，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逐漸成熟，更加重視體育與軍事政治的結合。紅色體育范圍涵蓋了解放區、敵后根據地、八路軍辦事處等地區，1937年5月，成立了陜甘寧邊區體育運動委員會，同年8月在抗戰運動員運動大會上，毛澤東指出“這個運動會不僅是運動競賽，更要為抗戰而動員起來”［18］，強調發展體育為民族抗戰服務的目的。1940年5月延安體育運動委員會成立。次年9月在延安大學創立了第一個體育系，為社會主義新中國體育人才培養奠定了基礎。1942年9月舉辦的“九一”運動會是抗日根據地規模最大的一次運動會，參賽成員有工人、戰士、機關干部、學校師生、文藝工作者，參賽人數達到1 766人次［19］，開辟了中國體育史的先例，推動了人民體育運動的發展。在運動會的發起啟事中賀龍等16位同志指出，要支持反法西斯殘酷的戰爭和繁重的革命工作，不但要武裝頭腦，還要武裝身手。這一時期朱德和李富春都提出了智育與體育并重的思想。朱德強調今天的中國青年不但要以近代科學豐富知識充實自己，還要培養健全強盛的體魄。李富春強調革命者不僅要以馬列主義武裝頭腦，還要用鋼筋鐵骨武裝身體。之后，毛澤東在延安首屆體育節為《新華日報》題詞“鍛煉體魄，好打日本”。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體育運動是在紅色體育國際的領導和毛澤東體育思想的指導下體育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一時期是體育的政治和軍事功能發揮得最充分的時期，體育實踐不斷深入，體育機構不斷完善，活動范圍不斷擴大，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為新中國體育的創立積累了豐富經驗。

2.2 開創奠基：從新中國體育創建到體育道路探索（1949—1978年）

新中國成立揭開了體育事業發展新的篇章，為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新體育事業打下了良好的開端。這一時期繼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色體育的優良傳統，又借鑒蘇聯體育的發展模式，開始了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的探索，經歷了3個階段。

改造舊體育建設新體育階段（1949—1956年）。這一階段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新體育指導思想、方針和任務。新中國成立的第26天召開了全國體育工作者代表大會，大會提出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體育，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強調“體育事業一定要為人民服務，要為國防和國民健康的利益服務”［20］。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國民體質較弱的現實問題，1951年黨中央提出了使新中國體育運動普及化、經?；墓ぷ鞣结?。1952年6月，毛澤東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作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題詞，明確了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目的和方向。同年榮高棠在《為國民體育運動的普及和經?；鴬^斗》報告中指出今后體育中心任務是在學校、機關、工廠、部隊、農村等基層單位大力開展經常性、群眾性體育活動［21］。與此同時建立了新的體育管理機構，成立了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時任國家體委主任賀龍提出要把體育工作搞上去，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22］。各項體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加強了學校體育建設，編寫通用體育教材，增設體育系科，強化體育師資培養；群眾體育在機關單位、廠區、軍隊、農村中蓬勃發展，1951年11月公布的新中國第一套廣播體操得到廣泛推廣，1954年借鑒蘇聯經驗開始在學校試行“勞衛制”并逐步推廣，到1966年全國每年平均有500萬人達到“勞衛制”標準，已有等級運動員1 000萬人以上［23］。競技體育也有所突破，1956年舉重運動員陳鏡開一人刷新了3次世界紀錄，為新中國競技體育開了好頭。

體育發展道路初步探索階段（1957—1966年）。這一階段呈現出“馬鞍形”的曲折發展狀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經歷了“大躍進”運動、三年自然災害，對體育工作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間出臺了《體育運動十年規劃》，帶有明顯脫離實際的浮夸痕跡，直到1960年底黨中央突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后才有所轉變和調整。1962年后，隨著全國經濟的好轉，體育事業逐漸形成新的發展局面，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又一個高潮。一是對學校體育進行調整和規范，中央提出了“兩課、兩操、兩活動”［24］。1963年修訂了體育院系四年本科教學計劃。二是國家體委確定了“業余、自愿、小型多樣”群眾體育原則，推動了農村體育、城市體育、部隊體育的廣泛發展。三是競技體育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鄭鳳榮打破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紀錄，乒乓球選手容國團獲得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戚烈云創造了第一個游泳世界紀錄。1965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運動會是我國體育事業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是向世界水平進軍的一個新的起點［25］?！叭笄颉狈硖嵘先粘?，國家體委主任賀龍1962年春在研究工作時指出“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成為體育界的共同誓言［26］。

體育停滯與緩慢發展階段（1967—1978年）?！拔母铩逼陂g體育事業也難以幸免，遭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初期體育組織管理體系全面癱瘓，全國體育系統由軍隊接管，群眾體育驟然降溫，體育競賽受到較大影響，一大批體育人士遭到批斗，這一時期體育跌入新中國成立后的低谷。隨著“文革”政治局勢的變化發展，體育事業逐漸走出低谷得到恢復。1971年為落實“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逐步改變國家運動隊某些項目青黃不接的狀況。北京體育學院組建了青訓隊，主要任務是為體工隊輸送后備力量和培養體育骨干，從全國各地選拔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體操、田徑項目的優秀隊員，共372名，學制兩年，為國家培養了大量的體育優秀人才，包括后來奪得世界女排“三連冠”的中國女排著名運動員曹慧英、楊希、陳招娣等人。這一時期“兵乓外交”使競技體育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功能，打破了中美兩國塵封20多年的外交堅冰，連尼克松總統也未料到靠小小的乒乓球恢復了中美外交。與此同時，中國重返亞洲運動會聯合會，與國際體育組織恢復了聯系。1975年《國家體育鍛煉標準》在全國推行，為學生體育和群眾體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2.3 騰飛發展：從體育道路探索到體育大國建設（1978—2012年）

1978年黨的各項工作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成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不同體制下體育發展道路探索的分水嶺。1978年以前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體育發展道路的探索，1978年以后開始對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進行探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體育領域的體制機制發生重大變化和調整，是深刻變動調整的時期，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體制改革調整階段（1978-1992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由階級斗爭變為經濟建設，體育事業的工作重心也從“集中精力抓政治運動”轉移到“抓體育業務工作”上來，體育迎來了改革的春天，在“以競技體育為先導，帶動體育全面發展”的戰略指導方針的指導下，啟動了訓練體制和競賽體制的改革［27］。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發展體育運動的通知》明確了20世紀內建成體育強國的奮斗目標。同年確立了“奧運戰略”。1986年頒布的《國家體委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拉開了改革序幕，通過改革領導體制、教育體制、訓練體制、競賽體制繼續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道路。這一時期體育工作者勇立潮頭，銳意改革，競技體育取得突破性進展，中國女排獲得“五連冠”，率先實現“三大球”翻身任務，振奮了民族精神，女排精神成為鼓舞各行各業為國爭光的精神動力。1984年許海峰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實現了中國奧運史上金牌“零”的突破，競技體育實現了騰飛。1990年北京舉辦的亞運會上，中國金牌榜和獎牌榜名列首位，確立了亞洲體壇霸主地位。群眾體育堅持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原則，對組織管理進行調整，促進體育社會化，鼓勵學校、企業辦高水平運動隊培養運動人才。此外，民族傳統體育也受到重視，國家舉辦了多次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這一時期的改革調整促進體育的科學化和社會化，為后期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體育轉型加速發展階段（1993—201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后加快了市場化改革，體育領域加快了體育轉軌的步伐，1993年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體制，國家體委出臺了《關于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提出我國體育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體育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由原來依賴國家行政手段辦體育轉為國家辦社會辦相結合，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出臺了6類29項改革措施，確立了以“六化六轉變”［28］為方向的改革思路。體育產品的市場化、競技體育的職業化推動了體育產業化發展。為推動“六化六轉變”，1995年頒布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奧運爭光計劃綱要（1994—2000年）》。2002年教育部印發《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推動了學校體育改革。2008年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金牌榜名列首位，標志著我國從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2010年為進一步促進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的轉變，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到2020年建立門類齊全、結構合理的體育產業體系和規范有序、繁榮發展的體育市場，形成體育公共服務與市場服務相互結合、體育事業與體育產業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在保留舉國體制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國特色體育發展道路。

2.4 全面崛起：從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2012年以來）

黨的十八大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即以新矛盾新目標新任務為標志的新時代，加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這一時期黨領導體育的思想產生了豐富成果，習近平關于體育工作的重要論述累計達180條以上，深刻回答了新時代體育事業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體育觀，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夢的高度強調體育的地位和價值，為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思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體育事業制定了新戰略，開啟了從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的新征程。

新時代體育事業堅持守正創新、與時俱進。習近平關于體育的重要論述是新時代體育工作的重要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隨著社會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轉化，體育領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日益突顯，黨中央高度重視體育發展，加快了體育事業改革發展的步伐。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將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強調要改善體育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拓寬體育產業發展新思路，推動體育產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力量。2015年將“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同年《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確立了五個“相結合”和“三步走”的足球發展目標，足球事業進入新階段。2016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指明了方向。同年《中國足球中長期發展規劃（2016—2050年）》明確了足球發展總體思路，對中國足球改革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2019年頒布的《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強調“要將體育事業建設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性事業”［29］，明確了總體要求、戰略任務、政策保障。2020年《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為深化中國特色體教融合發展、推動青少年健康發展提供了行動指南。2021年《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的發布，更加充分發揮全民健身對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多元功能?？傊?，在體育強國建設中，聚焦體育事業發展問題，不斷深化體育事業改革，科學規劃，將體育事業與民族偉大復興緊密相連，為新時代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新時代體育事業堅持以人為本、全面發展。2012年以來體育事業發展邁上了新的臺階，取得了輝煌成就。一是競技體育堅持新發展理念，從單一管理到“多元治理”的轉變，從注重以“金牌至上”到“以人為本”的轉變，積極構建競技體育新發展格局，激發新的發展活力。競技體育綜合實力穩居世界前列，服務國家戰略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顯，成績斐然，2013—2019年我國運動員共獲得808個世界冠軍［30］，成功申辦冬奧會、世錦賽、亞運會等重要國際賽事，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二是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助推健康中國建設。群眾體育需求增長迅速，全民健身日益普及，據統計2019年有近4億人經常參加體育鍛煉［31］，同時群眾健身賽事活動需求高漲，2019年中國境內(不含港澳臺)馬拉松共舉辦1 828場賽事，較2018年增加247場，同比增長15.62%［32］。體育場地設施建設不斷增加，截至2020年底全國體育場地371.34萬個，體育場地面積30.99億平方米，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20平方米［33］。相比2018年底全國體育場地270萬個，體育場地面積27億平方米，人均場地面積1.62平方米［34］，增長較為明顯。三是體育產業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體育產業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產業體系不斷健全，產業貢獻日益突出。據統計，2015—2017年我國體育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達到0.79%、0.87%、0.94%，體育產業對經濟的貢獻日益凸顯［35］。隨著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成功申辦，響應“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號召，冰雪產業飛速發展，2013—2017年我國冰雪產業規模年均增幅35.6%，高出同期GDP增速28個百分點，2017年實現總規模3 976億元［36］?？梢?，體育產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興產業。四是體育文化建設的戰略地位逐漸提升，為新時代體育文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內容更加豐富，優秀體育傳統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備受關注［37］，體育文博會、體育旅游博覽會等不斷涌現，傳播途徑更加多樣化，中華體育精神體育文化建設的格局初步形成。五是體育外交進入了開放友好的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體育在國家總體外交中的價值和作用，不斷鞏固深化各國之間的體育交流，迄今為止我國已與180多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體育友好關系［38］，體育領域的朋友圈越來越大。在“一帶一路”體育交流與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活動中，以體育為杠桿，帶動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的合作［39］，積極構建了公正合理、協商共贏的國際體育外交，樹立了和平友好的大國形象。

3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經驗啟示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在根本保證、價值理念、指導方針、資源配置、動力源泉、文化支撐方面，顯示出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體育發展之路。

3.1 根本保證：堅持黨對體育工作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40］“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41］，堅持黨的領導是做好體育工作的根本保證?；仡欀袊伯a黨體育實踐的百年歷程，黨領導體育發展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在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不同歷史階段，黨始終發揮著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作用，使體育工作在探索中成熟，在完善中發展，在深化中升華。黨的堅強領導為體育事業的重大發展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英明決策，使我國體育事業實現了從“東亞病夫”邁入體育大國、再到建設體育強國的偉大飛躍，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體育發展道路。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體育事業的發展必須一直并長期堅持黨的統一領導，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落實到體育事業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中去，牢牢把握體育改革發展政治方向，不斷推進體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為推進體育強國建設提供根本政治保證。

3.2 價值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保?2］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體育價值理念，與黨領導體育工作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謀健康的初心相印證，貫穿于中國共產黨體育事業的發展歷程，是紅色體育基因的傳承和發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紅色體育與革命戰爭有效結合，建立人民軍隊發揮大眾化的優勢，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提出的“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方針，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鄧小平指出“要把體育運動普及到廣大群眾中去”，對群眾體育開始重視起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江澤民指出體育的中心任務是保證人民的身心健康，必須把12億人口的體質搞上去［43］。胡錦濤強調“體育是人民的事業，要堅持以人為本”［44］。有關人均壽命的數據顯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5～40歲，到2010年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6歲［45］，表明中國共產黨充分踐行了發展體育的初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社會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矛盾的轉化，體育作為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益成為美好生活的需要。黨和人民政府滿足了人民對體育的期待，將“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國”同時上升為國家戰略，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滿足人民健身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體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46］，為體育強國建設提供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指向。黨領導體育工作的發展歷程中，身心健康始終作為人民幸福指數的重要指標之一，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持續增強。

3.3 指導方針：堅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體育事業始終堅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體育指導方針。既注重體育與經濟社會、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又注重體育內部自身的發展。在站起來階段，黨對體育事業的發展進行最初的探索，1959年國家體委提出體育工作要實行普及與提高相結合方針，之后體育事業的發展逐漸融入教育、外交等各領域，形成了相對完善的體育工作體系［47］。在富起來階段，黨對體育事業進行體制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在堅持體育管辦分離、政事分離的原則下，進行了管理體制與發展模式的重構，國家體委提出各類體育要協調發展的方針，實現體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強起來階段，面對新形勢、新要求、新任務，我國目前體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顯現，為實現體育強國建設的愿景，黨中央將體育事業融入“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中去謀劃，加強體育頂層設計，出臺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全民健身計劃（2021—2025年）》等綱領性文件，從整體著眼、科學規劃，進一步明確了體育強國建設的目標、任務及措施，形成了體育各門類、各領域協調發展的局面，黨的體育思想得到了升華，更具理論特質。

3.4 資源配置：堅持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體育事業落后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48］，逐漸形成了政府主導、部門協同、社會廣泛參與的體制機制，發揮出強大的凝聚力、動員力和協調力，充分調動了體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保障了體育事業的迅速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國女排獲得“五連冠”、率先實現“三大球”翻身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性的最好體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體育事業積極改革主動適應新形勢，發揮兩種體制機制的優勢并形成強大合力。2002年《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時期體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和完善舉國體制?！保?9］在競技體育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推進了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相結合的群眾體育，帶動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體育產業，彰顯了中國特色大國體育外交，形成了更具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的體育文化。

3.5 動力源泉：堅持改革創新雙輪驅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體育事業在圍繞不同時期重點工作的同時不斷堅持改革創新，使體育事業在繼承中改革發展，在改革中又不斷取得新進展，不斷釋放發展動力。新中國成立后經濟社會的恢復發展為體育事業奠定了良好基礎，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得以快速發展，此后受“大躍進”運動和“文革”的影響，體育事業遭受嚴重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及時調整體育政策，體育事業進入前所未有的改革發展階段，持續推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對體育規律的認識，拓寬體育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不斷汲取國外體育的優秀經驗，為我國體育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新時代體育事業始終堅持改革和創新，堅持體育新發展理念，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釋放體育發展新動能，不斷推進體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黨百年的體育實踐表明，唯有不斷堅持體育事業的改革與創新發展，才能促進體育又好又快發展。

3.6 文化支撐：弘揚中華體育精神

黨的十九大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保?0］體育文化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體育強國建設的根基和靈魂，有著深厚的紅色歷史淵源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中華體育精神作為體育領域的核心價值觀，是紅色體育文化的賡續與發展；引領體育道德風尚，對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凝魂聚氣、提神賦能的作用，激勵著體育工作者不斷取得輝煌的成績。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逐漸形成了以“頑強拼搏、無私奉獻、科學求實、遵紀守法、團結協作、為國爭光”為主要內容的中華體育精神。不同歷史時期，中華體育精神有著鮮明的時代符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逐漸形成的“紅色體育精神”，激勵軍民以體育救國為己任，生動詮釋了體育為民族、為人民的思想［51］。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時期，體育健兒在繼承紅色體育精神、奧林匹克精神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中華體育精神。1960年中國登山隊運動員不畏艱險，面對極其艱難的條件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創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新紀錄，“頑強拼搏，勇攀高峰”體現了這個年代的精神。20世紀80年代男排沖出亞洲，北大學子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時代最強音；中國女排獲得“五連冠”，女排精神深入人心，薪火相傳。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華體育精神不斷豐富完善發展，2019年中國女排第十次成功奪冠。2020東京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面對疫情的嚴峻考驗，取得參賽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使命在肩、奮斗有我”成為新時代體育人的形象寫照?？傊?，中華體育精神承載著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追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事業的文化支撐，具有最持久、深層的力量，為新時代體育強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4 結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體育事業的發展歷程經歷了紅色體育興起、新中國體育創建和道路探索、體育大國建設、體育強國建設4個時期，深刻詮釋了體育事業“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黨領導體育事業的發展史，是雪洗近代民族屈辱、使中華民族屹立世界體育之林的歷史，是不斷增強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的歷史，是弘揚中華體育精神、提供強大正能量的歷史，是壯大體育產業力量轉型升級促進經濟發展的歷史，是體育事業實現由“東亞病夫”向體育強國偉大飛躍的歷史。新時代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育發展道路，在統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個大局”中謀劃體育事業發展，進一步明確戰略舉措，貫徹新發展理念，樹立大體育觀格局和大健康理念，把體育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標志性事業的戰略高度，協調群眾體育、競技體育、學校體育之間的關系，推動體育供給側改革，完善體育公共品服務體系，加快體育產業發展，繁榮體育文化，推動體教融合，加強體育對外交流，服務大國特色外交，講好中國體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