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及區域差異比較研究

王怡

（東北石油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化石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也快速上升，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在2020年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習近平主席正式宣布：“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弊鳛槿驕厥覛怏w排放量最多的國家，中國近年來推行了一系列節能減排措施，2019年碳排放強度與2005年相比下降了46%，提前3年實現了2020年碳排放強度下降40%～45%的目標。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清潔生產技術、能源消耗強度、碳減排等方面還有較大的改進空間。

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技術進步、能源利用效率等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目標的實現，不同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利用效率、低碳技術、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中國節能減排戰略實施面臨巨大挑戰。當前中國各省份碳減排相對發展水平如何？不同區域間碳減排狀況是一致還是具有顯著差異？中國碳減排整體相對發展水平和趨勢如何？區域格局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碳減排的整體水平？上述問題的研究對把握中國碳減排具體狀況以及相關政策制定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中國碳排放問題展開了實證研究。例如，Wang等[1]對中國1957—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進行分解，發現當前能源強度下降的最重要因素是節能技術，而可再生能源使用和能源結構的作用不明顯。主春杰等[2]將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變化進行分解，研究發現中國二氧化碳大幅度減排的主要原因在于能源環境政策對環境保護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李健和周慧[3]選用2001—2008年全國及28個主要省域的碳排放總量等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國碳排放強度與三次產業的關聯度，研究結論表明第二產業是影響地區碳排放強度的主要因素。董昕靈和張月友[4]借助Kaya恒等式與增長核算公式，對影響中國1995—2016年產業碳排放強度變化的產業結構效應從生產要素層面分解，表明全要素生產率、資本和勞動投入變化通過影響經濟總量的變化，進而影響某產業的產業結構變化，最終影響碳排放強度變化。楊順順[5]認為中國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間經歷了“弱脫鉤—擴張連接—弱脫鉤”的變化歷程，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助長性因素是經濟增長效應，其次是人口規模效應；主要抑制性因素是能源強度效應；能源結構效應影響相對較小，但其負貢獻增長速度較快。還有學者從碳減排成熟度對中國碳減排展開研究，例如，王文舉和李峰[6]從Kaya恒等式出發，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和距離協調度模型，測算了中國2003—2012年工業碳減排成熟度；陳曉東等[7]對2008—2015年內蒙古節能減排成熟度進行測算；程凱[8]對中國2006—2015年各省份流通業碳減排成熟度效度進行了測算。

可以看出，當前研究較多側重運用各種分解技術或回歸分析對碳排放強度驅動因素展開研究，缺少對中國碳減排水平測度的研究；較多研究側重測算某一行業或某一省份碳減排成熟度，缺少對中國不同區域間碳減排成熟度的比較研究。本文在諸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中國30個省份2000—2019年數據為基礎，從分區域和整體兩個層面對中國碳減排成熟度進行綜合評價和分析，以期為更好把握我國碳排放規律和實現碳減排目標提供決策參考。

1 碳減排相對成熟度測算方法和數據處理

美國學者Humphrey & Sweet[9]自1987年提出“軟件能力成熟度模型”以來，“成熟度”概念已經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成熟度指研究對象與其完美狀態的相對值，王文舉和李峰[6]將成熟度劃分為發展度、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三方面。所謂發展度是指研究對象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提升程度，協調度是指研究對象內部子系統之間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程度，協調發展度是指研究對象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的平衡發展狀況。將上述成熟度涉及的三個概念引入碳減排成熟度中，構建碳減排相對發展度、碳減排相對協調度和碳減排相對協調發展度三個衡量指標。其中，區域碳減排相對發展度衡量區域產值碳減排強度發展水平，反映區域碳減排整體狀況；區域碳減排相對協調度衡量區域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的協調水平，反映碳減排驅動要素之間的協調狀況；區域碳減排相對協調發展度衡量區域碳減排相對發展水平和相對協調水平之間協調發展的整體水平，反映區域碳減排整體水平與協調水平的綜合平衡情況。在此基礎上，碳減排整體發展度、碳減排整體協調度和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分別衡量中國碳減排整體發展和協調水平。本文從區域碳減排成熟度和碳減排整體成熟度兩方面展開研究。

1.1 測算方法

Kaya恒等式是將碳排放分解為人口、人均GDP、能源消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來解釋人類活動與碳排放關系的數學方程式，表明碳排放問題不僅屬于經濟增長問題，也是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問題。為研究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能源消耗之間的邏輯關系，將Kaya恒等式轉換為：

式中：C為碳排放量，V為產值，E為能源消耗量。C/V為單位產值碳排放量，即產值碳排放強度；E/V為單位產值能源消耗量，即產值能耗強度；C/E為單位能耗碳排放量，即能耗碳排放強度?？梢钥闯?，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作為碳減排的驅動因素，共同決定產值碳排放強度的最終成效。三個指標與碳排放水平負相關，數值越小，表明碳排放水平越高；數值越大，表明碳排放水平越低。

1.2 數據處理

依據式（1）測算碳減排成熟度三個衡量指標，需要C、V、E相應數據作為基礎數據，即碳排放量、產值和能源消耗量。本文中相關數據均來自歷年的《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1）各省份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消除價格因素影響，在《中國統計年鑒》中將各省份GDP以2000年作為不變價基準，對歷年GDP進行平減處理，得出基于2000年不變價的各省份歷年GDP數值，作為測算產值碳排放強度和產值能耗強度的基礎。

（2）能源消耗總量。能源消耗總量包括能源終端消費量、能源加工轉換損失量和能源損失量三部分，本文選用能源終端消費量作為能源消費總量的代理變量?！吨袊茉唇y計年鑒》中各省份歷年能源消費總量作為本文測算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指標依據，其單位為統一的熱量單位（萬噸標準煤）。

（3）碳排放量。借鑒IPCC及國內學者的研究，碳排放量測算公式為：

式中：C為碳排放量；Qi為第i類能源消耗量，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Bi為第i類能源折標煤系數，依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各能源折標煤系數進行折算；Ci為第i類能源碳排放系數，采用國內外相關研究機構給出的系數平均值作為計算碳排放量排放系數，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平均排放系數分別為0.72、0.55和0.42。

2 碳減排成熟度模型

對三個碳減排相對指數的構建，本文使用鄧氏灰色關聯度模型來進行測量。鄧氏灰色關聯度是根據序列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性程度來測量因素間關聯的緊密程度。實際測算中，需要明確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通過關聯度模型測算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之間的關聯度系數。系數越大，表明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關聯度越大。通常情況下，會選擇最優序列作為參考序列，以此測算的關聯度系數越大，表明比較序列的發展路徑與最優序列發展路徑越接近，比較序列的發展水平越高。

2.1 區域碳減排相對成熟度指數模型

（1）各省份相對發展度指數。令評價對象為m個省份，比較時期為n個年份，x為產值碳排放強度，第i個省份的比較序列為,為參考序列。由于產值碳排放強度與碳排放水平負相關，因此，參考序列為各省份碳排放強度的最低值，即，k=1,2,…,n。第i省份第k年碳減排相對發展度指數為：

式中：ρ為分辨系數，依據通常做法取值為0.5，為整個時期所有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絕對差值的最小值，為整個時期所有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絕對差值的最大值，為第k年第i個省份的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絕對差。因此，碳減排相對發展度指數ξi(k)取值在0～1之間，數值越大，表明第k年第i個省份的碳排放水平越高。

（2）各省份相對協調度指數。令y為產值能耗強度，z為能耗碳排放強度，運用式（1）可以測算基于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的碳減排相對發展度指數fi(k)、λi(k)，則可得第k年第i個省份碳減排相對協調度指數δi(k)：

（3）各省份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實際中不同區域不同年份的相對發展度和相對協調度出現不一致現象，即低發展度、高協調度狀況，導致協調度指數不能完全反映各參數發展的整體水平情況，需要計算相對發展度和相對協調度的綜合指數。

式中：?i(k)為第k年第i個省份碳減排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取值為0～1，數值越大，表明第k年第i個省份的碳減排相對協調水平和相對發展水平越高。

2.2 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模型

（1）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將各省份碳減排相對發展度指數進行算術平均可得第k年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計算公式為：

（2）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衡量各省份間碳減排的協調水平，但由于區域間的差異導致無法通過對各省份相對協調度指數進行簡單算術平均來獲得，需要通過距離協調度模型計算整體協調度指數。

第k年各省份產值碳排放強度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歐氏距離測算公式為：

第k年第i個省份產值碳排放強度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最大的距離測算公式為：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測算公式為：

其中，Ck越大，表明各省份之間的碳減排趨同水平越高，整體碳減排協調水平越高。

（3）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指數。由前述分析可知，碳減排整體發展水平也存在與整體協調水平不一致現象，單獨使用整體發展度指數或整體協調度指數來表征碳減排整體成熟度就比較片面，需要構建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指數。

其中，Hk取值為0～1。

2.3 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成熟度影響模型

（1）考慮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發展度。為體現出區域格局差異對碳減排整體發展度的影響，將各省份GDP占全國GDP比重系數引入碳減排發展度模型中，構建考慮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模型：

式中：ωi為第i個省份GDP占該年全國GDP的比重系數。則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的影響為：

其中，θ為正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發展度產生促進作用，數值越大，促進作用越強；θ為負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發展度產生不利影響，其絕對值越大，不利影響越大。

（2）考慮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協調度。同理，考慮區域格局的產值碳排放強度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的歐氏距離測算公式為：

考慮區域格局的產值碳排放強度比較序列與參考序列最大的距離測算公式為：

因此，考慮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測算公式為：

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的影響為：

其中，θ為正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度產生促進作用，數值越大，促進作用越強；θ為負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度產生不利影響，其絕對值越大，不利影響越大。

（3）考慮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紤]區域格局的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測算公式為：

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指數的影響為：

其中，θ為正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產生促進作用，數值越大，促進作用越強；θ為負值，表明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產生不利影響，其絕對值越大，不利影響越大。

3 實證分析①為便于分析和闡述，該部分內容中測算的碳減排各項指數均進行百分化。

3.1 區域碳減排相對成熟度指數分析

依據中國相關規劃和文件，將中國劃分為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經濟區域。根據式（3）～（5）計算出2000—2019年中國各省份碳減排相對成熟度，同時按照王文舉和李峰[6]給出的劃分標準，將各指標劃分為四個階段：用Ⅰ表示非常低水平階段（指數值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35）；用Ⅱ表示較低水平階段（指數值大于35，小于等于70）；用Ⅲ表示較高水平階段（指數值大于70，小于等于85）；用Ⅳ表示非常高水平階段（指數值大于85，小于等于100）。具體數值和所屬階段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管理體制、地理區位等差異導致中國各省份碳減排成熟度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2000—2019年東部區域整體水平普遍高于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區域整體水平，各省份相對發展度指數普遍高于相對協調度指數，除個別省份外，其余省份的三個碳減排相對指數普遍有不同程度提升。經濟增長有助于投入更多資金開展生態環境治理，推動節能減排技術創新，降低區域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進而降低產值碳排放強度，提高相對發展度指數。但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加深對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的依賴程度，導致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阻礙相對協調度指數提升。

東部區域屬于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相對發展度指數均由較高水平階段提升到非常高水平階段，河北則由較低水平階段提升至較高水平階段。雖然海南一直處于較高水平階段，但其發展度指數由2000年的100下降到2019年的87.97。東部地區中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的相對協調度指數處于較高水平階段和非常高水平階段，天津和河北也由2000年的較低水平階段提升至2019年的較高水平階段，表明東部地區單位產值能耗和單位能耗碳排放控制較高，二者之間協調狀況良好，上述兩個指數的綜合作用導致東部地區從2004年開始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全都處于較高水平階段，尤其是北京、上海、福建、廣東處于非常高水平階段。

表1 中國各省份碳減排相對成熟度及其所屬階段

東北地區是中國傳統東北老工業基地，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導致該地區經濟增長落后于經濟發達省份，2000年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的相對發展度指數處于較低水平階段，明顯低于中國大部分省份。2003年我國政府發布《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來，東北三省經濟增速開始加快，逐步縮小了與全國的發展差距，與此同時，相對發展度指數提升，2007年以來，東北三省相對發展度指數處于高水平階段。對于相對協調度指數來說，除吉林由較低水平階段提升至較高水平階段，遼寧和黑龍江處于“較低水平階段—較高水平階段—較低水平階段”波動，表明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指標控制不理想，二者的協調程度不高，但在相對發展度的影響下，東北三省的相對協調發展度由較低水平階段升至較高水平階段。

對于中部地區來說，山西以煤炭、冶金、建材等能源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極大地阻礙了經濟發展，也制約了碳減排驅動要素的提升，導致碳減排三個相對指數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階段。2000—2019年，中部地區其余省份發展度狀況比較好，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相對發展度指數由較高水平階段提升至非常高水平階段，2002年以后，除山西以外的其余中部地區省份的相對協調度都達到較高水平階段以上，湖南和湖北在某些年份中還達到了非常高水平階段，表明單位產值能耗和單位能耗碳排放協調水平較好，導致上述省份的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處于較好階段或非常好階段。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和不充分使得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導致西部地區的碳減排三個相對指數之間處于不同水平階段。2000—2019年，重慶、四川、云南、廣西相對發展度指數一直處于較高水平階段和非常高水平階段，節能減排技術的發展促進相對協調度指數不斷提升，其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由2000年的較高水平階段提升至2019年的非常高水平階段。陜西相對發展度指數一直處于較高水平階段，相對協調度指數狀況不理想，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階段，表明陜西單位產值能耗和單位能耗碳排放較高，且二者協調水平較低，但在相對發展度的作用下，相對協調發展度由較低水平階段提升至較高水平階段。貴州、甘肅和青海的碳減排三個相對指數都屬于由較低水平階段向較高水平階段發展。內蒙古、寧夏和新疆自西部大開發后，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經濟增長質量、產業結構、綜合實力等方面相比其他省份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導致上述三地的碳減排三個相對指數一直處于較低水平階段。

除了各省份間碳減排相對指數存在差異，各省份內部碳減排相對指數也存在差異，為進一步說明問題，本文繪制碳減排相對發展水平和相對協調水平所處階段匹配情況圖，如圖1所示。為研究方便將Ⅰ階段和Ⅱ階段合并為低水平階段，將Ⅲ階段和Ⅳ階段合并為高水平階段。

圖1 2000年和2019年中國各省份碳減排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所處階段匹配情況

可以看出，2000年有13個省份處于高發展水平—高協調水平階段，6個省份處于高發展水平—低協調水平階段，11個省份處于低發展水平—低協調水平階段；2019年則有20個省份處于高發展水平—高協調水平階段，但仍有6個省份處于高發展水平—低協調水平階段，4個省份處于低發展水平—低協調水平階段。表明中國碳減排整體控制水平不斷提高，大部分省份碳減排成熟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也有一部分省份存在碳減排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不一致現象。

3.2 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分析

各省份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能耗水平、能源消費結構等因素對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產生不同程度影響。表2為依據式（6）、（9）、（10）計算的2000—2019年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及其所處階段，圖2為據此繪制的趨勢圖。

表2 2000—2019年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及其所處階段

圖2 2000—2019年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趨勢

可以看出，2000—2019年中國發展度指數緩慢上升，由較高水平階段提升至非常高水平階段。協調度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由非常低水平階段提升至較低水平階段，具體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2000—2003年，協調度曲線上下波動，單位能耗碳排放與單位產值能耗協調狀況不理想；2004—2009年，協調度年平均增長率為37.7%，協調度曲線斜率增加，單位能耗碳排放與單位產值能耗協調水平不斷提升；2010—2019年，協調度增長速度趨緩，曲線較平穩，2019年有下降趨勢。

協調發展度指數曲線與協調度曲線輪廓類似，表明相對于發展度指數來說，協調度指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具有較大影響力，整體協調發展度水平提升主要受制于碳減排相對協調水平。由于整體能耗碳排放強度和產值能耗強度水平較低，使得中國處于高發展水平—低協調水平不均衡階段，導致2000—2013年協調發展度指數處于較低水平階段，2014年以后才逐步提升至較高水平階段。中國碳減排整體協調度處于較低水平階段，但具有較大提升空間，通過降低單位能耗碳排放強度和單位產值能耗強度，進一步提升相對協調水平，會對中國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水平提升有較大的推動作用。

3.3 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成熟度影響分析

目前，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逐漸增大，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對碳排放強度影響不一，例如，崔和瑞等[10]認為碳排放強度具有顯著動態效應，高碳排放省份的動態鎖定效應不容忽視，人均GDP與產業結構對碳排放強度具有顯著正向效應。李姝[11]認為從東部地區、東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到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狀況、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等因素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區域碳排放也存在較大差異。譚靈芝和姜曉群[12]認為區域經濟結構和經濟可持續競爭力是影響省際碳減排強度協調水平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表3為依據式（11）、（15）、（17）計算所得的2000—2019年考慮區域格局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及其所處階段?？梢钥闯?，除個別年份外，考慮區域格局的中國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在觀測期呈增長趨勢，由較高水平階段提升至非常高水平階段。協調度指數從非常低水平階段提升到較低水平階段，直接導致2000—2009年協調發展度指數處于較低水平階段，2010年以后提升至較高水平階段。

在此基礎上，依據式（12）、（16）、（18）計算了考慮區域格局的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差值，如表4所示?？傮w來看，區域格局對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測算結果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發展度指數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但影響作用趨勢逐漸下降，表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逐步深化，區域間碳減排成熟度差距逐漸縮小，省際間碳減排強度逐漸均衡化。除2005—2008年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度指數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以外，其余年份的影響都為正值。結合前述計算的各省份碳減排相對協調度指數，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部分省份相對協調度指數值較低，不同區域的能耗碳排放強度和產值能耗強度協調水平參差不齊，使得協調度指數差值呈現正負波動。較高的發展度指數和較低的協調度指數導致協調發展度指數差值出現正負波動，區域格局對碳減排整體協調發展度既有正向影響，又有負向影響。當前，相關政策對碳減排成熟度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影響越來越弱，需要將政策重點放到提升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區域碳減排成熟度上來，縮小不同區域社會、經濟、技術等方面差異，不斷提升上述區域的協調度指數水平。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文運用碳減排成熟度模型，從各省份和整體兩個層面對2000—2019年中國碳減排發展度、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指數進行了綜合評價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表3 2000—2019年考慮區域格局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及其所處階段

表4 2000—2019年區域格局對中國碳減排整體成熟度指數影響

（1）中國各省份碳減排成熟度都有不同程度提升，越來越多省份的碳減排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趨于一致，表明各省份碳減排控制水平不斷提高，但也存在個別省份二者不一致狀況，需要加以特別關注。

（2）中國各省份碳減排三個相對指數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東部區域整體水平普遍高于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區域，西部區域碳減排相對指數平均水平較低，但各省份相對發展度指數普遍高于相對協調度指數。

（3）中國碳減排整體三個指數不斷提升，發展度指數水平高于協調度指數水平和協調發展度指數水平。協調發展度指數曲線輪廓類似協調度指數曲線輪廓，協調度指數對協調發展度指數具有較大影響力，整體協調發展度水平提升主要受制于產值能耗強度和能耗碳排放強度的協調水平。

（4）由于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狀況、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等因素存在較大差異，導致區域格局對中國碳減排整體產生顯著影響。其中，區域格局對發展度指數產生顯著正向影響。由于不同區域的能耗碳排放強度和產值能耗強度協調水平參差不齊，區域格局對相對協調度指數產生正向、負向波動影響。

4.2 政策建議

在前述分析基礎上，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優化區域經濟結構，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東部區域應利用經濟發展優勢，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發展，加強清潔技術創新和應用，進一步減輕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壓力，提升碳減排相對協調度。東北部區域要深入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快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降低碳排放總量[13]。中部區域在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應細化并落實《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2025年）》，強化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建立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省際碳減排發展度。西部區域生態環境較為脆弱，在“一帶一路”倡議引領下，應結合不同區域條件和優勢，實施區域差異化經濟發展戰略，完善產業空間布局，改善碳排放結構。各區域發展經濟的同時，還需要通過區域間合作縮小四大經濟區域的經濟增長差距。以國家產業轉型升級為契機，分階段、分類型推進區域間經濟協調發展，提高不同區域間產業關聯性和互補性，構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碳排放綜合減量”的聯合推動機制，實現省際間、區域間經濟差距縮小與碳減排成熟度提升之間的融合。

（2）依靠技術創新驅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大對低碳技術的扶持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降低工業企業，尤其是重化工業企業的單位產值能耗強度和單位能耗碳排放強度是提升碳排放成熟度的有效途徑。國家政府部門加大低碳技術研發投入，成立國家級節能減排研究機構，積極與國外發達國家開展合作，引進先進低碳技術。在此基礎上，各區域“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地區的科技發展戰略，東部區域側重提高低碳技術創新效率以及新技術的轉化和應用，主動承擔清潔能源技術和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扮演低碳清潔技術創新、能源高效率利用的領頭羊角色[14]；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區域應加大科技投入和技術人才吸引戰略，充分利用技術創新的空間溢出效應，形成與東部區域的良性互動，以高技術區域帶動低技術區域發展，實現低碳技術的廣泛應用。

（3）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推進低碳能源高效替代。在能源消費結構上，化石能源消費依然占有較大比重，其他可再生能源比重較小，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在不同行業能源消費中，工業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較大，其他行業能源消費量比重較小，上述問題使得我國的碳減排面臨巨大壓力。調整優化能源消費結構，要求轉變能源生產和消費理念，依靠低碳清潔技術實現化石能源利用的清潔高效；同時降低煤炭、石油消費比重，推進天然氣管道網絡等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民用、交通運輸、工業等利用規模，增加天然氣能源消費；建立并完善可再生能源市場機制，依靠市場促進可再生能源的規?；a和產業化發展，實現新型能源對傳統化石能源的高效替代，解鎖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對碳排放的路徑鎖定效應[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