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經濟學的哲學透視
——凱恩斯哲學著作《論概率》百周年紀念

程曉林

（河南工業大學 經濟貿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7）

一、引言

1921年凱恩斯出版了著作《論概率》［1］，劍橋大學哲學家羅素在書評中寫道：“毫無疑問，關于概率最重要的研究已經出現了很長時間……這本書整體來說怎么高的評價也不為過?！保?］《論概率》本質上是一本關于概率的哲學著作，也是凱恩斯唯一的哲學著作，書中的哲學思想影響了凱恩斯的一生，并奠定了凱恩斯的經濟學基本框架。斯基德爾斯基勛爵指出，哲學是凱恩斯生活的基礎，凱恩斯接觸經濟學還是在接觸哲學之后的事，對于凱恩斯來說，“關于生活目的的哲學優先于關于生活手段的哲學”［3］。這里生活手段的哲學就是經濟學。值此百年之際，重溫凱恩斯的哲學，從哲學視角透視凱恩斯經濟學也是對先哲的一種紀念。

傳統凱恩斯哲學的研究試圖解答兩個問題：一是凱恩斯作為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學生，為何能夠背離馬歇爾經濟學局部均衡分析傳統，實現宏觀經濟學革命？二是凱恩斯創建其經濟學體系的哲學出發點是什么，何以形成了《通論》的理論體系？對于第一個困惑目前學界已達成一致，即凱恩斯通過劍橋大學的學社先接觸了摩爾的元倫理學，在哲學上拋棄了功利主義，自然也就拋棄了以功利計算為基礎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為其理論創新奠定了基礎。［4］對于第二個問題，學界研究較多，但缺乏統一觀點，尤其是對凱恩斯的《論概率》存在三種不同的解讀——主觀概率論、客觀概率論、辯證的概率論，每一種解讀都自成一派，未成體系。因此如何將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核心概念與其哲學命題相對應，將對理解凱恩斯經濟學的哲學脈絡大有裨益。

二、凱恩斯經濟學的哲學溯源

與凱恩斯經濟學相比，對凱恩斯哲學的研究相對滯后，除了傳記作品之外，學界對凱恩斯哲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當時宏觀經濟學轉向對概率和不確定性的關注，正好與凱恩斯早期的哲學著作《論概率》遙相呼應，凱恩斯的《論概率》一度成為研究熱點。米克斯基于凱恩斯著作《論概率》及其前期手稿的研究，最早分析了凱恩斯的不確定性哲學與其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意圖調和凱恩斯的理性決策與不確定性的矛盾。［5］在米克斯之后對凱恩斯哲學的研究則分為三個分支：主觀概率論、客觀概率論及兩者的調和?？ɡ惱J為凱恩斯是主觀概率論者，其概率不是依賴于經驗主義的頻率而是人的理性，是類似于一種“柏拉圖實體”的邏輯概率。［6］而奧唐奈則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為凱恩斯是客觀概率論者。［7］但兩者一致同意凱恩斯的概率是一種邏輯上的信念程度，而不是結果分布的頻率，區別在于背后的邏輯是源于對客觀的認識還是源于主觀認識。貝特曼則站在兩者中間，認為凱恩斯雖然是主觀概率論者，但也接受了拉姆齊對其“柏拉圖實體”的批判，是一種辯證的概率哲學。［8］

為了進一步探尋問題的答案，20世紀80年代末，學者們轉向凱恩斯哲學的其他方面，試圖尋找凱恩斯哲學的起源。首先體現在凱恩斯的倫理學方面，貝特曼通過回顧凱恩斯在劍橋大學的學習歷程，特別是在劍橋大學布魯姆斯伯里的秘密學社中，摩爾的元倫理學對凱恩斯產生的革命性影響，論證了凱恩斯在時間上和邏輯上都是先在倫理學上接受了摩爾的元倫理學，并使其擺脫了傳統的功利主義桎梏。［9，10］喬洪武分析了凱恩斯在《通論》中體現的倫理取向［11］，進一步明確了摩爾倫理學，尤其是其中對功利主義的批判和“統一有機體”的概念對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4］

第二是對于凱恩斯認識論的研究。戴維斯［12］和道［13］從傳記角度論述了凱恩斯哲學的發展歷程，記錄了凱恩斯在“信使會”及“布魯姆斯伯里”得到哲學啟蒙及其認識論觀點，認為社會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尤其是人們的投資行為，這是“不確定性”觀念的起源。何茂昌同樣認為“不確定性”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礎，并從認識論角度對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形成進行了歸納。［14］程瑜從凱恩斯《通論》的文本分析出發，再次證明“不確定性”是凱恩斯經濟學三個心理動機——消費動機、預防動機、投機動機形成流動性偏好進一步導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并從科學哲學角度對凱恩斯的經濟學方法進行了評價。［15］

第三是對凱恩斯的政治哲學研究。巴克豪斯出版了凱恩斯關于政治學觀點的論文，集倫理學、概率哲學、社會學，并認為這些理論體系間均存在關聯。［16］楊玉成以一篇文獻綜述將西方凱恩斯的哲學研究引入國內，并認為凱恩斯的政治哲學是當前西方凱恩斯研究的一個新領域［17］，隨后楊玉成進一步研究了凱恩斯的政治哲學，指出凱恩斯認為政治是手段哲學，而非目的哲學。［18］

凱恩斯是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對凱恩斯經濟學的哲學溯源是凱恩斯經濟思想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凱恩斯的概率哲學和反功利主義的倫理觀點深刻影響著其經濟學理論。雖然國內外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存在進一步探討的余地。首先，已有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對凱恩斯概率及不確定問題上，對凱恩斯哲學的其余方面研究尚需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凱恩斯對經濟學學科性質及方法論的研究。其次，目前的研究雖然比較深入，但缺乏系統性與整體性，不能對凱恩斯的整個經濟學與哲學思想體系給出一個較為清晰的框架，為理解凱恩斯的整體經濟思想提供指引。再次，目前對凱恩斯經濟哲學的研究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為何凱恩斯能夠實現對馬歇爾傳統的背離？卻沒有回答第二個問題，凱恩斯創立其經濟學體系的理論依據是什么？為嘗試解決上述存在的不足，本文基于凱恩斯哲學體系的核心概念，試圖將過去百年的研究成果進行串聯，形成一個凱恩斯經濟學體系的哲學解釋。

三、凱恩斯哲學的核心觀點

對凱恩斯來說，經濟學是第二哲學。凱恩斯經濟學從學科本身的性質入手，以哲學視角來研究經濟事實，主要對經濟事實進行哲學反思，考察經濟活動的基本特征與地位，試圖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效率與公平三大經濟關系給出終極性回答。［19］凱恩斯對經濟學提出過這些問題：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是什么？應該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經濟活動是否可以完全認知？經濟活動與人、社會及自然的關系如何？

（一）本體論：經濟學的學科性質

凱恩斯對于經濟學學科性質的認識是個漸進的過程，他是在從事政治活動時開始思考經濟問題的，他對經濟學學科性質的觀點初次表現在他1924年為其老師馬歇爾書寫的傳記當中。他寫到：“經濟學研究看起來并不要求那種出類拔萃的獨特天賦。理智地說，與那些哲學和純科學中的高深內容相比，經濟學難道不是一個簡單至極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是合格的經濟學家卻如鳳毛麟角?！币驗椤耙晃唤洕鷮W大師必須是諸種天賦的綜合，他必須在各個方面都達到相當的水準，然后把這些很難捏合在一起的各種天分融為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既是數學家又是歷史學家，同時是政治家還是哲學家。他必須能理會符號而又能訴諸言語。他必須在研究現在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他必須像藝術家那樣遠離塵世，又像政治家那樣腳踏實地”［20］。這是凱恩斯第一次對經濟學性質做出的表述。

在另一個場合，凱恩斯將經濟學看成是“邏輯學的一個分支，一種思維方法”［21］。對此卡拉貝利有較為系統的簡述，他指出凱恩斯經濟學的邏輯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學模型角度來說的邏輯能力。經濟學家需要了解各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為了保證模型的通用性和作為思維方式而存在的價值，模型一般是沒有數據代入的，這更體現了經濟學家的邏輯能力。二是從經濟行為角度來說的邏輯判斷。行為主體一般會在采取經濟行為之前對其行為的經濟后果有一個預判，這種預判可以根據歷史的經驗，但更多地依據行為主體自身的邏輯判斷，這就是凱恩斯主觀概率論的核心觀點。［22］凱恩斯認為經濟學是邏輯學分析，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經濟變量間的邏輯關系，二是關于經濟決策的判斷邏輯，也就是概率邏輯。

由于凱恩斯的概率理論是為其道德哲學服務的，所以凱恩斯又進一步將經濟學看成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凱恩斯聲稱“我想再次鄭重聲明經濟學是道德科學。我之前提到經濟學是有關內省與價值判斷的，我想再補充一下，即經濟學還涉及動機、期望以及心理學的不確定性等”［23］。凱恩斯這一論斷與其價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凱恩斯一生將摩爾倫理學奉為圭臬。摩爾將倫理學一分為二，研究“善”本身的是元倫理學，研究“如何實現善”的是實踐倫理學。毋庸置疑，在凱恩斯看來經濟學研究的終極目的是如何實現人類社會的善，是實現善的一種手段，所以經濟學是道德哲學（或倫理學）的一個分支。對于這一觀點斯基德爾斯基更為果斷，他認為整個《凱恩斯傳》就一個中心思想，即“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倫理學的一種應用，經濟學家首先應該具有文化和道德觀”［3］。

因此，在凱恩斯看來，經濟學本質上是道德哲學的分支，是實現善的手段，經濟學研究涉及社會經濟行為的價值判斷、動機、期望以及不確定性等方面，而其期望與動機又是基于主觀判斷，而非經驗判斷，所有這些都與道德哲學密不可分。

（二）方法論：應當采用何種研究方法

吉利斯認為，凱恩斯是以一個方法論者來開始其經濟學工作的。他說：“如果說經濟學方法論是科學哲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那么凱恩斯則對經濟學研究方法實現了‘庫恩式’的革命，盡管在很多細節方面凱恩斯不是革命的第一人，但無疑是最成功的?！保?4］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如果正統經濟學有錯誤之處，那末，錯誤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樹立起來的在邏輯上前后一致的上層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設前提缺乏明確性和一般性?！保?5］凱恩斯將論證的矛頭直接指向假設前提，意味著想從根本上顛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這種顛覆的根本原因在于凱恩斯對傳統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否定，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凱恩斯將“統一有機體”概念引入經濟分析，否認新古典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從而創立整體分析傳統?！敖y一有機體”概念是摩爾倫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意指一些事物就其本身而言價值為零或為負，但一旦與某些有內在價值的事物（如人的至善心態）結合在一起，可能產生一個復合的有機體，有機體的價值要大于所有各部分價值的總和。這種分析方法與傳統的局部分析有明顯的區別，傳統經濟分析實際上是“原子論”，即假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分析某一經濟變量（Ceteris Paribus）。在“統一有機體”概念的影響下，凱恩斯采用了總量分析方法，并打破傳統的將貨幣經濟與實體經濟分開分析的“二元論”，將貨幣經濟與實體結合分析，開啟了宏觀經濟學先河。凱恩斯在其晚年說到“我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終是統一有機體原則的倡導者，至今我也認為這是對我唯一有意義的事情”。［21］經濟學家們認為“統一有機體”是凱恩斯最重要的概念。［23，26］

二是凱恩斯延伸了“統一有機體”的“有機”二字，強調有機體隨時間而變化，且變化有難以預見的特征。他將時間與不確定性引入經濟分析，否認長期均衡的現實性，開創非均衡分析傳統。對時間和不確定的強調是凱恩斯經濟學的顯著特點，也是其追隨者一再強調的重點。在凱恩斯的經濟學中，投資行為從來都不是確定的，廠商的投資要面對不確定的未來需求，就算是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小企業主也不完全是價格的接受者，因為他們的投資決策在總產出與均衡價格確定之前就已經完成。［27］時間的引入將經濟行為劃分為“事前”與“事后”兩種狀態，而投資，尤其是對耐久性資產的投資是事前行為，資本邊際效率的變化也因為時間的推移而不可琢磨，因此經濟的常態是不均衡而非均衡。時間和不確定性的引入顛覆了傳統古典經濟學的前提，傳統經濟學理論的長期均衡與遍歷性也不再成立。［28］

（三）認識論：經濟活動不可完全認知

經濟行為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經濟行為的認知角度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學術流派，凱恩斯對經濟行為的認知在其一生期間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摩爾時期的凱恩斯意氣風發，桀驁不遜，在摩爾新思潮的引導下放棄了功利主義，不信上帝，不準備順從或遵守什么，他說：“在天堂面前，我們自己對自己審判?！保?0］這時的凱恩斯是理性的推崇者，如他自己所說：“我們把一切看作是完全理性的和具有科學性的。像其他任何科學分支一樣，它無非是邏輯與理性分析對感覺數據材料的應用?！保?0］他在《論概率》中說“我們從客體的事物出發，很多種類的事物，通過這些事物我們獲得直接的知識：感覺，觀念與事實……間接的，通過辯論，通過理解各命題間的關系，我們獲得知識及其命題”“我們能夠引導經驗事物的知識，使其超越我們僅對其現象的理解……這也意味著，我們能夠管理綜合的知識，即我們經驗中的客觀本質”［21］。

凱恩斯在參與經濟研究工作的多年之后，尤其是在《通論》出版前后，其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轉變，長期的政治事務與經濟事務使其逐漸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性。在分析資本邊際效率、利率波動、投資決策時，凱恩斯發現人們的理性對這些變量的認識和把握能力是有限的，反而人類原始的動物的本能占據上風。他在《通論》第十二章寫道：“突出的客觀事實是：我們對未來收益進行估計時所依據的知識是極端靠不住的。我們通常對決定投資項目在幾年后的收益的各種因素了解很少，并且往往根本缺乏了解……我們的大多數決策很可能源于動物的本能——一種自發的從事行動，而不是無所事事的沖動?！保?5］凱恩斯在這一時期的認識論由理性轉向直覺，他說“人是理性的這一虛假觀點往往使我們的判斷和情感流于淺薄……人是理性的這一看法，不僅沒有促進理性，反而破壞了理性，它忽視了某些強有力而有價值的情感源泉”［25］，這里的情感源泉就是直覺，凱恩斯再一次借用了摩爾直覺主義中對“善”的定義。在凱恩斯看來，與統計學與數理模型相比，對經濟問題的處理更需要直覺，統計學和數學只能使問題描述更加精確，但無助于對問題本質的把握。就算是需要用到數理的模型，對模型的選擇也需要依靠直覺，凱恩斯在1938年4月給哈羅德的信中指出，“經濟學是一種思維方式，邏輯學的分支，對模型選擇的一種思考與科學”［25］?？死姿共ㄖ毖?，在凱恩斯看來，當人們對經濟問題已經有了直覺的認識之后，模型就變得多余，直覺來源于對問題解決的充分思考，此時該做的就是驗證直覺正確與否［29］。

（四）辯證法：人與社會的關系應當如何

個體與整體、量變與質變這些問題也是凱恩斯哲學思考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時常引發經濟大爭論，如個人主義與民族主義、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等，因此凱恩斯對這些問題給出了較為明確的回答。

首先，凱恩斯利用“統一有機體”概念調和整體與個體矛盾。在統一的有機體中，單個部分有善有惡，但只要這些部分組成的有機體是善的，則這個有機整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這應該是對立統一思想最直接的詮釋了。比如在凱恩斯看來，個人的奢侈浪費如果有利于促進就業，那么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會將酒店的每一條毛巾都用一遍，好友反駁時，他辯稱這樣可以增進就業。［3］統一有機體的概念在他評論國際事務中也有展現，凱恩斯第一次參與政治事務的著作《和約的經濟后果》就是典型的案例，該著作中凱恩斯開宗明義地表明其觀點，他指出，歐洲本身是統一的，歐洲各國的脈搏共同跳動，它們的結構和文化從根本上來講是一個整體，它們一起動蕩不安，也共同衰落和繁榮。如果歐洲戰爭以法國和意大利濫用它們短暫的勝利權力去毀壞已投降的德國和奧匈帝國而告終，那么它們也就是在自取滅亡。［30］

其次，凱恩斯關于收入分配的理論體現了由量變到質變的辯證。在《通論》第二十四章，凱恩斯主動承認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以無原則和不公正的方式來對財富和收入加以分配，雖然有理由認為社會財富分配應當存在差異，但其不平等程度應當比目前存在的差距為小”［25］。凱恩斯認為，資本的積累是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但隨著資本積累的持續推進，資本的邊際效率將逐漸降低，當資本的邊際效率足夠低時，則意味著資本家利用資本的稀缺性來擴大其壓迫力量的終結，最終意味著“食利者階層的消亡”，財富分配的差距會逐漸消失，雖然消失會是一個逐漸而漫長的過程，但不需要進行革命斗爭。［25］這里凱恩斯對由資本積累引發的量變到質變的轉化有個理想主義的描述，雖然這一過程過于漫長，而且有點不切實際，但至少說明凱恩斯也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矛盾。

最后，凱恩斯對功利主義的態度體現了其對問題的辯證思維。凱恩斯一直慶幸自己在摩爾的影響下成為第一批擺脫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傳統的人，因為在凱恩斯看來“正是邊沁主義傳統在蠶食著現代文明，它應當對現今的道德敗壞負責。我們過去總是把基督徒看作是我們的敵人，因為他們似乎就是傳統、保守和欺騙的代表。實際上，是把經濟標準奉為圭臬的邊沁的功利主義計算在破壞著大眾的理想”［20］。在凱恩斯看來，他們是有信仰的一代，而且他們的信仰是非常有利于成長的，言下之意是在他們之后，人們又被功利主義侵蝕而失去了“信仰”。但凱恩斯并沒有徹底放棄功利主義，反而從社會穩定的角度重新認識功利主義，他認為功利主義所倡導的個人對賺錢和私有財產的追求，可以把人類危險的癖好疏導到比較無害的渠道之中，他說“而癖好如果不以此種方式得以滿足，那末，它們會被用之于殘暴，肆無忌憚地對個人權力和權威的追求以及其他方式的自我高大化。人們對他們自己的銀行存款實施暴政比他們對他們的同胞實施暴政好一些”［25］。

四、哲學透視下的凱恩斯經濟學

（一）經濟學是實現“善”的手段

如前如述，凱恩斯認為經濟學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道德哲學即倫理學，按摩爾的觀點，倫理學可以分為關于研究“善”本身的元倫理學與研究實現“善”的手段的實踐倫理學，經濟學只能是實現善的手段，這也是凱恩斯對經濟學本身的定位。手段服務于目的，經濟學的目的具體而言是什么呢？凱恩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29］，其所有經濟學理論都是為當時的經濟問題服務的，在凱恩斯看來，當時社會存在失業和收入分配兩大問題［25］，而凱恩斯的《通論》主要就是解決第一個問題，其繼承者羅賓遜等人則繼續解決第二個問題。同時，凱恩斯認為只要目標是善的，方式或是手段則沒有道德約束，他說：“在我看來，他（摩爾）的信仰的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條成為不必要的東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終極目標，而道德不過指向外物與中介?！保?0］從經濟學上來說，只要可以解決就業，其手段則可以多樣化，甚至“浪費式的”舉債支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也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25］。

（二）總量分析與不確定性分析

對“統一有機體”和直覺的信仰讓凱恩斯放棄了傳統的局部分析與統計分析。在凱恩斯看來，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傳統的經濟“二分法”存在著本質的錯誤，二分法將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分離，認為貨幣只是商品貿易的面紗，這種理論的錯誤在于只將貨幣作為交易中介，忽視了人們對流動性的偏好，忽視了貨幣的儲存手段職能。凱恩斯在“統一有機體”的啟示下，打破了傳統經濟“二分法”及局部分析的制約，采用了整體的、宏觀的分析方法。同時在處理就業問題時，凱恩斯跳出勞動力市場局部供給分析的桎梏，認為就業量只由總產量決定，而總產量由預期的總需求決定，這種總量分析方法讓宏觀經濟分析面目一新。此外，凱恩斯在經濟分析中還特別強調時間和不確定性的作用，而時間又是不確定性的源泉，從而開創了動態分析的先河，凱恩斯認為“經濟理論以靜態假設作為前提這一事實使得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現實性”［25］，在凱恩斯經濟學中，不確定性是流動性偏好和預期理論的基本前提。

（三）強調直覺而否定數學

1938年，凱恩斯在其回憶錄中說“沒有理由放棄《倫理學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覺”［20］，出于對“直覺”的迷戀，凱恩斯認為經濟問題的分析步驟先是直覺判斷，然后才是統計，統計只增加數量上的準確性，至關重要的是直覺分析。［29］面對當時統計學家對經濟問題的錯誤判斷，凱恩斯表示強烈憤慨，并懷疑一切由統計支撐的“貨幣數量說”“物價指數”“歸納相關性”［3］，他指出，“在近來的數理經濟學中，只能代表拼湊之物的部分實在太多了，這些部分的不精確程度正和它們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使那些作者們能在矯揉造作和毫無用處的數學符號中，忘掉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的性質”［25］。

（四）食利者階層消失與投資社會化

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已經讓凱恩斯充分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固有缺陷，尤其是失業與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面對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解決充分就業問題的現實，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應當實行兩項政策：一是投資社會化，凱恩斯認為其《通論》所給出的理論在結果上是保守的，某種程度的、全面的、投資社會化將要成為取得充分就業的唯一手段［25］；二是食利者階層的消失，在凱恩斯設想的社會中，當資本充沛到資本邊際效率為零的地步時，食利者階層將會消失，他們的企業精神與經營才能仍為社會投資服務。在這種社會中，資本品和消費品都按照相同的原則來決定價格，即價格與體現在產品中的勞動等形成比例［25］，在這樣的社會中，資本主義內部貧富差距問題不復存在。由此看來，凱恩斯的理想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看似殊途同歸。

圖1 凱恩斯經濟學的哲學透視

五、結論與啟示

凱恩斯的經濟學有很強的哲學屬性，他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來回跨越，由上圖可以看出，凱恩斯經濟學的每一個核心概念都對應著其哲學理念。早年的凱恩斯沉浸于哲學，然后才開始了經濟學研究，他首先實現了哲學上的革命，然后將其哲學思想通過一定的邏輯變化應用于經濟學領域，并實現了經濟學理論的革命。凱恩斯的理論不僅有完整的經濟學體系，也對應有完整的哲學體系，這樣的理論更加有生命力和說服力。

總體來說，凱恩斯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拋棄了功利主義，這使其與其他經濟學家分隔開來。［31］凱恩斯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在于突破了傳統的、基于功利計算的局部均衡分析，認為社會是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從而打破傳統經濟學分析的二元論，創造一般均衡分析傳統。但是凱恩斯在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時，又承認了功利主義的合理性，即功利主義將人的原始沖動導向金錢，而非其同胞，這是有利于社會和諧的。同時，凱恩斯認為經濟政策只是手段，只要經濟目標是善的，手段的善惡是無關緊要的?；谶@一觀點，凱恩斯倡導赤字財政，主張過度消費，只要這些手段能夠增加總需求，能夠解決就業，這些手段都是可以接受的。需要注意的是，凱恩斯的哲學與經濟學雖然邏輯完整，但從根本上來說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凱恩斯無處不在為資本主義私有產權辯護，并幻想通過資本的積累，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實現投資社會化，自然過渡到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這是不可能的，是違反資本主義根本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