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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商周時期關中地區的人群構成
——以墓葬材料為中心

2022-09-29 08:58
考古與文物 2022年4期
關鍵詞:遺民關中地區墓葬

馬 賽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武王滅商后,周人將殷遺民分而治之。傳世文獻和出土文字資料都顯示,有數量不少的殷遺民進入了關中地區,使得關中地區的人群結構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往有關人群構成的討論,多集中于豐鎬和周原遺址,對其他遺址的討論多見于簡報和報告的結語部分,比較分散,缺乏綜合性討論。由于墓葬往往能夠為族群特征的討論提供更多的線索,因此本文從墓葬和墓地材料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嘗試對西周時期周王朝在關中地區的統治策略進行討論。

有關周人和殷人以及殷遺民在喪葬特征上的差異,以往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過討論。由于不同學者使用的材料本身有差異,因此關注點也不盡相同。但即便如此,還是可以總結出一些普遍性的規律。

張明東、韓巍等學者曾指出腰坑殉狗是周人和殷遺民之間比較明顯的差異之一。筆者曾利用周原遺址的材料,從腰坑比例、殉人殉牲、銅兵器、商式器物、明器化方式等方面,探討了周人和殷遺民喪葬特征上的傾向性差別。張禮艷從腰坑、殉狗、葬式、墓向、隨葬陶器組合和特殊隨葬品隨葬比例等幾個方面,對豐鎬遺址不同人群的特征進行了討論。雷興山、種建榮等根據周原遺址姚家墓地的材料,補充了隨葬陶簋和偶數同形這兩個特征。郜向平利用洛陽地區西周墓葬的材料,探討了周人和殷遺民墓葬特征上的差別。綜合以上研究,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西周時期殷遺民墓地具有腰坑比例高,殉人殉牲比例高,隨葬兵器、工具、車馬器、原始瓷比例低,隨葬銅器中酒器比例高,隨葬陶器包含簋和豆等特點。周人墓地則與之相反。

此外,有關商周時期的墓地形態,以往認為以族墓地居多,近來有若干研究指出,當時可能存在著基于地緣關系構成的墓地。

關中地區作為周人興起之地,在西周時期仍是重要的王畿地區。通過墓葬特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區域在西周時期的人群構成情況。本文首選發掘墓葬數量較多的墓地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配合以墓葬數量不多但特征鮮明的墓地。按照以上標準,本文的討論涉及的墓地主要有長武碾子坡墓地、寶雞斗雞臺墓地、鳳翔孫家南頭墓地、鳳翔南指揮西村墓地、扶風北呂墓地、武功黃家河墓地、長安少陵原墓地、長安賈里村墓地和銅川活龍村墓地。豐鎬遺址和周原遺址的情況主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為輔助材料參與討論的有華縣東陽墓地、涇陽高家堡墓地等。

依據以往學者們總結的特點,關中地區的墓地可以從墓葬特征上明顯的分類兩類:第一類包括斗雞臺、北呂、西村、黃家河、活龍村和碾子坡幾處,以及周原的黃堆、賀家、姚家墓地北區和豐鎬的A區墓地;第二類墓地包括孫家南頭、賈里村以及周原、豐鎬除上述墓地以外的其他墓地(表一)。前者可能屬于一般意義上的周人墓地,后者可能屬于殷遺民墓地。以下從上述各項墓葬特征分別進行分析。

表一 關中地區商周時期兩類墓地墓葬特征統計表

從學者們最普遍使用的腰坑這一標準來看,關中地區的墓地可以被清晰的分為兩類,第一類墓地包括碾子坡、北呂、西村、黃家河和活龍村幾處,其共同點是幾乎不見有腰坑的墓葬。北呂、碾子坡墓地發掘的墓葬數量都在200座以上,均只見1座墓設有腰坑,而西村、黃家河和活龍村則未見有腰坑的墓葬。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豐鎬、周原、孫家南頭、賈里村等墓地,腰坑墓的比例均較高,孫家南頭的腰坑墓比例達到了46%,周原遺址為44%,最低的賈里村也有20%的墓葬設有腰坑。

從使用殉人殉牲的墓葬比例來看,雖然整體上比例低于腰坑的使用率,但仍可明顯的分為兩類。上述第一類中的5個墓地,殉牲墓的比例均很低,均在6%以下。而第二類墓地中,除賈里村為7%外,其余均高于20%。

隨葬陶器組合是周人和殷遺民墓葬中的又一比較明顯的差別。一般認為前者多以鬲、罐和鬲罐組合隨葬,而后者則有較多的豆和簋。若從這一角度去考察上述墓地,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第一類墓地中,非鬲罐組合的比例均不超過12%,而第二類墓地中則均在58%以上,少數墓地達70%??梢娺@兩類墓地之間的差別是十分明顯的。

有關隨葬兵器的比例,以往一般認為周人墓地中隨葬兵器的比例偏高,而殷遺民墓葬中則明顯偏少。上述兩類墓地中,第一類墓地除碾子坡外,隨葬兵器墓葬的比例均在10%以上,其中活龍村高達18%。第二類墓地則均不超過6%,其中賈里村未見兵器,孫家南頭也只有一座墓隨葬兵器。

有關隨葬車馬器的的情況,一般認為周人墓地中隨葬車馬器比例相對較高,殷遺民墓地中相對偏低。上述第一類墓地,目前看來,多數都有一定比例的車馬器隨葬,而第二類墓地中,孫家南頭和賈里村則均未見車馬器隨葬。

此外,其它的一些特征,如典型的商式器物的出土,也在兩類墓地之間表現出明顯的差別。以商式簋為例,目前,上述墓地中,除豐鎬和周原外,共出土了14件商式簋,有13件見于第二類的賈里村墓地。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特征的出現,并不完全由族群特征決定。很多現象,如隨葬兵器、車馬器的比例等,還與墓葬等級等其他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因此,這可能是上述數據中有一部分表現不十分顯著的原因。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大部分的特征將這兩類墓地明顯分開。由此可見,上述特征確實是很大程度上受族群因素影響的。

倘若上述分類有一定道理的話,我們可以以此為基礎,嘗試討論其他一些墓葬數量稍少,但特征鮮明的墓地。

寶雞石鼓山發掘商周墓葬11座,沒有發現腰坑和殉牲,出土銅器中以食器居多,發現有車馬器和兵器,陶器組合為鬲或鬲罐。資料發表后已有不少學者根據墓葬特征、銅器銘文等對墓主族屬進行過推測,具體意見雖不盡相同,但絕大多數學者均認為應屬于廣義的周人范疇,筆者也贊同這一看法。寶雞峪泉墓地發現若干座西周墓葬,均未發現腰坑,陶器以鬲罐為主,發現的兵器和車馬器數量也較多。寶雞賈家崖墓地2013年發掘西周墓葬148座,隨葬品多為一鬲一罐、單鬲或單罐,未見腰坑和殉狗。寶雞高廟遺址發掘的20座墓葬,也未發現腰坑和殉牲,隨葬品絕大多數為鬲和罐。

鳳翔西關新區2011年發掘了10座西周墓葬,年代為西周晚期,同樣沒有發現腰坑,陶器組合也以一鬲一罐為主,未見簋、豆等用于隨葬。周公廟遺址發現7處墓地900余座墓葬,除極個別墓葬外,其余均未發現腰坑和殉人、殉狗??最^溝遺址的情況與周公廟遺址類似,墓葬均不見腰坑和殉人、殉牲,且出土車馬器數量較多。楊凌區飼料加工廠發現西周墓葬25座,均未發現腰坑和殉人、殉牲,陶器以鬲罐為主。扶風楊家堡發現的4座墓葬均無腰坑,隨葬陶器也只發現有鬲。飛鳳山的情況與楊家堡類似。

與上述墓葬不同,華縣東陽墓地發掘西周墓葬70座,因盜擾嚴重,有些墓葬特征不十分清晰,但仍可看出,該墓地多座墓葬發現有腰坑、殉人和殉牲。隨葬陶器除鬲、罐之外,還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簋、豆。發掘報告認為該墓地有濃郁的商文化遺風。銅川王家河發現西周墓葬9座,其中4座發現有腰坑,也發現有殉牲。隨葬陶器除鬲罐外,還有相當數量的盆、盂。旬邑下魏洛發現的西周墓葬,不僅有腰坑,還有殉人和殉牲。涇陽高家堡墓地發掘西周墓葬6座,其中5座發現有腰坑,部分墓葬還有殉牲甚至殉人。出土有陶器的M5中除了鬲罐之外,還發現有陶簋。銅器銘文中發現有日名和族徽,是比較典型的殷遺民墓葬。涇陽太平堡發現西周中晚期墓葬,部分墓葬有腰坑,陶器多為鬲、罐、豆。隴縣店子發現的4座墓葬中有3座建有腰坑,也有殉牲發現,隨葬陶器組合中也有數量較多的簋。

此外,還有楊凌南莊、澄城九溝等墓地,但由于發現墓數量較少,特征不甚清晰,暫不討論。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關中地區商周時期的墓地可以從墓葬特征上被歸為截然不同的兩類。第一類墓地腰坑、殉人、殉牲比例低,隨葬陶器以鬲罐為主,墓葬數量較多的墓地還明顯的表現出隨葬兵器、車馬器比例高等特征;而第二類墓地則與之相反。墓葬特征之間的差異很可能是周文化系統和商文化系統之間的差別。

與上述兩類墓地的涇渭分明不同,目前關中地區所見唯一一處墓葬數量較多,但在墓葬特征上又比較模糊的墓地即長安少陵原墓地。該墓地發掘西周時期墓葬429座。從殉人殉牲的比例和隨葬兵器的比例來看,少陵原墓地均可歸為第一類墓地。其殉牲比例為2.3%,與北呂相當。隨葬兵器比例高達18%,與活龍村類似。但若從隨葬陶器組合和腰坑的角度來看,少陵原墓地則介于兩類墓地之間,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偏向。少陵原墓地腰坑墓的比例為4.2%,雖然這與第二類墓地20%以上的腰坑率相去甚遠,但卻又明顯高于第一類墓地的不到1%甚或沒有。少陵原墓地非鬲罐陶器組合的比例為16%,也同樣介于兩類墓地之間,存在一定數量的簋和豆隨葬。而且,該墓地還出土了一件商式簋??傊?,在上述多個特征中,少陵原墓地很難被簡單的歸為其中任何一類,其商因素略多于典型的周人墓地,但又與殷遺民墓地截然有別。

發掘報告從墓地的整體特征出發,認為該墓地是比較典型的周人墓地。筆者基本贊同這一看法。對少陵原墓地有腰坑的墓單獨進行分析,就會發現,除了都使用腰坑外,這些墓葬并沒有其它共同的特點。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Ⅲ區和Ⅴ區,雖一定程度上有所聚集,但總體而言沒有集中分布,而是散布于這兩個墓區內,尤其是Ⅴ區。有陶器的共12座,非鬲罐組合的為2座,占17%,略高于北呂等,但遠不如豐鎬、周原高。隨葬兵器的比例高達30%。也就是說,這些使用腰坑的墓葬在其它墓葬特征上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殷遺民特征。趙昊曾對該墓地的墓向進行過討論,也認為有腰坑的墓葬在墓向上與其它墓葬規律一致,未表現出特別之處。因此,筆者傾向于認為該墓地所表現出的商因素,很可能是周人受到殷遺民文化影響而發生的一些變化。不排除這些使用腰坑、殉牲和商式簋的墓葬墓主為周人的可能性。

從上述兩類墓地的延續時間來看,也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顯著差別。第一類墓地中,發現墓葬數量較多的墓地,多數均從先周時期延續到西周時期,并且上述特征在兩個不同時期均保持一致,沒有明顯的變化。而第二類墓地中,除周原和豐鎬外,其余均出現在西周以后。

從以上特征可以推測,周滅商之后,雖然在關中地區安排了數量不少的殷遺民,但并不是隨意安排的。先周時期的各個聚落之中,似乎只有周原和豐鎬被安排了殷遺民,其他聚落,如斗雞臺、北呂、西村、黃家河、碾子坡等等,在進入西周之后,墓葬特征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很可能也沒有殷遺民遷入。而除了被安排到周原和豐鎬的殷遺民之外,其它的殷遺民都被分別安排在新建的聚落之中,如鳳翔孫家南頭和長安賈里村。這一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周原和豐鎬在先周時期有著與其它聚落不同的地位,很可能與其曾經的都城地位有關。同時,這一現象也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即為何同為殷遺民,有的被安排到豐鎬和周原,形成地緣性聚居的新聚落,而有的則被分散到其它新建的聚落?孫周勇通過對齊家制玦作坊和其它手工業作坊的分析,認為西周時期周原存在著商業化手工業生產,周原不僅僅是一個禮儀和政治中心,同時也是一個經濟中心。這一看法,或許是思考此問題的一個重要視角,被安排到周原的殷遺民是否與其特殊的手工業技能有關,值得進一步討論。豐鎬的情況似乎有與周原類似的一面,但實際情況應該更加復雜,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但無論如何,能夠看出,周人在向關中地區安排殷遺民的時候,是有一定的規劃的。

西周時期兩類不同類型的聚落的分布是我們觀察這種規劃的另一個視角。從目前兩類墓地的分布(圖一)來看,第一類墓地大多分布在最為宜居的山前平原地帶,而第二類墓地的分布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大部分位于關中東部地區,只有極少數深入到關中西部(如隴縣店子、鳳翔孫家南頭),且除周原、豐鎬二都外,等級較高的殷遺民墓葬均位于關中東部地區;二是大部分分布在傳統周人墓地的外圍,如西部寶雞市區、隴縣一帶,北部臺塬的涇陽、銅川、旬邑一帶和秦嶺北麓的長安、華縣一帶。由此推測,周人應是有意進行的安排,大部分殷遺民不與周人混居,大多分布在周人傳統聚落以外的區域,少數混居的聚落即周原和豐鎬,很可能還受到比較嚴密的監管。這或許是周人管理殷遺民的有意舉措。此外,我們還看到有兩個地點,出現了周人墓地與殷遺民墓地毗鄰分布的現象。一處是位于長安的少陵原墓地和賈里村墓地,一處是位于銅川的活龍村墓地和王家河墓地。這兩個地點,殷遺民和周人墓地的直線距離均較近,在7千米左右,且活龍村和少陵原是目前所見的7個墓葬數量較多的周人墓地中僅有的兩個未見先周時期墓葬的墓地。這兩個地點是否有可能是在西周時候新建,并起到了對近旁殷遺民進行監管的作用,由于數量較少,還難下定論,但這一現象仍值得關注。

圖一 關中地區兩類商周墓地分布圖

綜上所述,從墓葬和墓地的角度觀察,西周時期關中地區主要有周人和殷遺民兩個大的群體,可以從墓葬特征上明顯區分開來。西周時期實際的族群情況可能遠比此復雜,無論是周人還是殷遺民,內部都可以進一步進行劃分。以上只是本文根據墓葬特征進行的大體判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西周時期周人對殷遺民的安置策略。周人對殷遺民的安排是有一定的規劃的。在傳統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豐鎬被安排了一定數量的殷遺民,說明了這兩地在先周時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遺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這些聚落往往位于傳統周人聚落區以外,大部分位于關中東部地區,或許還有一定形式的監管。

附記:本文的寫作得到了丁巖、郜向平、趙昊等學者的指導,特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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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1]b.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總結的以上特征,均為墓地的總體特點,多表現為某種特征所占比例多少。但不能根據以上特點,尤其是其中的某一兩個特點,認定某座墓葬為周人或殷遺民。

[4]a.同[1]a.b.張禮艷.從墓葬材料看豐鎬地區西周時期的人群構成[J].華夏考古,2015(2).c.張禮艷,燕妮.西周都邑人群構成的比較分析—從墓葬材料考察[J].東北史地,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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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豐鎬遺址發現手工業生產遺跡的地點(如新旺村)附近發現的墓葬,往往具有腰坑,也出土陶簋等。很可能也是由殷遺民在從事具體的手工業生產。但由于這種組合發現較少,因此還難以做具體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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