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釉陶新探
——以日用釉陶器為中心*

彭善國 張欣怡

（1.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2.吉林大學考古學院）

唐代是中國古代鉛釉陶器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原窯場的釉陶產品向東北亞地區（今中國東北、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朝鮮、韓國、日本）的輸出，釉陶生產工藝向東北亞地區的傳播，是鼎盛期的突出表現之一。有著“海東盛國”之稱的渤海國（698～926年），是唐王朝在東北亞地區的地方民族政權，其境內出土的釉陶和瓷器，對于探討東北亞“陶瓷之路”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渤海低溫鉛釉陶器的發現，始于東亞考古學會1933～1934年對黑龍江寧安渤海上京城址的發掘。196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考古工作隊第二隊發掘上京城址，出土日用釉陶器殘片1500片，絕大多數出土于宮城西區的“堆房”遺址。此后隨著上京城的歷次發掘，寧安三陵墳、和龍北大等渤海墓地的清理，中國境內渤海釉陶的資料不斷積累；俄羅斯濱海邊疆區克拉斯基諾城址、馬蹄山寺廟址等，也發現了一些釉陶器皿。中、日、俄三國學者，都曾從各個角度，對渤海釉陶做過研究。2009年以來新資料刊布大幅增多，相關科技檢測也提出了一些新認識，關于渤海釉陶的類型、文化因素、年代、產地等問題，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需要說明的是，渤海釉陶從功能上可分為建筑構件、日用器皿、俑三類，本文僅重點討論體現文化交流較為顯著的日用釉陶器。

一、日用釉陶器的類型

渤海境內發現的釉陶器，有單色釉陶和多色釉陶兩種，前者包括黃釉、綠釉、醬釉陶器以及淡黃釉絞胎器，后者為黃、綠、赭、白等多種組合釉彩，亦稱為三彩。由于低溫鉛釉流動性好，故釉彩交融斑斕。釉陶器的胎色，有白胎、灰黃色胎、磚紅色胎等多種。器型主要有缸、壺、熏爐、三足器、盆、盤、盒、唾壺、硯、罐、碗、盞、枕等，其中碗、盞、枕為絞胎器。另外還有器蓋、器座及一些器形不明的殘片。

1.缸

可復原者僅上京城第2號宮殿址1件，大口，卷唇，曲腹，腹部兩側附有兩個橫耳，平底。外口沿下滾印麥穗紋一周，腹部貼塑兩條紋飾帶，紋飾帶上下為豎條，中部為連續的卷草紋（忍冬紋），以兩朵寶相花間隔，紋飾應為模印施加，有淺浮雕的效果。白胎，釉彩以黃、綠、赭為主，交融流淌，色彩斑斕?？趶?38.5、底徑108、高46.3厘米，體型碩大，堪稱迄今所知唐代釉陶容器之冠（圖一，1、2、5）。2號殿址還出土過此類缸的紋飾殘片1件，紅胎（圖一，7）。和龍西古城一號宮殿址出土的3件釉陶缸殘片，灰白胎，黃綠釉剝蝕嚴重，其上卷草紋帶（1件以寶相花間隔）與上京城釉陶缸裝飾方法、布局相同（圖一，3、4、6）。

圖一 釉陶缸及參考圖

2.壺

可復原器2件，分別出土于敦化六頂山與和龍北大，兩者形制近同，重唇，盤口外展，束頸，鼓肩，弧腹，平底。區別在于，前者器體高大，重唇明顯，肩部有對稱的雙橫橋耳；后者器形較小，重唇不明顯，肩部有凹弦紋一周。其中六頂山IM5:28，胎色黃褐，外施黃、綠、白三彩，壺內滿施綠釉，腹外壁施釉不及足?？趶?4.4、底徑12.4、高32.8厘米（圖二，1、2）。北大88M7:5，白胎，外滿施黃、綠、白、褐彩，內半釉?？趶?.6、底徑7.8、高18.1厘米（圖二，7、8）。此外，上京城址、汪清紅云寺廟址（圖二，6）亦出土過此類三彩壺的殘片。

圖二 釉陶壺及參考圖（3～5、9、10為陶器，余為釉陶）

3.熏爐

僅1件完整器，出土于寧安三陵墳4號墓，由爐蓋和爐身兩部分組成。爐蓋母口外折，弧頂，寶珠鈕，蓋面有四處花式鏤孔；爐身子口平折，直腹，腹底平，貼塑三蹄狀足，足上部做成獸（獅子）面。白胎，爐蓋施黃、綠、白三彩，爐身施黃、綠二彩，釉彩交融斑斕，爐內無釉。胎質較粗，呈白色。爐身口徑20、高9.8厘米；爐蓋外徑22.1、高9.4厘米（圖三，1～3）。上京城址“堆房”（圖三，4）、上京城第3、4號宮殿址、敦化六頂山ⅠM5（圖三，5）、六頂山ⅠM2（貞惠公主墓，圖三，6）、琿春古城村寺廟址均出土過帶鏤孔的熏爐蓋。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杏山寺廟址（圖三，8）、汪清紅云寺廟址（圖三，7）發現過此類熏爐的獸首狀足殘件。

圖三 三彩熏爐及參考圖

4.三足器

可復原者僅1件，出土于上京城址“堆房”，侈口，展沿，直腹，平底下接三蹄狀足。器表施黃、綠、赭釉?？趶?8.5、通高9.5厘米（圖四，1）。此三足器與前述熏爐爐身部分形制接近，推測亦應是熏爐。

圖四 釉陶三足器及參考圖（1.釉陶，2～5.陶器）

5.盆

器形可辨的3件釉陶盆，均發現于上京城址，如“堆房”（圖五，1、3）、郭城11號門址（圖五，2），大口，卷唇，平底。腹部有深淺之別，深腹的兩件中1件帶有橫耳，均為三彩釉；淺腹1件，腹部橫橋耳，通體施黃釉。

圖五 釉陶盆及參考圖（1～3.釉陶，4～6.陶器）

6.盤

可復原者5件，均出土于上京城址“堆房”。形制相近，大口，卷唇，淺腹，大平底。釉色有黃釉、綠釉及黃綠釉?？趶?1～42、高5.3～6.7厘米（圖六，1～3）。類似的陶盤在上京城址出土數量甚多（圖六，4～6）。

圖六 釉陶盤及參考圖（1～3.釉陶，4～6.陶器）

7.盒

3 件，完整者僅海林山咀子墓地征集1件，由盒蓋和盒身組成，通體扁平，平頂平底，子母口，直壁。內黃釉，外綠釉。直徑12、通高2.8厘米（圖七，1）。上京城址出土的釉陶盒蓋，母口，頂部略拱起，盒面施綠釉，直徑23厘米（圖七，2）；俄羅斯濱海邊疆區馬蹄山寺廟址出土的釉陶盒蓋，子口，頂部略拱，直徑13.4厘米，蓋面施綠釉，蓋內無釉（圖七，3）。類似的泥質灰陶盒蓋亦見于上京城址（圖七，4）。

圖七 釉陶盒（蓋）及參考圖（1～3、5～8.釉陶，4.灰陶，9.白瓷）

8.硯臺

上京城址出土9件硯臺，均為殘片，不可復原，形制與該城址出土灰陶硯臺相同。

9.唾壺

1件，上京城第2號宮殿基址出土，喇叭口，束頸，曲腹，圈足。白胎，黃綠釉?？趶?.6、高4.6厘米（圖八，1、2）。

圖八 釉陶唾壺及參考圖

10.雙系罐

1件，出土于和龍北大墓地，小口，卷圓唇，短直頸，豐肩，肩部附對稱條形雙系，鼓腹下收，餅狀足。磚紅色胎，棕褐色釉，釉及化妝土均施于器物上部?？趶?、高14.8厘米（圖九，1）。

圖九 褐釉陶雙系罐及參考圖

11.絞胎器

3件，均為淡黃色釉，器形為碗、盞、枕，均為器體全絞胎。碗出土于和龍北大M7，敞口，折腹，圈足，施淡黃釉，濃淡不勻?？趶?1.6、高5.4厘米（圖一〇，1、2）。絞胎盞1件，敦化六頂山IM4出土，殘，敞口，折腹，口徑7、殘高4厘米（圖一〇，5、6）。絞胎枕1件，出土于和龍龍頭山墓地石國墓區1號墓，呈現上寬下窄的箱體，枕面下凹，四角翹起。長16.5、寬12、高10.5厘米（圖一〇，9）。

圖一〇 絞胎器及參考圖（1～4.碗，5～8.盞，9～11.枕）

除如上器類之外，上京城、西古城、虹鱒魚場墓地M2151、海林細鱗河遺址等還發現了器蓋（圖一一，1～4）、器座（圖一一，5、6）以及形制不明的釉陶殘片（圖一一，7～10）。

圖一一 上京城址出土其它釉陶器（1～4.器蓋，5、6.器座，7～10.釉陶殘片）

二、日用釉陶器的文化因素

上京城釉陶缸的造型，與渤海陶盆類似。麥穗紋是渤海檐頭板瓦上常見的紋飾，上京城址出土陶片以及陶硯上均有此類裝飾。卷草紋是渤海流行紋飾，習見于長方形磚及鐵飾件（圖一，11）上。上京城出土的灰陶缸上，也有貼塑卷草紋帶的做法（圖一，8）。至于以寶相花間隔卷草紋帶，則見于上京城（圖一，9）、寧安杏山磚瓦窯址（圖一，10）出土的灰陶長方形磚的邊側。無論造型，還是紋飾，這類釉陶缸都體現了極為鮮明的渤海本地特點。

與渤海三彩壺形制近同的產品，唐代陶瓷中目前尚未發現。寧安上京城址“堆房”（圖二，3）、上京郭城正南門基址（圖二，5）、海林振興遺址（圖二，4）、海林羊草溝M110（圖二，9）、海林細鱗河遺址（圖二，10）等，均出土過與之造型類似的渤海陶壺。重唇是靺鞨—渤海陶器最為鮮明的特征，橫橋耳亦習見于渤海陶器?？梢酝茰y，六頂山IM5:28、和龍北大88M7:5三彩壺，應是脫胎于渤海陶器的釉陶產品。集安山城下墓區東大坡墓地M365出土的醬釉盤口長頸壺（圖二，12），多被認為是渤海釉陶。此壺造型不見于高句麗陶器，相類似的陶器，在朝陽北魏墓、唐墓以及渤海遺址中均有發現，其時代是高句麗晚期還是渤海時期，目前還無法確定。撫順施家M5出土的鉛綠釉陶壺（圖二，11），形制與北大88M7三彩壺近同，但頸部較粗，口部殘缺。施家M5、M26、M30、M7還都出土了貝殼。以貝殼作為隨葬品，目前未見于高句麗墓葬，但卻是中原唐墓、朝陽唐墓（如中山營子唐墓、朝陽襯布廠89M1等）習見的做法。前述和龍北大88M7同樣也隨葬有貝殼。因此，施家M5不排除是渤海墓葬的可能。

釉陶盆與上京城（圖五，4、6）、振興遺址（圖五，5）等地習見的渤海陶盆造型基本相同，釉陶盤、硯臺也都與上京城等地出土的泥質灰陶器形制相同，應都是模仿陶器的釉陶產品。

中原地區唐三彩熏爐出土數量較多，典型如鞏義黃冶窯址（圖三，11）、洛陽李樓下莊唐墓出土（圖三，10）以及滎陽市文物管理所藏唐三彩熏爐（圖三，9），爐身均寬平折沿，斜腹下內收，五個蹄狀足，足端附于圓環形座上，與三陵墳4號墓三彩熏爐存在顯著差異。河南偃師杏園唐墓M5036出土（圖三，12）以及觀葉樓私人藏唐代青銅熏爐（圖三，13），與三陵墳4號墓三彩熏爐形制相近。

與釉陶三足器類似的陶器，在上京城址“堆房”（圖四，2、3）、克拉斯基諾城內寺廟址（圖四，4）均有發現，上京城還出土過帶鏤孔的寶珠鈕陶器蓋（圖四，5），推測是此類三足陶器的蓋子。

渤海境內發現的釉陶及灰陶盒（蓋），均為扁圓體、子母口，形制與鞏義黃冶窯址（圖七，5、6）、洛陽編組站唐墓（圖七，7）、偃師杏園唐墓（圖七，9）出土及鞏義博物館藏（圖七，8）唐代釉陶或瓷器盒形制近同。

與上京城第2號宮殿基址出土黃綠釉唾壺形制近同的白瓷唾壺，在中原地區晚唐墓葬中出土過多例，如河南偃師杏園唐墓M1025（847年穆悰墓；圖八，4）、M1819（834年、858年李歸厚及盧氏合葬墓；圖八，5）等，唐洛陽城白居易宅遺址還出土過低溫鉛綠釉陶的唾壺（圖八，3）。

遼寧朝陽市區中心市場唐墓出土的罐（圖九，2），形制與前述北大73M28出土者相同，磚紅色胎，半施綠釉。河南偃師杏園唐墓M5036（778年鄭洵夫婦墓）出土黃褐釉罐（圖九，4），形制亦與之近同。河南鞏義黃冶窯址發現的雙系罐（圖九，3），不僅形制與之接近，釉色、胎色、施釉方式亦近同。

唐宋時期的絞胎器是釉陶還是瓷器，學術界認識并不一致。張?？祵⒔g胎器的釉分為三種，其中透明淡黃色釉有細紋片，釉層中不見氣泡，表明其為低溫釉。廖永民等稱黃冶窯的絞胎器為低溫釉陶，但并未給出任何證據。高阿申等對1件黃冶窯褐黃色釉絞胎枕殘片進行了檢測，結果表明，絞胎層中深褐色部分與淺黃色部分的氧化鐵含量分別為5.62%和1.24%。釉中氧化鉛的含量達40.96%，氧化鐵的含量為4.89%，屬以鐵為著色劑的低溫鉛釉。敦化六頂山IM4渤海墓出土絞胎碗經檢測釉中氧化鉛含量25.74%，氧化鐵含量2.25，顯然也屬以鐵為著色劑的低溫鉛釉。

與北大88M7:6形制近同的絞胎碗，見于盛唐時期的西安王家墳M90唐墓（圖一〇，4）、鞏義東區唐墓M253（圖一〇，3）。8世紀前半的中原唐墓，如永泰公主李仙蕙墓（706年）、節愍太子李重俊墓（710年）、越王李貞墓（718年）等中，此種仿自金銀器的釉陶或瓷質折腹碗出土較多，時代特征鮮明。河南鞏義唐代黃冶窯址中，此類折腹碗的素胎、釉陶及瓷質者均有發現。與敦化六頂山IM4:7形制近同的兩件絞胎盞，見于鞏義東區唐墓M253（圖一〇，7、8）。與石國墓區1號墓相近的絞胎枕，見于鞏義黃冶窯址（圖一〇，10）以及河南博物院藏品（圖一〇，11）。

綜合以上對比分析，可將渤海遺址出土日用釉陶器中文化因素鮮明者分為3組：

A組：缸、壺、盆、硯，器形、紋飾源自渤海陶器，與中原北方地區唐代陶瓷迥異；

B組：熏爐、三足器、盒，在渤海的陶器中有近同的形制，與中原北方地區同類產品形制近同或有差別；

C組：絞胎器（碗、盞、枕）、雙系罐、唾壺，僅見于中原北方地區唐代陶瓷器，渤海陶器中不見這些器型。

三、日用釉陶器的年代

目前渤海境內有兩處紀年墓葬出土了釉陶器，分別為敦化六頂山ⅠM2、和龍龍頭山M3。后者為順穆皇后即渤海簡王皇后泰氏墓，建興十二年（829年）遷安，該墓出土了釉陶俑3件；前者墓主貞惠公主777年卒，780年葬，該墓出土了三彩熏爐蓋殘片。經過與中原唐墓出土資料的比較可知，前述絞胎折腹碗、盞，時代約在8世紀前半；雙系罐時代約為8世紀后半；唾壺則為9世紀中葉前后的形制。另外，渤海以上京城為都，始于唐玄宗天寶（742～756年）末期，該城址及周邊地區墓葬如三陵墳等出土釉陶器的年代，當不早于8世紀中葉。綜上，可見渤海境內出土釉陶器的時代推斷為8世紀前半至9世紀中葉前后。

四、日用釉陶器產地討論

盡管渤海境內目前尚未發現燒造釉陶產品的窯址，但上京城、西古城、八連城等渤海城內的宮殿、佛寺，釉陶建筑構件的使用已較為普遍，且柱圍、心形蓮花紋瓦當等頗具地方特色，為中原地區唐代釉陶建筑構件所未見，可見渤海本身具備燒造低溫鉛釉產品的能力。與建筑構件不同，日用釉陶器便于攜帶，流通性強，更能反映渤海與唐代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故其產地問題，一直為古陶瓷界所關注。

前引《六頂山與渤海鎮》報告，根據胎質（細純/粗）、釉色（發亮、鮮艷/發暗、發黃）的差別，將上京城出土日用釉陶器分為中原產品和本地制造兩類。這種簡單化的區分方法顯然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依據形制（造型）、紋飾以及工藝特征，比較日用釉陶器文化因素的異同，是判定產地來源的基本方法。前文將渤海境內的日用釉陶器分為3組，A組應為地域特色鮮明的渤海本地產品，C組為來自中原地區唐代窯場的產品，B組應是渤海工匠模仿中原唐代陶瓷器（或其它工藝品）的釉陶產品。

近年來崔劍鋒等對敦化六頂山墓葬IM5、IM4、IM2出土的三彩壺、熏爐蓋、絞胎盞進行了檢測分析（表一，1～4），認為這幾件器物的胎體成分落入了鞏義黃冶窯胎體成分分布范圍。經過測試的鞏義黃冶窯低溫鉛釉陶器的80件標本，胎體成分中SiO含量無一例低于60%；AlO含量高于30%者僅3例，且均在31%以下。六頂山IM5:28三彩壺SiO含量58.08%，AlO含量35.34%（表一，1），與鞏義黃冶窯胎體成分分布存在顯著差異，何況其重唇、橫耳等形制特征，亦絕不見于中原地區釉陶器。山崎一雄檢測了1933～1934年東亞考古學會發掘出土的上京城址宮殿綠釉瓦的胎體成分（表一，6），上京城2號宮殿出土的三彩缸、獸頭以及50號宮殿出土套獸的胎體成分也作過檢測（表一，5、7、8）。從附表這些數據可見，渤海境內出土釉陶胎體的主成分含量差別較大，在對比材料不充分的情況，似不宜據此簡單推測產地。

表一 渤海境內出土部分釉陶器胎體成分表（wt%）

崔劍鋒等依據釉中鉛同位素的比值，推斷六頂山渤海墓葬出土釉陶器最有可能都是黃冶窯產品。僅就前述IM5:28三彩壺而言，這一推論頗難令人信從。降幡順子等對俄羅斯濱海地區渤海時期克拉斯基諾城址等出土釉陶殘片做過測試分析，認為釉中鉛的來源除了中原、南方之外，有些還可能來自日本。釉陶生產中作為助熔劑的鉛料使用量不大，在渤海與中原唐王朝以及日本的頻繁交往中，不排除將異地的鉛料帶入渤海境內的可能。釉、彩（銅、鐵等著色劑）原料的跨區域流動，是探討東北亞地區唐代釉陶生產工藝傳播、擴展及交流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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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2]:106.

[12]同[4]:392.

[13] 同[7],圖版90-3,4.I 區M2 殘片長7 厘米，報告稱為“器底”，但其上鏤孔(推測有6 個)，且內壁無釉，“底面”有黃、綠二色釉彩。若為器底，鏤孔(除非為甑)、施彩的可能性很小，故推測為熏爐器蓋。

[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 年發掘資料。

[1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渤海文物集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89.

[16]此類獸足亦不排除是釉陶鍑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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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龍江省海林市山咀子渤海墓葬[J].北方文物,2012(1).

[19]同[2]:106,圖版94-2.

[20]同[15]:111.

[21]同[4]:183.報告誤稱為盞。

[22]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和龍縣文化館.和龍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簡報[C]//東北考古與歷史(第1 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3] 墓葬簡報稱碗施草綠、米黃、淺黃、白色釉，實際上只施淡黃釉一種，釉層透明，所謂白色釉只是白色絞胎的顏色；綠釉只有局部的條紋，不像是有意施加的。

[2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集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1,圖3.

[25]同[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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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2]:95,圖版75-3.

[29]a.同[1]:圖版102.b.同[4]:410.

[30]同[2]:89.

[31]同[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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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同[44]:197,圖版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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