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報告的多維特征、多重價值與合理利用*

丁 怡 魏 弋 陳 潔 李 剛

（1.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江蘇南京 210023）

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影響下，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全球治理機制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在國際競爭的領先地位受到影響，尤其是先進產業發展方面。20 世紀初，美國政府為了緩解社會動蕩，推動經濟發展，便已開始建立專業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提供政策分析，輔助決策，即美國智庫的開端。 美國智庫從雛形初露發展至今，智庫建設體系日臻完善，決策咨詢能力日益提升。 智庫報告作為智庫主要研究成果，是政府制定重大方針政策的科學參考依據。自2017 年1 月特朗普政府執政，到2021 年5 月拜登政府通過《無盡前沿法案》，美國國會、政府及重要智庫共發布450 份對華政策文件和研究報告輔助決策，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內容，尤其是中國科技發展與中美科技關系相關內容［1］。

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 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作為世界頂級科技政策智庫［2］，發布了《漢密爾頓指數：評估國家在先進產業競爭中的表現》報告（以下簡稱漢密爾頓指數報告）［3］，發現與主要競爭對手相比，美國在關鍵先進產業產出方面出現下滑趨勢，并提出通過制定“要素投入”政策與實施目標直接激勵政策追趕差距，提高先進產業產出，強化美國供應鏈。 美國智庫報告作為一種重要的情報源，通過對美國國情信息與國際形勢的精準獲取、 深度加工與分析，成為引導美國科技發展與政府決策的“耳目、尖兵、參謀”。

美國智庫通常根據自主定題或客戶委托課題完成研究報告，并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發布。 一方面，智庫通過機構官網發布研究成果（發行期刊、研究報告、書籍、快報等）；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多媒體等可視化技術將成果展示給目標客戶與公眾媒體等；同時研究人員還可以開展小組討論、辯論、圓桌會議等活動討論熱點問題、宣傳研究報告［4-5］。 美國智庫報告是智庫研究人員思想產物的凝結，是對美國智庫研究的繼續深化，具有戰略意義與學術價值，需要對其進行全面且深入地研究，為進一步完善智庫實踐提供理論指導。

1 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的多維特征

1.1 從報告類型角度

智庫報告類型往往由國家治理模式和智庫自身屬性等方面決定，每一篇智庫報告會以一個目標為導向而形成研究內容，因此本文根據報告形成目的將美國智庫報告分為分析型、反饋型、研究型與外交型四類，并歸納出對應的特征屬性。

分析型智庫報告是指描述某一事件、某種形勢的背景、成因、經過和可能帶來影響的報告。 美國智庫普遍關注國際形勢發展與全球結構變化，因而針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型智庫報告在美國智庫報告中占有重要的比例，往往會基于全球視野，宏觀考察并分析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與發展水平，如ITIF 自2008 年起發布的近千篇報告中，不乏對美國先進技術、經濟建設、能源環境等方面在全球的發展變化趨勢進行詳細分析。此外，美國分析型智庫報告還側重于從國內發展態勢進行分析，這些報告往往以問題為導向，以剖析美國國家建設與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為主，能夠“對美國立場的錯誤樂觀感”進行批判與解析。 雖然部分美國智庫報告在分析國內外形勢與格局時可能會受到國家間的聯盟與競爭關系等主觀因素影響，但這類報告仍然以為美國乃至全球進行總體畫像為目的，具有較強的全局性與宏觀性，對于輔助決策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反饋型智庫報告是指對國家政策、戰略、事件等進行回應、給出建議的報告。 這類報告一方面圍繞社會輿情、應急事件作出回應，既是為回應事件本身提出實操性強的建議與舉措，更是回應公眾對事件的猜測與知情權，通過發布反饋型智庫報告的形式為公眾揭露事件真相、統一社會認知、澄清相關不利謠言，因此具有鮮明的即時性、互動性特征，通過給予反饋達到引領社會輿論、保持公眾與政府、國家之間信息對稱的目的；另一方面圍繞國家重大戰略、政策法律法規的全流程產生機制形成反饋型智庫報告，以此達到了解戰略部署成效、政策落地情況以及社會公眾需求的目的，實現智庫有效嵌入政策全過程，保障智庫服務決策的能力，因此針對國家戰略的反饋型智庫報告一般具有戰略性、實證性等特征。

研究型智庫報告相較于其他類型智庫報告而言更偏向于學術研究、理論創新。美國研究型智庫報告可總結為兩類：一是圍繞學術界熱點問題與前沿問題的研究報告，這類報告學術價值與理論創新價值相對較高，能夠達到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目的，是美國智庫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重要產物，專業性、學術性較強；二是不同智庫的專家團隊自主關注的焦點問題研究，這類報告往往基于不同專家團隊的研究習慣、研究興趣與研究優勢開展，具有較高的靈活性與自我驅動性，報告所涉及的內容未必是當前最為關注的話題與領域，其影響力在短期內難以進行準確評估，但一定程度上能夠作為儲備研究，對某一學術領域的發展趨勢產生影響。因此，美國的研究型智庫報告除了具有較高的專業性、 權威性與科學性外，還具有儲備性與前瞻性，能夠發揮推動學科發展與學術創新的重要作用。

外交型智庫報告是指發表智庫自身與智庫背后利益集團的價值觀、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的報告。一方面，美國智庫在運營過程中會受到利益集團的捐贈與支持，其政治立場易受該利益集團的影響甚至操控，因而會通過發表外交型智庫報告的形式傳達利益集團的思想主張，言論主觀性較為顯著；另一方面，不同類型的美國智庫會從智庫本身聚焦的研究領域代表國家發聲，推動甚至催化國際關系變化與發展。 美國智庫通過發布外交型智庫報告既能夠達到吸引相同價值傾向與相同政治立場的國家與智庫的目的，成為這些國家或智庫的交流合作平臺與樞紐，又能夠達成影響公眾認知、引領社會價值觀與輿論導向的目的。如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等知名智庫通過發布研究報告的形式深化中國學研究，部分報告內容政治性、主觀性濃重，影響了美國公眾對于中國的認知，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美關系走向緩和的進程。 由此可見，外交型智庫報告政治特征鮮明，其主觀性也較為明顯。

1.2 從報告內容角度

1.2.1 政治性

美國智庫報告的政治性是對美國智庫自身定位的一種延展和深化的體現。 ITIF 和絕大多數美國智庫都是“講政治”的，其研究報告都有價值觀的設定。漢密爾頓指數報告顯示，隨著中美兩國之間科技競爭升溫，中國先進技術產業的全球份額正在躍升，與美國構成此消彼長的局面。 這份報告的基本政治基調和華盛頓的政治風向完全一致，鼓吹科技領域的“中國威脅論”。一方面，從機構目標與價值觀角度來看，ITIF 以推進加速技術創新進程的公共政策為目標，ITIF 研究成果是制定有關技術、創新和全球競爭問題的政策議程和制作原創研究報告和分析評論?？梢钥闯?，ITIF 的目標和價值觀決定了其智庫報告所關注、考慮的問題和評估政策問題、得出結論和提供建議的分析框架，所以美國智庫研究報告是對企業文化的一種展示［3］；另一方面，美國智庫的掌舵者和研究人員都屬于“吃政治飯”的，由于美國特殊的政治系統與智庫之間的旋轉門機制， 智庫專家亦官亦學，都具備政治人和學術人的二重人格。 羅伯特·D·阿特金森是ITIF 的總裁兼創始人，曾擔任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中美創新政策專家組聯合主席，領導的研究團隊制定了技術創新和公共政策交叉點等一系列關鍵問題的議程。 同時也是北極星理事會的創始成員，為美國政府問責局的科學、技術評估和分析（STAA）團隊提供國會和國家面臨的緊急和新興問題的建議。

1.2.2 權威性

美國智庫報告的權威性主要體現在其報告內容中理論、方法以及研究團隊的嚴謹性與專業性。蘭德公司對高質量研究報告的標準進行了明確界定，提出了六大指標，其中就包括嚴謹性，主要是指智庫的研究報告需要來源于高水平、可復制的科學發現和事實，以能夠輔助利益相關者支持進行基于證據的決策為評判依據［6］。首先，科學扎實的研究理論保障了智庫研究報告的系統性與有效性。美國智庫報告的總體框架往往是在某一科學理論基礎之上搭建的。此外，高水平的研究人員保證了智庫研究報告的專業性與可信度。 根據ITIF 官網提供的職員信息可知：該智庫研究人員獲碩博士以上學位的占比為71.4%，其中博士占比為25%；研究人員的學科背景十分多元，以經濟學為主，共涉及14 個學科，包括氣候學、公共政策、數學、公共關系、新聞傳播、文學、哲學、生物學、公共安全、管理學、法學和城市規劃等；研究范圍十分廣泛，多學科背景為智庫研究報告內容的多元視野與多重角度提供了保障，在提升研究報告內容可信度與權威性的同時，通過不同學科復合交融也增強了內容的創新性。

1.2.3 中立性

智庫報告的中立性特點往往由智庫機構的獨立運行所決定，是指智庫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基于公允的立場形成研究報告參與決策咨詢。 智庫報告要求智庫研究全流程堅持中立立場，能夠不偏不倚地提出政策主張與對策建議，突出其政策主張背后的知識依據與邏輯性，參與政策進程，為決策規避風險［7］。 漢密爾頓指數報告強調政策研究的科學性，沒有跟隨歐盟提出的“數字主權”政策傾向，提出歐盟28 國在信息技術和信息服務方面日趨專業化，作為一個整體考慮時，專業化程度比美國高12%，并指出中國憑借百度、騰訊等數字企業推動相關產業發展，成為技術經濟上真正的挑戰者。智庫報告往往以問題為導向，形成好的政策決策，這就需要在利益博弈過程中以公共利益作為出發點，不受國別差異影響，盡量避免利益相關方的干預，降低政黨集團的干擾，以及與具有特定利益的組織和個人產生捆綁或牽連影響?？梢钥闯?，美國智庫報告結合當前美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外交以及國家安全等問題，研究過程不預設特定的政治立場與政治傾向，實事求 是 地 開展 研究［8］。

1.2.4 客觀性

智庫研究報告的客觀性側重于內容的科學性與專業性。 科學性涉及智庫的研究從選題到最終產出的所有環節，如選題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概念、定義、論點是否正確，論據是否充分，分析是否恰當，邏輯是否合理，方法能否經得起推敲，數據能否經得起驗證，證據鏈是否完整等［9］。從專業角度來說，智庫研究是以數據和事實為基礎展開的政策分析與政策咨詢的過程，智庫研究報告主要以數據、信息為主驅動研究，通過大量引用統計數據、事實數據與專家觀點等資料，不斷提高決策質量。 如ITIF 通過撰寫原創分析報告為決策者提供詳細的、易于實踐的政策建議，機構主要聚焦于數據與隱私保護、數字經濟、闡釋新興技術、中美貿易戰和高科技等方面［10］，遵循分析嚴謹、政策使用、獨立而不帶有任何偏見的研究準則，設計了漢密爾頓指數、創新指數［11］等指標模型參與科學研究與論證，為國家制定先進產業和技術戰略提供決策支撐。

1.3 從研究方法角度

嚴謹合理的研究方法是智庫報告邏輯性與穩健性的保證。 美國智庫報告中往往都會專門設置一節介紹報告使用的研究方法。 原創性研究貫穿情報全流程，從議題選擇、數據處理、分析預測到最終形成報告，是美國智庫制定報告過程中堅持的重要研究方法。 美國智庫報告原創性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概念性原創。ITIF 漢密爾頓產業戰略中心提出原創性評價指標“漢密爾頓指數”，按國家為單位，僅將產業粒度級別限定于主要產業組別，歷時性的考察其在全球產業中所占的份額，對世界主要國家在先進產業中的創新力與競爭力進行評估，增強了結論的可信度；二是模型工具性原創。 大部分美國智庫報告使用的研究方法仍然以通用性較高、使用時間較長的傳統方法為主，但也會根據研究需求自主研發創新方法與模型。 如蘭德公司成立至今，年均發表350-400 份研究報告，其核心點就在于擁有一套系統的研究方法體系。 蘭德公司開發的德爾菲法、系統分析法、博弈論模型和預測、路線圖、行動熱點法、專家棱鏡系統等，在社會公共政策領域應用廣泛［12］。

循證研究也是智庫報告研究方法的體現。 在循證決策的證據環節中，證據來源是數據，數據既是證據的基礎，也是循證決策的起點［13］。針對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的特征，報告的大量數據轉換為有效證據的流程都涉及兩個關鍵因素：一是依托大量數據作為證據的基礎；二是依托專家隱形知識進行分析。遵循智力融合與加工-證據選擇與驗證-證據評價的原則，通過融入專家咨詢意見、專家經驗等隱性知識，經過證據分析處理環節，最終確定此來源是否為有效證據。

1.4 從研究效果角度

1.4.1 嵌入政策過程

智庫作為美國政府科學決策的外腦，積極參與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政策過程。 政策過程包括問題確認、形成建議、決策過程、選定政策、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六個階段［14］，美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大概的先后順序是：美國智庫→美國政府以及國會→出臺公共政策［15］。智庫報告作為政策方案設計、呈現的主要方式，是智庫發揮參政議政、服務公共利益作用的重要途徑，通常以議題驅動為主，圍繞熱點問題開展前沿政策研究，通常能夠針對涉及領域的公共政策提出周密的看法，有效地將“情報”轉化為政策建議，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影響政府決策，有力地彌補政策決策體系存在的不足。蘭德公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新美國安全中心和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圍繞“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議題從美國國家戰略安全、中美大國競爭和軍事防務安全等視角展開研究，自2017 年起密集推出《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16］、《人工智能對核戰爭風險的影響》［17］、《與中國的技術競爭》［18］等相關研究報告為美國政府建言獻策，推動美國政府發布《美國人工智能倡議》，正式將人工智能上升到美國國家戰略的高度［19］。 可見智庫報告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1.4.2 打造全球性品牌

智庫報告的品牌建設與智庫定位緊密相關。 智庫直接參與到某項政府決策中，智庫報告作為研究成果影響或介入政府決策，甚至被直接采用，形成咨詢建議，是其提升決策影響力、強化品牌建設的重要因素。智庫通過智庫報告形式，參與全球思想博弈，塑造美國在全球的話語體系。 布魯金斯學會定期在網站發布研究報告等智庫成果，瞄準世界變局與全球先進產業，疏通傳播渠道，有效提升智庫地位，強化智庫機構全球品牌建設。 作為典型的智庫產品類型，智庫報告主要有簡報類、專題研究類和基礎研究類等，有些是具有自身特色的分析模型工具［20］，可以突出智庫特色，聚焦當下國計民生、全球演變重大話題的智庫研究與成果，緊密圍繞機構品牌戰略需求，承載智庫機構的品牌價值，不斷增強國際話語權。ITIF 作為“領先且最多產的技術政策智庫之一”［21］，積極打造全球領先科技智庫品牌，對于中國持續開展創新政策與競爭力跟蹤研究，結合其在中美媒體上的高曝光度，不斷推出并發布研究報告，具有較高的社會影響力。

2 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的多重價值

2.1 情報價值

美國傳統的情報模式是一個線性過程，是通過任務分配-收集-處理-利用/分析-傳播產生的［22］。研究報告作為智庫產品，在產生過程中離不開情報收集與情報分析方法的使用。美國智庫報告往往通過對研究主題相關的數據和材料進行高度整序和系統整理，綜合考慮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進行決策，提供了源自報告本身的重要數據和信息資源，很大程度上也是智庫機構研究領域的反映與國家關注熱點的折射。ITIF 發布《5G 和下一代無線：對政策和競爭的影響》［23］、《美國政府幫助私營部門開發物聯網的舉措》［24］、《美國需要人工智能國家戰略的原因及其愿景》［25］、《區塊鏈之政策制定者指南》［26］等有關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主題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美國對新興技術的關注與研究，并為新技術落地提供政策支持與應用環境，是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幫手。此外，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的情報價值還體現在背后的人際情報網絡價值。 人際情報網絡是以挖掘人際網絡中情報資源為導向的，可以表現為個體輻射網絡和組織社會網絡［27］。 對美國智庫研究報告展現的人際情報網絡中涉及的人、機構、國家的網絡進行全面和深入捕獲，可以獲取更全面的競爭情報。

2.2 證據價值

智庫作為以公共政策為核心的專業性決策咨詢機構，以證據導向為核心的循證實踐既是智庫建設的一項基本職能［28］，也是智庫政策研究的基本范式［29］。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大量的事實和證據，隨著循證決策的發展，證據對智庫研究的意義日益凸顯。智庫研究報告在歸納、總結政策問題的基礎上，系統收集了議題相關的證據信息，是建立在客觀實施基礎上的科學研判，為政府決策咨詢提供參考。智庫視角的研究更關注基于數據和信息的政策分析，是一種基于科學證據驅動的政策研究。 如漢密爾頓指數報告對比了所涉產業的國家（地區）總產量及其全球市場份額、各國占全球GDP 比重以及單項產業各國家的全球份額等數據，并結合考察國家的經濟扶持政策、生產力規模、人口增長情況，綜合分析了世界范圍內先進產業的表現。 不同來源數據間的融合與關聯，可能會產生更有價值的情報［30］。 智庫報告作為智庫循證的產物，除了強調從嚴謹的數據來源，還重視多方面的政治、經濟、社會考量因素等，具有綜合的證據價值，推動決策咨詢決策有據可依，有效提升了智庫研究的可靠性。

2.3 知識價值

咨詢決策既包含對問題的思考與謀劃，也包含對問題的處理與決斷，無論處于那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對知識的運用［31］。 研究報告是智庫機構將已有的數據、信息融合專家經驗等隱性知識產生的新的知識結果。 一份高質量的智庫報告不是單純的數據堆積，也不是單純的知識普及，更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由智慧創造出的有價值的新思想、新知識［32］。 報告是智庫研究能力的體現，智庫以報告為載體，利用不同的信息組織和加工方式，將這些專業知識呈現出來并進行傳播［33］，推動智庫持續開展深入研究。 ITIF充分發揮研究優勢，在創新與競爭力、IT 技術和數據、電信、貿易與全球化、生命科學、農業生物技術和能源等［34］領域發布智庫報告，充當政策顧問的角色，為解決國際問題與本國事務提供方案。 獲取知識就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知識共享、知識創新與利用。智庫報告不單單只是滿足智庫機構內部的使用需求，一定程度上可以滿足智庫之間、智庫與政府、智庫與公眾的多層級交流，以知識共享的方式，實現知識傳遞，提升了知識價值。

2.4 預測價值

研究報告是智庫發揮其影響的一種重要方式，智庫常年堅持決策分析，在發現問題之后，往往通過發布智庫報告形成情況分析與解決方案，提出事件預警。一般情況下，智庫報告選定的研究主題大多是當前內政、外交關注的熱點，或具有前瞻性、能夠為決策者起到預見作用的政策問題。 這類問題主要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角度出發，能夠對未來決策現實提供政策導向與預警信息。 漢密爾頓指數報告指出美國電氣設備、機械及設備和機動車輛等方面的全球市場份額正在進一步縮減，這對美國關鍵先進產業發展起到警示作用。 國會應該通過并充分資助當前已被提出的競爭力法案，并與拜登政府啟動“登月計劃”，以期在十年內將先進產業在美國經濟中的相對集中度提高至少20%?？梢钥闯?，智庫研究報告以現實的政策問題為導向，以戰略眼光審視大勢，認清機遇和挑戰，準確分析不利環境和有利條件，從而未雨綢繆，系統謀劃，能夠對決策問題形成預判，形成的建議對策有利于服務支撐對象趨利避害，贏得發展的主動權。

2.5 交叉互證

美國智庫研究報告針對同一事件，會利用多重情報源來證明，通過交叉互證的方式證明事件的真實性。就美國智庫報告而言，側重強調通過數據互證的方法進行驗證。 數據互證往往是指通過使用不同的方法對于不同來源的數據進行交叉驗證。 如蘭德習慣于數據至上的哲學思維，同時，蘭德公司區別于其他知名智庫的最大特點是技術人員特別多，善于進行量化分析和實證研究，能為客戶提供最客觀、最真實的調查數據和分析結果［35］，所以基于海量數據完成的智庫研究報告的情報源必定是多元的，同時在技術人員處理以后并且結合權威專家的判定，實現了交叉互證，保證了數據的一致性與情報的準確性。

3 美國智庫報告的合理利用

3.1 了解美國智庫報告的政治傾向

深入挖掘分析美國各類智庫報告信息，形成重要開源情報是我國了解美國政治立場與價值偏向的重要途經之一。ITIF 通過發布漢密爾頓指數報告，指出美國正面臨著中國在先進產業發展方面的重大威脅?？梢钥闯?，美國從定位上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試圖在高技術領域升級競爭戰略［36］。由于美國智庫背后往往會有不同利益集團的捐贈支持，因此部分美國智庫報告會反映美國利益集團的思想與立場，同時也會代表國家發聲，從本國立場與視角描述現象、闡釋成因、制定方案。 因此我國亟需系統收集并分析美國不同類型智庫的研究報告，從中分析判斷出美國各智庫的政治傾向，打造與親中智庫及其學者的友好交流平臺，通過促進智庫交流，學術交流、文化交流實現兩國政治交流、緩和中美關系，同時也對政治傾向較為偏激的智庫及其研究人員采取相應措施，謹慎防范美國偏激政治思想與價值取向對我國的滲透與侵犯。

3.2 辨析美國智庫報告的公開目的與意義

明確美國智庫報告的公開目的與意義，才能精準定位報告的受眾對象，提升智庫報告價值，完善智庫咨詢服務能力。 高水平的研究報告作為美國智庫主要產品，除了一定數量的報告內容會轉化形成國際秘密內容外，大部分報告會公開發布。美國智庫公開研究報告的目的之一是要使研究項目進入公眾視野，吸引客戶進行購買；另外一個目的是通過發布智庫報告來塑造接收者認知，進行文化輸出。 如ITIF通過發布《國家先進工業和技術戰略的聯邦統計需求》［37］報告，指出隨著中國和其他強大經濟競爭對手的崛起，美國聯邦政府應加強數據收集和利用工作，加強戰略性經濟情報建設。再如蘭德公司的軍方色彩濃厚，因而其發布的智庫報告向來喜歡渲染中國威脅論，以爭取國會預算。 因此，在拿到美國智庫研究報告時，既要重視報告本身的價值，同時也基于報告的文化性特征進行背景分析。

3.3 判斷美國智庫報告的內容真實性

智庫處于開放度較高的社會網絡中，智庫報告必須以科學決策為目的，服務于國家的整體戰略利益與政策建議，為決策咨詢提供事實依據。 ITIF 接連發布《利用連接、自動化和智能技術變革全球經濟》［38］、《數字經濟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在13 個關鍵問題上實現平衡》［39］、《美國的全球數字經濟大戰略》［40］等報告，關注了代表性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現狀，重點反映了利用新興技術推動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相關研究熱點問題。 智庫報告作為客觀事實的反映，應當有效獲取、整合、共享來自學術界、政界、媒體領域以及商界等多維度信息，融合機構專家的隱性知識資源，形成有價值的信息反饋，避免信息缺乏或信息虛假產生的風險，充分體現智庫研究報告的咨政功能。 因此，在利用智庫研究報告時，需要判斷報告內容的真實性、主題契合度與研究專指度，分析研究全過程的數據源、技術方法與應用模型，評估解決措施的效果與影響，保證政策咨詢的可靠性、科學性與可操作性。

3.4 利用引征信息源獲得更多的原始數據

美國智庫報告一般都廣征博引，會詳細引證大量的原始數據，包括數據庫數據、學術論文、訪談資料、問卷數據、政府數據、評估數據等，這其中包含大量灰色文獻和特種文獻，這些數據資料是我們平時從商業數據庫中無法獲取的。 漢密爾頓指數報告在進行產業評估過程中，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供的66 個國家的歷史性產業產出數據為主要數據源，獲取了評估對象的實際產業值，保證了評估過程的有效性。因此，智庫機構應當對研究報告中引征的開源信息進行有序化處理，并且做好存檔工作。這樣不僅可以針對原始數據進行及時的復盤，避免了信息不對稱及研究者被研究報告的誤導，而且可以編制出美國灰色文獻、特種文獻、特色文獻的信息源目錄。

3.5 評估美國智庫報告的影響

我國需要辯證對待美國智庫報告產生的影響。一方面，美國智庫報告對我國的影響表現為兩方面：首先它是了解美國對華態度與戰略政策的重要開源情報，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國制定外交戰略、處理中美關系等決策；其次作為我國評估自身經濟建設、科學技術等領域發展水平的參照物，通過國外智庫的研究視角了解目前我國各領域在全球的發展態勢，從而更加全方位推動國家發展；另一方面，美國智庫報告對其自身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一是影響美國制定政策以及重大戰略部署，尤其是對華政策與戰略的制定，從而影響國際格局變動；二是影響美國社會公眾的認知與價值觀，由于美國智庫普遍會在官網公開發布各類型智庫報告，因此公眾很容易了解智庫研究動向、獲取智庫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思想與價值塑造。因此，精確評估美國智庫報告的影響，能夠更加充分地了解國際局勢，輔助我國重大戰略決策、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提供有效支撐。

4 結語

隨著當今社會形勢的發展，國際局勢仍不穩定，各種矛盾時有發生。 智庫報告是智庫知識組織與信息融合的重要成果，無論是參與國際政治戰略的謀劃與制定，還是推動先進產業的發展，都起著關鍵性的咨政、參考的作用。本文聚焦智庫報告視角，通過對報告特征屬性與價值意義的分析，提出智庫報告利用的關鍵要素：首先，明確研究報告的政治傾向，保持客觀的政治立場；其次，清楚報告公開的目的與意義，有效判定其運用價值；再次，基于報告的原始數據掌握報告的真實內容；最后還要有效評估報告嵌入政策過程的影響和最終成效，提升全球影響力，以此強化智庫報告輔助決策咨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