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分析

張偉麗 ，王伊斌，李金曉，郝智娟

（1.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資源與環境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2. 河南省城鄉空間數據挖掘院士工作站，河南 鄭州 450046）

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其流域范圍內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等重大戰略的關鍵區域，同時又是連接我國東部和西部重要的“生態廊道”[1]，形成了以具有黃河流域特色的，承載著防風固沙、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等重要功能的生態系統。但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脆弱，上中下游資源稟賦和發展狀況差異較大，存在上游水源涵養功能降低、中游水土流失嚴重和支流污染、下游濕地萎縮等突出問題，經濟發展受到制約。系統地研究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耦合協調度，對達到黃河流域生態和經濟效應最大化，打造黃河生態經濟帶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黃河流域生態環境質量角度分析，現有文獻一類以水為主體，從水資源、水工程、水生態、水文化四個方面開展研究，探究如何在遵循自然規律、不超出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基礎上，維系流域內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在空間上的平衡、科學合理調配及可持續利用[2-4]。另一類從自然資源的空間分布情況、流域污染和災害問題角度出發，提出重大環境災害是制約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5-6]，加強黃河流域重點生態功能區的保護，探求減災路徑和資源配置方法，對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有重要作用[1]。

關于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的研究，首先，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內涵的界定，主要分為三個角度，第一，以新發展理念為根本出發點，認為高質量發展要做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7-9]；第二，從經濟發展的基本面、社會成果、生態效益方面綜合考慮，將高質量發展定義為“四高一好”的發展，從產品和服務質量、經濟效益、社會、生態和經濟運行狀態五個方面綜合進行評價[10-11]；第三，圍繞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綜合發展理念，依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這兩條線路設計評價指標，體現高質量發展的內涵[12-13]。其次，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測算方法的選擇，在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上，現有文獻多采用極值法[14-15]、定基功效系數法[10,16]等線性變換無量綱方法，消除了以因量綱不同對評價結果造成的影響。在評價指標的賦權上，熵值法[8,17]和主成分分析法[9]運用較為普遍，兩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為因素和主觀評價性，變異程度越大，權重越大，越能有效反應指標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多數文獻發現黃河流域上中下游的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空間異質性，呈現“兩邊高、中間低”的空間分布，省區之間的差距變小[18-19]。

綜上分析，現階段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在指標體系中將過程指標與結果指標混用。高質量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體現，應選擇結果性指標對其評價，而過程性指標更多是用來解釋區域間存在差異的原因[12]。二是，指標權重的計算方法現有文獻常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主成分往往難以給出符合實際背景和意義的解釋[20]，甚至出現負數權重的問題；熵值法適用于靜態評價問題，對于時序變化情況體現不足[21]。為了對多個年份、多個研究對象的面板數據進行動態評價，本文采用郭亞軍[22]提出的“縱橫向拉開檔次法”，該方法既能在某一個截面上體現出不同評價對象之間的差異，又能在時間的縱向維度上展現評價對象的分布情況。同時采用定基功效系數法[23]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解決各年份縱向數據的不可比問題。三是，大多數研究都以省級、地級市群為單位，圍繞黃河流域各個地級市的研究較少，不能反映更加精細地理單元的情況。

此外，黃河流域作為一個包含經濟、社會、自然等子系統的層次性復雜系統，從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耦合關系方面進行研究有一定的必要性?，F有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在環境庫茲涅茲曲線（EKC）理論基礎上檢驗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發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存在顯著的非線性EKC關系，因此，對環境破壞問題的解決需要依靠經濟增長本身[24]。第二，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高質量發展和生態保護的耦合協調程度，發現二者耦合協調度有所提高，并呈增長趨勢[25]，耦合協調度由高到低依次為下游、中游、上游[14]。

目前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生態保護耦合協調度方面的研究較少，且存在如下問題，其一，多數研究采用熵值法測算指數，忽略了不同年份空間分布變化的對比分析。其二，缺乏經濟生態耦合協調的空間網絡研究。近年來無論是從經濟聯系還是生態保護抑或要素的流動，均體現了各地級市之間廣泛頻繁的聯系，逐漸呈現出網絡結構。已有學者發現黃河流域各地區之間的空間關聯關系是復雜的、多線程的，具有復雜的網絡結構性質[26]，空間關聯存在異質性、脆弱性、密度的趨同性，聯動效應顯著[27]。

綜上所述，關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第一，在構建指標體系的時候區分過程性指標和結果性指標；第二，采用科學的數據處理方法，既可以在某一時間截面反應對象之間的差異，又能從縱向維度反應空間分布變化；第三，利用黃河流域各地區間的空間關聯關系，通過網絡模型分析各地級市的耦合協調關系；第四，進一步分析耦合協調空間關聯網絡的傳導機制，利用板塊間的相關作用設計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诖?，本文構建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選擇縱橫向拉開檔次法[22]和定基功效系數法[23]對2010—2018年黃河流域75個地級市的統計數據進行處理，測算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耦合協調度，并通過構建引力模型[28]，利用社會網絡分析2010年和2018年各地級市之間空間網絡結構和動態聯動效應，以及傳導機制，以期為促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1 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

采用李小建等[29]劃分黃河流域的方式，考慮地級市經濟發展與黃河流域的關聯，去除了10個所需指標數據大量缺失的少數民族自治州，最終選用黃河流域8個省區共75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選擇自然分界點作為分區依據[30]，參考張可云和張穎[31]的分區方式將黃河流域分成上、中、下游三個區域。其中，黃河上游有18個地級市，主要分布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等省區；黃河中游有28個地級市，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全省、陜西省大部分地級市、甘肅省和河南省少數地級市；黃河下游包括29個地級市，主要分布在河南省大部分地級市和山東省全?。▓D1）。

圖1 黃河流域75個地級市分區

1.2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相關省份或地級市統計局發布的地方統計年鑒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對于部分缺失的數據，采用臨近年份數據進行線性插補的處理，地級市間距離由經緯度計算得出。

2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參考李金昌等[12]提出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用以人民為中心的綜合發展理念考察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以高質量發展為根本目的，以可持續性為基本要求，選擇結果性指標，將新發展理念滲透于指標體系，主要包括經濟運行、創新效率、人民生活、社會和諧及綠色發展5個一級指標（表1）。其中，經濟運行情況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對流域內地級市人民生活水平、產業結構情況等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本文分為發展狀況、財政貿易、產業結構三個方面，共7個指標，發展狀況用人均GDP、社會消費品與GDP的比值來衡量經濟的總體發展狀況；財政貿易包括財政自給率、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占GDP比值和實際使用外資額與GDP的比值等指標，用以反映市場有效需求和政府財政收支情況，其中財政自給率由財政收入比財政支出計算所得；產業結構包括產業高級化指數和工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用以反映地級市的產業結構所處的發展階段，其中產業高級化指數用第三產業產值比第二產業產值表示，工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用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在工業部門就業的第二產業勞動力比重的比率表示。創新效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延續性動力，衡量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由人均專利申請數表示，是專利申請數與總人數的比值。人民生活反映了人民對于經濟發展成果的獲得感，是經濟發展優化效應的集中體現，包括生活質量和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共7個指標，生活質量由自然增長率、城鎮化率、在崗職工工資水平比黃河流域平均工資水平和城鎮登記失業率表示，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萬人醫院衛生院床位數、人均道路面積和每百人圖書館藏書。社會和諧主要體現城鄉、不同流域位置的地級市之間的差異情況，集中評價社會的收入分配公平性，包括城鄉可支配收入之比、養老保險參保比例、鄉村可支配收入比黃河流域均值3個指標。綠色發展顯示出高質量發展的共生性和生態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選取綠地、空氣質量、耗水情況三個方面，包括建成區綠化覆蓋率、PM2.5指數和單位GDP耗水3個指標，其中霧霾濃度（PM2.5）數據來源于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地球科學信息網絡中心（CIESIN）所屬的社會經濟數據和應用中心（SEDAC）公布的相關數據。

生態保護方面參考劉琳軻等[14]對于生態保護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從資源狀況和環境治理兩個方面構建，共包含5個指標（表1）。資源狀況選取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和人均耕地面積表征，經濟發展過程中保護優質可耕地已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耕地也是一種稀缺資源，故用這2個指標衡量黃河流域生態資源狀況。環境治理包括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和城鎮污水處理率，用這3個指標衡量黃河流域地級市對生產生活污染物綜合治理的水平。

表1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3 研究方法與實證分析

3.1 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評價與分析

3.1.1 指標數據處理

采用極大—極小值方法對各個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在此基礎上計算生態保護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公式分別為：

正向指標計算：

負向指標計算：

3.1.2 生態保護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計算

首先，測算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HECi(tk)與生態保護綜合指數EPCi(tk)，公式如下：

式中：xij(tk)表示在tk(k=1, 2, …,T)時間上第i(i=1, 2, …,n)個評價對象的第j(j=1, 2, …,m)個指標取值，wj表示第j個指標的權重值，HECi(tk)表示第i個地級市在tk時間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指數，EPCi(tk)表示第i個地級市在tk時間上的生態保護綜合指數。

其次，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wj。確定評價指標權重的原則是最大可能地體現出各被評價對象之間的差異，即分別令HECi(tk)和EPCi(tk)的總離差平方和取到最大值。由于對原始數據的標準化處理，有

最后，縱向年份比較。本文采用定基功效系數法解決各年份縱向數據的可比問題：以26個二級指標為基礎，將2010—2018年中的指標數據依次堆疊，以2010年為基期對每個二級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實現縱向可比。

3.1.3 整體結果

根據式（6），計算得出矩陣H的最大特征值，此時取得總離差平方和e2最大值，將其所對應的特征向量W作為評價指標的權重，具體權重值如表1中第5列所示，可以看出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單位GDP耗水權重最高，且建成區綠地覆蓋率和PM2.5指數權重值也相對較高，說明在黃河流域中綠色發展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權重最小的是工業比較勞動生產率，表現出工業產業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果不再明顯。在生態保護指標中，人均耕地面積和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權重較高，體現了優質耕地和生活環境在生態保護治理水平提升方面的決定性。接著依據式（6）采用定基功效系數法，對二級指標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依據式（3）、式（4）可得最終的生態保護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整體結果如圖2所示。

圖2 生態保護指數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時序變化

圖2中，Y軸數值分別為75個地級市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指數標準化處理之后每年的均值。2010—2018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指數大致呈現上升趨勢，其中2011—2012年升幅最大，這說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狀況和效果在2010—2018年之間有所提升，與2011年以后國家加大對生態文明建設不無關系。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也和生態保護指數有同樣的變化趨勢，整體呈上升狀態，某些年份偶有下降，說明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狀況向好。

3.1.4 生態保護指數

圖3為生態保護指數在流域空間上的反映。其中，2010年生態保護指數超過均值的有42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鄂爾多斯市、烏海市、巴彥淖爾市、吳忠市、呼和浩特市、包頭市、固原市、東營市、石嘴山市、銀川市，多位于黃河上游開發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后十名分別為晉中市、定西市、隴南市、呂梁市、周口市、開封市、洛陽市、大同市、臨汾市、白銀市，分布位于山西省、甘肅省、河南省，分布分散，各個流域均有分布。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當地資源稟賦情況，例如甘肅省，多位于黃土高原地區，生態極易被破壞，又急于改變經濟發展落后的局面，生態環境狀況不佳；二是發展易破壞環境的產業，如大同市的煤礦產業和洛陽市的重工業。2015年生態保護指數超過均值的有42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烏海市、呼和浩特市、烏蘭察布市、鄂爾多斯市、巴彥淖爾市、包頭市、固原市、石嘴山市、中衛市、東營市，多位于黃河上游地區；后十名分別為蘭州市、隴南市、忻州市、慶陽市、商洛市、三門峽市、陽泉市、天水市、大同市、臨汾市，多位于黃河中游和上游，下游地區生態狀況有所改善。2018年生態保護指數超過均值的有35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烏海市、呼和浩特市、鄂爾多斯市、東營市、包頭市、烏蘭察布市、巴彥淖爾市、萊蕪市、固原市、石嘴山市，與2010年、2015年差別不大，都位于黃河上游地區；后十名分別為陽泉市、隴南市、商洛市、咸陽市、三門峽市、呂梁市、信陽市、延安市、安陽市、長治市，多位于黃河上游甘肅省地區和中游地區?？偟膩砜?，黃河上游地區生態保護狀況優于下游地區，下游地區優于中游地區。此外，黃河上游地區內部生態保護狀況差異明顯，例如，途徑寧夏平原河段銀川市、石嘴山市和內蒙古自治區的烏海市、呼和浩特市、鄂爾多斯市相較于途徑甘肅省內河段的隴南市、商洛市雖同為黃河流域上游，但生態狀況排名差別較大。

圖3 黃河流域地級市生態保護指數空間分布

3.1.5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

圖4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的空間分布及其演變。其中，201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超過均值的有34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鄂爾多斯市、青島市、威海市、鄭州市、太原市、呼和浩特市、西安市、濟南市、濰坊市、煙臺市，分布較分散，多為省會地級市；后十名分別為白銀市、商洛市、隴南市、渭南市、平涼市、慶陽市、烏蘭察布市、武威市、天水市、定西市，多位于黃河上游地區。2015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超過均值的有33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鄭州市、西安市、青島市、濟南市、威海市、太原市、濰坊市、淄博市、呼和浩特市、鄂爾多斯市，多位于黃河下游地區和少數上游和中游地區，上游地區的呼和浩特市和鄂爾多斯市明顯后續

圖4 黃河流域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空間分布

動力不足，鄂爾多斯市排名從第一變成了第十，山東省幾個地級市的濱海優勢逐漸顯現出來，發展動力強勁；后十名分別是定西市、隴南市、商洛市、固原市、渭南市、忻州市、白銀市、咸陽市、平涼市、海東市，大多位于黃河中上游地區。2018年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超過均值的有32個地級市，前十名分別是青島市、鄭州市、濟南市、西安市、威海市、太原市、淄博市、濰坊市、煙臺市、呼和浩特市，多位于黃河中下游地區，主要圍繞濟南—青島（省會地級市-港口地級市）這一雙核中心區形成了都市地級市群，發展潛力較大；后十名分別是咸陽市、隴南市、商洛市、忻州市、海東市、慶陽市、天水市、定西市、武威市、石嘴山市，多位于黃河中游和上游地區。流域不同分段在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呈現了顯著的差異性，下游地區優于中游地區，中游地區優于上游地區。

3.2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

參考石濤[27]關于經濟生態耦合協調度的測算方法，得到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保護評價指數的耦合系數Ci，計算公式如下：

式（8）中，Ci值越大，表明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的耦合程度越高，表明兩者相互作用越強，取值范圍為0～1。進一步構建協調耦合度模型，協調耦合度Di能更深入反映兩者協調狀況的好壞。參考韓琭等[32]對于協調度等級的劃分并進行調整，以耦合協調度值0.5為分界點，小于0.5為失調，大于0.5為協調，具體分為：嚴重失調（0＜Di≤0.2）、中度失調（0.2＜Di≤0.4）、輕度失調（0.4＜Di≤0.5）、初級協調（0.5＜Di≤0.6）、中度協調（0.6＜Di≤0.8）、優質協調（0.8＜Di≤1）。式（9）中，Ti為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發展指數，α和β分別為生態和經濟在發展中所占權重，本文參考已有文獻認為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因此，α和β均取0.5。

黃河流域各地級市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Di如圖5所示。整體耦合協調度在2014年之前較平穩，2014年之后略有下降，大部分在臨界值0.5之上，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整體較好。

圖5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年均值時序變化

從空間分布來看（圖6），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小于0.5臨界值的失調區域先收縮后擴張，耦合協調度大于0.5臨界值的協調區域先擴張后收縮，空間分布格局由相對集中逐漸轉為分散。2010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中級協調的地級市較多，有41個，如巴彥淖爾市、銀川市、濟南市、太原市等，多分布于黃河流域上游、中游地區；耦合等級小于0.5處于不協調的地區有17個，分布離散，多位于黃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區。2015年中級協調地級市數量比2010年減少9個，共32個地級市處于中級協調階段，輕度失調、中度失調地級市數量都有所增加，此時經濟發展進入增長時期，上游地區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度下降，中游地區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程度有所好轉。2018年耦合協調狀況較2015年有所下降，輕度失調、中度輕度失調面積擴大，其中，輕度失調地級市數量增加了12個，即運城市、臨汾市、呂梁市、平頂山市、安陽市、三門峽市、商丘市、寶雞市、渭南市、平涼市、固原市和延安市，多位于黃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地區。中級協調地級市數量減少了7個，無優質協調地區?？傮w上，失調區域多分布于流域內的上游地區、少數中游地區以及個別下游地區，協調區域多分布于部分中游地區和大部分下游地區，上游地區偶有分布。

圖6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空間分布

3.3 空間網絡關系評價設計與分析

3.3.1 引力模型構建

本文用引力模型[28]構建網絡，即式（10），用以展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空間關聯網絡的動態演變趨勢。

式中：hij表示流域內地級市i對地級市j的關系大小，P、GDP、agdp分別表示年末常住人口數、年末GDP總量以及人均GDP，dsij表示地級市i、j之間的距離，rij表示地級市i、j間生態經濟耦合協調關聯中的貢獻率。據此計算各地級市間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空間關聯網絡引力矩陣，將引力矩陣的各行取平均作為臨界值，大于均值取1，小于均值取0，用來檢驗75個地級市之間的耦合協調空間關聯關系，從而構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的空間關聯網絡[33]。

通過對2010年、2018年社會網絡整體密度的測算，發現2018年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整體密度為0.174 6，相較于2010年的0.167 6，社會網絡整體密度有所提高，但各地級市之間關聯的緊密程度總體上依舊并不高，在促進黃河流域各地級市之間更密切的生態經濟協作方面還有較大空間。

在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中，鄭州、濟南、鄂爾多斯、西安等市等發展較好的地級市始終處于中心地位，與其他地級市的網絡結構也日益密切復雜。從2010年和2018年的對比中可以發現，包頭市的中心性大幅下降，洛陽、濟源等地級市的中心地位有所上升。蘭州、慶陽、定西等黃河上游地級市和其他地級市的連接明顯更加密集，因此，黃河上游地區同其他地級市的來往更加密切，耦合協調發展勢頭更好。同時，除中心地級市之外，依然有很多地級市只有少數空間連接，呈現出網絡結構的“無標度特征”（在網絡理論中，網絡的無標度特征或者稱為無尺度特征，表現為網絡中的大部分節點只與少數點連接，極少數的節點與非常多的節點連接的特征），即存在明顯差異性。

3.3.2 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的特征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從關系這一重要角度出發對多個地級市之間的相互作用力進行定量研究，基于“中心性”，本文參考沈麗等[34]的做法采用網絡密度描述整體網絡特征，同時采用度數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接近中心度等指標對關聯網絡特征進行刻畫。

結果發現：①度數中心度，均值為25.946，其中有19個地級市參數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黃河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區。其中東營市、鄂爾多斯市、榆林市度數中心度數值處在前三名，與其他地級市聯動效應強，處于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中心位置。說明這些地級市對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關聯關系以及聯動效應具有重要意義。低于度數中心度平均值的剩余56個地級市主要分布于黃河上游和部分中游地區，說明這些地級市在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中與其他省份的聯系較少，處于被領導地位。②中介中心度，均值為1.516，其中有17個地級市參數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黃河流域中游和部分下游地區。其中鄂爾多斯市、榆林市的中介中心度均超過15，在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中關聯和溢出效應上發揮出“橋梁”和“中介”的功能。結合地級市的性質，鄭州、濟南、青島、洛陽、西安等市均為所在區域的中心或副中心地級市，而排名靠后的地級市中介中心度較低，這些地級市在網絡中被中介中心度高的地級市所支配。由于黃河流域75個地級市各地人口、生態資源、社會經濟發展等狀況不同，中介中心度在生態和經濟耦合協調空間關聯網絡中呈現出明顯非均衡特征。③接近中心度，均值為49.447，其中有32個地級市參數值高于均值，多位于黃河流域中游和下游地區，例如西安市、洛陽市、新鄉市、濟南市、青島市等，由于交通方面的優勢，可達性優良，能較迅速地與其他地級市產生聯系，是空間網絡的“中心接近者”，而排名靠后的地級市位于黃河流域上游地區，由于交通閉塞，是空間網絡中的“邊緣遠離者”。

本文將空間關聯網絡板塊劃分為四種角色位置：主受益板塊、凈溢出板塊、雙向溢出板塊和經紀人板塊。一是主受益板塊，此板塊內的成員既接收來自其他板塊成員的關系，同時也接收來自板塊內部成員的關系，但是接收來自板塊外部的關系數比例高，對外發出的關系數比例低。二是凈溢出板塊，該板塊成員向其他板塊發出的關系相較于向板塊內部發出的關系更多，接收外來關系較少，此板塊上的經濟主體對其他地級市經濟增長產生凈溢出效應。三是雙向溢出板塊，該板塊成員既向板塊內部發出關系又向板塊外部發出關系，但是較少接收其他板塊的關系。四是經紀人板塊，該板塊成員既向其他板塊發出關系又接收來自其他板塊的關系，但是板塊內部關系比例較少，起到橋梁和中介的作用。

采用CONCOR方法，選擇最大分割深度2對黃河流域75個地級市進行塊模型分析，得到四個板塊，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8年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板塊分析

四個板塊的空間分布如圖7所示，板塊1（主受益板塊）的成員有10個，分布于黃河流域上游部分地區。板塊2（經紀人板塊）的成員有11個，分布于黃河下游入?？诤袜嵵菔懈浇?。板塊3（凈溢出板塊）的成員有28個，分布于黃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大部分地區。板塊4（雙向溢出板塊）的成員有26個，分布于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據此進一步分析不同板塊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中所處的位置。在網絡中存在987個關聯關系（圖8），板塊內部關系數為205個，板塊之間關系數為782個，表明板塊之間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存在明顯的溢出效益和空間關聯。其中板塊1發出的外部關系數為95個，內部關系數為14個，接收板塊外的關系數為213個，該板塊地市向其他板塊發出的關系數明顯多于向板塊內部發出的關系數，并且接收的外來關系數量高于發出的關系數量，因此屬于主受益板塊。板塊2發出的關系數為204個，其中154個屬于板塊外部關系，50個屬于板塊內部關系，此板塊對板塊內外均產生了溢出效益，但是板塊內部成員的聯系相對較少，因此屬于經紀人板塊，該板塊既對其他板塊發送關系，也接收來自外部板塊的聯系，在網絡中扮演著中介和橋梁的角色。板塊3發出的關系數是354個，其中，發出到板塊外部的關系數為289個，板塊內部地級市之間發出的關系數為65個，接收的關系數為164個，其中，來自板塊外部的關系數為99個，來自板塊內部的關系數為65個，板塊3明顯是凈溢出板塊，此板塊向其他板塊發出較多的關系而對板塊內部較少發出關系，并且較少接收到外來關系，此板塊上的主體對其他地級市產生凈溢出效應。板塊4的溢出關系為320個，其中發至板塊內部的關系數為76個，發至其他板塊的關系數為244個；接收關系225個，其中發于板塊內部的關系數為76個，發于板塊外部的關系數為149個，該板塊既受到板塊內部地級市的影響，又受到板塊外部地級市的影響，而來自板塊內部成員的聯系相對較多，屬于雙向溢出板塊。

圖7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板塊分布

圖8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板塊關系

經紀人板塊和雙向溢出板塊是黃河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保護耦合協調程度較高的地區，有能力向黃河流域上游、中游地區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深度融合提供資源補給、資金支持和技術支撐，因而能夠成為黃河流域生態經濟耦合協調空間關聯網絡的鏈接和強大支撐力。經紀人板塊作為整個網絡的橋梁和中介，不僅接收來自其他板塊的關系，同時也向其他板塊發出關系。此外，可以看到雙向溢出板塊對凈溢出板塊、主受益板塊對經紀人板塊的經濟生態耦合協調的空間網絡溢出較少，表明黃河流域經濟生態耦合協調關聯網絡中各板塊還沒有發揮出各自地區的相對優勢，沒有充分發揮黃河流域各地級市間在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協調在各個方向上的空間網絡聯動，所以應出臺一些政策將黃河流域當成一個整體來規劃，有助于充分利用流域內的各項資源進而推進整個流域生態經濟耦合協調程度的提高，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數式發展。

通過對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板塊關系的分析，從板塊自身的接收和溢出關系可以直接得出地級市所處不同板塊所代表的作用效果，但板塊關系分析存在一定孤立性，僅從板塊自身的接收和溢出不能全面反應整體角度上、相互作用上顯著的動力關系傳導方向和作用效果，為此通過計算四個板塊的密度矩陣、像矩陣（表3）可得到黃河流域各地級市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的傳導機制，以彌補原有網絡板塊分析的孤立性和相互作用關系的非顯著性問題。

表3 四大板塊的密度矩陣與像矩陣

通過計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傳導機制如圖9所示，可以看出凈溢出板塊將動力傳導出至主受益板塊和經紀人板塊；第一板塊作為主受益板塊，直接接收到“凈溢出板塊”第三板塊的動力傳導；第二板塊作為經紀人板塊，接收到“凈溢出板塊”第三板塊傳導的動力后，再將動力傳導至“雙向溢出板塊”第四板塊。同時，此傳導關系也存在互動關系，第一板塊和第三板塊、第二板塊和第四板塊之間存在相互作用關系，互相進行動力傳導以達到共同發展的目的。

圖9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傳導機制

4 結論和政策建議

4.1 結論

本文以黃河流域各地級市為研究對象，構建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指標體系，借助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模型、引力模型、社會網絡分析等考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網絡，主要結論為：（1）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保護狀況變動趨勢具有較強的一致性，在時序變化上整體呈上升狀態，某些年份偶有下降，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整體狀況向好。（2）黃河上游地區生態保護狀況優于下游地區，下游地區優于中游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上，下游地區優于中游地區，中游地區優于上游地區。（3）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系數時序變化上以2014年為分界點，之前略微上升，之后又呈現下降趨勢，總體上處于臨界值0.5以上，流域內整體協調性較好。耦合協調度存在空間異質性特征，失調區域分布于黃河上游、少數及個別中下游地區；協調區域分布于黃河下游、部分及個別中上游地區。（4）流域內各地級市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之間呈現出明顯的網絡關系，2018年較2010年整體網絡密度有所提升，下游及部分中游地區對流域生態經濟耦合協調空間關聯和聯動有重要意義，上游及部分中游地區在網絡中處于被領導地位，半數以上地市在網絡中有較強的聯動溢出效應。（5）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板塊可分為主受益、經紀人、凈溢出及雙向溢出四個板塊，分別位于黃河流域上游地區、黃河流域下游地區和鄭州市附近、黃河流域上游和中游地區、黃河流域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區，流域內各板塊還沒有充分發揮出各自地區的相對優勢，沒有充分協調各個方向上的空間網絡聯動，板塊之間的關聯關系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6）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網絡傳導機制上，板塊間呈現凈溢出板塊向主受益板塊、經紀人板塊傳導，主受益板塊直接接收，經紀人板塊接收后傳導至雙向溢出板塊；以及主受益板塊、凈溢出板塊和經紀人板塊、雙向溢出板塊間相互作用的動力傳導關系。

4.2 政策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和黃河流域生態及經濟發展現狀，為加快推進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協調發展，早日實現“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美好期待，提出如下建議：

（1）加快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協調機制的構建，充分利用黃河流域各地級市之間的網絡關系，從流域整體、個體兩個角度進行統籌規劃，打破行政區劃和部門分割的限制，跨流域進行資源的調配，進一步提升黃河流域經濟生態協同發展的整體性、聯動性。個體上，根據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空間差異性，耦合協調度較低的上游和部分中游地區，應合理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通過創新驅動，綜合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生物多樣性等多項生態措施，降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消耗，形成在生態保護基礎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較高的下游和部分中游地區，充分發揮其位于黃河入?？诘牡乩韮瀯莺徒洕A，通過建立長期調控機制和治理體系，發揮濟南市、青島市、鄭州市、洛陽市的國家中心地級市和副中心地級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提升全流域范圍內的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實現二者協調發展。

（2）根據四種不同類型板塊在黃河流域的分布情況和各發展板塊的發展特征，制定層次化、專業化的區域政策。主受益板塊要充分利用接收到的發展資源，利用自身比較優勢，注重在人才引進、科技創新方面的政策傾斜，促進區域發展。雙向溢出板塊、經紀人板塊要繼續做好橋梁角色，傳遞優勢資源，同時加強自身內生動力的建設，加強兩大優勢板塊的互相作用關系，推進共同發展。凈溢出板塊在優勢資源溢出中心地級市的同時，要加強與中心地級市之間的聯系，主動學習中心地級市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前沿知識和管理方式，縮小與中心地級市間的差距。

（3）充分發揮板塊間的互動優勢，提升全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耦合協調度。本文的研究發現，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的國家中心地級市，趨向形成經紀人板塊；中游地區地級市，趨向形成雙向溢出板塊；上游地區地級市，趨向形成主受益板塊和凈溢出板塊，板塊間的傳導具有雙向互惠性，應充分發揮此優勢，加快物流、人流、信息流的流動，形成“流域—板塊”的網絡體系，以帶動整個流域生態保護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程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