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視角下初始資源稟賦對中小企業可用資源的作用研究

李曉翔 張樹含

(1.安徽大學商學院； 2.安徽大學經濟學院)

1 研究背景

中小企業受限于自身規模、生存壓力和成長需要，亟待在外部環境中尋求可用資源[1]。在當前互聯網時代，通過合作共享、股權債權融資以及申請政府補助等途徑獲取外部資源，對中小企業緩解自有資源限制問題尤為關鍵。特別是，中小企業由于缺乏穩定的資源獲取途徑、可供參照的對象等，以及對內外部資源形式、類別、來源等的認知結果和獲取能力存有差異，經常表現出明顯的主觀性和多樣化特征?，F有研究經常從管理者格局、視野等角度，泛泛解釋中小企業決策與行為差異化的成因，且對成功者決策智慧的贊美多于嚴謹的溯源分析。從資源角度看，這些格局、視野實則是管理者對可用資源的認知結果[2]。

近年已有研究認識到可用資源構成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決策與行動的重要依據，并對其內涵、形式與作用展開卓有成效地探索[3]，但過于強調個性化、復雜性特征，缺乏對其影響因素、形成機制等的關注和分析。這造成相關研究結果的實踐應用受限。實際上，可用資源搜尋方向與范圍的選擇帶有明顯且穩定的主觀偏好，正如有些中小企業偏好銀行借貸，有些則偏好互補互惠式的資源合作。根據烙印理論，個體與組織在核心敏感期中的經歷會對之后的特質與行為產生持續且一致性的影響[4]。初創階段是企業首個且必然需要面對的關鍵敏感期[5]，這一階段的資源稟賦以及塑造而成的認知模式、行為規范，將對中小企業之后的行為表現，特別是資源獲取相關的決策與行動，產生持久且重要的影響，即存在烙印效應。因此，本研究基于烙印理論探討初始資源稟賦對可用資源的作用機制，以試圖回答中小企業的可用資源為何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烙?。航庾x中小企業可用資源差異化的重要視角

一直以來，相關研究熱衷于探討中小企業如何基于自身資源進行科學、理性的決策與行動，卻忽視了包含想象、構思、預期等在內的主觀認知對資源識別和利用的重要作用[6]。實際上，中小企業可用資源在當前互聯網時代早已超出自有資源范疇，拓展至由內外部環境認知決定的資源空間，并存在明顯的主觀性和個體差異。盡管已有研究發現，創業者想象與構思某些假設場景中的應對措施有助于爭取到理想的投資者以及可用資源[7]，并且想象的質量對企業成功至關重要[8]，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預期可用資源的存在和作用層面，對其影響因素及差異化來源過程缺乏必要的關注。中小企業成立初期的組織文化、決策偏好、行為范式等因素多處在構建或非正式階段，受當時資源要素等情境條件的影響顯著。而初始資源稟賦所影響的企業資源認知和利用方式一旦形成，容易產生持久影響，正如烙印那樣存在和體現于之后長期的決策與行動中，構成解讀中小企業可用資源差異化的重要視角。

烙印理論由生物學引入組織研究領域后，在個體、組織等層面均得到廣泛關注與探討[9]。在個體層面，早期成長經歷、時代背景等會深刻影響企業管理者的認知與行為模式，導致其決策與行為表現出持續且一致的習慣偏好。在組織層面，初創期的先天條件、遭遇的事件以及重大決策等會對后期發展產生持續性的影響，管理者個體層面的先前經驗等也可傳承至企業中并形成烙印。相關研究也經常強調外部環境，特別是宏觀環境、制度環境等帶來的烙印，旨在建立不同時間點之間的靜態聯系，但這無法進一步解釋相同時代、相同環境中企業行為特征與相關烙印的個體差異。近年有研究嘗試從初始資源狀態角度解釋企業創新異質性的原因[5]，卻未曾挖掘不同類型初始資源對企業未來決策或行為影響差異的深層次解釋，特別是初始資源稟賦對企業未來探索可用資源烙印效果的內在機理研究甚少。

2.2 初始資源稟賦與中小企業可用資源

根據烙印理論，初創期間的資源稟賦制約著創業者及創業企業的行為空間，并引導其形成穩定的認知邏輯與能力、行為偏好與范式等，繼而持久影響未來可用資源的識別與利用[4,5]。盡管初創企業通常新生弱小、資源有限，但是資源需求、資源結構依然存在明顯的個體差異。部分企業的現有資源因為需求小而能夠滿足所需、甚至存在富余。匱乏與富余對應兩種不同的資源狀態，并且存在不同的作用表現與作用機制而需分別探討[10]。因此，本研究主要關注初始資源稟賦的數量與結構維度。其中，數量分為富余、匱乏兩種獨立且互斥的狀態，結構差異則體現于以沉淀資源還是非沉淀資源為主。關于可用資源，中小企業已突破所有權邊界延伸至由認知所能觸及到的多維度邊界，包括能力、權力、效率3種無形且可變的資源邊界[11]，具體定義及內涵見表1。

表1 可用資源定義及內涵

中小企業初始資源即便富余也無力支持大型研發項目，但可以增強企業搜索與吸收環境信息的能力，增進其對外部可用資源的認知與了解[14]。例如，政府針對科技型中小企業常有扶持政策，資本市場也尤為關注與青睞這類企業，富余的資源顯然能夠支持他們獲取相關信息。初創時的組織結構、經營戰略等均處在探索與建構階段，中小企業為獲取與利用外部資源會根據政府政策、資本方要求進行申請、建設。這將形成獨有的資源搜索重點與范式，并持續影響未來的資源獲取與利用能力，產生烙印效應。另外，中小企業經常通過資源的互惠互補，以合作等途徑爭取外部可用資源，富余的初始資源顯然有助于吸引潛在的合作對象。關注并致力于合作同樣會影響中小企業內部建設思路和外部發展戰略，促使其生成更多外部廣泛需要的互通性資源，這種發展導向與路徑也會產生烙印效應。

可見，富余的初始資源有助于提升中小企業資源獲取的視野與能力，并將穩定且持續地影響未來可用資源，但是這種烙印效應是一把雙刃劍。過度關注和強調如何搜索與獲取外部可用資源，并據此設計戰略、組織結構等，將促使中小企業青睞于開發短期機會，放棄內生式成長，一旦形成烙印在后期則難以變更。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小企業若未能繼續開發出對他人有利的高互通性資源，其資源能力邊界的進一步拓展將受限。另外，過度富余的資源容易造成決策的隨意性、盲目性[15]，特別是中小企業戰略目標與發展路線等處于探索與形成過程時，過度富余的資源不僅支持自由探索，也會導致目標模糊、戰略搖擺，這些均不利于準確的定位與實現資源合作。由此可見，過度富余的初始資源將使中小企業缺乏創新動力，由此逐漸形成的行為范式、慣例等將不利于資源能力邊界的拓展。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a從數量角度看，初始資源富余與中小企業資源能力邊界呈倒U形關系。

資源效率邊界取決于企業內外部效率平衡時的狀態與結果，其拓展意味企業在更多領域、更大范圍有著更高的資源利用效率[11,12]。根據資源約束理論，企業在資源有限甚至匱乏情境下更加關注資源的整合與利用效率[16]。在初創階段感知到的資源匱乏及相關壓力顯然將提升中小企業的行為效率與危機意識，其注意力將圍繞如何控制費用預算、優化業務流程等展開以控制成本。這些意識與努力將以制度安排、文化烙印、流程范式等方式固化與傳承，使企業更加敏感于資源成本與利用效率，繼而推進資源效率邊界的拓展。另外，從開發或探索式市場與技術策略選擇的角度看，初始資源匱乏的壓力迫使企業尤為關注短期獲益，偏好開發式策略，積極吸收與應用新知識、新技術快速改進已有業務流程，以不斷地增加相對外部環境的效率優勢。這些受資源匱乏影響而不斷形成的戰略選擇，以及相應的活動安排同樣具有穩定性、長期性等典型的烙印特征，促使中小企業延續早期的發展模式與路徑，并不斷拓展資源效率邊界。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b從數量角度看，初始資源匱乏促進中小企業效率邊界的拓展。

合作地位以及談判、決策權力來自所擁有、所提供資源的稀缺性，而中小企業通常難以基于資源數量獲得地位，只能依賴特定類別的稀缺資源，由此吸引合作伙伴的關注并增強合作地位[17]。資源根據流動性高低以及是否面向特定主題，可分為沉淀或非沉淀資源[18]。前者如科技創業過程中常見的專業知識、科技成果、科技人員，后者如現金、可靈活變現的資產等。不同資源結構反映著初創期重點掌握、倚重的資源類別以及創業動機的差異性，而這些將對初創期的戰略導向、發展路徑等產生重要影響。初創期以沉淀資源為主的資源結構，代表企業主要依靠關鍵知識與技術、優質創業團隊或獨特商業模式等生存，這類企業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更易形成關鍵、稀缺的資源及合作優勢，繼而拓展資源權力邊界。另外，中小企業的優勢經常來自機敏感知與靈活把握機會[19]，而分散在企業內部的沉淀資源由于支持員工自由探索，更易促成機會實現以及資源權力邊界的拓展。相反，中小企業非沉淀資源數量極為有限，難以據此形成稀缺性資源以及合作談判優勢。根據烙印理論，中小企業基于初始資源結構形成的機會實現方式以及優勢來源等將穩定存在，并持續且一致地影響資源權力邊界，表現出烙印效應。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c從結構角度看，沉淀資源為主的初始資源結構促進中小企業資源權力邊界的拓展。

2.3 機會認知邏輯的中介效應

認知是重要的心理學概念，涉及注意力、記憶、推理等行為[20]。不斷迭代、開發已有機會與識別新的機會是中小企業贏得生存和競爭的關鍵[21]，但并非所有機會都會得到關注和利用。這是因為不同管理者或企業對機會的界定標準、存在范圍及潛在價值的認知不同，即便面對相同的機會，也會呈現不同的認知邏輯與認知結果[22]。特別是，由于缺乏現成的依據與參照，中小企業早期決策與行為邏輯受初始資源稟賦影響而存有差異，這種邏輯一旦形成，便將穩定且延續地鎖定中小企業的機會認知邏輯與行為路徑[23]，繼而影響其未來可用資源。根據SNIHUR等[17]的研究，行業搜索(行業聚焦/跨度搜索)、思考方式(內部效率思考/復雜系統)、決策模式(分權/集權)是中小企業烙印效應形成機制的3個常見維度，本研究將此引入初始資源稟賦對可用資源的作用機制分析。

富余的初始資源支持廣泛且多樣化的探索，這有助于中小企業增強機會認知，以及獲取外部可用資源的意識與能力。例如，那些由大公司或專家創辦的中小企業，由于先前豐富的資源背景而通常擁有更廣闊的機會搜索視角與空間，并更傾向于嘗試不同機會，更容易拓展搜索范圍，以及更能夠承擔相應的成本與風險。這些關于機會搜索的偏好與邏輯，將以業務流程、行動范式等形式持久地、穩定地存在于中小企業中，并對未來決策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另外，從搜索結果看，搜索范圍與廣度的增加帶來了豐富且多樣的知識，因而有助于中小企業拓展知識邊界、吸收知識以及實施創新。初創期所培養的這種創新意識、創新路徑以及對于風險的容忍甚至偏好，則有助于形成持續作用的文化烙印與行動慣例，促使中小企業在未來參與更大范圍、更加多樣化的合作與創新情境，資源合作空間進一步增加，資源能力邊界得以向外拓展。

當然，跨度搜索行為以及搜索結果的消化與吸收均需要承擔成本與風險。中小企業適度拓寬搜索范圍有助于豐富技術、市場、政策等方面的知識以及合作空間，而搜索范圍過度增加，意味著搜索目標與發展戰略模糊、行為效率降低，中小企業的資源將被稀釋在不同機會識別、評估等環節中，難以實質性地開展合作及外部資源的獲取、利用等活動。特別是，初創期涉及過多業務領域、后期采取并行拼湊等方法已被諸多研究發現有損企業發展[10]。在當前互聯網時代，知識、技術擴散快，信息傳遞便捷，中小企業及其產品的可替代性增強，過度追求標準化、高效率而非獨特的資源難以實現長遠發展。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a從數量角度看，初始資源的富余帶來行業跨度搜索、而非行業聚焦搜索，進而倒U形影響資源能力邊界的拓展。

初始資源匱乏的中小企業更傾向把資源用于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活動上，之后的決策與行為由于烙印效應也將更加敏感于資源數量、產出價值以及利用效率，繼而促使其青睞開發短期便能獲取回報，且滿足生存需要的外部機會，而非創新等長周期、高風險活動。即便存在外部搜索行為，也多集中在當前熟悉的市場、技術領域，以降低其中可能存在的風險；資源安排相應地以短期利益為導向，并迫于生存與競爭壓力經常實施模仿性戰略開發熟悉的機會。另外，多樣化的決策和行為目標之間由于資源消耗而經常存在互斥，對于初始資源匱乏的中小企業更是如此，難以站在跨組織甚至行業的高度平衡與兼顧遠期性、全局性目標。而這種關注效率、成本優化等問題，而非系統性思考的機會認知邏輯，會以烙印的形式在未來產生持續性影響。即便中小企業之后資源不再匱乏，對于效率的關注以及由此形成的競爭優勢也會推進資源效率邊界的拓展。據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b從數量角度看，初始資源的匱乏帶來內部效率、而非復雜系統的思考方式，進而有利于資源效率邊界的拓展。

核心知識、技術及知識型員工等沉淀資源通常分散于組織內部，面向特定主題與應用，被安排在中小企業的具體活動中，由不同團隊或員工負責，對應著分權導向的管理體制。在當前互聯網時代，中小企業的核心優勢主要來自創新，以及對機會的敏銳感知與及時開發，若依托這類資源創辦企業，并建立以分權為主題的決策模式，將鼓勵員工基于手頭資源進行廣泛、自由的探索，進而有利于發現新的技術與市場機會，贏得競爭優勢[19,24]，資源權力邊界因而得到拓展。另外，中小企業由于知名度、影響力有限而經常需要主動爭取合作對象，分權式的機會識別與開發行為有助于員工自由搜尋和發掘潛在的合作對象、細致掌握對方的訴求，繼而獲取談判的主動權。有研究指出，中小企業對合作伙伴關鍵信息及特定需求的敏銳把握，是其合作談判中“軟實力”的主要來源[25]，這顯然需要分權模式。而且分權決策邏輯對應的自由探索企業文化與靈活機動行動模式一旦形成，將在未來的行動中不斷得到強化，顯現出烙印效應，持續地影響著未來可用資源的獲取與利用。相反，集權式管理的價值在于整合，優勢是資源的數量與多樣化類別，難以呈現于中小企業情境。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c從結構角度看，以沉淀資源為主的初始資源結構帶來組織分權、而非集權的決策機制，進而促進資源權力邊界的拓展。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注: 初始資源稟賦包含數量和結構兩個維度，數量又包含匱乏和富余兩種狀態。

3 實證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

科技型中小企業因其自身的高成長性、高研發投入，故更加關注且能夠從外部環境中獲取可用資源。同時，隨著創新驅動式發展、創新創業促進工作的逐步推進以及融資環境的改善，這類企業相比其他企業面臨著更為廣闊的可用資源空間。而科技型企業的初始資源稟賦對可用資源的烙印作用及機制，同樣適用于非科技型中小企業。因此，本研究為獲取更為差異化的可用資源等關鍵變量的取值、更大的系統變異、更清晰地展現變量關系，選擇科技型中小企業為樣本；同時，根據《科技型中小企業評價辦法》和《國家高技術產業統計分類目錄》對中小企業的規模和行業進行篩選。問卷發放范圍為上海市、安徽省、江蘇省三地，問卷填寫者為熟悉運營、參與決策的高管團隊成員。 問卷發放時間為2020年11月～2021年2月，共發放問卷450份，回收382份，剔除不符合條件的樣本后，得到301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6.9%。本研究從區域視角對主要變量進行組間比較，T檢驗結果顯示并無顯著差別，樣本企業的主要特征見表2。

表2 樣本企業的主要特征(N=301)

3.2 變量測量

本研究采用已有成熟量表或指標測量變量，并結合科技型中小企業和當前時代特征以及相關變量定義進行調整。正式問卷前，兩位樣本企業高管進行了試填寫，反復討論并細微修改了部分題項或指標。具體變量測量如下。

(1)初始資源稟賦初始資源稟賦包括兩類，即初始資源數量和初始資源結構。首先，初始資源數量。包括富余和匱乏兩種不同的狀態，分別采用6個題項的5級量表進行測量[10,26]，取值越高代表越富余或越匱乏。具體地，受訪者根據實際情況判斷企業初創階段的資源狀態，并選擇富余或匱乏對應的題項回答，這時另一種資源狀態的取值為0。資源一般涉及物質、人力和技術3類，均采取類似的題項。以物質資源為例，測量其富余的題項為：①資金、設備、廠房等物質資源足夠，并超出當時的運營所需；②當資金、設備、廠房等物質資源減少70%后，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匱乏的題項為：①資金、設備、廠房等物質資源匱乏，并影響當時產品與服務的提供；②當資金、設備、廠房等物質資源增加70%后，企業物質資源的需求將得到充分滿足。其次，初始資源結構。采用沉淀/非沉淀資源測量初始資源結構[15,18]，其中，沉淀資源用(銷售費用+管理費用)/銷售收入測量，非沉淀資源用現金/銷售收入測量。

(2)機會認知邏輯借鑒SNIHUR等[17]的研究測量機會認知邏輯，涉及：①行業搜索。中小企業以行業成功者為標桿或模仿對象可謂行業聚焦搜索，而主動在行業外部實施搜索以試圖尋求新機會為行業跨度搜索。②思考方式。中小企業專注成本控制及運營效率等內部事務為內部效率思考方式，而致力于思考行業中其他企業、消費者以及與他們之間的關系則為復雜系統思索方式。③決策模式。中小企業的員工共同參與決策、能夠自由行動以尋求機會和實現目標為組織分權決策，而由管理者團隊單方面實施和推動關鍵決策則為集權決策模式。為了體現中小企業機會認知邏輯的偏好程度，采用5級量表進行展現，取值越高則越偏好于行業跨度搜索、內部效率思考方式或分權決策機制。

(3)可用資源借鑒相關研究[11,12]，并通過與企業管理者的多輪討論、試填寫和微調，可用資源的測量如下：①資源能力邊界用資產負債率測量，表征企業利用社會資本、識別潛在資源以及說服獲得外部資源的能力；②資源權力邊界用人力資源支出/總成本測量，表征企業為獲得某種產品、服務競爭力的投入，決定他們在市場中的競爭力；③資源效率邊界用1減(外部合作費用/總成本)測量，表征企業在市場交易成本和內部生產、運營成本之間的平衡狀態。這3個指標取值越大，說明對應的資源邊界越向外拓展。

(4)控制變量選取中小企業自身特征和高管團隊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其中企業規模用人數測量、企業年齡為企業至問卷填寫時成立的總年數；股權結構用股東數量反映；研發投入占比為研發支出/總成本；高管年齡(歲)分為4檔，即35及以下、36～45、46～55、55以上；學歷水平分為大專及以下、本科、碩士研究生及以上3檔；區域位置和所在行業采用啞變量形式。

3.3 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變量測量方式多為指標。對于初始資源富余和匱乏量表，在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Cronbach’sα值分別為0.877、0.892，均大于臨界值0.7，說明信度符合要求；在效度方面，測量方法來自現有成熟量表，并進行專門修訂和試填寫，標準化的因子負荷、平均變異抽取量(AVE)均大于0.5，CR值大于0.7，說明內容效度與收斂效度符合要求。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最大僅為1.872，遠低于臨界值10，多重共線性問題不嚴重。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在問卷中隱去調研意圖和變量名稱，表明問卷只用于學術研究，以保證受訪者根據真實情況進行填寫。通過Harman單子檢驗，發現未經旋轉的第一個因子僅解釋了20.387%的變異，低于40%的判定標準，說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顯。

4 實證結果

4.1 假設檢驗結果

本研究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歸檢驗假設。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Pearson相關系數見表3。

表3 主要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Pearson相關系數(N=301)

初始資源稟賦、機會認知邏輯對可用資源的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初始資源稟賦對機會認知邏輯的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

表4 初始資源稟賦、機會認知邏輯對可用資源的OLS回歸分析結果(N=301)

續表4

表5 初始資源稟賦對機會認知邏輯的OLS回歸分析結果(N=301)

表4中，模型1b、模型2b、模型3b相比模型1a、模型2a、模型3a分別加入相應自變量，R2分別由0.152、0.124、0.181增加至0.226、0.161、0.215，說明初始資源稟賦的加入顯著增強了模型對中小企業可用資源的解釋力度。在模型1b中，初始資源富余及其平方項系數分別為0.224、-0.085，且均在p<0.01水平上顯著，說明初始資源的富余程度和中小企業資源能力邊界呈倒U形關系；模型2b中，初始資源匱乏系數為0.305，且p<0.01，說明創業初期資源匱乏將帶來中小企業資源效率邊界的拓展；模型3b中，初始資源結構系數是0.230，且p<0.05，表明沉淀資源為主的資源結構有助于中小企業資源權力邊界的拓展。據此，假設1a、假設1b、假設1c得到很好的支持。

借鑒BARON等[27]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驗證假設2a～假設2c。首先，在模型1a、模型2a、模型3a中加入相應的中介變量，結果顯示(模型1c、模型2c、模型3c)行業搜索、行業搜索平方項、思考方式、決策模式的系數分別為0.196(p<0.05)、-0.052(p<0.05)、-0.030(p>0.1)、0.282(p<0.01)。說明行業搜索、決策模式相關中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關系顯著，而思考方式與因變量之間關系不顯著。其次，在模型1b、模型2b、模型3b中加入相應的中介變量，結果顯示(模型1d、模型2d、模型3d)，加入行業搜索及其平方項，初始資源富余及其平方項系數分別從0.224、-0.085變為0.198、-0.076，顯著性由p<0.01降至p<0.05；加入決策模式，初始資源結構系數從0.230變為0.177，顯著性也由p<0.05降至p<0.1。說明中介變量的加入使得這兩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減弱。最后，檢驗自變量對于中介變量的影響，由表5回歸結果顯示，初始資源富余的系數為0.189(p<0.05)，初始資源結構系數為0.231(p<0.01)。說明這兩個自變量和中介變量之間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可見，假設2a、假設2c初步得到支持；相應地，假設2b未能成立。

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進一步檢驗決策模式和行業搜索的中介作用[28]。選取95%的置信水平并重新抽樣1 000次，結果顯示，初始資源富余的取值為較低(-1)、適中(0)和較高(1)時，通過行業搜索對中小企業資源能力邊界的瞬間間接效應置信區間依次為[0.033,0.109]、[0.054,0.124]、[0.076,0.140]，均不包含0，說明瞬間間接效應是顯著的，假設2a成立；決策模式在初始資源結構與資源權力邊界中的置信區間為[0.042,0.158]，不包含0，說明中介效應存在，假設2c成立。

4.2 穩健性檢驗

同行業、同區域其他企業在資源稟賦、機會發現方面的整體表現，由于同群效應等原因會影響單個企業的機會認知邏輯等，但難以直接作用于單個企業未來的可用資源，符合工具變量要求。因此，借鑒李小青等[29]的研究，選擇同行業、同區域科技型中小企業初始資源稟賦與機會認知邏輯均值為工具變量。先以初始資源稟賦、機會認知邏輯為因變量，對其工具變量及控制變量分別進行回歸，獲取各自的預測變量；再對預測變量進行回歸，主要結果均未發生明顯變化。

同樣，對預測變量采用Bootstrap法檢驗中介效應，結果顯示，在95%置信水平上，初始資源富余通過行業搜索對資源能力邊界瞬間間接效應的置信區間依次為[0.121,0.268]、[0.152,0.284]、[0.183,0.301]；初始資源結構通過決策模式對資源權力邊界中介效應的置信區間為[0.176,0.236]，均不包含0，說明存在中介效應。因此，穩健性檢驗的結果與上文完全一致。

5 結語

本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結論：①初始資源稟賦影響中小企業可用資源。從數量角度看，初始資源富余并不一定能夠有效拓展中小企業可用資源空間，匱乏卻有助于中小企業拓展資源效率邊界；從結構角度看，以沉淀資源為主的初始資源結構支持內部成員的自由探索活動，有利于中小企業持續拓展資源權力邊界。②機會認知邏輯受初始資源稟賦的影響。初始資源富余的中小企業偏向于行業跨度搜索；以沉淀資源為主的初始資源結構催生組織分權決策機制。③機會認知邏輯在初始資源稟賦與可用資源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初始資源富余通過行業跨度搜索倒U形影響資源能力邊界，而以沉淀為主的資源結構通過分權決策正向影響資源權力邊界。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現有研究經常推崇可用資源這類“軟實力”給中小企業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及其價值[25]，但是對于如何實現期望的可用資源卻缺乏必要的探索，甚至有研究認為這只是內生于管理團隊的天然認知結果。本研究以初始資源稟賦作為最重要的“先天條件”，并認為其構成創業初期機會識別、評估與把握的基礎，揭示了企業成長過程中烙印力量對企業可用資源的作用機制，即厘清了企業成立初期的資源數量和結構，可通過不同類型機會認知邏輯對未來可用資源異質性的影響，這對烙印理論的內在機理分析具有理論貢獻，亦對解釋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獲取資源的差異化路徑具有實踐意義。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①互聯網和數字經濟時代下的組織發展邏輯更加的多樣、復雜和不確定，簡單的實證檢驗無法得出部分企業存在的多次烙印動態變化作用路徑，未來可通過案例研究，選取典型企業，精準刻畫可用資源變化以及企業成長的烙印過程；②在樣本區域和企業類型選擇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研究可以擴大樣本量，以便增加研究結論的普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