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羅恩病患者焦慮抑郁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周 怡，陳 禾，孟繁盛，陳芝雪，方 穎，徐蓓莉，張 思，沈錫中，劉紅春，薛如意*

1.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消化內科，上海 200032

2. 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上海 200032

炎 癥 性 腸 ?。╥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種免疫介導的慢性復發性胃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克羅恩?。–rohn’s disease, 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其中，CD可累及全消化道，主要有炎癥、狹窄或穿透型表現。其中，近50%患者會出現腸道狹窄、瘺管和膿腫等并發癥，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與其他慢性疾?。ㄈ缏宰枞苑渭膊?、糖尿?。┗颊哳愃?，CD 患者普遍存在心理壓力，20%～35%的緩解期患者存在焦慮或抑郁情緒，復發或活動期患者的焦慮或抑郁發生率則更高（40.7%～75.6%）［1］。

本研究旨在通過了解CD 患者的精神心理狀況，進一步分析其焦慮、抑郁特征及相關影響因素，以更好地為CD 患者提供心理支持，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前瞻性分析2021 年2 月至2022年2 月就診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100 例CD患者的臨床資料。CD 診斷符合我國2018 年發布的《炎癥性腸病診斷與治療的共識意見》［2］。納入標準：（1）年齡16～70 歲；（2）有能力理解和完成調查問卷；（3）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參與研究。排除標準：（1）不能自行或在專業人員輔助下填寫問卷；（2）目前或曾經診斷患有精神疾??；（3）有嚴重合并癥，如嚴重心腦血管疾病、消化道腫瘤、嚴重肺功能不全、嚴重肝腎功能不全等；（4）妊娠期、哺乳期婦女。同期納入85例性別、年齡相匹配的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本研究通過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Y2021-239）。

1.2 觀察指標

1.2.1 基本臨床資料 采集所有納入研究對象的性別、年齡、體質量指數、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是否吸煙、發病年齡、病程、有無腸外表現、CD 相關外科手術史、用藥情況等信息。

1.2.2 焦慮和抑郁評估 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評 估 焦 慮 和 抑 郁。SAS 和SDS 均包含20 個條目?；颊咄瓿勺栽u后，各條目得分總和乘以1.25，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其中，SAS≥50 分為焦慮，SDS≥53 分為抑郁。

1.2.3 疾病活動度 CD 疾病活動度通過Harvey-Bradshaw 指數（HBI）［3］和患者報告結局（patient report outcome, PRO）［4］來評估。其中，HBI≥5 分為有臨床疾病活動；PRO 共有2 個條目（又稱為PRO2），通過患者報告的平均每日大便次數及每日腹痛程度來評估臨床疾病活動度，平均每日大便次數評分≤1.5 分和腹痛評分≤1 分時評估為0 分。

1.2.4 健康相關生活質量 CD 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采用IBD 患者生存質量問卷（IBDQ）［5-6］和慢性病治療功能評估-疲勞量表（FACIT-F）［7］評估。IBDQ 共包含32個問題，涵蓋腸道癥狀（稀便、腹痛）、全身癥狀（疲勞、睡眠模式）、情感功能和社會功能共4 個方面的內容，總分為32～224 分，分數越高說明健康相關生活質量越高。FACIT-F 量表包含13 個條目，每一項均根據5 級李克特量表進行評分，總分為0～52 分，分數越低說明疲勞程度越高。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卡方檢驗；計量資料以x±s 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焦慮、抑郁相關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歸模型。檢驗水準（α）為0.05。

2 結 果

2.1 基本臨床資料 患者多為男性（61 例，61.0%），年齡（35.05±11.23）歲，體質量指數（21.26±3.89）kg/m2， 病 程（6.16±5.25） 年；37.0%處于活動期（HBI≥5 分），42%認為自己腹痛和大便次數增多（PRO2=1）?；颊咂渌丝趯W資料及臨床表現見表1。

表1 克羅恩患者的基本資料

2.2 兩組焦慮、抑郁比較 結果（表2）顯示：CD 組與對照組人群性別構成、年齡及文化程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D 患者中有58 例（58.0%）存在焦慮、43 例（43.0%）存在抑郁，與對照組（9.4%、11.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表2 CD 組與對照組人口學資料及焦慮、抑郁情況比較

2.3 CD 患者焦慮和抑郁影響因素

2.3.1 單因素分析 結果（表3）顯示：有無焦慮患者間性別、有無腸外表現、疾病活動度（HBI和PRO2 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無抑郁患者間文化程度和疾病活動度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表3 有無焦慮或有無抑郁CD 患者間臨床資料比較

2.3.2 多因素分析 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納入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表4）顯示：患者為女性、具有腸外表現、疾病處于活動期（PRO2=1）發生焦慮的風險增加（P=0.05）；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和疾病處于活動期（PRO2=1）患者發生抑郁的風險增加（P＜0.05）。

表4 CD 患者焦慮和抑郁相關影響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2.4 焦慮、抑郁對CD 患者健康生活質量的影響 結果（表5）顯示：與無焦慮、抑郁情緒的CD 患者相比，焦慮、抑郁患者的IBDQ 及FACIT-F 總分均明顯降低（P＜0.05）。焦慮患者的IBDQ 各維度評分均低于無焦慮者（P＜0.05）；抑郁患者的腸道癥狀、全身癥狀和情感功能評分降低（P＜0.05）。

表5 有無焦慮或有無抑郁CD 患者的IBDQ、FACIT-F 評分比較

3 討 論

IBD 是一種反復發作的慢性腸道炎癥性疾病，盡管IBD 相關治療技術已取得飛速發展，但與CD和UC 相關的傷殘和精神心理問題仍持續影響患者，甚至在疾病緩解期，許多患者仍有相關精神心理問題，尤以疲勞感常見［8］。IBD 患者的這種慢性癥狀負擔通常與持續的炎癥反應關系不大，而與壓力、焦慮和抑郁密切相關［9-10］。IBD 長期困擾所致的慢性壓力會導致患者逐漸出現焦慮和抑郁情緒，而焦慮和抑郁會對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病情控制造成不良影響。

一項加拿大隊列研究［11］顯示，IBD 患者發生焦慮和抑郁的風險分別為健康人群的3～5 倍和2～4 倍。由于癥狀難以控制和對治療效果不確定，IBD 患者在確診前后1 年內最易產生焦慮和抑郁情緒［11-12］。一項系統綜述［12］顯示，近 1/3 的IBD 患者有焦慮癥狀，1/4 的患者有抑郁癥狀，且活動期患者的焦慮和抑郁發生率較緩解期更高。Mikocka-Walus 等［13］的一項系統綜述顯示，活動期IBD 患者出現焦慮和抑郁癥狀的比例分別為66.4%和34.7%，而緩解期分別為28.2%和19.9%。本研究中，合并有焦慮和抑郁情緒的患者比例分別高達58%和43%。

CD 主要表現為腹痛、持續腹瀉、體質量減輕和疲勞。大部分CD 患者在青年時期發病，并長期經受疾病反復發作的困擾，日常生活受到明顯影響。研究［12］發現，CD 患者發生焦慮和抑郁癥狀的風 險 高 于 UC 患 者（OR=1.2, 95%CI 1.1～1.4）。其中，女性、出現腸道狹窄、肛周疾病及病程長的患者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更高［14］。此外，應激生活事件所致的精神心理壓力可加重CD 患者的疾病活動度［15］。本研究顯示，女性、有腸外表現、疾病處于活動期為CD 患者發生焦慮的獨立危險因素；文化程度為大專及以上和疾病處于活動期（PRO2=1）為患者發生抑郁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中，疾病處于活動期（PRO2=1）是CD 患者發生焦慮和抑郁的共同危險因素。PRO2 是患者根據大便次數及腹痛程度進行自我評估的量表，主觀感受體現更為明確，這2 種癥狀的變化更易引起焦慮、抑郁。

IBD 病程較長、病情難以預測，且患者腹痛、腹瀉反復發作，導致患者生存質量受到不良影響。相對于健康人群，IBD 患者的生存質量處于較低水平［16］。IBD 患者的疾病活動度、病程、壓力、焦慮和抑郁情緒均與其生命質量密切相關，且抗抑郁治療可以改善患者的健康生命質量。本研究也發現，有焦慮和抑郁情緒的CD 患者的健康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更容易感到疲勞。而50%以上臨床緩解期和80%以上活動期IBD 患者存在慢性疲勞，患者的生活質量、工作效率、社會功能均下降，增加了社會成本和負擔［8］。

綜上所述，本研究顯示，CD 患者發生焦慮和抑郁的風險較高，其風險與患者的疾病活動度密切相關，有焦慮和抑郁情緒的患者更易感到疲勞、健康生命質量下降。因此，關注CD 患者的心理健康，提高對CD 患者發生焦慮和抑郁等心理問題相關影響因素的認識，并及時給予恰當干預，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命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