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掖 營 建 再 考
——張掖歷史地理研究之二

劉 森 垚

（河西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本文所談的張掖營建問題，是指近兩千年以來張掖郡或甘州首府所在的城邑整體營建。此問題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因黑水國遺址的初步探掘而引起學界關注和爭論，雖基本認定此處便是漢代張掖郡觻得縣城，但其他問題存疑很多。至本世紀初，河西學院教授方步和編寫《張掖史略》時曾撰《張掖城建考》一文［1］，系統梳理了張掖城邑筑建的歷史情況，有開創之功。但隨著新出史料的發現、史學研究的深入，《張掖城建考》中不少關鍵問題的探討可能出現了一些偏差、遺漏、枝蔓。故本文旨在再對張掖城邑營建問題做一較為系統全面的考察。

一、始建與遷移

乾隆《甘州府志》開篇即云甘州屬“《禹貢》雍州之域，而西戎氏之故墟”［2］。古人對河西四郡設置以前的張掖，只知輪廓，莫能詳審。張掖“城”之始，當自張掖郡之建。然而，因為《史記》記載模糊，《漢書》前后矛盾，故自南北朝以來有關河西四郡設置的問題長期爭論不休。隨著新史料的發現和史學本身的發展，有關這一問題的探討進一步深入和綜合，所得結論更具說服力。比如李炳泉《西漢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疆域變遷》一文［3］，以四郡疆域動態發展的角度重新勾連材料、分析境況、聯系諸說，對河西四郡的設置問題給出了一個較為清晰可信的答案。具體到張掖郡的設置與開拓，對本研究有很大的啟發。

曩者多以元鼎六年（BC111）張掖郡建而觻得縣屬焉，故以張掖郡城觻得亦當建于是年。然據李炳泉《西漢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疆域變遷》可知，張掖郡初建時當以今古浪一帶為中心，尚未及焉支山以西。太初四年（BC101）張掖郡西擴，郡治于今古浪一帶不能便宜統治，故移治所至觻得。因此，張掖城的始建，當以太初四年之張掖郡移駐觻得城為明確標志。關于觻得的來歷，唐人有分歧而不矛盾的記載——顏師古《漢書注》：“此觻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保?］《舊唐書·地理志三》：“觻得縣，郡所治也，匈奴王號也?！保?］以王號命名地方，或是相反，不算少見。又據《漢書·霍去病傳》所謂（元狩二年BC121）“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4］，可知觻得王活動區域或觻得一地當就在今黑河中游、祁連山北麓一帶。太初四年張掖郡西擴，故于今黑水國遺址一帶建立治所觻得縣。元狩二年以前的情況，更加模糊。有的學者認為，這里是觻得王的王城［6］。但從考古信息來看，很難說自此以前已經有城郭建成，甚至西漢中早期的城垣也未能發現［7］。根據較新的考古意見，黑水國北城西南的漢代建筑遺址，很有可能是漢廷入主河西以前的觻得王城遺跡，到西漢晚期已經廢棄［8］。那么，漢朝中后期之觻得城何在？其地望，閻文儒、李并成等學者指出當在今黑水國北城遺址［9］［10］。但2019 年《張掖甘州黑水國漢代墓葬發掘報告》指出，如擬定黑水國北城遺址為漢代張掖郡城，則與漢代西北一般郡治的規模相比嚴重偏小，而且距離漢墓群距離太過接近?？赡茉诮窈谒畤z址區內東部存在一個已經消失不見的、規模更大的漢代張掖郡城［8］。

雖然不能明確知道漢代觻得縣的地望，但就其存在時期而言，黑水國南城建在魏晉古墓之上，可知漢之觻得縣的聚落至少延續到了魏晉時期［7］89。據李并成、吳正科等人的研究，魏晉以后的張掖城，可能因為沙漠化的問題被逐漸廢棄了［10］。據李賢《后漢書注》所記“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11］可知，至遲到唐初張掖城已經遷移到今天甘州城區所在位置。具體是什么時候搬遷的，史無明文，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方認為是魏晉時期，以西晉觻得縣改為永平縣為標志，代表學者是吳正科、方步和［12］［1］；一方認為是隋唐時期，以隋代統一、隋煬帝駐蹕張掖為標志，代表學者是王北辰、李并成［13］［10］。筆者認為兩種觀點或可商榷。

先談前一種觀點。方步和的主要論證集中在《張掖城建考》中：第一，其認為“蘇則圍張掖”，張掖若指郡，則太大不能圍困，說明此即張掖城，而非觻得城［1］。實際上，以郡稱代郡治，很常見。第二，其后文所謂東漢末期觻得城衰落的各種原因，有些牽強，更與黑水國考古證據不一致。第三，方氏指出的西晉初將觻得縣改為永平縣當做是張掖郡治遷移的標志，也很有問題：（1）王北辰云“西晉安定時間又短，是否可能搬遷，也難以想象”［13］，應有道理。（2）據吳礽驤、郝樹聲、武鑫、賈小軍等人的研究，漢代氐池縣設在今張掖城郊［14］［15］［16］。若晉代有氐池縣存在，則張掖郡城不得遷往這一帶。實際上，氐池縣之設，要從漢代延續到北魏——《晉書·武帝紀》：“（泰始三年267）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保?7］可知，西晉初仍有氐池縣。雖然《晉書·地理志》大致以太康初為斷限［18］，但據《晉書·呂光載記》所記“張掖督郵傅曜考核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17］3059以及《魏書·靈征志》所載“真君五年二月，張掖郡上言：‘往曹氏之世，丘池縣大柳谷山石表龍馬之形，石馬脊文曰‘大討曹’，而晉氏代魏。今石文記國家祖宗諱，著受命之符?！駨堃纯ち醒裕呵鸪乜h大柳谷山大石有青質白章，間成文字，記國家祖宗之諱，著受命歷數之符?！保?9］可知此三處“丘池”均言一事，皆屬“氐池”之誤，氐池縣當在此階段內長期存在。故張掖郡治之遷移，必在太平真君五年（444）之后。

再談后一種觀點，李并成也認為“遷建的原因似又不單純是為了迎合煬帝的喜好”［10］。其實，有關楊廣西巡之事，史載詳細，皆未及筑城之事。據《隋書·宇文愷傳》所記“時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及《隋書·煬帝紀》所載“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于殿上，以寵異之”［20］73，可知楊廣北巡、西巡有建筑行殿的習慣，卻未及建城①。在西巡之后，如王北辰之謂西晉短安，隋代也很快發生動亂，更不可能遷移郡治了。王北辰認為隋煬帝西巡時遷治的論據之一是“舍棄了舊而小的張掖古城”所以新建大城，但實際上此時已經在黑河東岸建有大城——《史記正義》云：“合黎水出臨松縣臨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經張掖縣二十三里?！保?1］隋唐無臨松縣，《史記正義》尤長地理，此處所謂“臨松縣”當直接引自六朝地理文獻。據《隋書·地理志》所記“張掖……又有臨松縣，后周廢”［20］815，北周時臨松縣廢置。這也恰好說明，最晚到北周末期，已經存在所謂“張掖故城”。張掖城的東遷，必在隋代以前。

因此筆者認為，張掖郡城遷移的時間當在上述兩個時間點之間，也就是在北魏后期到北周末期之間，具體而言，應當是西魏大統十二年（546）至廢帝在位時期。據馮培紅《北朝至唐初的河西走廊與粟特民族》，北魏時河西走廊人口跌入低谷，特別是張掖一地，甚至不能與敦煌、武威同列重鎮。但在北魏末年、西魏時期，河西人口數量增長極快，主要的原因是北魏以來西域胡人的大量涌入并定居河西；甚至在入華粟特后裔史寧的庇護下形成了通用金銀貨幣的河西“自貿區”，“河西走廊儼然成了粟特人統治的天下”［22］。特別是屬于粟特后裔的建康史寧，自大統十二年以來，長期主政河西、都督張掖一帶，或有時間、計劃實施遷移郡治：平定宇文仲和后，史寧則應都督剛創設的西涼州；稍后，據《周書·韓褒傳》《韓褒墓志》［23］，大統十二年韓氏任都督西涼州、西涼州刺史，此后長期主政張掖，到大統十六年時，任都督涼州，史載其在張掖任上“貧富漸均，戶口殷實”［24］。戶口激增、商貿繁榮，對定居胡商來說，城池對財富的保護更為重要，更何況這一時期往往有吐谷渾北侵、突厥南擾河西的問題，再加上周邊環境惡化（土壤的沙漠化、黑河河道左右擺動），因此另選他址以建新城就有較為充足的動因。那么新城建好后，“西涼州”改稱為“甘州”，州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西涼州向甘州遷移、變化的過程中也有幾點需要提請注意：第一，有關這一具體時間的記載，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說法：《周書·文帝紀》《甘州府志》云為廢帝三年（554）［24］34［2］47，《太平寰宇記》云為廢帝二年（553）［25］，《周書·史寧傳》云為廢帝元年（552）［24］467。筆者認為這恐非簡單的誤記，很可能正是營建之始到筑城完成之間的時段——史寧于廢帝元年到任河西，工程開始；第二年，新城建成；第三年春正月，朝廷下詔正式確立、改名。第二，在選址的問題上，首先是要解決土壤的沙漠化、黑河河道向東擺動的用水問題。據汪桂生《黑河流域歷史時期墾殖綠洲時空變化與驅動機制研究》，西晉時黑水國遺址東南方向的黑河右岸，正有一塊正在發育的綠洲［26］，此處當是漢晉氐池縣。所謂“氐池”，建縣之時當與氐族無甚關系，而應通“低池”②，說明此處地下水位淺、富水性充沛；又據連英立《張掖盆地地下水及其補給水源的同位素特征》，今張掖市區周邊的潛水水位埋深確實要比黑水國遺址附近的要淺［27］（見圖1，黑水國位置大約在張掖市區黑色菱形方塊左上數字“10”附近）。也正因為這樣，今張掖市區附近的地下水，往往“以泉的形式溢出地表”［28］，時至明清時期，仍有所謂“半城蘆葦”的說法［29］。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西涼州移治甘州、甘州之得名、隋代稱甘州治所為“酒泉”縣，應該源自當地“甘泉”甚涌而非甘?；蚋什?。既然西涼州移治氐池附近，那么氐池作為縣應當不會存在，就目前搜集的史料來看，西魏之后確實再無“氐池”出現。據《北周地理志》，西魏北周時仍有稱“永平”者，當指張掖之永平縣［30］，可知甘州張掖郡附廓縣應仍稱永平。第三，張掖郡城于西魏時遷移到今市區位置，還有一點旁證：翻查《重刊甘鎮志》《甘州府志》，對城內建筑的記錄與追溯，沒有能超過北周時期的——《甘州府志》記萬壽寺木塔曰：“前五代后周時已有之。隋開皇二年重建，唐尉遲恭監修，明永樂年重修，俱有碑記?！保?］180雖然一本清代地方志中的遙遠記載讓人感覺難以據信，但其云“俱有碑記”，應當字有所出。今天雖然看不到諸碑記，但依康熙二十六年（1687）孫思克《重修萬壽寺碑記》載“一曰塔名歸塔，始于隋文帝開皇二年壬寅四月云”［2］587，可知彼時當目睹有前代碑記，并言之鑿鑿為開皇二年四月，或當有所本。

圖1 張掖盆地潛水水位埋深圖（80年代平均）［29］

唐及吐蕃，文獻不足徵，張掖城間有地震、戰爭危害城郭，其余牽涉不多?；佞X控制后期，是為王城③；西夏占領時期，是位處首都、大都督府、西涼府之后的重要直轄城市［31］。

二、拓展與變化

元明時期，張掖城邑迎來了發展的高峰時期。自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到清代雍正三年（1725），四百多年間長期作為廣義河西地區的首府，這直接推動了張掖城的建設和發展。

元代中期以前，河西地區經歷了長期的戰亂和頻繁的饑荒，人口和城市發展緩慢。雖然史籍上記出伯于大德六年（1302）封在甘州、十一年（1307）進封豳王，由三等諸王晉升為一等。實際上早在大德三年（1299），出伯已經主政河西［32］，開始了對張掖城的擴建［2］65④。出伯家族在據守期間，“有效地鞏固了這一邊防，從而確保了這一地區社會的相對穩定”［33］?！对贰こ勺诩o四》：“（大德七年1303）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瘡闹??！保?4］《元史·武宗紀二》：“（至大二年1309）八月壬子，中書省臣言：‘甘肅省僻在邊垂，城中蓄金谷以給諸王軍馬，世祖、成宗嘗修其城池。近撒的迷失擅興兵甲，掠豳王出伯輜重，民大驚擾。今撒的迷失已伏誅，其城若不修，慮啟寇心。又，沙、瓜州摘軍屯田，歲入糧二萬五千石，撒的迷失叛，不令其軍入屯，遂廢。今乞仍舊遣軍屯種，選知屯田地利色目、漢人各一員領之?！保?4］513～514據以上可知，甘州城是當時邊疆重鎮，屯有重兵，對城池常有修葺，特別是大德三年的擴建。大德七年時撒的迷失由甘州移兵屯田瓜沙，但于至大元年（1308）反叛攻入甘州；至大二年（1309）秋甘州上奏請修城池。屠寄《蒙兀兒史記》卷四二《出伯傳》：“中書省至大二年八月請修甘州城，因追述其事，則撒的迷失之叛當即在元年秋冬間?！保?5］此論甚恰——明萬歷磚包城墻時在城垣內有童棺五百余，其中一棺面書“至大元年閏十月寧夏王妃”，據方步和等人的研究此事當是因撒的迷失叛亂而被屠殺之人，依蒙古人秘葬之俗而埋于墻內［1］372，可知叛亂正在至大元年閏十月。

關于此次叛亂，還有幾點需要注意。第一，因為明代張掖南墻中有棺材，則至大元年閏十月時不可能鑿墻而埋，否則不能成為“秘葬”。實際應是時當正在修筑城垣或之前的工程未完成。這自然和大德三年“廣甘州城”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其他幾次多稱“修城”，再無擴城記載［2］166。至大二年朝廷上報修葺城墻，主要是想引起朝廷的重視，能盡快修繕城墻。上奏中強調的“城若不修，慮啟寇心”，很可能是說撒的迷失的叛亂抄掠、輕易攻入甘州主要原因是城墻營建尚未完成。第二，方步和認為寧夏王妃所指即是阿木哥之妻，恐有問題。方氏所據，大致是“（大德六年1302）籍河西寧夏善射軍隸親王阿木哥，甘州軍隸諸王出伯”一句［34］443。但寧夏善射軍歸屬阿木哥與阿木哥是寧夏王是兩回事，且未見阿木哥封寧夏王、出伯與阿木哥關系密切之記載，寧夏王當另有其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張掖再度成為河西地區的首府。而在前一年，都督宋晟已經開始了對張掖城的擴建，共向東增修城垣三里三百二十七步［36］。這次擴城是規模較大的一次，這也奠定明末、清代、甚至民國時期張掖城的基本格局。

圖2 景泰至天順間（1455～1458）《南京至甘肅驛鋪圖》之張掖城

臺北故宮藏有《南京至甘肅驛鋪圖》一幅，洪是一幅描繪明初京師南京至西北邊疆甘肅鎮的交通圖，其中恰有描繪張掖城的局部。據田大剛《明代〈南京至甘肅驛鋪圖〉考釋》，可知此圖繪于景泰六年（1455）至天順二年（1458）間［37］。此圖中最顯眼的是，南北中軸線偏東的不連續的城垣。據前文所述，這堵墻應當是元代的舊墻，洪武新墻向東擴展了很多，主要是為了營建作為河西首府的陜西行都司等官衙以及甘州五衛衙門。舊墻并未直接拆除，城門尚存，只是截斷而便于交通。洪武年間的擴城，使得張掖城近似正方形的形狀確定下來，周長十二里三百五十七步，東西南北墻的正中均建有城門，這也為正德二年（1507）修建直通四門、位居正中的鎮遠樓打下了格局基礎。這次擴建中自然對四個城門有所命名：東曰“咸熙”，西曰“廣德”，南曰“延恩”，北曰“永康”，各有門樓，大墻四角四面各有瞭堠。宋晟擴城是向東，大德三年到至大二年所擴為南墻。以理推之，建城近方，西夏到元初的張掖城大約只是占據明清甘州的西北區域，面積大約是明清時期的五分之三。

張掖城繼續發展，據《重刊甘鎮志·公署》《甘州府志·營建》可知，在永樂到正德間，張掖城外開始修筑外郭城。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在嘉靖三年（1524）時，有北東南三面關城；推測較早之前可能有西關城：《重刊甘鎮志·公署》云“關四”［36］116，自然是東西南北皆有，而且《重刊甘鎮志·公署·官廳》記“有二，一在城東郭外……一在城西郭外”［36］137?！吨乜舒傊尽す稹贰陡手莞尽I建》記東郭、北郭完全一致，而南郭當在清初時有盈縮，一云“周三里四十二步”，一云“周二里二十四步”。據《甘州府志》“世紀”及“營建”可知［2］83，嘉靖三年（1524），吐魯番進犯甘州，北關城內的“回夷”企圖內應。安定之后，就把多居“夷人”的北關城與內城割裂開來，單獨構成北關城，這在嘉靖時的地圖上就有表現。龔輝所編《全陜政要》中有陜西分區輿圖，其中含有涉及張掖城的局部。圖中雖無畫出具體外郭城，但仍標出“北關城”居住“諸種夷人”［38］。臺北故宮藏有《甘肅鎮戰守圖略》一幅，畫嘉靖二十三年（1544）河西軍事戰略地圖。由該圖可知，北關城明確獨立存在，但錯誤地把它標在河對岸，而且也未標明其他關城［39］。

圖3 嘉靖二十五年（1546）《邊政考》之張掖城［39］

張雨所編《邊政考》繪有嘉靖時期九邊要圖，其中張掖部分較早畫出了東關、南關城［40］。由該圖可知，張掖早期關城，主要是東關和不及南門的南關城，顯示出營建關城的較早較小的形態。筆者認為，形成外郭城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相對增長，天順以前張掖周邊形勢遠比之后要好［41］，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北東南三面修立關城，自然是因為這三面民屋漸多需要更多保護，以避免吐魯番、蒙古諸部的侵擾。而且，這三面城下均有“流泉”，便于生活。

楊春茂所編的《重刊甘鎮志》為了自抬身價而在云米剌印起事時“公署冊案，悉被焚燒”，而實際上多用明季資料，其中所記所繪時代更早，當在崇禎以前。上圖大約反映的是張掖城最大規模的境況［36］12，大約延續到清初（見圖5）：萬歷二年到三年，磚包城墻，先東南兩面并甕城、門洞等，后筑修西北兩面時多加一層磚墻，這恐怕也是為了彌補無郭城之弱勢。東郭、南郭完全包圍東、南兩面，南郭東西各有一小城門，東郭正東有一城門；三郭高度為二丈二尺，較大墻矮一丈。萬歷時已有四面甕城，雖不知其當時名稱，但據后世《甘州府志》可知乾隆時皆有命名，且四方主城門名字也有變化⑤。

圖5 順治間（1644～1647）《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之張掖城［41］

圖4 順治十四年（1657）《重刊甘鎮志》之張掖城

圖6 康熙間（1709～1724）《甘肅地圖》之張掖城

臺北故宮藏有順治間《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一冊，與《重刊甘鎮志》中的張掖城圖相比，變化甚小，只是少了南郭西門，多了南郭南門和四角瞭堠，并且以深藍色表示磚包城墻［42］。南郭南門的出現應當是為了便捷交通。

臺北故宮藏有康熙間滿漢文本《甘肅地圖》一種［43］，據盧雪燕研究推斷，這幅地圖很可能繪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雍正二年（1724）之間。此圖最大的變化是東郭城失去一半，北關城不再出現。筆者推測，這很可能和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地震有關：其一，河西地區的地震往往引起城墻崩塌，比如萬歷十九年（1591）的山丹地震“壞城垣”［2］87，1927 年的古浪地震“城墻多倒塌”［44］。其二，張掖城的地勢，東北最低，往往有泉流、河流沖毀建筑——《甘州府志·營建·貢院》：“初設貢院在城東北隅，故巡撫都御史臺，緣地勢洼下，每逢學政按臨，輒患水發，屋宇日就傾圮?！保?］174北面大墻在萬歷時也因“地形潮濕”而加筑一層磚墻，但矮而窄的郭墻恐無此等待遇。其三，康熙四十八年秋九月十二日始，武威至安西一帶地震十余天［45］，有可能正是因為此次地震導致東北郭墻、東郭東門一并倒塌?？滴跄觊g張掖城發生的變故也體現在成書于雍正年間的《甘肅通志》地圖中［46］，其與康熙間《甘肅地圖》之張掖城一致：無北關、無東北郭墻。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南郭的西段似乎向東退卻。

乾隆《甘州府志》中的張掖城繪之尤詳，包含了很多細節信息［2］8?？偟膩碚f，這幅圖重點在于內城，而對外郭城筆墨不重。實際上，雍正三年（1725）時罷陜西行都司，張掖城從河西首府降為一般的府城，僅以左右二衛隸屬張掖縣，這反映了張掖政治地位、甚至人口數量的下降。這恐怕導致了張掖城格局的收縮，郭城價值迅速下降。其一，東北郭墻有所補完，但東郭東門尚無。這仍可看做是康熙地震的后遺癥。其二，南郭正南和西南沒有城門，這顯然不便交通、于理不合，而且與《甘州府志》所記收縮后的南郭長度（從明代的三里四十二步到此時的二里二十四步）不匹配?？赡艿慕忉屖?，繪圖有誤：繪圖人聚焦內城而忽視郭城，南郭自雍正時已有東縮跡象，實際上南郭應當連接東郭而不及南門——二里二十四步差不多正是東郭四里一百三十一步的一半。在此以后，郭城更趨沒落，難見史冊。

據《甘州府志·藝文·建關帝廟及修成碑記》，乾隆二十九年（1764），知縣富斌落實朝廷以工代賑的辦法，加修城墻［2］602。據《新修張掖縣志》，同治四年（1865），因回民起事，張掖北城門遭戰火焚毀，城垣破壞嚴重。光緒二十四年（1898），甘肅提督張永清、甘州府知府誠瑞、張掖縣知縣張心鏡等人籌款補修［44］?！缎滦迯堃纯h志·建置志》所載1948年時城郭里數，顯然完全照抄、誤抄《甘州府志》，并無參考價值［44］362。解放以后，張掖城墻逐步拆除，僅留存有東北一角，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

三、余論

《甘州府志·藝文·建關帝廟及修成碑記》：“夫甘城在河西為最巨，西夏以來，蓋已有之，但典籍無存，不詳所始?！保?］602這是清代士人對張掖城的認識。不比武威城，因其特別形制，漢唐以來一直有所記述。唐代以前鮮見有關張掖城的描述，而西夏時又如神秘國度，清人只能追溯于此。而且，長期以來武威城的規模都要大于張掖，直到明初，宋晟擴張掖而縮武威：武威城十一里一百八十步、張掖城十二里三百五十七步。但是，自雍正到洪武、甚至到至元，張掖長期作為河西首府的歷史印象也是當時人感受過往和現實的一種依據，故有所謂“河西最巨”的概念。

我們當代人體察歷史應當會相對客觀一些，但有時候還是不夠“客觀”。比如，上文在談到張掖城遷移的問題時，針對同一史料，各方都有不同的解讀。筆者所提出的“西魏說”，雖然借助了較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罕被注意的文獻史料，但因黑水城遺址和甘州區附近并無大規模、系統的考古發掘，所以還缺乏這方面材料的直接支撐。再如，判斷張掖城遷至今天位置的上限時，一個重要佐證是萬壽木塔建立的時間。雖云“俱有碑記”，種種痕跡反映出明清時人應當見過⑥，但如今已經難尋。雖然張掖全城建筑的歷史記憶未能有早于北周時期的，但有關木塔較早的零星記載中把木塔的建立和隋文帝頒賜舍利聯系到一起，木質佛塔也應當與仁壽舍利塔有聯系⑦。但是此事共發生三次，均在仁壽年間，其中第二次是仁壽二年四月，但木塔記載中卻云開皇二年四月，所以是否是本有其事而漸有訛傳，有待考察。雖然文獻不足徵，但似乎又看出它們構成有共同指向的證據鏈。還有就是文章后半段利用明清輿圖而做的描述與考釋，也明顯存在地圖繪制誤差的問題，對此類問題應當把握主要的關鍵信息，而不能太過糾纏。比如，嘉靖二十年（1541）的《全陜政要》與嘉靖二十三年（1544）《甘肅鎮戰守圖略》中皆有北關城而無東南郭，但嘉靖二十五年（1546）《邊政考》中既有北關城也有東南郭，實際上早在嘉靖三年時應已筑有東南郭城［36］116。順治十四年（1657）《重刊甘鎮志》中南郭無南門而有東南門，這顯然不便交通、不符實際。而據萬歷三十年（1602）《兩河地理圖》［47］與天啟間《陜西輿圖》［47］85圖，甚至順治間《行都司所屬五路總圖》可知，這一時期南郭當有南門；但《兩河地理圖》《陜西輿圖》卻又不畫東南門；《兩河地理圖》有北關，而《陜西輿圖》又無。諸如此類問題大概只能歸結于輿圖畫工對城池關鍵信息的掌握、看法、畫法不一致，又不能如現在一樣可以互相溝通協商，故而呈現出這種面貌。但這確是我們借以體察歷史的重要依據，而我們則需屏蔽干擾、看穿迷霧。

要之，關于張掖城的營建歷程，本文大致做了以時間線索的梳理。張掖城當始自張掖郡之設，元鼎六年張掖初建時當在今古浪一帶。太初四年張掖郡西擴，故于今黑水國一帶建立治所觻得縣。西魏廢帝時期，因環境破壞、胡商活動、人口激增、用水取水等原因，張掖城由今黑水國遺址一帶遷移到今天甘州城區附近。唐及吐蕃、回鶻西夏時期，文獻不足，大致維持北周隋代的形制。元代大德三年到至大二年間張掖城向南擴展，明代洪武二十五年又向東廣城，大約在永樂到正德間開始營建外郭城，萬歷時磚包城墻，以上對張掖城的拓展是因為其長期作為河西首府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大約在明末清初時，張掖城發展到最大規模。直到雍正三年，張掖變為普通府城，其郭城漸有損壞，城邑呈現收縮趨勢。乾隆、光緒時再有小修。解放以后，張掖城墻逐步拆除，僅留存有東北一角，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

張掖城營建的歷程，整體上與“邊疆”“邊民”緊密關聯。張掖之名源自“張國臂掖”，張掖之設也就是要拓展華夏的西部邊疆。觻得本是渾邪王、觻得王之領域，其名取自邊疆族群匈奴之王號地名。西晉北魏時的郡治永平，也寓意邊疆安定。西魏時遷移治所的主要動因與入華粟特胡商、西北邊疆土地沙化有直接關系。隋時張掖城正是國家經營西域的前哨、楊廣西巡邊疆的終點。而后，吐蕃、回鶻、黨項等邊疆族群入主張掖，亦是王城、重鎮。元代張掖是忽必烈的福地，是中央控馭西北的中樞之一，城垣借此得以拓展。明代延續了元時張掖城在邊疆政治與軍事中的戰略地位，仍然充當河西首府，城邑再得開拓。明中前期，因吐魯番、蒙古諸部等邊民侵擾，開始修筑關城。嘉靖、同治時，張掖城北關城割裂、北城樓被焚，皆因北門附近聚居的邊疆族群意圖內應、起事。萬歷到順治間，作為凸入西北邊疆的行都司首邑，張掖保持了相當的規模。雍正三年，張掖降為一般府城，城邑趨于收縮、郭城漸壞。另外，西部邊疆宜居帶與地震活動帶關聯緊密，張掖城垣往往因此傾塌，歷代皆有。由漢、北朝、隋、明代的情況來看，在華夏由中央腹地向西部邊疆“張國臂掖”、凸入西陲的階段，往往是張掖城歷史上的重要時期，這既涵蓋城邑營建的擴展，也包括最高統治者的重視。

最后，回到張掖城始建之初，關于漢代張掖城的地望性質，筆者再做一點推論。在更溫暖的先周、周秦、西漢，河西人口與畜牧規模較小，黑河更寬廣洶涌，走廊內部沼澤湖泊隨處可見，綠洲更加廣大延綿。從新近的考古發掘可知，就在黑水國遺址范圍內，在距今4000年前就存在古人活動的眾多痕跡，其中小麥、土坯建筑、權杖頭、冶銅遺址的發現，足以說明這一時期聚居在黑水國的人群與西域、中亞、歐亞北方草原有緊密聯系［48］［49］［50］。從西來南下之人的視角來看，沿著中亞及新疆宜居綠洲、歐亞北方草原一路向東向南，南面有千里祁連山，東面也有千里黑河，二者呈喇叭狀逐漸收縮，其交匯之處正在黑水國遺址一帶。正所謂“山河阻塞”，這毫無疑問成為了西來南下之人繼續東進的名副其實的“橋頭堡”⑧。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無怪乎4000年以來長期西來南下之古人分批遷居于此。從這個角度講，月氏人遷居于此、觻得王南下駐牧、霍去病“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正是合理借助了恰當的地理形勢；中古入華粟特活躍河西，特別是早期“昭武九姓”的形成與張掖、建康等郡望的成立，也當與此地理形勢有一定的聯系。這樣的地理優勢大約在北魏西魏時有所改變：此階段氣候處在相對寒冷期，黑河水量減?。?1］，阻隔作用大大減弱；如前文所述，北魏西魏時期，西域胡人大量涌入并定居于河西。同族人的集中生活和遷徙，依靠山川形勢的防御思維減弱。因此大批西胡向更東進發。以入華粟特安氏為例，《北史·安吐根傳》：“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保?2］《資治通鑒》卷一五九：“（西魏大統十一年，545）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于突厥?！保?3］此二支安氏，皆在西魏時仍望以“酒泉”。據元象元年（538）《安威墓志》，志主七十三歲去世時被追贈為“武威太守”［54］。北齊既不與涼州接壤，則安氏之武威郡望或已基本成型。又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記“后魏有難陀孫婆羅，周隋間居涼州武威為薩寶。生興貴、修仁”［55］，這是最著名的武威安氏的姓源記憶中出現名字的、相對可信的材料，說明安氏大量定居武威當在北魏末到西魏時。此時武威突出于更東，張掖的地理優勢隨即減弱，加上環境水文、人口激增、保護胡商等原因，無需再固守黑河以西的舊城，而可另辟河東新城。

注釋：

①又《資治通鑒》卷一八〇“大業三年”云：“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边@里所謂的兩千步的“行城”，以木板為主干，又在外面覆蓋彩色長布，這其實就是《隋書·宇文愷傳》所謂的大帳，而非是新建土城。

②《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下》：“商賈或墆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顏師古注：‘氐首，猶俯首也?！惫省柏怠笨赏ā暗汀?。

③《甘州回鶻史》據敦煌吐蕃文寫本P.T.1082《登里埃部可汗回文》認為其內容反映的是回鶻占據甘州，以之為都城而進行修復的情況（朱悅梅、楊富學：《甘州回鶻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76頁）。

④又據《甘州府志·營建》，大德中擴修后的張掖城，周九里三十步。具體的擴建情況，可參見后文。（鐘賡起：《甘州府志》，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166頁）

⑤《甘州府志·營建》：東城門“揚煦”，二門“寅賓”；西城門“懷新”，二門“廣德”；南城門“延恩”，二門“時熏”；北城門“鎮遠”，二門“永康”。

⑥除上文提及的內容外，《甘州府志·營建·萬壽寺》中載“碑記云”以下文字，并非孫思克《重修萬壽寺碑記》中內容。

⑦《中國古代舍利地宮形制研究》云仁壽木塔應有標準樣式——中心剎柱式五層木塔（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而據《沙哈魯遣使中國記》，永樂十八年（1420）時張掖萬壽木塔尚有剎柱（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華書局，1981年，第114～115頁）。

⑧從這個角度看，姚大力認為甘州之得名，當源于東伊朗語Chamyaka（設防之地）的第一個音節，“可見改取此名之時，人們還沒有忘記‘張掖’名稱的原始出處為何”，或許也有一定道理（姚大力：《河西走廊的幾個古地名》，《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