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區的研究”：內涵、價值與實施

劉愛生，劉佳玲

（浙江師范大學 田家炳教育科學研究院，浙江 金華 321004）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高校的學術研究面臨“學術”內涵不斷縮小、教師獎勵制度逐漸窄化、科研成果形式取向同一等問題。這種情形嚴重阻礙了大學教師的潛能發揮和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為此，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歐內斯特·博耶（Boyer）抓住美國高等教育的多樣化發展需求與學術研究呈單一化方向發展的主要矛盾，對學術進行了研究與反思，并于1990年發表了題為《學術的反思：教授的工作重點》的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提出了一種有別傳統學術認知的多元學術觀：發現的學術、教學的學術、綜合的學術和應用的學術。在此基礎上，1996年他提出了“參與型學術”（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的概念，強調學術界與社會公共團體基于互利合作關系，共同致力于解決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問題。［1］而后，“基于社區的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CBR）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并成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

CBR旨在建立有意義的學術與社區之間的伙伴關系，以提高研究質量和影響，改善個人和社區健康，并建設循證實踐①的能力。［2］早期，關于CBR的研究主要側重于伙伴關系的原則和過程，但在最近十年研究越來越多地記錄了CBR的社區能力建設、政策變化以及健康改善方面的成果，CBR越來越成為高等教育機構與外部社會聯系的紐帶，成為健康教育、公共衛生以及其他健康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寶貴研究方法。［3］總的來看，CBR代表著一種全新的知識生產方式和學術理念，它不但關注“社區”的真實需求、重視研究的實際價值，而且提高了西方國家高等教育的質量，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無疑，這對于當下我國高校如何改進教師科研評價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本研究將從CBR的內涵、價值和應用三個方面進行初步探析，以幫助大家深刻理解CBR的實質。

一、“基于社區的研究”的內涵

（一）CBR的定義

在國外，與CBR類似的術語還包括“基于社區的參與研究”（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CBPR）、“基于社區的行動研究”（community based action research，CBAR）、“社區參與的研究”（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CER）等。盡管這些不同的表述之間各有側重點，但它們都共享一個共同的框架和核心價值觀，均以“參與、研究和行動”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為核心。在本研究中，將統一使用“基于社區的研究（CBR）”這一術語代表這一類型的學術研究。

關于CBR的定義，目前學術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美國諾卡研究院（Loka Institute）將CBR定義為，“由社區成員主持、為社區成員服務或由社區成員參與下進行的，以社區為基礎的學術研究方法，目的不僅在于增進對社區的理解，還在于確保社區參與型學術研究所生產的知識能夠有助于對世界作出具體和建設性的改變”［4］。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行為與科學辦公室（The Office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對CBR也進行了界定，認為“CBR是一種應用性的合作研究方法，使社區居民更加積極地全方位地參與到研究的整個過程，包括從研究概念的界定、研究實施、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解釋到研究成果的交流傳播，來影響社區衛生、系統、項目或政策的變化”［5］。另一種被廣泛使用的定義是美國凱洛格基金會（WK Kellogg Foundation）的解釋，其將CBR定義為一種從對社區很重要的研究主題出發，充分肯定每個人帶來的獨特價值，并公平地讓所有合作伙伴以合作的方式參與到研究過程中，通過知識和行動的結合來實現社會變革，改善結果和消除差距的方法。［6］此外，伊斯雷爾（Israel）等人對CBR也做了經典的描述，“一種合作的研究取向，將社區成員、組織代表和研究人員平等地納入研究過程的各個方面。這些伙伴貢獻了獨特的力量和共同的責任，以增進對特定現象和社區的社會和文化動態的了解，并將獲得的知識與行動結合起來，以改善社區成員的健康和福祉”［7］。

借鑒前人的研究工作，這里將CBR定義為：從社區的現實問題出發，對社區成員賦權，公平地讓所有的合作伙伴（研究專家、社區成員、實踐者、其他利益相關者、公民等）參與到整個研究過程，并認識到每個合作伙伴帶來的獨特優勢，最終將知識和行動結合起來促進社會變革的合作過程。CBR充分彰顯高校與社區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突出兩者之間通過建立共同的目標、愿景、使命形成聯盟進行知識生產，共同解決問題，最終實現大學和社區的互利共贏的教育與研究理念。

（二）CBR的特征

CBR不是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種參與式研究框架，它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中的任何一種。［8］可見，“社區”和“參與”是CBR的兩個關鍵詞，這也是CBR區別于傳統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歐美學術界，“社區”（community）擁有更廣泛的含義，它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共享同一個地理位置的地區群體，還指擁有共同利益、興趣或事業的共同體。換言之，這里的“社區”范圍可大可小，可以指行政劃分上的居民社區，也可以指一個地方、區域、國家，甚至是全球共同體?！皡⑴c”指的是CBR的方法論屬性，即參與式研究，與此相關的研究模式還包括行動研究、合作調查等。這一研究體系有兩個決定性特征：以行動為導向，以參與為標志。［9］具體而言，CBR的特征體現在研究主體、研究主題、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成果四個方面。

在研究主體上，相較于傳統研究，CBR的研究者更廣泛。不僅包括學術專家團體，還包括社區成員等非學術群體。CBR承認并認可社區成員獨特的知識價值，賦予了社區成員和專業學術團體同等的學術研究權力。傳統研究僅將社區成員當作研究對象，將社區視為方便獲取樣本的“實驗室”，社區成員的意見在傳統研究中只是參考項。CBR極力賦予并保障社區成員的研究主體地位，將社區成員納入學術研究的整個過程，從研究主題的確定到研究結果的實施。雖然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種原因社區成員的參與程度和主體地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CBR一直堅持以社區成員參與研究過程的各個階段為中心原則，最大程度上保障社區成員的研究主體權力。這與僅執行的是某些或個別專家眼中的社區需求項目的傳統研究是截然不同的。

在研究主題上，相較于傳統研究，CBR的研究主題更加多樣、具體和真實，更能突出了學術研究的實際效益。CBR主要是從社區比較關心的重要主題開始，例如，收入、健康、環境等社區發展過程中容易遇到的現實問題，并且在研究主題的確定上，CBR項目是由研究人員與社區參與者共同確定，且優先考慮社區成員的想法和意愿。而傳統研究主題基本上是由研究人員根據個人意愿或興趣確定，這些主題多半表現為學術性強、理論價值高、易出成果等特點。

在研究目的上，CBR以行動為導向，所產生的知識旨在解決社區居民所面臨的各種迫切的社會現實問題，為社區居民生活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而傳統研究多是優先考慮專家學者的需求、興趣和學術價值，“為了研究者自己的目的而行動”，以促進特定話題下知識的發展，或是為了檢驗假設和發展一門學科理論，其理論基礎很少用明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術語來表述。［10］而CBR旨在幫助社區獲得他們認為對其正在進行的工作重要且有影響的一些信息，增進社區福祉，是一種利他主義的價值取向。

在研究成果上，傳統研究成果的所有權基本只屬于參與研究的專家學者，而CBR的研究成果是學術團體和社區成員所共有的。在研究成果展示和傳播方式上，傳統研究基本上是以學術論文和學術報告為載體，通過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等方式來傳播，而CBR的研究成果的展示方式多樣，包括各種創造性的形式，例如，故事、錄音、戲曲、小說、提案等，其傳播途徑包括各種媒體、公共會議、立法機構以及非正式的社區場所等任何可能受到學術成果影響的地方和論壇。

可見，CBR完全不同于傳統研究，它有自己獨特性，將非學術群體的社區成員納入研究過程，以社區發展現實問題為研究主題，將知識與行動相結合，以實現社會變革為研究目的。概括起來即以行動為導向，合作共贏，知識民主。［11］

表1 基于社區的研究與傳統的研究的區別

二、“基于社區的研究”的價值

（一）對社區/社會的價值

對社區來說，CBR不僅能夠幫助社區居民提高自身能力，包括開展研究、獲取資源（資金、知識、勞動力）、改變社會或個人不平等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在促進社區參與、社區學習、社區能力建設、社區變革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首先，CBR通過對社區賦權，使得社區成員與學術專家享有同等的研究權力。社區成員在參與學術研究過程中，其知識水平和研究技能往往能夠得到發展，對社會問題的見解通常也能得到提升。沃倫（Warren）等人認為，開展杰出的公共與社會服務的最好的方式是開展CBR。因為CBR項目實現了專業知識與大眾知識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實現社區成員知識水平的更新。［12］此外，社區成員在參與CBR項目的過程中也發揮了自身的獨特價值，有利于社區成員個人自身價值的實現。正如伊斯雷爾（Israel）等人所說，“CBR是一個共同學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共同創造新的有價值的東西，比研究者和社區成員單獨行動加起來多得多”［7］。

其次，有意義的CBR項目能夠為社區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方案。CBR是在真實世界的條件下進行的，并且最終研究成果又返回到社區成員的實踐當中，因此，比起傳統研究更能回應人們的日常生活，與人們生活具有更加緊密的聯系。況且，一些復雜、具體的社會問題，僅僅依靠專家學者的“閉門造車”是無法得到很好的解釋和解決的，而社區成員置身于社區復雜問題的具體情境中，相較于專家學者，他們對復雜的社會問題有更深切的理解。而且，有時候來自社區外的不當干預，反而可能會使復雜的社會問題進一步惡化。在開展CBR的過程中，社區成員的加入，能極大地增加研究成果對改善社區發展的適用性，對社區的發展具有更加直接且更具針對性的指導作用，能有效促進社區變革發展。

最后，CBR能夠強化公民的社會參與，促進社會的公平。CBR多用于解決社區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例如，貧困、教育不公、環境污染、生態建設、移民以及種族主義等問題，它強調“跨越差異建立聯盟”，支持跨文化的理解方法。［13］傳統研究往往強調高大上的理論研究，忽視邊緣化群體和弱勢群體，而CBR則致力于解決弱勢群體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與公平發展。

（二）對大學自身的價值

其一，CBR研究模式有利于大學生產實用的知識。對大學的科學研究而言，有意義的社區參與不僅能改善研究過程本身，還能改善研究的結果。CBR通過平等地吸納社區成員參與到整個研究過程中，一定程度上能夠使得學術研究不再是高懸在空中的、常人難以理解的高深學問，而是能夠立足于實地來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方案，使得研究過程更容易被理解、研究結論更站得住腳。

其二，CBR研究模式有利于大學彰顯公共能力建設者的角色。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大學日益成為社會發展的軸心機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用“錨機構”（anchor institution）這個概念來指代大學在社區發展的角色。所謂錨機構，是指一種新的范式，用以理解基于地方的機構（place-based institutions）在打造成功的社區和地方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展現出的公共服務能力。［14］由于CBR目的是為了共同的社會愿景與目標共創知識、共建能力，因而CBR研究模式是大學承擔錨機構角色的一個集中體現，有利于發揮和彰顯其公共能力建設者的職責。

其三，CBR研究模式有利于提升公眾對大學及其教師的信任水平。當前，不少公眾對大學及其科研人員的信任度呈不斷下降的趨勢。這種不信任不僅表現在對教育質量的不滿，還體現在對科研成果的不滿。例如，一些人抱怨，國家每年給大學投入了那么多資金，但生產出來的成果，到底給這個社會帶來哪些可見的益處？它背后反映的一個深層次問題是公眾對大學及其教師的信任不足。顯然，CBR研究模式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二者之間的信任不足問題。因為在CBR研究模式中，公眾通過參與研究，往往更能理解科研的本質，更能理解大學教師的角色。而且，CBR的選題往往具有高度的社會相關性和文化敏感性，這樣往往能增進公眾對科研的信心。

（三）對大學生的價值

在CBR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大學生作為合作伙伴的一部分，通常也參與到當中。對學生來說，CBR是一種很好的學習策略。首先，學生在參與CBR的過程中，通過親身體驗，能夠更好地獲得研究技能，提升對研究的興趣度。其次，CBR通常會將學生的體驗與課程學習聯系起來，讓學生真正動手參與項目。這個時候，學生往往能以額外的關心和熱情來對待他們的學業，從而會比單純在課堂和課本上學的更好。再次，學生在參與CBR項目時，會關注到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使得他們的學習會被真正的責任感和更高的使命感所激勵，能夠促進他們在日益全球化社會中對公民角色的理解。最后，在參與CBR的過程中，與其他合作伙伴的溝通交流，往往能夠鍛煉學生的綜合能力，包括社會能力（現實生活經驗）、溝通和合作技能、新的知識和視角、跨學科研究的知識和專長，以及將不同群體的需求聯系在一起的技能等。［15］

（四）對方法論的價值

CBR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其價值還體現在其參與式的方法論上。其一，參與式方法的使用可以提高所收集的研究數據的質量，可以有效規避研究人員篡改數據的現象發生；其二，社區成員參與研究技術的設計和實施會引起參與者更大的反應，并更真實地反映事件或問題；內部專家的加入可以幫助闡明數據中的模式，增強分析和解釋的豐富性；其三，參與式研究方法能夠增進研究的包容性，增強社區成員及其代表的個人能動性；其四，CBR對社區參與和研究方面的新方法更加開放，使得最佳實踐指導工具快速增長。［16］參與式研究方法的支持者，如密斯陳（Mischen）和辛克萊（Sinclair）指出，CBR方法可以通過增加研究的相關性、增加背景細節來提高研究質量，從而使研究結果可實施并對社區有用，幫助學術界和社區研究人員“公平”競爭，促進創新創業。［17］但需要指出的是，CBR的方法論并非完美無缺，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由于研究的高度情境性和描述性，參與式研究方法不夠成熟，無法進行嚴格的調查。［18］

三、“基于社區的研究”的實施

CBR代表的是學術界與社會公眾團體之間的一種互利合作關系，更是一套集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職能為一體的跨學科學術體系。［19］CBR項目從“關注社區”開始，積極尋求解決與社區發展相關的現實問題，有意和公平地讓研究人員和社區成員參與研究過程的所有方面，包括決策能力建設、知識生成和結果傳播，并且這是旨在促進研究人員和社區成員長期承諾的循環往復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所有合作伙伴的共同利益。［20］那么，CBR到底是如何開展實施的呢？盡管各國的CBR運作程序各有側重，但就整體而言，CBR的實施步驟可概括為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問題、建立伙伴關系并招募參與人員、資料收集與分析、成果形成與展示、反饋評估與跟進等一系列的程序。

（一）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問題

相較于傳統研究，CBR強調從與社區發展高度相關的現實問題出發，重點關注社區發展的優先事項。從美國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辦公室（OBSSR）資助的一些CBR項目的標題就可以看出，CBR研究主題通常表現在醫療健康、衛生服務、環境保護、青少年肥胖、婦女決策權等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比較常見的領域。例如，（1）使用基于社區的參與式研究（CBPR）降低拉丁裔男同性戀移民感染艾滋病毒的風險；（2）一項促進太平洋島民婦女決策的巴氏試驗（Pap Test）干預；（3）對南卡羅來納州農村地區災前和災后衛生服務需求的評估等。［11］之所以選擇這些主題，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些主題源于社區，如果離開社區成員的參與，很難獲得準確與及時的信息，相關研究也很難深入；另一方面，這些主題與社區發展息息相關，關乎每個社區成員的切身利益，社區可以在參與過程中受益，凸顯CBR項目的公共價值。［21］總之，研究主題是由社區成員與研究人員根據社區發展的優先事項共同商定的，尤其表現為與社區發展、社區利益息息相關的實際問題。

（二）建立伙伴關系并招募參與人員

建立伙伴關系主要指的是研究人員與社區代表或領導者之間建立友好合作關系，這一步驟主要包括建立社區咨詢或社區行動委員會（Community Advisory or Community Action Board）。［22］例如，由公共衛生部在加利福尼亞州康特拉科斯塔縣西部發起的健康社區項目（HNP）中，研究人員根據社區成員的受尊重程度，確定部分的參與成員，并通過邀請他們參加在當地社區中心舉行的首次會議，來正式建立伙伴關系，以幫助他們進一步確定誰能作為當地社區健康倡導者或社區組織者被雇用和培訓。［23］在與社區代表建立良好關系之后，研究者開始進入社區正式招募參與人員，其招募標準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據研究主題與目的制定，語言、特殊技能、綜合能力等是比較常見的招募標準。所有被招募的人員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共同特點——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這些人是最接近情況的人，對研究主題可能有其他人所不具備的洞察力，并且他們的參與對于研究的順利實施至關重要。此外，合作伙伴還可能包括：（1）與受到直接影響最大的成員相關的人；（2）決策者，例如，一些地方官員、立法者和其他決策者；（3）對問題或干預有興趣的社區成員；（4）衛生、服務和公共機構工作人員和志愿者。［22］

在開展研究的過程中建立社區伙伴關系，加強了行動導向的承諾，確保了社區從研究中受益。讓合作伙伴參與研究過程、與社區建立關系有助于使研究合法化，“合作和伙伴關系的新范式正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不是單純的‘研究他們’或‘給他們做’的方法，而是真正賦權的過程”［24］。因此，成功的校園——社區伙伴關系必須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內容：建立伙伴關系、開展伙伴關系、取得伙伴關系。建立伙伴關系包括創造共同世界觀的需要，達成目標和戰略的一致，以及發展相互信任和尊重；開展伙伴關系包括建立需要共享權力、清晰溝通、理解和靈活性的伙伴關系；最后，取得伙伴關系，既滿足利益又滿足需求，增強組織能力，采用長期目標。［25］

（三）收集與分析資料

在招募完參與人員之后，就會形成正式的伙伴關系聯盟，開始正式的研究工作。一般來說，社區成員與研究人員根據研究主題、研究方法以及各自的優勢，分工協作收集研究資料。通常社區成員主要是負責信息收集與整理的工作，以及與其他社區成員的溝通工作；而研究人員主要是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負責一些專業性的信息處理與分析工作。當然，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研究人員與社區成員暢所欲言，調動各自的知識儲備，共同推動研究成果的形成。整個過程充分體現了CBR的共享與參與屬性，研究人員不僅直接對社區參與者進行相關的科研技能培訓，還潛移默化地用實際行動影響著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不僅提高了社區成員的研究能力，還激發了他們的研究熱情和參與精神，進一步提高所在社區的整體居民素質。

在資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中，盡管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所有成員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公平的，但在不同的CBR項目中成員的參與是不同的，存在各種各樣的可能性。CBR在研究過程中涉及到研究對象，有時這些受試者可能參與研究過程的所有階段，有時僅在特定階段參與，具體取決于所使用的CBR的具體形式。在協作查詢（CBR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情況下，研究對象涉及所有階段，包括問題定義、數據收集、數據分析、建議提出和建議實施。［17］總之，從讓社區成員參與研究過程的所有層次，到讓社區成員提供指導研究過程的建議都是可能的。

（四）成果形成與展示

經過研究人員與社區參與者的共同努力，最終形成了研究成果，并且研究成果直接回到社區實踐，通過社區成員普遍接受的方式進行成果展示與傳播，以切實促進社區變革與發展。一個理想的CBR項目是可以平衡“社區優先事項和大學對知識生成、傳播和應用的要求”，能夠生產出既滿足社區發展需求的產品，又能夠兼顧大學知識生產的學術性成果。［26］CBR的產品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出版物、應用性產品以及社區傳播產品。

出版物，即同行審議的期刊文章，是傳統研究中比較典型的學術產品，在記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學術期刊對學術群體的文化交流至關重要，因此，其在CBR產品中仍保留著很重要的比重。這種類型的學術產品相較于傳統研究而言，在形式上沒有很大的區別，都是在一些比較著名的同行審議的期刊上發表一定數量的描述性或經驗性的文章，其差別主要表現在文章的主題上。CBR產品中的同行評議文章大多是關于服務學習、公共衛生實踐以及基于社區的參與性研究等與社區優先事項密切相關的主題。這種類型的產品是CBR參與學術評估的重要指標，但據實際情況反映學術期刊往往對發表或出版社區參與活動的稿件并不感興趣，［27］所以，如何引起學術期刊的興趣以及保持一定數量的同行審議的文章作為CBR的產品，是推進這種科研模式發展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應用性產品，主要指CBR項目研究過程中產生的，包括創新干預計劃、社區、州、聯邦各級的政策、培訓材料、資源指南以及技術援助等，可用于直接指導實踐操作層面的學術產品。相較于同行審議的文章，應用性產品更強調將CBR所生產出來的知識或理論“即刻”轉化為實踐和可操作化的計劃或指南。這類成果充分體現了CBR不僅要實現知識生產，還要促進知識的傳播以及知識的應用，使學術產品能夠直接返回到社區，解決社區所面臨的優先事項，改善社區健康狀況的思想。另外，這些應用性產品在一定程度上又能夠在實踐中豐富和充實理論，有助于加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助合作。

社區傳播產品，主要包括社區論壇、報紙雜志、紀錄片、網站以及“在州和國家層面上社區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所作的報告”等。［28］這是CBR在學術產品上的創新點所在，擴大了學術研究的受眾，滿足了非學術群體的學術需求，但這種類型的學術產品往往不被學術同行所認可，他們認為這有失學術研究的嚴肅性。

（五）反饋、評估與跟進

在研究成果形成之后，CBR還有必不可少的一個關鍵步驟就是信息反饋，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者對社區的反饋，另一方面是社區對研究者的反饋。第一種研究者對社區的反饋主要體現在研究成果上，CBR是以社區為基礎的研究，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解決社區問題并服務社區，因此，CBR的研究成果是以社區普遍能接受的形式返還給社區，幫助社區帶來積極的變化。例如，在圣地亞哥縣的拉丁裔社區環境健康聯盟CBR項目中，為解決老城區汽車與油漆店所排放的有毒空氣污染問題，南加州大學南加州環境健康科學中心與環境健康聯盟以及社區利益相關者合作，通過二次數據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統（GIS）制圖、空氣采樣和調查研究，最終制定了“攤銷條例”以逐步淘汰污染企業，并在市議會上公布給社區成員，將環境正義作為總體計劃的全部內容，并在六個月后，通過了具體計劃，切實改善了當地的空氣污染問題。［23］第二種社區成員對研究人員的反饋主要表現在研究成果的影響與作用方面，CBR是一種邊研究邊應用的過程，社區成員的效果反饋不僅能夠反映研究成果的實際效益，還能進一步完善研究成果，以便更好地解決研究問題。除此之外，社區成員也可以向研究者反饋一些自己的個人體驗或感受，進一步增進研究人員與社區成員之間的伙伴關系。

最后一個環節是評估與跟進。CBR項目不是以行動，更不是以報告結束，CBR的研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形成有利于社區發展的行動方案，甚至是行動。研究成員的能力提升與研究結果同樣重要，因此，CBR項目在形成研究成果以及信息反饋之后，還要進行后續的跟進工作，具體包括評估與后續安排。在信息反饋之后，研究成員要對整個研究過程進行反思與評估，例如，研究按計劃進行了嗎？本次研究哪些流程應該改變？對社區參與者的培訓是否有效？伙伴關系是否能繼續維持？除此之外，CBR研究人員還要給社區成員做好該研究主題的后續工作安排，包括一些后續的規劃與注意事項等。例如，行動方案的后續問題如何解決？研究成果所帶來的相關問題如何避免？

圖1 基于社區的研究實施流程圖

四、對我國高?？蒲邪l展的若干啟示

CBR以行動為導向，直面社區發展實際需求，充分發揮了大學的社會功用與公共價值。此外，CBR還豐富了研究的范式，創新了學術產品形式，擴大了學術研究的受眾。當前，我國正在改進學科評價和教師評價，要求“淡化論文收錄數、引用率、獎項數等數量指標”，“突出學科特色、質量和貢獻”，強調“堅持分類評價”和“社會貢獻”。［29］無疑，CBR對于我國高?？蒲械母倪M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研究取向：重視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

我國高?？蒲泄ぷ髦幸恢贝嬖谝粋€巨大的問題——極力追求科研工作的“高大上”成果，熱衷于生產可量化的論文和專著，相對忽視科學研究的社會功用和社會公眾的現實需求。這種情形導致大學教師的研究成果缺乏“社會溫度”或“不接地氣”，以及社會公眾與科學研究的相互隔離。但是，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組織，不僅承擔著學術知識生產的角色，還肩負著社會責任。CBR帶給我們的第一個強烈的啟示是大學教師除了自由探索高深知識之外，更需要直面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滿足公眾的切實需求，解決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此外，還應加大科研成果的交流性與傳播性，讓廣大社區成員了解并享受科研成果帶來的實際效益，這也是促進科研工作造福社區發展的重要舉措。

（二）學術評價：重視科研的社會影響力

長期以來，我們對一個學者的評價，主要基于其學術影響力，例如，論文發表數量、刊物的影響因子、引用率、獎項等，相對忽視了科研的社會影響力，即科學研究對社會、經濟、文化等產生的實際影響。這導致我們的科研人員盡量往那些容易發表論文的研究方向靠攏，而忽視了具有強烈現實意義但可能無法在核心期刊發表的選題。但是，隨著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以及政府對科研投入的社會價值訴求，大學科研的非學術影響評估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30］CBR帶給我們的第二個強烈的啟示是對一個高校教師的評價，除了依靠傳統的學術評價機制外，還可以建立一套全新的評價機制，即以一個學者的科研成果的社會影響力作為重要的評判依據。

（三）研究主體：重視公眾的參與

傳統科研范式中研究人員與公眾是兩個相互區別的個體，一個是知識的生產者，另一個是知識的消費者。但是，這種研究范式帶來的弊端很明顯，一是公眾的智慧被埋沒了，二是研究人員與普通公眾的隔閡，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少公眾對研究人員的不信任、對科研成果的不理解。然而，隨著知識民主理念的興起，以及數據密集型研究的興起與發展，公眾參與科研（PPSR）日益成為一種全球發展趨勢。此時，公眾不再是知識的消費者，而是以“參與者”的身份進入復雜科學系統內部參與科研活動的內部過程?！肮姀闹R和產品的終端使用者轉化為生產者，他們幫助科學家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幫助科研人員解決問題。在這種科研關系中，公眾是研究的重要參與者，是傳統科學家的同事和伙伴，公眾直接參與新的科學知識的產生”。［31］但需要明白的是，CBR中的公眾參與，不是一般意義的公眾參與科研，它更強調大學所在社區的公眾參與，更強調專業知識與地方性知識的融合，更強調知識生產的實用性和正義性。

注釋：

① 循證實踐，即“以證據為基礎的實踐”，主要針對的是醫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實踐領域，即根據研究對象不同的具體情境下提供的證據而進行的實踐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