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演變、創新和啟示

王金柱，王曉涵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 黨的建設教研部，北京 100091)

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是指在我國國有企業的制度框架下，對國有企業黨組織進行確權明責和科學定位，從而確保黨組織和生產經營主體的關系科學合理、優勢互補，確保黨的領導有效實現、黨組織發揮作用精準到位?？v觀國有企業領導制度更迭和升級的漫長歷程，可以看出，黨組織和生產經營主體的關系問題，是貫穿黨對國有企業領導整個歷史進程的一條主線。理順和規范黨組織與生產經營主體的關系，關鍵在于明晰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進而廓清黨組織和企業其他治理主體的權責邊界。進入新時代，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標模式，在現代企業制度及公司治理結構中明晰黨組織的權責，確保國有企業各個治理主體的權責清晰、邊界分明、各司其職、優勢互補，是實現黨組織和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結合、形成“1+1>2”制度優勢的關鍵所在；也是完善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突顯企業制度“中國特色”的關鍵所在，對全面提高國有企業黨的建設質量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歷史演變

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是影響國企黨建等國企改革發展工作的關鍵問題，它不是憑空設想、毫無根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糾錯中循序漸進、日趨完善。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經歷了從隱形化、初始化到發展升級的變遷過程，在修正中穩固加強，在反復中向前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形成“三權兩責”的理論框架奠定了堅實根基。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組織的權責總體上相對單一，主要集中在黨組織自身建設和群眾工作方面，權責建構呈現隱形化特征

中國共產黨領導企業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時期。這一時期，蘇維埃形式的新式工業發展起來，黨在中央蘇區興辦了一批軍需民用的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與此同時，相繼出臺《蘇維埃國有工廠管理條例》及《蘇維埃國家工廠支部工作條例》，以規范對這些國有工廠的管理。就領導制度而言，國有工廠內部由廠長、黨支部書記、工會委員長組成的“三人團”來對工廠進行領導?！叭藞F”制度的根本是確立了廠長的核心地位，廠長在與黨支部書記和工會委員長達成商量的前提下，對廠內事務保有最終決定權。從抗日戰爭爆發到新中國成立這一階段，黨領導下創辦的工廠和企業數量不斷增多，覆蓋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工廠的管理體制逐漸發展并確定為廠長負責制，即“一長制”，廠長在工廠管理中的主導地位得到鞏固。與此同時，為加強和完善工廠管理，相繼建立廠務會議制度、工廠管理委員會制度等，與廠長負責制共同組成了這一階段國有工廠管理的主要制度安排。工廠中黨支部的基本任務是“領導職工會與全體職工，積極參加生產，了解職工群眾實際生活情況，經過自己黨員去團結全廠職工，并向他解釋工廠性質，職工對公營工廠的態度，及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參加勞動的意義”，即通過在職工中催生高度的生產熱忱而使自身成為團結全廠職工的核心。

可以看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有企業主要貫徹工廠管理由廠長負責的方針，雖然對國有工廠中黨支部的基本任務進行了明確規定，但并未賦予黨組織較大的職責，黨組織的權責主要體現在較為充分地發揮團結帶領作用和有限的監督保障作用，黨組織的權責在這一時期整體上偏于弱化，權責建構呈現隱形化特征。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組織對企業的直接領導作用和指揮權力不斷強化，黨組織的權責由“偏于弱化”走向“過度強化”，權責建構呈現初始化特征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借鑒蘇聯的“馬鋼憲法”，實行“一長制”來實現對國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在素有“全國人民的大憲章”之稱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國營經濟中設立廠長領導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為了進一步完善國營企業的領導和管理體制，1951年中央出臺了《中共中央東北局關于黨對國營企業領導的決議》，就國營廠、礦中黨的組織、行政組織、工會組織、青年團組織的基本任務與工作分工進行明確規定，指出黨組織“對廠、礦中的政治思想領導負有完全的責任，對廠、礦中行政生產工作負有保證和監督的責任”，旨在運用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相結合的工作方法，通過推進全黨政治教育、增強全黨業務能力等促進全黨思想統一，通過討論制定生產計劃、檢查監督落實情況等完善企業經濟生產，從而實現對企業經濟和行政活動的保證和監督。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首次就國營企業黨組織的職能和地位作出明確規定，即“領導和監督本單位的行政機構和群眾組織，積極地實現上級黨組織和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不斷地改進本單位的工作”。有別于過去長時間強調并實施的“廠長負責”，“領導和監督”的定位彰顯了這一時期黨組織在企業管理中的突出作用，明確了企業黨組織在企業管理中的領導作用和監督功能。至此，“廠長負責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轉變為“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一制度的特點是：企業黨組織一方面負責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負責領導和監督生產、行政、群團等各方面工作，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決策部署在企業的貫徹落實。在實踐中，企業黨組織自身的職能和權責不斷擴大和強化，黨建工作與生產經營、行政事務逐漸合為一體，黨組織和生產經營機構的職能和權責越來越模糊不清，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越來越沒有界限。其間，中央針對企業黨組織權力過于集中的狀況進行了一些改革。比如，1960年提出以“兩參一改三結合”為特點的“鞍鋼憲法”，強調民主管理和民主參與。不過，企業黨委和各級黨組織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沒有實質性變化?！拔母铩逼陂g，更是在國營企業中全面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把黨對企業的直接掌控推向了頂峰，企業的行政化程度也達到頂峰。

國營企業領導和管理制度在這一時期實現重大更替，企業黨組織的領導地位和管理權責得到大幅提升和拓寬，黨組織集決策、執行、監督權力于一身，既全面管黨治黨，也直接管理生產經營等業務工作，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定位由“偏于弱化”走向“過度強化”，黨組織權責建構呈現初始化特征。

(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組織的權責在糾正“過度強化”過程中出現“短期弱化”，權責建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展和深化

“文革”結束后的撥亂反正時期，當務之急是讓機器都開動起來、讓企業回歸到正常的經濟組織和生產單位，這一時期重新確立了黨委一元化領導的制度來幫助企業快速恢復生產。伴隨改革開放和國營企業改革的起步，無論是從生產經營角度還是社會管理角度考慮，黨對企業的領導開始理性回歸，開啟了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廠長全面負責制”再到“確立黨組織政治核心地位”的探索。1982年至1985年，為了糾正黨委過于強化的問題，恢復了八大后形成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期間，萬里在全國企業民主管理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先后頒布的《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中國共產黨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暫行條例》《中國共產黨財貿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暫行條例》《國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都強調了黨對企業的思想政治和方針政策的領導作用以及對生產行政工作的保證和監督作用。1986年至1989年，國有企業開始了廠長全面負責制的探索。從1986年9月頒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到1988年4月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廠長(經理)作為生產經營中心對企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負全面責任的功能定位被全面確立。期間，1987年，黨的十三大強調企業黨組織主要發揮“保證監督”的作用，廠長全面負責的制度框架更加清晰。但由于20世紀80年代市場監管機制尚未有效形成、計劃管理體制尚未完全廢除，廠長權力因不受制約而被泛用濫用，滋生出強制無償加班、克扣勞保用品等侵害企業與職工群眾權益的現象，廠長全面負責制舉步維艱。為了改變黨的領導弱化問題，1989年8月，黨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規定“黨在企業的基層組織處于政治核心的地位”。之后，企業黨組織的地位作用得以提升，并逐步形成了完善國有企業領導體制的“三句話方針”，即“充分發揮黨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和完善廠長(經理)負責制、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

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定位和“三句話方針”的提出，為完善國有企業內部領導體制、理順黨組織和生產經營主體的關系指明了方向并明確了重點。但是，由于沒有廓清黨組織和生產經營主體的權責邊界，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先是有黨委政治核心和廠長(經理)生產經營中心孰大孰小的“兩心問題”，企業內“兩心”并存，由于權責邊界不清，給書記和廠長協同管理企業帶來困擾。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又出現了“老三會”即黨委會、廠長(經理)辦公會、工會職代會和“新三會”即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結構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的關系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作為政治核心的黨組織和作為公司決策主體的董事會及執行主體經理層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的解決在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上得以推進。這次全會事實上明確了在國有企業普遍實行“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這是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創新，其特點是：國有企業黨委成員可以通過法定程序分別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班子，董事會、監事會、經理班子中的黨員可以按照有關規定進入黨委會，董事會和監事會都要有職工代表參加?！半p向進入，交叉任職”領導體制的確立，是對“新老三會”權力的一種整合，有助于確保企業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中高效決策、有力執行。許多企業按照這一領導體制實行了黨委書記和董事長“一肩挑”的安排，更進一步解決了分設帶來的“誰是一把手”的問題困擾?！半p向進入，交叉任職”的推行，也為“新老三會”中各個治理主體的確權明責和黨組織的權責建構開辟了新途徑。此后，在黨組織的權責建構方面，以參與決策、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為基礎不斷深化。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修訂的黨章中增加了黨組織“支持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廠長)依法行使職權”的內容。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黨組織參與決策、帶頭執行、有效監督，由原來強調黨組織在決策中的作用，擴展為在決策、執行、監督中賦權明責、發揮作用，為進一步明確和界定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決策權、把關權、監督權以及帶頭執行責任等奠定了基礎。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反復，起初雖很快扭轉了“文革”時期過度強化的狀況，但在推進中出現了弱化的傾向，隨之又進行了有節制的修正和加強，而后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不斷發展和深化，黨組織權責建構日漸清晰起來。

二、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創新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16年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召開以來，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總結吸收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站在了一個全新的起點上。尤為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為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時代相繼頒布的相關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為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提供了權威依據，從而在理論創新和實踐開拓的進程中形成“三權兩責”的基本框架。

(一)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基本遵循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的理論創新，是新時代推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指導思想。這些重要論述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八個方面：一是明確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與“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二是明確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確保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牢牢掌握在黨的手中；三是明確堅持“兩個一以貫之”，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四是明確堅持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原則，樹立正向激勵的鮮明導向，建設高素質國有企業領導人員隊伍；五是明確堅持從基本組織、基本隊伍、基本制度嚴起，把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戰斗堡壘；六是明確國有企業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沒有特殊、沒有例外，要加強監督執紀問責，確保國有企業健康發展；七是明確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用好考核評價這個指揮棒，層層壓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八是明確堅持黨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領導，堅定支持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加快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這八個方面以國有企業堅持黨的領導破題，以國有企業推動高質量發展收尾，從政治角度與經濟角度闡釋了新時代國有企業堅持黨的領導和加強黨的建設的思想理論、制度機制、權力責任和方法途徑等，是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理論瑰寶與實踐真知的高度凝練。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為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定位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引，特別是“兩個一以貫之”的思想，為黨組織權責建構指明了推進的方向。

(二)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權威依據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提出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總體要求與“兩個一以貫之”重要思想的基礎上，相繼出臺多項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圍繞明確國有企業黨組織地位作用和權責等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創新成果和政策法規。從2013年印發《中央組織部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關于中央企業黨委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充分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見》到2015年頒布《關于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從2016年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國有企業黨組織的定位從1989年提出的“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發展為“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進而升華為“發揮領導作用”。

黨的十九大修訂的黨章提出“國有企業黨委(黨組)發揮領導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依照規定討論和決定企業重大事項”，對國有企業黨組織尤其是黨委(黨組)的定位和權責進行了清晰且準確的界定?！鞍逊较颉?，意味著黨組織在企業改革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把關定向作用，黨委(黨組)被賦予總攬全局的把關權，這對確保國有企業堅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起著根本性作用；“管大局”，意味著黨組織在企業改革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保障監督作用，各級黨組織被賦予保駕護航的監督權；“保落實”，意味著黨組織在總攬企業改革發展全局的基礎上肩負著帶頭執行各項決策的重要責任；“討論和決定企業重大事項”，意味著黨組織對企業重大事項具有充分的參與決策的權力，同時對黨的建設和一些重大事項具有一定的直接決策的權力。由此可見，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愈發清晰，把黨組織放在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大框架中明權晰責也愈發迫切。2019年12月，中央頒布實施了《中國共產黨國有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試行)》，對國有企業黨組織的定位、權責以及黨建工作進行了全面規范和整體設計，尤其是從兩個層面確權明責：國有企業黨委(黨組)層面，在十九大黨章規定的基礎上細化為七個方面的職責；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層面，首次明確國有企業基層黨組織的權責和定位是圍繞生產經營開展工作，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同時，對國有企業黨委(黨組)和基層黨組織都賦予了履行管黨治黨的明確責任。2021年5月，中央出臺了《關于中央企業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的若干意見(試行)》，著力在“融入”上下功夫、在“內嵌”上做文章，是從制度層面全面貫徹“兩個一以貫之”的最新成果。以上文件的出臺，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關于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理論政策的系統集成和實踐經驗的總結提煉，為黨領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注入了創業動力、創新活力、創造實力。得益于黨中央的高度重視與中央文件的明確規定，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和定位越來越明確、越來越規范，基本框架日臻成熟。

(三)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形成的基本框架

在歷史邏輯、理論邏輯、現實邏輯高度統一的基礎上，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為依據，綜觀新時代關于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政策法規，不難發現，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主要集中在行使決策權、把關權、監督權和履行帶頭執行責任、管黨治黨責任等五個方面。換句話說，新時代國有企業黨組織的權責建構和定位形成了以“三權兩責”為主要內容的基本框架。

決策權，包含直接決策和參與決策兩個方面。直接決策指黨組織直接決定企業的一些重大事項，主要是對黨的建設和重要的人事問題進行決策；參與決策是進行決策把關或提出建議意見。有別于董事會定戰略、作決策、防風險，國有企業黨組織謀全局、議大事、抓重點，通過直接決策來拍板定性，通過參與決策來把關定向。實際工作中，國有企業黨組織既可以在“行”和“不行”兩種選擇中進行“拍板”，也可以在重大事項的討論過程中參與決策。

把關權，是指黨組織通過“前置研究討論”對重大事項決策進行把關定向。對重大事項“做”還是“不做”的定奪，是行使決策權重點考慮的問題，而對重大事項本身的程序、制度、政策等進行考量把關，是行使把關權的重心所在。黨組織行使把關權，體現在“建議”“支持”和“否決”三個方面?！敖ㄗh”是指黨組織在已有討論基礎與可行性分析基礎上對重大事項的準備、實施和完善等提出建議；“支持”是指黨組織對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依法行使職權給予支持；“否決”是指黨組織經過評估如果認為重大事項會影響政治安全或損害社會公益，就可以直接否決該重大事項通過，這既是黨組織參與決策行使的權力，也是把關權中最為剛性的權力，是確保企業規避風險的“熔斷機制”。

監督權，是指黨組織對企業生產經營和黨的建設等各項工作進行監管和督查的權力。以人、事、權為監督重點，黨組織行使監督權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治監督。即加強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法律法規以及上級重大決策部署在企業貫徹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二是組織監督。一方面根據黨章和黨內法規及有關文件的規定，對企業黨組織設置、發揮作用、完成“規定動作”等情況進行監督；另一方面就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情況對領導人員進行監督，通過科學嚴密的監督體系與標準規范的常態化監督不斷規范企業領導人員的行為。三是日常監督。尤其是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的關鍵崗位、重點人員及重點部門進行監督，通過常態化日常監督將利益輸送、侵吞揮霍國有資產等違法違紀問題扼殺于萌發狀態。

帶頭執行責任，是指黨組織通過“上層”和“基層”兩個層面調動各方力量保證企業各項工作任務圓滿完成的責任?！吧蠈印斌w現在國有企業黨委(黨組)要圍繞貫徹中央和上級的決策部署，緊扣企業中心工作，嚴管干部、集聚人才、建強班子、狠抓基層，凝心聚力促進企業各項決策的貫徹落實；“基層”體現在抓支部這一“末梢單元”、抓黨員這一“肌體細胞”、抓群眾這一“動力源泉”，以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為總方針，以落實黨建帶工建為主要求，以保障職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著力于創造并發揮自上而下強大的執行力，推動黨組織領導企業生產經營高質量發展。

管黨治黨責任，是國有企業黨組織擔負的根本政治責任。國有企業黨組織落實管黨治黨責任，一是要求黨委(黨組)擔負起管黨治黨的主體責任，做到聚精會神抓黨建；二是要做到“書記抓、抓書記”，發揮好各級黨組織書記這一“關鍵少數”的重要作用；三是要確保企業領導人員和各級干部都履行好分管領域的管黨治黨責任。這三點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是企業各級黨組織明晰責任邊界、明確責任分工、規范責任落實的關鍵所在，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國有企業落地落實的關鍵所在。

三、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的啟示

通過梳理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制度的演變脈絡，提煉國有企業黨組織權責建構和定位的變遷特征，可以得出如下幾點啟示：

(一)必須始終堅持黨對國有企業把關定向的領導作用不動搖

堅持黨的領導，是黨組織權責建構的政治方向和貫穿始終的一條“紅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動搖。從歷史發展看，國有企業由中國共產黨親手締造，黨的領導貫穿整個國有企業發展史，這也是國有企業得以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發展并壯大的首要前提和根本原因?？v觀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制度的更迭與發展過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盡管黨組織的權責經歷了“整體上偏于弱化”“過度強化”等特征變遷，但最終都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得到糾偏，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也得以穩固推進、向前發展。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我國的國有企業發展史，不僅是一部調動職工熱情、維護職工利益的人心凝聚史，一部增強各方合作、整合各方資源的合力鍛造史，一部推動生產經營、完成國資保值增值的經濟奮進史，更是一部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政治發展史。

習近平提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兩個基礎”，無論管理體制如何變化、經營機制如何調整，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始終確保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牢牢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由中國共產黨帶領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這是由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以及國有企業的基本定位所決定的。因此，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上，必須始終堅持黨對國有企業把關定向的領導作用不動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奠定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

(二)必須始終堅持黨組織圍繞中心工作和服務生產經營不動搖

圍繞中心工作和服務生產經營，是黨組織權責建構始終不能偏離的重要目標。黨的建設和生產經營，如同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統一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全過程和各環節。從本質屬性看，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僅帶有基本的經濟屬性，更帶有鮮明的政治屬性，是經濟屬性與政治屬性的統一體。經濟責任與政治責任的履行，必然依靠黨組織和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等各個治理主體共同承擔。其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為了最大限度保證國有企業各方利益的一致，為了將企業經營目標、經營管理者的利益和國家利益、職工利益統一起來，在做大經濟“蛋糕”的進程中發展壯大企業自身，實現多方共贏，最終實現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對黨組織權責進行科學定位，其根本目的也正是通過處理好各方關系、界定清權責邊界，從而凝聚起最大合力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因此，必須始終堅持黨組織為中心工作和生產經營提供根本保證不動搖。

習近平指出，堅持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把提高企業效益、增強企業競爭實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作為國有企業黨組織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企業改革發展成果檢驗黨組織工作和戰斗力。堅持黨組織服務生產經營不偏離、不動搖，關鍵要把堅持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高度統一起來，把高質量發展和高質量黨建融會貫通起來。黨組織一方面發揮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領導作用，一方面支持董事會、股東會、經理層、監事會等生產經營主體依法充分行使權力，著力于營造黨組織與各生產經營主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權責明晰、相互促進的治理環境，不斷開創黨建引領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三)必須始終堅持企業發展和黨的建設的科學規律不動搖

堅持企業發展和黨的建設的科學規律不動搖，是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總要求在國有企業的生動體現。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究其實質是把握和遵循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科學規律，“努力在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以科學制度保障黨的建設、以科學方法推進黨的建設上見到實效”。在國有企業這一特定環境中，遵循科學規律是黨組織權責建構的基本原則，離開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權責建構很難避免出現偏頗。黨組織權責建構理應堅持企業發展和黨的建設的科學規律不動搖，把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發揮現代企業制度的作用和推動國有企業科學發展三方面有機統一起來，以黨組織權責建構的理論科學化和方法科學化全面提高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從國有企業的具體實踐和發展趨勢來看，黨組織權責建構不能閉門造車、也不能任意而為，要符合企業發展和黨的建設的基本要求。一是符合世情、國情、黨情的實際特點，二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三是符合現代企業管理的規范要求，四是符合黨自身建設的根本規律，五是符合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目標導向。黨組織權責建構過程要著力實現理論科學化和方法科學化。理論科學化，旨在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為在國有企業黨建工作中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武器，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重要論述為指導，結合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進程中黨建工作遇到及面臨的實際問題，遵循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科學原理，正確認識黨組織和現代企業制度有機結合的規律特點，凝練建構出集系統性、針對性與科學性于一體的國有企業黨組織基本權責。方法科學化，代表著黨組織權責建構要塑造交叉學科的研究思維與開拓創新的研究理念，堅持已有的歷史分析法、比較分析法、系統分析法等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探索未知的交叉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操作性強的研究方法，為科學回答國有企業黨組織究竟具備哪些權力、擔負哪些責任提供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