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協同發展機制研究
——以黃河流域省會城市為例

屈小爽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擁有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旅游業發展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黃河流域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鄭州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永續發展的千秋大計”“加強生態保護治理，保障黃河長治久安、促進全流域高質量發展”[1]。此后，學者們紛紛提出加強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頂層戰略設計[2]、打造黃河流域生態經濟帶[3]、構建現代產業體系[4]、促進區域協調發展[5]等高質量發展建議，并普遍認為“生態優先”是高質量發展的前提[6]。受區位條件與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資源環境高負載嚴峻[7]，區域間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差異顯著，要實現黃河流域的高質量發展必須破解產業發展和生態安全之間的矛盾[8]。因此，黃河流域旅游業的高質量發展必然是旅游與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

旅游業是資源環境高度依賴性的產業。一方面，豐富的文化旅游資源、獨特的地域文化、優美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旅游業的無序擴張、資源的過度開發、環境保護的乏力等會給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與破壞。尤其是近年來黃河流域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環境污染、產業效能低等問題凸顯，與高質量發展存在差距[9]。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夏季達沃斯會議中提出，旅游是幸福的產業。讓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是旅游業的使命[10]。國內外很多學者研究發現，生態環境顯著影響居民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11-12]。因此，黃河流域旅游業的發展不能以犧牲資源與環境為代價，要以改善黃河流域自然與人居環境為目標，實現旅游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關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研究日益增多。耦合協調發展度模型是學術界使用較為普遍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涵蓋多個尺度，如全國[13]、絲綢之路經濟帶[14]、沿海區域[15]、長江中游城市群[16]、中國十大城市群[17]、特定省份[18]、特定城市[19]等。但總體上，黃河流域尤其是城市層面旅游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及協同發展研究還相對較少。核心城市帶動能力強，在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黃河流域各省會城市在統領地區經濟增長方面長期發揮重要作用[21]，應充分發揮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在協同推進黃河流域大治理的關鍵性作用[22]。因此，研究黃河流域各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狀況，構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機制，對于培育黃河流域旅游高質量發展的中心城市，發揮增長極的引領及帶動作用，促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旅游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1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1.1 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概況

黃河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山東9個省份，截至2019年，黃河流域A級景區數占全國A級景區數的32.11%。因四川省省會成都市位于長江上游岷江和沱江兩支流處，屬于長江流域；河南、山東兩省省會雖位于黃河之濱，但與黃河關系密切；其他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6個省份的省會（首府）均在黃河流域內，因此，本文研究對象黃河流域省會城市分別為西寧、蘭州、銀川、呼和浩特、西安、太原、鄭州、濟南等8個城市。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均為區域內中心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因此，以8個省會城市為研究對象，探究黃河流域區域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關系具有較強代表性。

西寧和銀川為國務院批復確定的中國西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西寧，高原古城，多民族城市，位于絲綢南路要道和唐蕃古道的咽喉，是河湟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氣候宜人，有西寧八景、青唐城遺址等景觀。銀川，塞上古城，古絲綢之路商貿重鎮，西夏王朝首都，被譽為“塞上江南”，有西夏王陵、賀蘭山巖畫、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等景觀。呼和浩特，國務院批復確定的中國北方沿邊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交匯融合，具有濃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呼和浩特有眾多文化遺跡，如古長城、昭君博物館、萬部華嚴經塔等。

蘭州和西安為國務院批復確定的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蘭州，黃河文化名城，古絲綢之路商埠重鎮，是輻射中亞、西亞、南亞的現代化城市，境內有徐家山、吐魯溝、白塔山等眾多名勝古跡。西安，關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世界歷史名城，絲綢之路起點，中國八大古都之一。西安境內有秦始皇兵馬俑、大雁塔、大明宮遺址、未央宮遺址等眾多高品質文化遺存，是中國最佳旅游目的地、中國國際形象最佳城市之一。

鄭州和太原為國務院批復確定的中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鄭州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擁有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大運河兩項世界文化遺產，還有大河村遺址、商城遺址、軒轅廟、嵩山、黃河風景名勝區等眾多景觀。太原，古稱晉陽，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境內有晉祠園林、永祚寺、晉陽古城遺址、天龍山石窟等名勝古跡。濟南，國務院批復確定的環渤海地區南翼中心城市，別稱泉城，龍山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是擁有“山、泉、湖、河、城”獨特風貌的旅游城市。

1.2 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構建科學合理的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是判斷旅游業及生態環境綜合狀況以及二者耦合程度的基礎。本著科學性、全面性、可得性、典型性原則，根據層次分析法將評價指標體系分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目標層包含旅游經濟子系統、生態環境子系統；準則層包含市場規模、產業水平、經濟效益、生態壓力、環境狀況、生態響應等6個方面；指標層包括國內旅游接待人次、國內旅游收入等23個指標。為了消除不同指標量綱的影響，采用極差標準化對原始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并運用熵權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評價指標及權重如表1所示。

表1 旅游經濟—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及各指標權重

1.3 評價模型與判定標準

1.3.1 綜合發展評價模型

旅游經濟綜合指數和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分別反映各城市各年份旅游業與生態環境的綜合狀況。綜合發展指數通過綜合評價模型測度，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

式中：U表示旅游經濟或生態環境子系統綜合發展指數；Wij表示旅游經濟子系統或生態環境子系統內各項指標權重；Zij表示標準化指標數值。U數值越大，表示該子系統綜合發展水平越好，反之亦然。

1.3.2 耦合協調發展度模型

借鑒物理學耦合協調概念及計算模型，構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及協調發展度模型。

式中：C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反映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U1、U2分別為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和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k為調節系數，因涉及旅游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故取值為2；T為旅游業—生態環境復合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鑒于黃河流域省會城市均把生態環境保護與文化旅游業作為重要發展戰略，故α、β兩個系數各取0.5；D為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D值越大，說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程度越高。借鑒廖重斌[23]對協調發展度等級的劃分標準，將協調發展度劃分為10個等級，如表2所示。

表2 協調發展度等級分類

2 結果分析

2.1 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水平及態勢

將各省會城市指標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熵權法賦權重后代入式（1）綜合評價模型，分別計算出各城市2007—2019年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U1和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U2。因同一城市相鄰年份數據變化不明顯，以3年為間隔，主要列出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109年5年的數據，以及13年來各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平均值（排名以各城市旅游業綜合發展指數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并根據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指數的對比，判斷各城市滯后發展類型。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綜合指數平均值為0.35，反映出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旅游經濟總體發展程度不高，且城市間發展水平差異顯著。高于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旅游經濟平均水平的有西安、鄭州、濟南、太原4個城市，其中，西安的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為0.87，遙遙領先，鄭州、濟南、太原3個城市的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差異不大，略高于平均水平。呼和浩特、蘭州、西寧和銀川4市的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低于城市平均水平，尤其是西寧和銀川旅游經濟綜合指數最低，分別為0.13和0.09。從旅游經濟系統指標數據看，西安各項統計數據位于城市首位，以2019年為例，西安接待國內外旅游總人次占8個省會城市國內外游客接待總量的37.46%，相當于銀川旅游接待總量的18.25倍；西安旅游總收入占8個省會城市旅游總收入的32.51%，外匯收入差距尤為明顯，西安旅游外匯收入占8個省會城市外匯總收入的75.48%，一方面反映出西安作為國際性旅游目的地擁有很強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另一方面說明黃河流域其他省會城市旅游經濟外向性表現不明顯，在國內外旅游市場上缺乏強有力的旅游吸引力。

表3 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及滯后類型

8個省會城市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平均值為0.42，總體上看，各城市生態環境水平基本相當，差異比較小，西安生態環境綜合指數最高，為0.48，西寧次之，呼和浩特、蘭州、鄭州、濟南的生態環境綜合指數略低于平均水平，濟南最低，為0.38。從生態環境評價指標看，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在生態環境方面各有千秋，以2019年為例，西安森林覆蓋率最高，蘭州人工造林面積占轄區面積比最高，太原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最高，銀川、西寧空氣質量方面指標優于其他城市，而濟南、鄭州、太原空氣質量相關指標低于其他城市。

將旅游經濟綜合指數與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對比，區分出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滯后類型。由表3可以看出，西安、鄭州、濟南3個城市旅游經濟綜合指數大于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屬于環境滯后型，其中西安旅游經濟顯著領先于生態環境發展，鄭州和濟南旅游經濟綜合指數略高于生態環境綜合指數；黃河流域其他5個省會城市旅游經濟滯后于生態環境發展。由此可見，黃河流域多數省會城市旅游業的發展尚未對生態環境造成很大的生態壓力，旅游業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基礎上，實現旅游業與生態建設的協同發展具有極大的潛力。

2.2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及態勢

根據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模型分別計算出2007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9年 各 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度，以及協調發展度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及類型

由表4可知，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2007—2019年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平均值為0.523，屬于勉強協調水平。8個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態勢明顯可劃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為西安，協調發展度最高，為中級協調；第二階梯為鄭州、太原、濟南、呼和浩特這4個城市，協調發展度差距較小，屬于初級或勉強協調；第三梯隊為蘭州、西寧、銀川3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處于不同程度的失調狀態，協調發展度分別為0.491、0.354和0.276，分別屬于瀕臨失調、輕度失調和中度失調。蘭州、西寧、銀川這3個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較低的主要原因是旅游經濟綜合發展指數嚴重滯后于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從而影響了旅游與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程度。以銀川為例，其生態環境綜合指數處于8個城市中間水平，但旅游經濟多項指標均為最低，如國內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旅游總人次、國內旅游收入、旅游總收入等，其他7個城市旅游總收入占GDP比重均超過了10%，西安最高，為37%，而銀川僅為8%左右。銀川旅游市場規模、產業水平、經濟效益等方面相對落后于黃河流域其他省會城市。省會城市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所在區域的總體發展水平，由此可見，黃河流域多數省會城市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程度不高，因此，要從根本上提高旅游業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狀況，必須要構建二者的協同發展機制。

3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機制

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協同發展不僅包括旅游產業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的協同，還包括黃河流域內各省份之間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協同、區域旅游業的協同，應從動力機制、整合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等四個方面構建旅游與生態環境協同發展機制。

3.1 動力機制

第一，生態優先，加大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發展的基礎，應樹立系統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理念，實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在流域生態空間一體化保護與治理的基礎上，充分考慮黃河上、中、下游保護及治理的差異性，分區分類重點實施生態保護與環境修復，提高上游水源涵養，有效解決中下游水土流失、環境污染等突出問題，提升中心城市生態承載能力，優化水資源配置與利用效率，構筑黃河生態安全屏障，營造生態宜居空間。

第二，文化傳承，促進黃河流域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泉，是實現中國夢的不竭動力，也為黃河流域城市發展旅游業以及傳承黃河文化提供了重要基礎。以省會城市為代表的黃河流域地區，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擁有眾多高品質、特色鮮明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是黃河文化的重要載體，應建立黃河流域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加強重點文物的保護與修復，深入挖掘文化資源的文化內涵及時代價值，統籌推進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讓文化資源“動”起來，使黃河文化得以傳承發展。

第三，創新驅動，促進區域旅游業高質量發展。黃河流域省會城市除西安外，其他城市旅游業發展都處于中低水平，尤其是黃河上游地區，旅游業發展不充分、不協調現象突出。黃河流域旅游業的高質量發展不能走粗放型發展的道路，要通過創新驅動促進旅游與文化、科技、創意等產業的融合，優化旅游要素合理配置，提升旅游產業技術賦能水平。未來黃河流域省會城市旅游業可以從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營銷創新、模式創新、業態創新等方面，促進旅游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提高旅游生態效率，實現旅游業的高質量發展。

3.2 整合機制

第一，構建“大黃河、大治理”格局，實施生態環境協同治理。從國家層面，組建跨省域、跨部門的“黃河生態保護與治理領導小組”，出臺促進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聯防聯控、聯合執法等法律法規及指導性意見。牢固樹立“一盤棋”和“流域生態空間一體”的發展思想，加強黃河流域省份間、城市間跨區域合作協商，共同制定相關政策，統一流域生態保護與建設規劃，統籌流域內生態保護與治理的重大問題，如區域行政首長聯席會議制度、重大項目協商與審批制度、生態環境通報制度等。

第二，樹立“大黃河”共享發展理念，加強城市間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黃河流域是我國重要的能源蘊藏地，如上游的水能資源、中游的煤炭資源、下游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和生態廊道。黃河流域內各城市要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加強區域間、城市間互動與合作，打破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流動壁壘，協調各省份、城市發展定位，優勢互補，促進合作，避免惡性競爭。

第三，省會中心城市引領帶動協同發展。黃河流域8個省會城市均為區域內中心城市，其中西安與鄭州為國家中心城市，應充分利用省會城市要素集聚優勢，成為帶動黃河流域生態建設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與增長極。通過產業轉移、知識外溢、要素重組等方式，帶動非省會中小城市及鄉村協同發展。進一步增強黃河流域內中心城市、都市圈及城市群建設，如蘭州都市圈、呼包都市圈、太原都市圈、西安都市圈、鄭州都市圈、濟南都市圈等，以及蘭州—西寧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加強產業分工與合作，促進城市圈內城市融合發展，逐步形成“中心城市—上下游都市圈/城市群—區域聯動發展軸—東西貫穿生態經濟帶”的綠色發展格局。

3.3 激勵機制

第一，構建流域生態補償機制。黃河流域橫跨我國東中西9個省級行政區，有必要建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首先，應從國家層面推動和協調黃河流域省級政府簽訂流域生態補償協議，確定補償基準和補償資金額度，根據聯合檢測結果撥付補償資金。其次，從技術層面不斷探索科學的補償標準核算方法，為生態補償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最后，加強資金來源與補償形式的創新與多元化，可由中央和省市政府劃撥專項生態補償資金、引導性補助資金和獎勵資金等；鼓勵創新多元化補償方式，如城市間產業協作、對口援助、人才合作、社會資本注入等。

第二，加強區域旅游合作，構建中心城市旅游發展共同體。如定期舉辦黃河流域城市文化旅游高峰論壇、旅游推介會、行業發展年會、重大項目招商洽談會等。成立專門的黃河文化旅游發展基金，用于黃河文化營銷推廣、旅游企業互輸客源、特色黃河文化旅游產品與線路開發等項目建設與獎勵。從整個黃河流域層面編制高質量的旅游產業發展規劃，打造黃河文化品牌，統籌基礎設施建設，明確各城市旅游發展定位，避免旅游項目及產品同質化，逐漸消除區域壁壘。由政府搭建區域旅游合作平臺，吸引多方主體及社會資金注入，構建黃河流域中心城市信息互通、資源共享、市場共建、利益共享的旅游共同體，將黃河流域共同打造成精品薈萃、異彩紛呈的黃河文化旅游帶和國內外有影響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4 約束機制

第一，健全統一監管、分工負責的生態環境監管體系。完善流域環境保護立法，確保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監測的常態化；建立重點生態功能區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生態紅線制度、生態巡視制度、公眾參與監督制度等；將環境質量作為約束性指標，嚴格審核黃河流域重點經濟開發項目的生態安全性，將各類經濟開發活動限制在資源環境承載范圍內。進一步完善黃河流域河長制湖長制組織體系，全面構建“河湖長+檢察長”等依法治河機制；加強對黃河流域生態治理的責任追究及獎懲力度，形成由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廣泛參與的協同治理與監督格局，提升公眾對環境治理行為的參與和監督。

第二，構建跨區域多層次協調制度。無論是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的保護與治理，還是黃河流域旅游業區域合作，都需要構建跨區域多層次協調制度。高效的協調機制能夠確保信息互通，加強區域內合作與交流，增進信任，高效處理爭議，減少分歧，促成共識，形成制度聚合效力，不斷提升生態環境治理效率及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