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

杜軍 ，蘇小玲，鄢波

（1. 廣東海洋大學 管理學院，廣東 湛江 524088；2. 廣東沿海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廣東 湛江 524088）

近年來我國海洋經濟總量迅速增長，規模持續擴大，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增長極。據《2020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超8萬億元，占沿海地區生產總值的14.9%，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海洋經濟總量有所下降，但總體來看我國海洋經濟仍保持平穩發展的態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強調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也提出了“海洋是高質量發展戰略要地”的重要論斷，凸顯了海洋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海洋經濟發展的目標也由單純尋求總量的增長轉變為實現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但是，伴隨著海洋經濟的高速發展，海洋生態遭到破壞，廢水廢物排放量增大等環境問題逐漸凸顯，嚴重阻礙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如何在海洋環境保護與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實現“共贏”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環境污染具有顯著的外部性，合理的環境規制手段是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有效途徑。海洋環境規制是否是解決海洋環境保護問題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利器？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盡管許多文獻圍繞實現路徑[1]、海洋經濟協調度的測算[2]等方面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展開了豐富的探討，但就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評價而言，由于其涵蓋經濟、生態、科技等諸多內容，所以并未形成一套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如韓增林等[3]認為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應該是要實現“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系統的動態平衡，秦琳貴和沈體雁[4]則以海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代表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通過對現有的研究進行梳理發現，對海洋環境規制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涉及較少，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目前的多數研究均是采用傳統的面板模型來分析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忽略了空間因素，實際上環境治理也存在空間外部性[5]。Fredriksson & Millimet[6]發現美國各州的環境政策受到鄰近地區的影響，實行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會影響其他各州環境政策的制定。由于環境規制具有外溢性，所以某一省份實施的海洋環境政策會對周邊鄰近省份的海洋經濟發展質量產生影響。一方面，當鄰近地區使用比本地區更寬松的環境政策時，為了避免本地區失去競爭優勢，會降低本地的環境標準，從而導致環境的不斷惡化，降低經濟的發展質量；另一方面，嚴格的環境政策會促使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由于地理空間的關聯性，鄰近地區的資源流動成本相對較低，相鄰省份會產生技術交流從而促進周邊地區經濟的發展質量?；诖?，考慮到空間溢出效應，本文利用空間計量模型來考察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本文從新發展理念出發，構建了包含“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方面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測算出沿海11省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按照空間分布特征將沿海11省份劃分為南部海洋經濟圈、北部海洋經濟圈、東部海洋經濟圈，并考慮到空間效應采用空間計量模型來分析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而為我國制定合理的海洋環境政策，實現海洋經濟與海洋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 文獻綜述

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未有統一的認識，現有的研究結論分為三種情況。

（1）環境規制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安ㄌ丶僬f”認為積極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有效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由此帶來的創新收益能夠抵過甚至超過環境保護投入的成本，形成所謂的創新補償，從而提高經濟的發展水平。Ricci[7]的研究發現環境法規對設定的生產可能性施加了限制，雖然這可能不利于經濟的增長，但可能會刺激創新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Pang[8]指出污染治理可以通過提高工人的生產率來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同時還能提高社會福利。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環境規制的增強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9]，在一定程度上這兩者之間能夠實現雙贏的局面[10]。也有學者基于不同的環境規制類型來探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投資型環境規制能夠激發技術變革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11]，嚴厲的環境規制迫使企業采購先進設備進行生產創新，由此帶來的經濟效益能夠抵消增加的成本，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進而實現環境與經濟雙贏的局面[12]。一方面環境規制對企業施加了環境壓力，使其在生產活動中受到環境標準的限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不斷促進企業進行技術革新，使其不斷滿足環境法律法規的需要，激勵企業不斷地成長，從而對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具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2）環境規制抑制了經濟的增長。反“波特假說”的學者們認為，環境規制的實施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的影響。Lee[13]通過對韓國的制造業研究發現環境法規導致更多資本和資源的使用，最終環境規制與生產率增長之間表現為負相關關系。Chintrakarn[14]選擇了美國的制造業為分析對象，認為嚴格的環境法規會禁止某些要素的投入，影響投入轉換為產出的效率，使得產出達不到最大可能邊界，最終得出環境規制強度越高制造業的技術效率越低的結論。Abate等[15]研究發現發達國家更加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導致增長率的降低。從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環境規制使得企業承擔額外的成本，占用原本用于生產活動的資金，削弱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3）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并非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具有不確定性。環境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當環境規制強度越過一定的門檻值時才會顯著促進經濟增長[16]。從人力資本視角：環境質量的改善對人力資本的影響具有邊際報酬遞減效應，所以當環境規制的水平較低時會促進經濟增長，當超過某一水平時對人力資本的邊際影響不斷下降并最終達到零值，此時環境規制會帶來成本的增加，最終抑制了經濟的增長[17]；從技術創新的視角：當處于技術創新的初級階段時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發資金，難度也較大，所以技術創新水平較低時環境規制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隨著技術存量不斷積累，即當技術創新水平高于某一程度時環境規制會促進經濟的增長[18]。此外，有研究證明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存在顯著的區域異質性[19-21]。由于各地實施的環境政策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環境規制產生的經濟效果并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

顯然，國內外學者對于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的探討，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少有文獻研究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那么，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怎樣的？是值得本文深入研究的問題。

2 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2.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06—2016年沿海11省份的面板數據，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海洋統計年鑒》以及沿海各省份的統計年鑒。其中，沿海11省份分別為福建、廣東、廣西、海南、河北、江蘇、遼寧、山東、上海、天津、浙江?？紤]到空間溢出效應，根據2017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國家海洋局印發的《全國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將我國沿海11個省份劃分為三大海洋經濟圈，北部海洋經濟圈主要包括遼寧、河北、天津以及山東；東部海洋經濟圈包括江蘇、上海以及浙江；南部海洋經濟圈包括福建、廣東、廣西以及海南。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經濟圈的空間區域分布如圖1所示。

圖1 沿海11省份的空間區域分布圖

2.2 變量的選取

2.2.1 被解釋變量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HGZF）。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與高能耗、高污染的經濟發展方式相反，它尋求的是一條可持續高效益的發展道路。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指標有很多[22-24]，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指標的構建應該系統化、科學合理化，單一指標無法體現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就是通過優化海洋產業結構，推動海洋經濟的發展增質提效，使得海洋產業活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生態環境的良性互動，應該包括創新、社會、生態等諸多方面。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二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具體體現[25]。參照已有的研究成果[26-27]，基于新時代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并結合海洋經濟發展的特點，構建基于新發展理念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并采用客觀評價方法——熵值法計算綜合指數來代表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具體指標見表1。

表1 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創新主要包括創新投入和創新產出兩個方面[28]，選取海洋科研經費投入強度、海洋科研機構從業人員表示海洋創新投入，以專利授權數、發表科技論文數量以及海洋科研機構科技課題情況來反映海洋創新產出情況。協調主要是解決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體現在產業結構優化、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29]。海洋經濟區位熵、海洋經濟貢獻度反映了海陸協調發展的程度，海洋產業結構高級化、海洋產業結構合理化體現了海洋產業結構的發展水平。綠色發展與高污染、高耗能的發展方式相反，關注因經濟發展所產生的生態環境、資源壓力等問題，最終要實現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30]。本文選取廢水直排入海量、萬人擁有濱海濕地面積、海洋污染治理項目、單位海洋GDP能耗、海洋類型自然保護區數目、沿海地區海洋類型保護區面積6個指標評價海洋經濟綠色發展質量。對外開放體現為對外貿易合作、港口開放程度、利用外資等情況，采用進出口總額、港口貨物吞吐量、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來衡量海洋經濟對外開放程度。共享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即讓人民享受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果。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可支配收入等情況。本文從涉海從業人員數量、涉海從業人員人均GOP、沿海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漁民人均純收入、沿海地區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情況這五個方面評價海洋經濟共享發展情況。

基于以上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測算出2006—2016年沿海11省份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結果見表2。

表2 沿海11省份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2.2.2 解釋變量

海洋環境規制強度（HENR）。在現有的研究中，衡量環境規制強度的方式有很多種。一種是單一指標法，如何愛平和安夢天[31]則采用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全國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比來表示環境規制的強度。另一種是綜合指標法，如沈坤榮等[32]以二氧化硫去除率和工業煙（粉）塵去除率兩個指標計算環境規制的綜合指數。本文采用單一指標法，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來表示環境規制的強度，因為當企業面臨環境規制時，不得不投入資金來加強對末端污染的治理，因此使用該指標能較好地反映出環境規制實施的強度。參考紀玉俊和張彥彥[33]海洋類指標換算的方法：海洋環境規制強度=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海洋生產總值/地區生產總值)。

2.2.3 控制變量

影響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除了海洋環境規制強度以外還有很多相關因素，為了減輕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了以下6個控制變量：①金融規模（BANK）：金融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環境能夠推動海洋經濟的發展，用取對數后的銀行存款余額表示。②人口密度（POPD）：人口規模的增加會對各類經濟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用單位面積人口數量來衡量。③海洋產業規模（SCAL）：適當的海洋產業規模能夠促進海洋產業結構的優化，進而影響海洋經濟的發展。為了消除異方差的影響，用取對數后的主要海洋產業增加值來衡量。④固定資產投資（INVE）：一個地區的物資資本存量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采用經過取對數處理后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來表示。⑤政府支出規模（EXPE）：政府支出規?？梢院饬空畬洕顒拥母深A程度，用地方財政支出來衡量，經過取對數處理。⑥教育經費支出（EDUC）：教育支出水平的高低能夠反映出各地區對教育活動的重視程度，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用取對數后的教育經費投入來表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3。

表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2.3 模型的設定

由于環境政策的制定不僅會考慮到當地的情況還會借鑒鄰近地區的優秀經驗，形成地區間的“政策互動”[34]，使得環境治理具有空間溢出效應[35]，同樣地，海洋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也會存在一定的空間效應。采用傳統的面板模型來估計海洋環境規制與海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會因忽略空間因素而存在誤差。因此，本文構建空間計量模型來研究海洋環境規制與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空間面板基本形式可表示為：

式中：HGZF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HENR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海洋環境規制強度；n為省份總數；HGZFjt、HENRjt分別表示周邊j省份第t年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和海洋環境規制強度；Wij為空間權重矩陣；分別表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海洋環境規制強度的空間滯后項；分別表示本省份和周邊省份的控制變量，具體為金融規模、人口密度、海洋產業規模、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支出規模、教育經費支出；δ為空間回歸系數，衡量本省份的海洋高質量發展水平受到鄰近省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影響的方向和大??；β為線性回歸系數，反映海洋環境規制強度影響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程度和方向；θ反映周邊省份的海洋環境規制強度影響本省份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大小和方向；μit為誤差項。

首先通過LM檢驗和穩健的LM檢驗來分別判斷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經濟圈應采取何種空間模型來進行估計，然后通過Hausman檢驗來判斷空間面板模型是采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估計結果見表4。北部海洋經濟圈的LM檢驗以及穩健的LM檢驗結果均不能拒絕原假設，所以進一步采用LR檢驗來判斷空間杜賓模型能否簡化為空間誤差模型或者空間滯后模型，檢驗結果顯示：拒絕“空間杜賓模型可以轉化為空間誤差模型”的原假設，LR統計量為14.35，對應的P值為0.045 3；接受“空間杜賓模型可以轉化為空間滯后模型”的原假設，LR統計量為11.70，對應的P值為0.110 9。所以，采用空間滯后模型來對北部海洋經濟圈進行估計。

表4 模型選擇檢驗結果

在此基礎上，構建沿海11省份和東部海洋經濟圈的空間杜賓模型的表達式符合公式（1）。

相應的，南部海洋經濟圈和北部海洋經濟圈的空間滯后模型的表達式為：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3.1 空間相關性檢驗

在使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之前，要檢驗研究的對象是否具有空間相關性，并且需要構建合適的空間權重矩陣來進行空間相關性分析。參考徐敏和姜勇[38]的研究，本文采用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來計算相關變量的空間自相關性。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的具體表達式為：

式中：i和j代表不同的省份，dij表示基于經緯度計算的兩省份的地理距離，各省份的經緯度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網站。

全局空間相關檢驗用來反映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在整個研究區域內是否具有空間依賴性，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來進行衡量。計算公式為[39]：

教師若單純依靠小學語文教材開展童話教學，把學生的童話學習定格在書本世界里，而忽視教學內容與實際生活的聯系，會束縛學生閱讀思維能力的提高，使小學語文童話教育失去實踐和應用的價值，不利于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和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為此，教師應當將課上課下兩個課堂結合起來，注重課外教學對學生知識鞏固的重要作用，通過組織演講比賽、故事表演等多種形式的課外活動，豐富學生的情感體驗，使學生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逐漸提高自身的童話理解能力和語文綜合素養。

式中：HGZFi、HGZFj分別為第i個省份和第j個省份的指標觀測值，即文中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wij表示文中所構建的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n表示樣本數量為樣本均值；S2為樣本方差。Moran’sI的取值范圍為[-1, 1]，大于0表示變量存在空間正相關性，越接近1正相關性就越強；小于0代表變量存在空間負相關性，越接近-1負相關性就越強；取值為0說明不存在空間相關性。

基于地理距離空間權重矩陣（W），計算出2006—2016年我國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經濟圈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HGZF）的全局Moran’s I指數，結果見表5。由表5可知，所有年份的全局空間相關性指數均為負值，說明各省份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空間負相關性，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模型來分析是合理的。

表5 2006—2016年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Moran’s I檢驗結果

3.2 回歸結果

3.2.1 沿海11省份回歸結果分析

采用具有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來估計沿海11省份的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結果見表6。表6給出了空間固定、時間固定以及時間空間雙固定模型的回歸結果。綜合考慮模型的擬合優度R2、s2以及log-L統計量，最終選定具有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來分析沿海11省份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表6 沿海11省份的SDM模型估計結果

由空間固定模型回歸結果可知，海洋環境規制（HENR）的回歸系數為0.002 46，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海洋環境規制水平提高1%，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約提高0.25%。在考慮空間效應的情況下，金融規模（BANK）、固定資產投資（INVE）均顯著地抑制了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相較之下，金融規模的抑制作用更為嚴重，每增加1%，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就降低12.4%。此外，教育經費支出（EDUC）也阻礙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海洋產業規模（SCAL）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促進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人口密度（POPD）和政府支出規模（EXPE）也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產生了正向影響，回歸系數分別為0.091 4、0.031 2，但影響效果并不顯著。

3.2.2 三大海洋經濟圈的回歸結果分析

以下分別對三大海洋經濟圈進行實證分析，與沿海11省份的分析類似，要確定運用何種固定模型來估計，結果見表7～表9。

表7 南部海洋經濟圈SLM模型估計結果

表9 北部海洋經濟圈SLM模型估計結果

從南部海洋經濟圈的回歸結果來看，采用空間固定SLM模型來進行估計。對于南部海洋經濟圈而言，海洋環境規制（HENR）的回歸系數為0.005 12，且在5%水平下統計顯著，表明在南部海洋經濟圈海洋環境規制顯著促進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海洋產業規模（SCAL）、政府支出規模（EXPE）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促進了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回歸系數分別為0.141、0.223。金融規模（BANK）、人口密度（POPD）也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但促進作用并不顯著。此外，固定資產投資（INVE）和教育經費支出（EDUC）均顯著地抑制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表8 東部海洋經濟圈SDM模型估計結果

從東部海洋經濟圈的回歸結果來看，選擇時間和空間固定效應SDM模型來進行分析。對于東部海洋經濟圈而言，海洋環境規制（HENR）的回歸系數為-0.001 27，表明海洋環境規制顯著抑制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但影響作用并不顯著。金融規模（BANK）、人口密度（POPD）、固定資產投資（INVE）、教育經費支出（EDUC）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97、-1.184、-0.220、-0.319，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抑制了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海洋產業規模（SCAL）和政府支出規模（EXPE）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且海洋產業規模的回歸系數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

從北部海洋經濟圈的回歸結果來看，選擇時間和空間固定SLM模型來進行分析。海洋環境規制（HENR）、海洋產業規模（SCAL）和固定資產投資（INV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02 31、0.122、0.122，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海洋環境規制、海洋產業規模以及固定資產投資均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人口密度（POPD）和教育經費支出（EDUC）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金融規模（BANK）和政府支出規模（EXP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408、-0.160，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金融規模和政府支出規模顯著抑制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作用在三大海洋經濟圈并不一致。

3.3 三大海洋經濟圈的回歸結果對比分析

橫向對比三大海洋經濟圈的空間模型回歸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南部和北部海洋經濟圈的海洋環境規制均促進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而在東部海洋經濟圈卻沒有表現出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南部和北部良好的環境政策、法律法規能夠刺激創新，從而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海洋環境保護的雙贏局面，然而這種積極影響在東部海洋經濟圈并沒有出現，可能存在某些因素阻礙了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積極作用。從這一結果可以看出，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不總是正向的，存在明顯的區域異質性。

第二，海洋產業規模無論是在沿海11省份還是在三大海洋經濟圈，均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存在促進作用。表明適度擴大海洋產業規模是實現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

第三，金融規模、人口密度、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支出規模以及教育經費支出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在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經濟圈中的作用也出現了的分化。金融發展水平在南部海洋經濟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卻抑制了東部、北部和沿海11省份的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人口密度僅在東部海洋經濟圈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在北部海洋經濟圈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正向的作用；政府支出規模在南部、東部和沿海11省份促進了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卻在北部海洋經濟圈出現了抑制的作用；教育經費的支出僅在北部海洋經濟圈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正向影響。

3.4 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和穩健性，同時也為了避免因主觀設定空間權重矩陣而引發的質疑，本文選取0～1矩陣（W1）和反距離矩陣（W2）再次對沿海11省份以及三大海洋經濟圈的面板數據進行估計，具體估計結果見表10和表11?；?～1矩陣和反距離矩陣的空間回歸結果表明：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經濟圈的核心解釋變量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方向與前文的估計結果保持一致，且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因此，可以說明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10 沿海11省份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11 三大海洋經濟圈穩健性檢驗結果

4 結論與建議

4.1 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2006—2016年我國沿海11省份面板數據，借鑒有關文獻，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構建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熵值法來計算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綜合指數，同時運用面板空間計量模型來實證研究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結論：第一，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存在著空間自相關性；第二，整體而言，加大海洋環境規制強度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第三，分區域來看，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三大海洋經濟圈均存在著明顯的異質性，即在南部和北部海洋經濟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在東部海洋經濟圈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影響。此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海洋產業規模無論是在沿海11省份還是在三大海洋經濟圈均對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存在促進作用；金融規模、人口密度、固定資產投資、政府支出規模以及教育經費支出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在沿海11省份和三大海洋經濟圈中的作用也出現了分化。

4.2 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得出的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海洋環境規制力度，完善涉海法律法規的修訂，提高海洋環境質量。在海洋經濟開發活動中，應該遵循“誰使用誰保護，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從源頭上解決海洋環境污染的問題，完善污染末端的處理，緩解海洋資源壓力。提高涉海企業的環境準入門檻，這樣既能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又能改善海洋生態環境，從整體上滿足了提質增效的要求，從而促進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同時，政府也要提高政策的執行能力，確保環境法律法規的有效執行，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到海洋環境治理中來。

第二，海洋環境政策的制定要因地而異、因地制宜。由于東部海洋經濟圈自身發展條件的限制，海洋環境規制在東部并沒有表現出正向效應?？紤]到海洋環境規制對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著顯著的區域異質性，所以相關的海洋環境政策不能一概而論。針對區域海洋經濟與海洋環境問題并結合自身發展的條件，制定符合當地發展的海洋環境政策。東部海洋經濟圈的污染物排放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應當適度加大東部海洋環境規制的強度，實行更為穩健嚴格的海洋環境政策，同時也可學習借鑒南部和北部海洋經濟圈的優秀經驗。

第三，積極推動海洋產業結構升級，適度提高海洋產業規模，營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鼓勵涉海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把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作為重點工作，拓展提升海洋服務業，果斷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產業，促進海洋產業向中高端發展。適當擴大海洋產業規模，創新海洋產業發展模式，打造海洋產業集群地。設立專門服務于海洋產業的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如海洋類債券等海洋金融工具，以便為海洋經濟活動提供更有針對性、更便利的金融服務，加快持續地推進海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