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時空分異

劉七軍 ，那靜文，李昭楠 ，劉禹希，邢天陽

（1. 北方民族大學 經濟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2. 民族地區相對貧困治理研究中心，寧夏 銀川 750021）

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既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見，進一步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統籌規劃產業結構發展方向尤為重要。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一帶一路”倡議不斷受到世界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驕人成績。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時再次強調踐行綠色發展理念、推動建設綠色絲綢之路，綠色高質量發展由此成為“一帶一路”省域的重要發展舉措，綠色金融無疑是推動綠色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耙粠б宦贰毖鼐€18個省份的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與產業結構優化進程存在一定差距，對其綠色金融—產業結構的協同發展情況進行探討，對于政府推進“一帶一路”省域金融體系完善、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國內學者在關于綠色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層面做了諸多研究。已有大部分文獻研究結果表明，綠色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綠色金融對產業發展的信貸調整效應。綠色信貸作為綠色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1]，對整體產業結構升級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其主要通過信貸調整影響產業結構，且信貸調整作用在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存在明顯差異[2-3]。綠色信貸與第一、二、三產業產值或行業單位產值能耗存在關聯關系，故應促進綠色金融對產業結構優化信貸調整效應的有效發揮[4-5]。二是綠色金融對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效應。部分學者基于投入—產出模型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假說理論構建面板聯立模型，最終得出經濟增長與綠色金融之間存在交互作用[6]，綠色金融的推進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步伐。也有學者研究表明，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必須依托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否則可能會陷入“低發展陷阱”[7]。三是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協同關聯效應。另有學者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對西北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程度展開研究[8]，發現金融綠色化與產業結構間存在協同關聯效應，且發達地區的綠色金融與區域產業協同效應更為顯著[9]。綜上可知，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是動態變化的，綠色金融的發展可以優化產業結構，引導資源合理配置；同時，良好的產業結構是進行經濟活動的基礎，既保證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又能支持綠色金融的有序開展。

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本文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將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置于同一框架進行研究，以“一帶一路”省域為研究區域，選取2013—2019年相關數據，構建了綠色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評價指標體系，利用Stata15.0、SPSS 26.0和相關實證分析方法，對兩大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情況進行測度和評價，并基于GIS對“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差異展開研究，揭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分異特征，探討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變化規律，為未來“一帶一路”省域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和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思路。

1 指標設計、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1 指標設計

指標體系的構建秉持著系統性、科學性與可得性原則，以全面衡量出各系統層的發展水平。根據相關理論基礎和國際經驗，結合研究區域實際情況，并參考相關研究[1,10]，綜合考慮目前投放市場的綠色金融相關產品，構建如下綠色金融發展衡量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該指標體系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基于“一帶一路”省域的綠色金融發展現狀，選取了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典型綠色金融產品，同時加入各省份綠色項目庫中項目數量作為補充指標，可對“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發展進行全面考核與評價。

在產業結構優化衡量指標設置上，本文借鑒干春暉等[11]、車明好等[12]學者的做法，并結合研究實際情況，利用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構建產業結構優化綜合指標體系。其中，產業結構高級化使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表示，比值越大，說明該地區第三產業越發達，產業結構越高級；產業結構合理化使用泰爾指數進行衡量，不僅考慮了各產業的地位權重，而且反映了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關系。

1.2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熵權法對各指標權重進行確定。在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中，選用極差標準化法，而后對各指標進行賦權并求得2013—2019年“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數（GFI）與產業結構綜合發展指數（ISI）。當GFI≥ISI時，將省份定義為產業結構發展滯后型省份；反之，當GFI≤ISI時，定義為綠色金融發展滯后型省份。

一般來說，若某兩個或多個系統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則這種關系被稱為“耦合關系”。近年來，物理學耦合模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衡量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度可以說明兩者在某一時點相互依賴、協調與促進關系的強弱。根據物理學耦合模型原理，建立綠色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式中：C為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之間的耦合度水平，U1和U2分別代表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的綜合發展評價指數。

由于耦合度僅僅表征了兩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體現二者協調發展狀況的好壞，故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如下：

其中，D為各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D∈[0, 1]；T為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之間的綜合協調指數；α、β為待定參數，反映各系統的重要程度。從相關研究結論來看，綠色金融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同時產業結構優化為綠色金融發展提供了保障，兩者相輔相成，處于同等重要的程度，故此處α、β均取1/2。參考相關研究并結合本研究實際情況[13]，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五個等級，分類標準如表2所示。

1.3 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基于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的“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本文選取2013—2019年中國“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作為研究對象，包括“一帶”沿線的13個省份（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廣西、重慶、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西藏）和“一路”沿線的5個省份（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

本文采用2013—2019年的面板數據，目前，綠色信貸在我國綠色金融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由于目前官方只公布了我國每年綠色信貸總額，并未公布每個省份的綠色信貸具體數值，故此處借鑒李健和衛平[14]等學者的預估方法，假定各省份歷年綠色信貸余額占全國綠色信貸余額的比重與各省份歷年貸款余額占全國貸款余額比重相等，研究所用到的其余綠色金融相關數據一部分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發布的各省份《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另一部分來源于對各政府網站官方發布新聞報告中數據的整理，產業結構相關數據由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數據計算所得。

2 實證結果分析

2.1 指標權重分析

本文采用熵權法計算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兩系統中各指標的權重，如表3所示?？梢钥闯?，不論是“一帶”地區、“一路”地區，還是“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系統中權重占比最高的目標層均為綠色貸款，綠色證券所占權重位列其后，說明了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綠色金融發展一定程度上依賴于綠色貸款及綠色證券的發行。對比看來，“一帶”地區綠色金融系統中綠色貸款的占比略高于“一路”地區，而綠色證券占比則低于“一路”地區，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近年來“絲綢之路經濟帶”省域的綠色金融活動多集中于政府對清潔能源、綠色生態、污染治理等環保項目的信貸支持，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份的綠色金融發展更加多元化，不僅體現在綠色信貸投放，而且綠色債券的投放也不斷創下歷史新高。2017年，福建承銷全國建行首筆綠色金融債券，承銷額高達100億元；2018年，廣東獲批企業債券發行規模884.6億元，成功發行全國首個PPP專項債，獲批全國最大規模綠色債券200億元。在產業結構系統中，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權重高于產業結構合理化，說明“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產業結構優化更大程度依賴于產值的相對增加。

2.2 綜合發展指數分析

按前述測算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和權重計算后，得到了2013—2019年“一帶”地區、“一路”地區及“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兩大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一帶一路”地區的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數均連年增長，考察期內“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指數明顯高于“一帶”地區，由于“一路”地區的5個省份（上海、福建、浙江、廣東、海南）地理位置相對優越，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綠色金融起步早、進程快，其綠色金融發展水平處于我國前列。近年來，有著“最綠省份”美譽的福建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大力推進綠色信貸、碳金融等產品，其綠色金融創新走在全國前列。圖1中顯示，自2014年“中國首屆綠色金融論壇”召開后，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投融資機制開始創新，環保產業融資瓶頸得到一定程度解決，我國綠色金融進入高速發展階段。2015年，《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頒布實施，意味著綠色金融體系首次在國家層面被提出。隨后，2016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等七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同年9月綠色金融首次被納入G20峰會議程并形成《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可見我國近年來大力強調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綠色金融相關政策的出臺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各地區綠色金融道路走向，與上文探討的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數增長趨勢較為吻合。自2017年5月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功舉辦以來，中國政府加快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深入參與國際合作，我國綠色金融發展進程向更高水平邁進。

此外，“一帶一路”地區的產業結構綜合發展指數同樣呈現增長態勢，且增速較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數更加明顯。2015年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生了積極作用，推動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五大任務中的“去產能”和“去庫存”更是為新產能提供了足夠的發展空間。從圖1中可看出，2015—2017年“一帶”地區的產業結構綜合發展指數略高于“一路”地區，原因可能在于黑龍江的“去產能”成果顯著，高耗能工業占比出現大幅下降，但由于新興產業發展較為遲緩，導致后期該地區產業升級并未有較大起色。而“一路”地區的產業結構在近年來基本保持不斷優化態勢，不論是新能源產業的興起，還是“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不斷設立，無一不為“一路”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保駕護航。

2.3 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時間演變

基于兩大系統的綜合發展指數，對照前述計算公式，得出2013—2019年“一帶”地區、“一路”地區和“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2013—2019年間，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變化呈逐年增長趨勢，從2013年的0.424上升至2019年的0.649。從耦合協調階段來看，2013—2015年處于基本協調階段，在此階段綠色金融發展速度較為緩慢，產業結構逐漸向節能環保的生產方式轉化，各地開始注重對生態的修復和保護。自2016年起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關系進入中度協調階段，此時各地綠色金融發展已取得一定成效，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邁進。分解其影響因素可知，耦合協調度受綠色金融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優化水平的影響，進而說明，自“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一帶一路”省域的綠色金融和產業結構整體上不斷發展壯大。

圖2 2013—2019年“一帶一路”沿線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

為深入“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探究，將“一帶”地區和“一路”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分別算出，其走勢如圖2所示?？梢婑詈蠀f調度均在2013—2019年間持續升高，在2014年后保持穩定增長?？疾炱趦?，“一路”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度普遍高于“一帶”地區，原因可能在于“一路”地區普遍位于我國沿海，對外開放程度高，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快，綠色金融政策落地快、起步早，基礎設施條件優厚。從圖2中可看出，2013年“一帶”地區與“一路”地區差距并不大，但從2014年起，耦合協調度差距不斷擴大，直至2017年后，兩地區差距才開始逐年縮小，說明“一帶”地區雖然在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優化方面存在著起步晚、基礎薄弱、發展速度慢等問題，但仍在逐年向好發展，不斷追趕經濟發達地區。2017年后，“一路”地區耦合協調度增速趨于平穩，仿佛增長動力不足，“一帶”地區則增速強勁，預計未來幾年“一帶”與“一路”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間的耦合協調度將持續提升，決策機構應充分利用兩系統間存在的協同發展效應，做好整體布局。

（1）分省域耦合協調度時間演變分析。為深入探討“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關系，在2013—2019年7年中，按照等分法取2013年、2016年和2019年為時間斷面，對“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進行比較，利用雷達圖直觀體現各省份的耦合協調發展情況，結果如圖3所示。

圖3 分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

如圖3所示，隨時間推移，“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不斷提高，其中，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的耦合協調度在2013—2016年間增長尤為明顯，擁有著資源豐富、對外貿易交通發達、人口密集等優勢的沿海地區，其綠色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速度均位列全國前列，由于東部沿海地區在綠色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整體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其耦合協調發展在后期或已達到相對飽和。另外，黑龍江、廣西、重慶、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的耦合協調度在2016—2019年間增長尤為明顯，各地政府陸續出臺發展地區綠色金融相關政策，成立綠色金融部門，引導綠色資金投向綠色產業，使得當地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實現良性互動?？疾炱趦?，新疆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增長勢頭始終強勁，這與同類關于西北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的研究[8]結論相吻合。從所取得的數據來看，新疆當地政府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十分重視，用于提供服務的綠色金融工具十分多樣化；從實際發展角度來看，新疆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作為全國首批五家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之一，積極探索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率先成立全國首個地方性綠色金融同業自律機制，并于2018年指導成立了西北地區首家綠色支行。此外，遼寧、吉林和西藏耦合協調度增速相對緩慢，這與當地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式和自然環境條件密切相關，遼寧和吉林兩地由于歷史遺留問題，常年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產業結構轉型緩慢，綠色金融發展滯后。西藏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使其生態環境問題始終嚴峻，直至近兩年得到了部分緩解。

（2）分區域耦合協調度時間演變分析。為了更直觀地對“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狀況進行評價分析，將“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按六大地理分區劃分為華北地區、東北地區、華東地區、中南地區、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并將2013—2019年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繪制成折線圖（圖4）。

圖4 分區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

如圖4所示，考察期內華東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遙遙領先于其他區域，這與同類關于我國省域綠色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9]結論相吻合；以內蒙古為代表的華北地區在2013—2017年處于六大區域的第二位，自2018年起排名有所滑落，或與2018年內蒙古經濟迫切轉型的需要導致部分城市GDP出現嚴重負增長有關；東北地區耦合協調度整體處于增長態勢，但由于在2013—2016年間增速緩慢，導致自2016年起，東北地區一直位于六大區域的末位，東北地區產業衰退現象頻出，受到資本、環境和經濟體制的限制，產業技術升級和結構轉型受到阻礙，導致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內生動力；中南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在廣東的主導下基本保持穩定增速，2019年廣州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綠色貸款余額、綠色債券發行量和新增綠色保費收入三項指標在全國各試驗區中均排名第一位；自2017年以來，西北地區耦合協調度增速顯著提升，其中，新疆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良好耦合是西北地區耦合協調度不斷提升的主要動力，隨后，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奮起直追，陸續出臺關于發展綠色金融的系列政策，打造綠色金融工具，注重綠色可持續發展，使得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協調發展，至2019年，西北地區耦合協調度位于六大區域的第二位，僅次于華東地區，未來有望持續加速提升；西南地區耦合協調度雖在前期處于末位，但作為國內首批七個碳交易城市試點之一的重慶，近年來在綠色金融領域不斷突破，當地諸多銀行曾榮獲年度綠色金融獎，此外，受全國產業結構調整影響，2015年重慶、云南的工業產值出現下降，工業現代化步伐逐漸加快，直至2019年，西南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度排在前列，未來有望持續向好發展。

總體來看，2013—2019年“一帶一路”六大地理分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總體變化趨勢基本相似，且較高耦合協調度區域集中分布于華東地區，較低耦合協調度區域集中分布于東北地區。

2.4 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探討“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關系，運用地理空間分析法對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差異進行分析，參考相關文獻并借助GIS相關軟件和SPSS 26.0等軟件對沿線省份的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特點及規律進行分析。

（1）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整體分析。在對“一帶一路”地區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整體分析中用到了地理空間分析法，在2013—2019年7年中，按照等分法取2013年、2016年、2019年為時間斷面，利用ArcMap 10.2將耦合協調度值導入數字地圖，考慮到耦合協調度數值相對集中，按照協調等級劃分無法直觀體現變化規律，故按照數據特征劃分為(0, 0.4]、(0.4,0.5]、(0.5, 0.6]、(0.6, 0.7]、(0.7, 1]五個階段，最終得出2013年、2016年和2019三年的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特征，如圖5所示。

圖5 2013年、2016年、2019年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

從2013年、2016年、2019三年的耦合協調度空間分布中可發現，“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存在較明顯特征，具體表現如下：第一，各地區耦合協調度均存在一定程度增長，其中，以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地增長最為明顯，從2013年的最低水平發展至2019年和東部沿海地區處于同一耦合等級，與地區政府在2013—2019年間積極響應國家政策在綠色金融調整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果密切相關；第二，研究區域的耦合協調度自東南向西北呈遞減趨勢，兩極分化較嚴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省份的耦合協調度要高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省份，與前文研究結論較為吻合,同時，與同類關于“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效率發展空間分布特征的研究結論[15]較為類似，但由于選用方法、指標設計不同，本研究與其關于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綠色金融效率發展的研究結果有所差別；第三，東部沿海地區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程度處于“一帶一路”省域領先地位，原因在于長三角地區具備的優越地理條件和經濟優勢，政策出臺較早、落實迅速，綠色金融體系建設較為成熟，加之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增長點不斷多元化，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步伐穩健。

（2）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聚類分析。為深入探究各省份滯后類型，本文對考察期內“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的綠色金融綜合發展指數（GFI）和產業結構綜合發展指數（ISI）取平均值，利用SPSS 26.0軟件，按照綜合發展指數和耦合協調度的平均值對18個省份進行聚類分析，研究結果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上海、福建、浙江和廣東為代表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狀況良好的省份，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604，處于中度協調階段，其中GFI均值為0.581，ISI均值為0.572，屬于產業結構發展滯后型，處于該類型中的省份，其綠色金融發展速度較快，要高于產業結構優化速度；第二類是以黑龍江、內蒙古、新疆、陜西、重慶、云南、海南為代表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中度協調發展的省份，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527，其中GFI均值為0.373，ISI均值為0.399，屬于綠色金融發展滯后型，處于該類型中的省份，其綠色金融發展速度低于產業結構優化速度；第三類是以青海、寧夏、甘肅、遼寧、吉林、廣西、西藏為代表的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發展狀況基本協調的省份，耦合協調度平均值為0.462，其中GFI均值為0.249，ISI均值為0.281，亦屬于綠色金融發展滯后型。

將2013—2019年各省份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聚類分析結果輸入ArcView 3.3進行地理空間分析，結果如圖6所示。從圖6中可看出，“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具有較為明顯的空間差異，部分地區呈現出了較強的塊狀集聚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地區中度協調—產業結構發展滯后型省份和以寧夏、甘肅、青海、西藏為代表的西部內陸地區基本協調—綠色金融發展滯后型省份，可以猜測部分省份之間存在一定空間自相關效應。

圖6 耦合協調度聚類分析結果

3 結論及對策建議

3.1 結論

本文以“一帶一路”沿線省份作為研究對象，從耦合協調度時空分異視角出發展開討論。通過建立綠色金融—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指標體系，運用熵權法計算出各指標權重，探討2013—2019年“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時空變化，得出如下結論：

（1）從耦合協調度時間演變特征來看，第一，“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在2013—2019年總體保持穩步上升，其間經歷了從基本協調到中度協調兩個耦合協調階段，并在中度協調階段保持相對穩定，說明“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較為顯著的良性互動關系；“一帶”地區兩者的耦合協調程度整體略低于“一路”地區，但差異逐年縮小，有望在未來持平。第二，華東地區耦合協調度明顯高于其他地區，這與其區位優勢、經濟開放程度以及產業結構發展有著密切關系；西北地區綠色金融發展起步較晚，但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綠色金融—產業結構耦合協調發展迅速，至2019年已超越除華東地區外的其他四個地理分區。第三，新疆作為2017年我國首批確定的綠色金融試點區之一，其綠色金融—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度相對周邊地區發展十分迅速，但個別省份（如吉林、遼寧、西藏）增速相對緩慢，吉林、遼寧兩地常年以重工業發展為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綠色金融發展滯后經濟發展多年，在優化區域經濟結構、反哺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能力較弱，而西藏由于地理位置偏遠、生態環境脆弱，其耦合協調水平處于較低位置。

（2）從耦合協調度空間差異來看，第一，“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兩大系統耦合協調度總體呈東南高西北低格局，高值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低值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區；同時，高值地區中存在著相對低值地區，如海南；低值地區中存在著相對高值地區，如新疆，總體而言，耦合協調度區域分布較為集中。第二，從聚類分析結果來看，總體上“一帶一路”地區綠色金融發展水平不高，18個省份中綠色金融滯后型省份占14個，約占總體的78%，故加快綠色金融發展是目前“一帶一路”地區的重點工作。第三，從地理空間分析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和西北內陸地區呈現出了較好的塊狀集聚特征，或存在著空間相關關系。

現如今，綠色發展已然成為世界主流趨勢，許多國家都把發展綠色產業作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研究將“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的耦合協調及分區域、分省域的耦合協調結合起來分析，對各地明確下一步發展路徑、促進金融與產業資源優化配置具有一定參考價值。由于“一帶一路”地區沿線省份較多，且部分省份內經濟發展存在差異性，故研究結論在分析各省份內部差異方面有所局限，未來將進一步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區域和產業展開研究。另外，研究猜測部分省份之間存在空間自相關關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將嘗試論證這一猜想。

3.2 對策建議

（1）針對個別省份（如吉林、遼寧、西藏）綠色金融—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增速相對緩慢問題，應加速發展遲緩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解決，盡快發揮出“生態反哺”效應。受到歷史遺留問題或區位劣勢的影響，個別省份如吉林、遼寧、西藏的生態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亟待加強，建議今后要加快當地循環經濟的發展，加大節能減排扶植力度，增加環保投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各地政府應始終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實現“一帶一路”省域綠色金融—產業結構兩大系統的協調發展。

（2）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省份均為綠色金融滯后型省份，研究認為應通過強化綠色金融發展縮短省份間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耦合協調度差距。若想使區域綠色金融與產業結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關鍵要從綠色發展這一源頭出發，強化“一帶一路”沿線省份的綠色發展理念，拓寬綠色金融的社會服務領域，進一步提升綠色金融服務產業結構優化的質量，可以考慮加快綠色金融具體工具的落實，將融資用于支持綠色環保產業，尤其是地區重點生態產業，讓區域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融入新發展理念、開拓新發展格局，這是貫穿“十四五”規劃綱要的邏輯主線。有效利用綠色金融工具促進產業體系的可持續發展，將從本質上優化產業結構，鼓勵綠色產業發展，推動綠色產業鏈的延伸，為區域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