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及收斂性研究

高贏，馮宗憲

（1.長安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2.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1）

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已成為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具有同等地位的重大國家戰略。在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主要目標任務的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將“綠色發展”視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發展理念之一明確提出，指出要把“綠色發展”切實融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以應對日趨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并使綠色理念與舉措成為我國應對發展與環境難題、達成生產發展與生態良好雙贏局面的現代化發展新路徑。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底色，推進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無疑有利于帶動該區域的高質量發展[1]。

長期以來，該流域存在著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發展不均衡、發展質量低下等突出問題，尤其是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步伐比較落后，內生動力不足，加之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占據主導，導致該區域資源環境對經濟社會的長遠持續發展形成日趨鮮明的約束，這勢必不利于該流域綠色發展進程的整體推進，從而也會嚴重阻礙流域高質量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那么，當前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現實狀況到底如何？通過對流域綠色發展實際、地區綠色發展差異加以揭示、明確，才能更好立足區域空間格局角度制定與落實有區別的發展政策，最大限度挖掘各地區綠色發展潛力，促成流域協同化綠色發展格局的形成，助力該區域高質量發展。

1 文獻回顧

當前關于黃河流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環境變化與防治[2-3]、流域生態環境治理[4]、水資源利用與經濟發展協調[5]、流域高質量發展內涵及其實現路徑[6-8]、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9-10]等方面，而有關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實證探討還較為缺乏。

一方面，對地區綠色發展的評估主要包括綠色發展水平衡量指標的選取以及實證評估綠色發展水平的研究方法這兩個層面。其中，對綠色發展水平代理指標的選取包括：①構建層級分明的多項指標綜合評價體系[11]；②由少量特定指標構成的人類綠色發展績效指數、環境負荷指數等綠色發展指數[12]；③基于資源與環境成本構建綠色GDP指數[13]；④根據生態效率概念模型測得綠色發展效率。有關區域綠色發展水平的實證評估方法則主要有熵權TOPSIS、投影尋蹤模型、投入—產出模型、成本收益模型等[14-18]。其中，將綠色發展效率作為地區綠色發展水平代理指標的相關研究近年來不斷豐富，因數據包絡分析法（記作DEA）能同時考察多種投入與產出要素，且不需設定具體函數形式，應用靈活，已成為當下效率測算的主流方法。Pittman[19]在1983年首次將“非合意”產出納入生產率測度過程。此后，“非合意”產出的模型化一躍成為國內外學術界運用DEA分析的熱點問題，涌現出眾多關于DEA分析的實證研究。

另一方面，有關地區發展差異測評的方法主要有：①指標直觀比較方法，直接采用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某項衡量指標進行區域間比較分析，從一定程度上揭示區域發展差異程度，但不體現差異具體來源[20-21]。②泰爾指數法，主要考察子樣本存在的差異性，不反映其具體分布情況，在計算中使用相關變量指標平均值，致使研究樣本間差異在無形中也被平均化，由此影響區域發展差異分析結果準確性[22-23]。③Dagum基尼系數法，可有效解決研究樣本數據之間存在的交叉重疊問題，并客觀揭示區域差異具體來源及其貢獻，相較上述幾種方法更有效[24-26]。此外，在對區域發展差異進行定量測度基礎上，為進一步考察該種差異演化的內在趨勢性特征，就有必要探討其收斂機制，即揭示區域發展差距是在擴大還是縮小，通過對其背后深層次原因的探討，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提升區域整體發展質量提供政策啟示。關于收斂性分析方法，當前應用比較廣泛的主要包括σ收斂與β收斂[27-30]，其中β收斂又可分為絕對β收斂與條件β收斂。

對于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問題的探討應為考察該區域高質量發展問題的一個重要層面。本文基于1995—2017年黃河流域9省區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US-SBM模型對省區綠色發展水平做出定量測評，繼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數法實證考察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動態演進規律與地區差異狀況，最后再借助變異系數法和面板數據分析模型分析流域綠色發展水平σ收斂與β收斂的特征。通過本研究，一方面為推進流域綠色發展提供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政策啟示，另一方面可進一步豐富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相關研究成果。

2 研究設計

2.1 綠色發展水平測度

本文構建基于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記作US-SBM）實證測度流域綠色發展水平。假定有K(k=1,2,…,K)個決策單元，且每一決策單元投入l(l=1,…,L)種生產要素，生產出m(m=1,2,…,M)種期望產出與n(n=1,2,…,N)種非期望產出。令xlk、ymk、ynk分別表征第k個決策單元的投入變量、期望產出變量、非期望產出變量；對應各相關投入與產出變量的松弛量；λq代表約束條件，則用以測度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生態效率（記作ρ）可表示為：

2.2 區域綠色發展空間差異測度

采用Dagum基尼系數法測度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性，見式（2）～式（9）。其中，總體基尼系數G可分解為區域內差異貢獻Gw與區域間差異貢獻Ggb，Ggb又可再被細分為區域間凈值差異貢獻Gnb與超變密度貢獻Gl，以充分考慮子樣本詳細分布狀況。通常來講，基尼系數越小，說明區域間差異性越??；反之，則意味著區域間差異性越大。

根據式（2）測算總體基尼系數G，用以反映黃河流域全部省域間綠色發展水平（記作ete）的空間總差異。其中，eteij(etemr)代表第i(m)個地區中第j(r)個省區的綠色發展水平值；n為流域省區總數目，k為地區數目，ni(nm)則表征第i(m)個地區的省份數目；μ為各地區ete均值。式（3）、式（4）分別用以測算第i個地區的區域內基尼系數Gii、第i個與第m個地區的區域間基尼系數Gim；式（5）～式（7）分別用以測算區域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凈值差異貢獻Gnb、超變密度貢獻Gl。

式中：Dim代表第i個地區與第m個地區之間綠色發展水平ete的相對影響，其測算過程見式（9）。其中，dim為地區之間綠色發展水平ete的差值，即第i個地區與第m個地區中所有eteij-etemr＞0的樣本值進行加總的數學期望，而pim則表示第i地區與第m個地區中所有etemr-eteij＞0的樣本值進行加總的數學期望，Fi(Fm)則代表第i(m)個地區的累積密度分布函數。

2.3 收斂性分析模型

（1）σ收斂。σ收斂為不同區域ete的離差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所表現出的一種持續降低態勢。一般來講，當這一離差隨時間推移趨于變小時，意味著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在不斷縮小，具有σ收斂特征；反之，則表示離散程度在不斷增大，趨于發散。當前，用以檢驗σ收斂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對變異系數（記作CV）這一統計指標的運用，具體檢驗公式為：

式中：eteit表示第i(i=1,2,…,N)個地區在第t(t=1,2,…,T)期的綠色發展水平值，為所有N個地區在第t期綠色發展水平的平均值。當σt+1＜σt時，意味著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呈縮小趨勢，因而存在σ收斂現象。

（2）β收斂。β收斂始于考察地區間經濟發展或增長的收斂性特征，分為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絕對β收斂指在不考慮外部影響因素作用的情形下，各地區綠色發展隨著時間推移會不斷收斂至趨同水平，即綠色發展水平相對低的地區要比綠色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具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可快速實現追趕；條件β收斂則指在對系列可能的外在影響因素進行控制的情形下，各地區綠色發展將會收斂于各自的穩態水平。本文檢驗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絕對β收斂的分析模型為：

式中：(lnetei,t+1-lneteit)代表第i個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從第t期至第t+1期的年變化率；α為常數項；β為待估參數；μi與νt分別表征個體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檢驗條件β收斂的分析模型需在絕對β收斂分析模型基礎上納入系列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增強檢驗結果可信度，提升估計結果精確性，具體分析模型可表示為：

式中：γ代表各控制變量的待估參數，control為控制變量，K為控制變量總數，其它變量含義同式（11）。

2.4 研究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投入與產出變量?？紤]到相關指標變量選取合理性及數據來源可得性，同時也為統一各省區統計口徑，本文以資本、勞動力、能源消費、建成區面積、用水總量、民用汽車擁有量等6個指標作為投入要素代理變量，再以GDP與綜合環境污染排放分別作為期望與非期望產出要素的代理變量。其中，綜合環境污染排放通過對CO2、廢水、SO2、煙粉塵等具體污染排放指標值均值化處理后，利用標準離差法為各項指標賦權測算得到。

具體而言：①以資本存量表征資本投入，采用式Kit=(1-δit)·Ki,t-1+Iit測算各省區歷年資本存量，基期資本存量由式K0=I0/(gi+δ)估算[31]，其中：Kit、Iit、δit分別代表第i省在第t期的資本存量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折舊率[32]；gi對應第i省區投資總額的幾何平均增長率；Iit數據源于各省區統計年鑒，以2000年為基期做平減處理。②以年末社會從業人員數表示勞動力投入，數據源自各省區統計年鑒。③能源消費總量記作E，將煤炭等8種能源產品（這8種能源產品包括煤炭、焦炭、煤油、汽油、原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氣，與之對應的碳排放系數與折算標準煤系數取自《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的消耗視作碳排放來源，各類能源消耗量從國家統計局數據庫整理獲得，結合各能源碳排放系數，運用公式估算各省區碳排放量，其中：ci、γi、ei依次表征第i種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第i種能源消費占比、第i類能源碳排放系數。④用以分別表征土地資源投入、水資源投入、交通投入的建成區面積、用水總量以及民用汽車擁有量的數據由各省區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綜合整理得到。⑤各省區GDP與廢水、SO2、煙粉塵等的排放由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整理獲得，其中GDP以2000年為基期進行平減。

（2）控制變量。①以人均實際GDP表征經濟發展水平，記作pgdp。②以CO2排放量估算值與實際GDP之比表示碳強度，反映地區減排潛力被挖掘的程度。③以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比重表征對外開放情況，記作tradeopen。④以煤炭消費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表征能源消費結構，記作enstr。⑤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表征產業結構，記作indust。⑥以地方節能環保預算支出表征環境規制，記作enνirp。⑦以研發經費支出表征地區技術進步水平，記作tech。其中，各省區GDP及第三產業增加值源自《中國統計年鑒》，均以2000年為基期做平減；各省歷年進出口貿易額、研發經費支出、節能環保預算支出從中國統計年鑒與各省統計年鑒綜合整理獲得。

3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及其來源

3.1 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總體描述

如表1所示，樣本期間除山東省綠色發展水平達到比較理想狀態外，其余8省區綠色發展狀況都還不容樂觀，遠未達到理想的最優水平。22年間，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平緩上升之勢，年均增幅為0.70%，相應的總年均值為0.503 9，這意味著流域總體范圍的綠色發展整體上僅達到理想最優水平的50.39%，有著極大的提升空間與挖掘的潛力。

分區域情況看，位于上游地區的寧夏、青海、甘肅3省區綠色發展水平相較其他省份明顯偏低，期間寧夏綠色發展水平表現出比較鮮明的下降趨勢，從1995年的0.239 6降至2017年的0.162 8，年均降幅達1.74%，其總年均值也僅為0.199 1；而內蒙古和四川兩省區綠色發展水平在考察期間則表現出比較鮮明的上升之勢，年均增幅分別達到4.81%、0.93%，尤其是內蒙古綠色發展水平在近十年來一直保持在比較理想的狀態。位于黃河中游的山西與陜西兩省年均綠色發展水平分別為0.451 8、0.459 5，期間山西省綠色發展水平總體表現出下降趨勢，年均降幅為0.51%，而陜西省綠色發展水平變化趨勢則不為明顯。處于黃河下游的山東省，其綠色發展水平在近20年來一直保持著比較理想的最優狀態，總年均值達到1.078 4；而河南省綠色發展水平在研究期間總體呈波動式下降趨勢，從1995年的0.618 4降至2017年的0.570 6，年均降幅為0.37%?？傮w看來，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水平表現為依次遞減的梯度格局分布，地區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還比較大。

表1 黃河流域9省區綠色發展水平

此外，圖1揭示出黃河流域9省區在傳統分析框架下測得的技術效率（記為te）與資源環境分析框架下測得的生態效率ete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性。不難發現，除山東省外，其余8個省區在納入環境因素的考察后，對應的效率值都明顯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同時黃河流域總體te的總年均值為0.5841，高于ete的總年均值0.5039?？梢?，在實際中若忽視資源環境因素對效率值測算的影響，勢必會高估地區實際綠色發展水平。

圖1 黃河流域9省區年均綠色發展效率與傳統效率

3.2 流域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及其分解

（1）總體空間差異G。如圖2所示，總體基尼系數G由1995年的0.196 1降至2017年的0.193 6，降幅為1.27%，表明考察期內流域綠色發展的總體空間差異呈下降趨勢。具體看來，則又表現出“波動式下降—波動式上升”的兩階段變化特征。1995—2006年，G由1995年的0.196 1降至2006年的0.174 7，降幅為10.91%，并在2006年達到樣本期內的最小值。之后，總體基尼系數呈現出逆勢回升的遞增態勢，從2006年的0.174 7增至2017年的0.193 6，回升了0.018 9，增幅達10.82%?？傮w而言，2017年的總體基尼系數相較于1995年是下降的，但年均降幅僅為0.06%，這意味著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總體空間差異表現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減緩，但近十年來該區域綠色發展的非均衡態勢又有所抬升。

圖2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總體空間差異

（2）區域內差異Gii。從圖3可以看出，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內差異在整個考察期間總體都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其中，上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內差異總年均值最大，為0.125 5，表明該地區內部省域之間綠色發展水平差異相對最大，這可能要歸因于該地區涵蓋省份相對多，區域內各省在資源環境稟賦、經濟基礎、產業發展條件、對外開放等多個方面存在著鮮明的異質性，加之各省對外部不利因素沖擊的承受能力亦存在較大差異，由此就會對地區綠色發展造成差異性影響；其次為下游地區，區域內差異總年均值為0.074 0；而中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內差異總年均值相對最低，為0.007 9，說明該地區省域間綠色發展水平的差異相對要小。

圖3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區域內差異

此外，從各地區綠色發展區域內差異演變趨勢看：①上游區域內差異表現出鮮明上升之勢，由1995年的0.069 9增長至2017年的0.179 5，年均增幅達4.38%；并以2007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區域內差異都在0.10以內，而從2007年開始，區域內差異則躍升至0.16以上，可見該地區近十年來綠色發展的區域內差異有鮮明擴張之勢。②中游地區歷年區域內差異遠低于其他兩地區的情形，但在樣本期間卻也表現出波動式上升之勢，由1995年的0.001 2升至2017年的0.015 2，增長近12倍。③下游區域內差異變化走勢相對平緩，區域內差異年均增幅僅為0.97%，這意味著該地區省域間綠色發展相對均衡，差距較小。

（3）區域間差異Gim。上游與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相對最大，區域間差異總年均值為0.397 2；中游與下游地區區域間差異水平次之，區域間差異總年均值為0.293 2；而上游與中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相對最小，其總年均值為0.232 0?？梢?，黃河下游地區與其他兩個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都比較大，而上游與中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則相對小，這可能是因為中上游地區相較于下游地區在經濟實力、產業發展基礎、技術水平、對外開放等多個方面本身就存在著明顯落后，由此導致其綠色發展水平整體也隨之偏低，同時中上游地區省份相對有著更多的相似性，故差距略顯不大，上游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又略低于中游地區。

圖4揭示了黃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區域間差異的變化趨勢，具體而言：①上游與中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表現出了比較鮮明的上升之勢，由1995年的0.159 9升至2017年的0.306 8，年均增幅為3.01%；并以2007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區域間差異一直低于0.20，而從2007年開始區域間差異則升至0.26以上，這意味著盡管上、中游地區間差異相對最小，但這種差異在近十年來呈現出了快速攀升之勢，不容忽視。②上游與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在整個樣本期間總體呈下降趨勢，由1995年的0.445 8降至2017年的0.360 3，降幅為19.18%，說明盡管上、下游地區間綠色發展差異一直處于高位，但這種差異卻也在趨于縮小，長期看來將有利于黃河流域地區綠色發展的有效統籌。③中游與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總體表現為比較平緩的上升之勢，由1995年的0.330 2升至2017年的0.353 7，年均增幅僅為0.31%。

圖4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區域間差異

（4）區域差異來源及其貢獻。從表2和圖5可知，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凈值差異、超變密度貢獻對空間總差異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10.11%、77.20%、12.69%，這意味著區域間凈值差異是流域綠色發展區域總差異產生的主要來源，而超變密度貢獻與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相對要小，分別為第二、第三來源。具體而言：①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在樣本期間總體呈平緩上升趨勢，由1995年的5.94%升至2017年的13.28%，增幅為1.23%。②區域間凈值差異的貢獻率大體表現為下降趨勢，1995—2006年，其貢獻率在89%～94%之間浮動；自2006之后，貢獻率呈迅速下降之勢，期間貢獻率均介于50%～70%之間。③超變密度貢獻率以2007年為分界點，在此之前處于相對穩定的低位，歷年貢獻率均低至0.5%以下，但從2007年開始則呈現出了鮮明的攀升趨勢，此后貢獻率均介于18%～36%之間。

表2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區域差異來源及其貢獻

圖5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區域差異來源

4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收斂性分析

4.1 σ收斂分析

圖6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σ收斂變化趨勢

圖6揭示了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σ收斂演變趨勢情況。整體看來，1995—2016年σ收斂系數總體表現出“波動下降—平緩上升”的兩階段變化態勢。其中，1995—2006年呈波動式下降趨勢，σ收斂系數從1995年的0.5488降至2006年的0.5287，降幅為3.66%，表明在該時段流域綠色發展存在σ收斂特征，即該區域綠色發展差距有縮小之勢，這與前文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總體空間差異呈下降趨勢的測度結果一致；2006—2016年σ收斂系數則表現為平緩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0.5287升至2016年的0.6402，漲幅為21.09%，這意味著流域綠色發展在這十年間不存在σ收斂現象，即區域綠色發展差距呈擴大之勢，這也與上文測得的總體空間差異結果相一致；2017年，σ收斂系數再次降至0.6283，相較于2016年降低了近兩個百分點，表現出了σ收斂的趨勢，但這仍改變不了整個研究期間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事實。

分地區情況看：①上游地區綠色發展的σ收斂系數表現為鮮明的波動式上升態勢，2017年σ收斂系數為0.7772，相比1995年增加0.4791，增長了1.61倍，表明該地區綠色發展不存在σ收斂，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前文關于該地區內部差異總體呈波動式上升趨勢的分析結果。②中游綠色發展的σ收斂系數在考察期間呈“上升—下降”交替出現的變化態勢，從2015年開始，該地區綠色發展表現出了σ收斂的趨勢，表明該地區綠色發展水平差距在近幾年來有縮小態勢。③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σ收斂系數大體表現為“趨穩上升—溫和上揚”的上升趨勢，2017年σ收斂系數為0.4295，相較1995年提升了0.0820，漲幅為23.61%，這意味著該地區綠色發展不存在σ收斂的特征，發散現象比較明顯，即地區內綠色發展水平差距呈平穩擴大的態勢?？梢?，黃河流域地區綠色發展的σ收斂分析結果與上文關于區域內部差異的測度分析結果比較一致。

4.2 β收斂分析

4.2.1 絕對β收斂

表3報告了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絕對β收斂檢驗結果。由分析結果可知，流域總體以及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β收斂系數均顯著為負，這意味著黃河流域總體及其三個分區都存在著絕對β收斂的特征。換言之，當不考慮經濟實力、產業結構、能耗結構、技術進步、對外開放等地區異質性影響因素的作用時，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相對低的省份會比綠色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具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從而促使省域間綠色發展差距逐漸趨于縮小，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區域各省份的綠色發展水平會逐步收斂于同一穩態水平。依據式s=-ln(1-|β|)/T計算收斂速度，β為收斂系數，T為時間跨度。結果顯示，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的收斂速度分別為0.0027、0.0207、0.0261，總體呈“下游地區＞中游地區＞上游地區”的分布特征。

表3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絕對β收斂

4.2.2 條件β收斂

表4列示了黃河流域總體及其三個分區綠色發展的條件β收斂結果。從結果來看，流域總體及其上、中、下游地區的β收斂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小于0，表明其綠色發展存在著顯著的條件β收斂特征，這也意味著在考慮了一系列可能的地區異質性影響作用因素后，黃河流域各省及三個分區內各省的綠色發展都在朝著各自穩態水平變化發展。從收斂速度看，上、中、下游地區分別為0.0136、0.0110、0.0411，可見下游地區收斂速度最快，上游地區次之，中游地區則最慢，這說明當把各地區異質性作用因素納入考慮后，相應的收斂速度也會隨之發生不同程度的變化。顯然，除中游地區收斂速度相較于絕對β收斂分析情形下有所降低之外，流域總體與上、下游地區收斂速度都得到明顯提升。

由表4不難發現，流域總體及其三個分區綠色發展趨于β收斂的影響因素存在著比較鮮明的地區差異。從流域總體看，除外貿開放度外，其余6個作用因素均對該區域綠色發展有著不同程度的顯著影響。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碳強度、產業結構等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這3個影響因素盡管有益于促進該區域綠色發展水平的穩步提升，但對于縮小區域綠色發展差距卻存在一定抑制作用；而能源消費結構、環境規制情況、技術進步水平等則對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表明此3項作用因素會阻礙該區域綠色發展收斂于較高的穩態水平。

表4 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的條件β收斂

分地區情況看：①上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碳強度與產業結構對地區綠色發展水平提升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這些作用因素會阻礙該地區內省域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縮小，長遠看會促使上游地區綠色發展朝高值收斂；此外，該地區外貿開放度、環境規制狀況和技術進步水平均對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具有負向影響，因而會促進該地區綠色發展的收斂；能源消費結構對上游地區綠色發展則未表現出顯著影響。②對中游地區而言，除碳強度和能源消費結構外，其余5個作用因素對該地區綠色發展的影響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碳強度會顯著促進該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但卻不利于該地區省域間綠色發展差距的縮??；而能源消費結構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煤炭消耗占能耗總量比重的提升會促使該地區綠色發展的收斂。③從下游地區情況看，各項作用因素對該地區綠色發展均未能表現出顯著的影響。

5 主要結論與建議

5.1 主要結論

（1）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呈平緩上升之勢，目前總體只達到理想最優水平的50.39%。同時該流域上、中、下游地區綠色發展水平表現出依次遞增的梯度格局分布，地區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較大。

（2）黃河流域綠色發展總體空間差異大體呈下降趨勢，但近十年來該區域綠色發展的非均衡態勢又有所抬升。區域內，上游綠色發展區域內差異相對最大，下游地區次之，中游區域內差異相對最低；區域間，上、下游地區綠色發展區域間差異相對最大，中、下游區域間差異水平次之，上、中游區域間差異相對最??；差異來源，區域間凈值差異對總體空間差異的貢獻率最高，而超變密度貢獻與區域內差異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相對要小，分別為第二、第三來源。

（3）黃河流域總體、上游與下游地區綠色發展差異演化趨勢均不存在σ收斂的特征，而中游地區則總體上存在一定程度的σ收斂特征。此外，流域總體與其三個分區的綠色發展均存在絕對β收斂與條件β收斂的特征。

5.2 建議

從研究結論可知，當前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整體偏低，地區綠色發展的空間差異比較明顯，且呈不斷擴大之勢，而地區間這種非均衡發展的長期存在，無疑反映出流域整體發展質量的低下，顯然與實現該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鑒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以期能夠促進黃河流域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地區發展差距的縮小，從而助力該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推進。

（1）切實推進流域整體綠色發展水平穩步提升。作為一個整體，黃河流域應突破行政邊界上的外在約束，借力“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這一國家重大戰略發展契機，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整體綠色發展方向、目標，積極構建統一的發展機制體制。著力于推進流域各發展功能區的科學規劃、布局與建設，凝聚并充分發揮各地區資源環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及有效配置，加強在綠色轉型發展、資源集約利用、生態環境治理、節能減排技術、政策保障制度等方面的資源、技術以及發展經驗的共享，加快形成上、中、下游地區合力發展、優勢互補的協同化綠色發展格局。

（2）重視流域綠色發展地區差異問題，著力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一方面，要縮小區域內發展差距，尤其大力推進上游5省綠色發展差距縮小，如從能耗結構調整、產業轉型、技術研發、環保投入、對外開放等方面制定并落實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的追趕發展策略，同時注意引導與加強這些省區間的合作與聯動，積極發掘與培育以生態優先、資源節約為特征的毗鄰綠色產業鏈。另一方面，要著力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尤其是縮小下游與上游、中游地區之間綠色發展的差距。一是要持續大力推進上、中游地區能耗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以及治污減排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并提升地區能源資源利用效率；二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綠色發展的輻射與帶動效應，積極引導下游地區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生態友好型產業科學而有序地向上、中游地區轉移，做到對上、中游地區的對口支援。

（3）各地區應立足自身實際制定與實施差別化發展策略。首先，上游地區應重點對自然資源、勞動力、土地等先決優勢資源加大發掘力度，增強地區新能源、新材料、戰略性礦產等優質資源的綠色開發能力，形成以綠色資源能源為核心的差別化區域產業結構格局，并在保經濟穩增長前提之下，逐步提升地區環境準入門檻，通過加速向集約化增長模式的轉變逐步縮小與其他地區綠色發展差距，實現地區統籌式發展。其次，中游地區應著力推進清潔生產與節能降碳技術的研發與推廣，切實解決地區長期粗放型增長模式引致的歷史累積污染排放問題，并突破傳統資源能源稟賦對地區經濟結構的束縛，積極淘汰落后產能、加快企業生產技術改造，推動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從而降低資源利用和環境污染排放。最后，下游地區應借助在經濟發展水平、綠色產業發展配套體系、清潔生產技術、環境綜合治理、對外開放水平以及技術創新等方面的優勢，致力于流域綠色發展先行區的建設，在加快推進地區發展動能轉換的同時，充分發揮出對流域其他地區綠色發展的聯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