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內涵與模式分析

譚林，劉姝悅，陳春華，陳嵐,

（1. 西南石油大學 工程學院，四川 南充 637001；2. 河北工程大學 建筑與藝術學院，河北 邯鄲 056009；3. 四川大學 建筑與環境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5；4. 四川大學 工程設計研究院鄉村振興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公園城市理念是我國城鎮化下半場綠色發展的核心思想引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需將其生態價值轉化納入美好人居建設的全生命周期，為城鄉區域的社會經濟永續發展提供不竭動力。由此，如何更新認知公園城市建設背景下生態價值轉化的內涵要義，如何把握其價值轉化的內在機理，并在此基礎上探索提出具體的生態價值轉化引導模式，不僅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我國健康友好人居環境重要論斷的關鍵抓手，也是推進公園城市理念逐步完善與成熟的重點議題。

分析國外相關研究發現，有學者們嘗試通過人類活動數據估算單位土地的生態服務價值，提取二者交叉區域數值為城市規劃決策提供科學依據[1]。同時，對流域展開了生態價值核算與情景模擬分析，發現可通過實行碳稅政策、支付環境服務等限制生態價值的有償使用，從而平衡利益相關者的收益與受損情況[2-6]。當前，國內學者對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實施路徑給予了較多關注，如唐柳和周璇[7]指出可聯動森林、湖泊、農田、綠地等自然要素為其價值轉化提供網格化基礎，與此同時，通過明晰產權、科學計價與創新價值核算體系亦有望增加和實現生態價值[8-9]。此外，還有研究認為生態價值在公園城市復合價值系統中占據根本地位[10]，并以個案為例探討了具有公園城市特色的規劃營城路徑和以生態圖底為基礎、山水格局為導向的價值轉化方案[11-12]。

整體而言，已有研究大都立足于單一視角探究了公園城市定義[10-11]及生態價值轉化途徑，但立足于生態文明建設背景，結合公園城市理念的時代需求分析其生態價值轉化機理與模式的相關研究尚不多見，且現有成果主要以工程實踐為切入點，對理論體系的總結分析有待深化。鑒于此，本文擬從理論維度拓展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科學內涵，在此基礎上揭示其價值轉化的驅動機理，進而提出對應的轉化模式與實施策略，為各地建設公園城市樣板和推動其生態價值轉化提供一定參考。

1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內涵要義

相較于既有的田園城市、山水城市等城市發展理念，新時代的公園城市理念更為強調片區空間系統的生態整體性和綠色空間的公共性與可達性，嘗試通過綠色生態空間與不同功能區的高效深度融合構建創新、協調、共享、開放的現代經濟體系[13-14]，具有顯著的人文性、公共性、生態性、共生性等獨特屬性。在建設公園城市過程中，生態資源、社會資本、行為主體等各發展要素參與價值創造與分配，基于自然資源這一核心載體，通過生態價值轉化促生新的發展極核、培育新型發展動能，為構筑新常態下城鄉長效發展機制注入生態動力。從生態哲學的視角來看，生態價值主要反映的是不同生命個體或群體與之所處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復雜組織關系。公園城市語義下，其生態價值轉化可視為“城市人”等行為主體通過改善生態系統、調整區域發展要素等能動作用直接或間接優化人地關系、表達價值訴求的綜合性活動，旨在立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態組織結構，建立人與社會、經濟、自然等和諧共生的耦合協調發展格局，形成人—城—境—業和諧統一、共生共融的大美空間結構，推動生態價值向經濟價值、治理價值、人文價值等多元化的價值目標轉化，整體上是一項系統性和民生性工程。

具體看來，在生態經濟價值方面，公園城市建設通過創造優質人居空間吸引高端企業入駐，注重培育資源友好型和綠色創新型的現代化產業，營造產—城—園一體化的綜合性場域。與此同時，基于良好生態環境與資源本底，從“生態＋”與“＋生態”兩個維度，規劃布局滿足人民多樣化需要的公共服務，開發生態、綠色、健康和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新型消費產品與業態，通過生態產品服務的分配、交換與消費形成長效價值鏈，提升生態產品品質與附加值[9,15]。

在生態治理價值方面，公園城市理念突出不同主體在區域發展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榮的建設與管理機制，通過聚合其多元共治、以文化人、綠水青山、低碳經濟的諸多價值要素耦合于人民的多層次需要，意在以人民為中心、以各利益訴求為根本、以綠色治理為靈魂，建構“經濟繁榮—政治清明—文化共融—社會穩定—生態良好”的國家新型治理模式[16-17]?？梢?，公園城市理念充分彰顯了以人民利益為核心價值位序的科學內涵和治理導向，本身就囊括了區域發展與治理向度的價值觀轉型。

在生態人文價值方面，公園城市建設重視依托區域內自然資源本底和文化資源要素建立生態單元與人文意蘊間的網絡關聯。其本質是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時代轉向，是新時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價值認知觀念變化的必然結果。因而，宏觀—中觀—微觀視角的規劃設計都應以多形態、多尺度的綠色公共空間為載體，凸顯多元化、個性化的人民生活景象和區域文化積淀。通過規劃建設特色化、差異化的文化主題游園、綠地等實現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文化功能，同時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文創產業為抓手，增強地區的文化軟實力[16]，促進公園城市生態性與人文性的有機融合，從而提升一定區域內的文化內生力及對外吸引力。

總之，推動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可視為自然生態空間與社會、經濟、文化空間融合而實現的自我價值創造與多維價值聚合的綜合型過程，本質上是生態經濟、文化、環境與社會全域集成的價值綜合體。在此過程中，由于個體的價值取向存在較多差異，使得不同利益群體的價值選擇會隨著外部空間變遷、政策制度影響等出現動態變化。這同時也使得公園城市的生態價值不斷發生新的趨勢性變化，從而產生新的價值屬性、延展新型功能價值（圖1）。

圖1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內涵與路徑

2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作用機理

公園城市理念破除了城市公園的單向思維，將生態本底作為邏輯基點、人民切身利益作為根本遵循，構建起人—城—境—業和諧統一的空間形態，其蘊含的“人文主義”“共融主義”等內涵是公園城市理念的核心價值觀[10]。在這一指導思想下，通過綠色空間賦能和生態網絡聯結打造高品質服務場景、重構城鄉空間組織形態、構筑一體化空間格局[12]，最終實現生態興與文明興、社會興、經濟興的辯證統一。顯然，公園城市的生態價值轉化發生在由社會、生態、自然等組成的復雜巨系統之中，是各系統外部環境與內在條件交互作用、耦合演進的結果。在此過程中，自然環境、行為主體、市場供需、政策制度設計等諸多要素對其生態價值的轉化方式、轉化結果施加不同程度的影響，最終的價值轉化是內外動力相互作用的綜合產物。內外因素的約束、協同和促進作用引起整個功能系統人才、資金、技術、資源與信息等發展要素的循環流動、生長與重構，從而激發出了生態價值的發展驅動力。生態空間、生物生境及不同地理單元的自然環境條件為生態價值轉化提供了資源本底；制度設計、政策背景及空間規劃調控是推動價值轉化的有力保障；復雜的利益主體所組成的組織結構成為生態價值轉化的主要行動力，通過激發各主體參與價值轉化的能動性，以“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聯動模式構建行動者網絡，依據公園城市理念的共建、共享、共治原則，市民自下而上參與生態價值轉化全過程，各政府相關單位作為生態價值轉化的管理主體，以自上而下形式從不同維度引導和調控轉化過程；生態產品的旺盛市場需求是生態價值轉化的直接誘因，成為核心驅動力。最后，生態價值效益溢出促使不同發展要素解構，引起新一輪的生態價值轉化方式變化，正是在需求的不斷變化過程中，價值轉化模式、效力等亦持續演化交替，衍生出新的轉型結果與形式（圖2）。

圖2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驅動機制

3 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導向模式

綜合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基本內涵及其作用機理可知，其最終的價值轉化模式是指各區域在發展過程中，將自身生態空間基礎與其他要素耦合而形成的、具有一定普適意義的經濟發展方式、社會結構層次和本土文化屬性的綜合性理論概括，這一過程是自然資源、行為主體、人文環境及相關制度等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具有典型的地域性與多樣性特征。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構建不同類別的價值轉化場域，提出可能的導向模式，并分析具體策略。

3.1 自然場域：夯實總體發展空間格局

筑牢生態基底、奠定資源基礎是實現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觀轉化的關鍵前提，與此同時，良好的生態空間本底亦是其環境價值顯化的重要表征。具體的，可通過生態保育與生態修復等手段提高區域生態承載力、維護生態環境容量穩定，從而夯實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空間格局。

一方面，在生態保育維度，首先，以各地區新一輪國土空間規劃體系重構為契機，依據對各地理單元的“雙評價”分析結果，識別不同區域的生態等級，進而結合“三區三線”劃定禁止開發建設區、限制開發建設區、控制開發建設區和引導開發建設區四類區域，以此保證核心區的生態價值不受損耗。其次，通過封山育林或人工造林等方式完善生態工程體系，提升林業生態資源的水源涵養、調節地表徑流、碳固定等復合功能。此外，加強動植物自然保護區建設，并通過立法形式強化宣傳與監管職能，同時，不斷施行瀕危動物搶救工程以保護生物多樣性。最后，以公園社區為基本單元編制社區生態專項規劃，包括社區環境診斷、綠色生態設計及生態產品創造等多個子項目，從而建立起公園社區生態網絡體系，協調人—社區、人—生物圈的相互關系。

另一方面，在生態修復維度，遵循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的主導原則，以生態恢復或重建等方式對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實行整體性修復，構建以“山為骨、水為脈、林為表”的宏大自然資源安全系統[18-19]，由此以生態系統要素的重組彌合至正常生態軌跡，促進生態系統及生態景觀的健康安全價值顯現和永續發展。同時，通過地貌重塑、植被重建、景觀重現和生物多樣性重組[20]各個層面的系統化修復與整治，優化生態空間功能，提升生態空間質量。具體還需針對重要生態功能區、一般生態功能區等不同層級片區制定差異化措施，將濕地、林地、荒地、灘涂、廢棄礦山區域等自然資源系統納入近期重點治理清單，結合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岸線整治、水域治理工程構建藍綠交織的生態安全廊道。

3.2 人民場域：建構國家新型治理模式

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轉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再囿于單一向度的物質生活需要，而是更加注重空間正義性保障、公平發展權利維護和民主法治、生態安全等多維度需求的滿足。在此語境下，需提升公園城市治理效能，將自然生態系統與經濟社會治理統籌考慮，聚焦治理邏輯和治理手段兩個層面，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16]和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生態治理格局。

具體看來，一方面，在治理邏輯維度，公園城市治理深化了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現代治理邏輯，因此，需圍繞不同年齡群體、不同類別人群的實際需求展開治理工作。如通過加快兒童友好型社區建設管理、養老服務設施配套管理和無障礙設施優化等行動，更好地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園城市治理邏輯，不斷提高以人為本的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構建居民—政府—企業—NGO多位一體的治理主體機制，營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協同治理氛圍，進而塑造人—城—境—業高度統一的治理共同體。

另一方面，在治理手段維度，應充分發揮現代科技的驅動力。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建立萬物互聯、協作共享的治理網絡，促進區域內各功能要素的交互聯系、流動與組合。同時，重視智慧大腦的指揮聯動，通過數字技術賦能治理主體，匯集、存儲和運用各領域數據資源，逐步破除“數據孤島”現象，構建包含全域全要素的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數字系統，形成“一張圖”的智慧監管體系，從而實現治理模式和服務模式的雙重創新[21]。

總體而言，只有將人民利益至上和生命共同體理念作為治理邏輯，將數字化、現代化技術作為治理手段，共同嵌套于整個公園城市規劃建設中，才能有效推動其價值的多維轉化。

3.3 經濟場域：構筑綠色現代產業模式

促進公園城市生態價值的經濟指向性轉化，重點在于將生態環境資源優勢按市場化經營方式轉化為經濟優勢，通過空間生產使生態資源要素參與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過程[15]，以此形成生態產品與服務的完整價值鏈。具體可通過生態產業融合與市場交易方式實現一定區域內生態資源稟賦與經濟發展的價值耦合，從而構筑以綠色理念為根本發展邏輯的新型經濟模式。

一方面，在生態產業融合維度以區域內的優良生態環境資源為依托，通過產業策劃及規劃設計引導，建立完整的生態產品技術服務系統，促進傳統產業更新升級，提升其內在品質附加值，提高競爭優勢，逐步確立區域主導產業、特色產業，充分釋放生態環境的經濟價值[22]，真正推動“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變。具體需著力培育以生態康養、生態旅游等為支撐的綠色化、健康化業態，采用“互聯網+”模式開發綜合性、現代化的生態產業體系。同時，注重營造生態產業融合發展的彈性政策環境，如對不同區域的生態資源利用制定差異化標準，通過空間規劃手段確定不同指標體系、規模強度，并提供法律規范和行政許可方面的必要支撐。

另一方面，在市場交易維度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明確各類資源權屬基礎上，建立健全生態價值市場體系，開辟生態產品交易市場，通過市場配置規則、制度規范約束自然生態資源流轉方式，以“政府+社會”資本聯動方式實現生態價值向生態收益的轉化及可持續運營。具體來說，首先，通過加強立法與政策研究，制定精細化的碳排放交易、綠色金融扶持等相關法律法規，統籌規范生態價值轉化的市場秩序，健全市場監管機制，為企業、政府等主體參與生態價值轉化營造公平環境、創造正義市場空間。其次，堅持“誰受益、誰補償”的根本準則，建立獎懲分明的激勵和管控機制，對生態保護工作完成較好、生態價值轉化明顯、生態質量顯著提高的區域提高補償力度，尤其在其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加大政策傾斜，從而補償生態產品生產者的勞動與機會成本，保障生態產品生產[23]。并進一步結合各地實際轉化效益優化獎懲評價體系，依據考核結果合理分配下一階段的補償計劃。再次，完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明晰各產權主體的使用權、收益權、經營權權利，界定各類資源出讓、出租、抵押等權責屬性，做好生態產品開發與收益權抵押[24]。最后，鼓勵社會生態公益基金、NGO組織等全周期參與交易，推動資源、市場、資本、信息等發展要素的快速流動，并優化生態產品價格機制，形成市場運作與政府引導兼顧的規則體系。

3.4 文化場域：形成文態生態耦合模式

以全域公園體系構建作為物質基礎，引導形成經濟發展、人文豐富、社會和諧和生態平衡的總體空間格局[11]，表征了公園城市理念的重要意涵。因而，公園城市建設不單強調“公園”與“城市”的辯證統一關系，更要重視文化因子的回歸與嵌入，從而建立生態+文態交互耦合的發展模式。

具體而言，一方面，統籌規劃場地內歷史遺跡、特色村落等人文景觀，以在地文化為內核，以口袋公園、社區公園、濱水綠帶等為空間載體，運用景觀規劃設計手法打造區域特色文化場景，注重維護獨特自然本底、延續地域文化脈絡和喚醒文化記憶，并結合不同尺度和類別的公園以完善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設施。由此，通過特色化的自然人文場景營造以實現文化基因傳揚、提高人文情懷、增強文化價值。

另一方面，在各地公園城市的實踐過程中，深入挖掘區域內的自然生態景觀和歷史文化資源，構筑特色產品開發與特色文化生產性保護的良性互動機制，引領不同文化基因下的資源稟賦向多元化、特色化、休閑化產業價值裂變。如依托全域公園系統積極開發生態研學、觀光旅游、林下經濟、養老休閑等健康化產業，提升生態物質產品、生態文化產品與生態服務產品的融合水平，以生態產品入市方式實現生態價值的多維轉化[25]。同時結合各地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整合區域內具有重大歷史價值和時代內涵的文化資源，通過不同主題定位實現傳統文化資源的生產性保護，形成系統化、本土化、特色化的文化景觀體系，從而彰顯人文薈萃、特色鮮明的公園城市文化魅力，最終形塑“文化+生態+”的耦合發展模式。

4 結論與展望

公園城市是新時代下引領人居環境規劃建設的全新思想，促進其生態價值的多維轉化是公園城市建設的關鍵一環。研究界定了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內涵要義，解析了其價值轉化的驅動機理，進而聚焦于相應的轉化模式提出了具體策略。得到的結論有：

（1）公園城市生態價值是生態經濟、文化、環境與社會全域集成的價值綜合體，具有較強的復合性和多元性特征。推動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是一個綜合性概念與系統性工程，其核心要義在于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態組織結構建立人與社會、經濟、自然等和諧共生的耦合協調發展格局，通過科學合理配置生態資源、社會資本等發展要素實現價值整合，實現生態經濟價值、人文價值和治理價值的多維轉化。

（2）公園城市的生態價值轉化發生在由社會、生態、自然等組成的復雜巨系統之中，受到自然環境、行為主體、市場供需、政策制度設計等諸多要素的交互影響。各要素通過約束、協同和促進作用引發人才、技術、資源等發展要素的流動變化，從而聚合為生態價值轉換的驅動力。其中，復雜地理單元的自然環境條件為生態價值轉化提供資源本底，政策制度設計及空間規劃是推動其轉化的有力保障，各利益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成為生態價值轉化的主要行動力，市場需求是生態價值轉化的直接誘因，成為其核心驅動力。

（3）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導向模式可在差異化的價值轉化場域中形成，通過構建自然場域為生態價值轉化奠定總體空間格局；通過構建人民場域形成凸顯公園城市理念的國家新型治理模式；通過構建經濟場域形成綠色現代的產業發展模式；通過構建文化場域塑造生態與文態交互耦合的發展模式。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僅從經濟—治理—文化的三維視角出發，分析了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的類型和可能的導向模式，接下來還應基于不同維度，如從轉化主體層面探究其余轉化模式，同時對比分析不同模式的適宜場景。此外，對公園城市生態價值轉化作用機理的分析有待深入，未來還可定量分析不同影響因素的作用效力，并補充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部門協作力度等其他影響因子，以此建立更完整的作用機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