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歲及以前體罰經歷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影響*

謝玉瑾，鞠文靜，張文琳，王憶軍，劉 迪△

(1.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康復醫院，北京 100144；2.哈爾濱市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哈爾濱 150056；3.黑龍江省標準化研究院，哈爾濱 150036；4.哈爾濱醫科大學，哈爾濱 150081)

體罰是父母為了阻止兒童重復某種行為、糾正兒童的行為或教育兒童而故意引起兒童身體上的疼痛，但不會對其造成實質性傷害的行為[1]。體罰作為一種常見的父母管教子女的方式普遍發生在各個國家，一項包含25個國家的相關調查中，58%的兒童遭受過體罰[2]。在捷克，15歲青少年在過去的1年中遭受體罰的概率為43%，其中9%的青少年報告遭受了嚴厲體罰[3]。在我國，63.2%的父母對兒童實施過體罰[4]。體罰不僅會對兒童造成許多心理和情緒上的問題如焦慮、抑郁及精神障礙等[5]，這些心理上的影響還會進一步體現在他們的外部表現上，如酒精依賴、吸煙及自殺等問題，甚至出現反社會行為[6-7]。

現階段，關于體罰對兒童有消極影響的研究較多，但對其遠期效應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了解醫學生10歲及以前的體罰經歷與當前健康危險行為的關系，探討體罰是否會對兒童造成長期不良影響及增加其成年期的健康危險行為，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方便抽樣法于2019年4月對哈爾濱醫科大學臨床及相關專業大一和大二的全體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1 351份，回收1 339份，問卷回收率99.11%，而有效問卷1 264份，問卷有效率94.40%，其中男490例(38.77%)，女774例(61.23%)。本研究已通過哈爾濱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編號：HMUIRB20200008)。

1.2 方法

1.2.1一般信息

包括性別、年級、居住地、是否是獨生子女、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程度等信息。

1.2.2量表

(1)親子沖突解決策略量表(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CTSPC)由STRAUS等[8]編制，包括非暴力紀律、心理攻擊、身體攻擊3個分量表，其中身體攻擊又分為體罰和虐待兩個部分。本次主要使用體罰分量表(共6個條目)，輕度體罰和嚴厲體罰各3個條目。量表報告10歲那年的體罰經歷，每題計分方式為0～7分，0分表示未經歷過，1分表示經歷過1次，2分表示經歷過2次，3分表示3～5次，4分表示6～10次，5分表示11～20次，6分表示20次以上，7分表示10歲那年沒經歷過，但10歲前經歷過。若體罰分量表中任意1個條目的得分>0分，則表示遭受過體罰；若嚴厲體罰的3個條目得分為0分，輕度體罰的3個條目中任意1個條目得分>0分，則表示遭受過輕度體罰(輕度體罰條目包括用手打孩子的屁股、四肢或搖晃孩子等)；若嚴厲體罰的3個條目中任意1個條目的得分>0分，則表示遭受過嚴厲體罰(嚴厲體罰條目包括用木梳、腰帶或棍子等一些硬物體打孩子的屁股或揪孩子的耳朵、擰孩子等)。該量表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84。(2)青少年健康相關危險行為量表(adolescent health related risky behavior inventory，AHRBI)由王孟成等[9]編制，包括暴力攻擊、健康妥協、吸煙飲酒、自殺自殘、破壞紀律和無保護性行為6個維度。量表共38個條目，采用5級計分，每個維度檢出率(危險行為發生率)的計算以該維度所包括的條目中至少有1個條目得分≥2分(發生頻度每個月2～4次)計入標準。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90，各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大多在0.75以上，重測系數在0.53～0.8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1.2.3現場調查

調查開始前，由專業人員對調查員進行培訓，了解調查表的填寫要求和注意事項。調查時，以班級為團體進行調查，由調查員向學生介紹并解釋本次調查的目的和相關注意事項，問卷當場發放，答完立即回收，并對回收的問卷進行檢查，剔除不合格的問卷。

1.3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20.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或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醫學生健康相關危險行為的發生情況

醫學生在健康妥協、暴力攻擊、自殺自殘、吸煙飲酒、破壞紀律和無保護性行為6個維度的發生情況分別為640例(50.6%)、466例(36.9%)、97例(7.7%)、136例(10.8%)、335例(26.5%)和17例(1.3%)。

2.2 不同性別醫學生經歷父母體罰情況

10歲及以前遭受過體罰的醫學生為60.4%(764/1 264)，遭受輕度體罰的醫學生為19.5%(247/1 264)，遭受過嚴厲體罰的為40.9%(517/1 264)。10歲及以前經歷過父母體罰的男生為62.0%(304/490)，女生為59.4%(460/77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854，P=0.355)。10歲及以前遭受過父親體罰的為42.4%(536/1 264)，低于遭受過母親體罰的53.3%(674/1 26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0.188，P<0.001)。10歲及以前遭受過父親體罰的男醫學生為49.8%(244/490)，高于女醫學生37.7%(292/774)，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7.897，P<0.001)；10歲及以前遭受過母親體罰的男女醫學生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98，P=0.585)。

2.3 體罰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影響

10歲及以前遭受過父母體罰的醫學生在健康妥協、暴力攻擊、自殺自殘、吸煙飲酒、破壞紀律、無保護性行為6個維度的發生率均明顯高于未經歷過體罰的醫學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體罰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影響[n(%)]

2.4 不同嚴重程度體罰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影響

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6個維度的發生率隨體罰的嚴重程度增大而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不同嚴重程度體罰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影響[n(%)]

2.5 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以是否有健康危險行為各維度為因變量，一般人口學情況(包括性別、年級、居住地、是否是獨生子女、家庭收入和父母文化程度)和體罰為自變量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體罰對健康妥協行為有影響，是否獨生子女和體罰對暴力攻擊行為有影響，母親文化程度和體罰對自殺自殘行為有影響，體罰對吸煙飲酒行為有影響，年級和體罰對破壞紀律行為有影響，年齡和體罰對無保護性行為有影響(P<0.05)，見表3。

表3 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n=1 264)

續表3 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n=1 264)

3 討 論

體罰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被廣泛接受[10]，是父母管教兒童的常見方式，在我國的發生率普遍較高且存在消極影響，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普遍對體罰的關注更多，體罰對兒童青少年的危害也不容忽視。有關體罰對兒童有消極影響的研究較多，但對其遠期效應的研究較少[8]，且兒童的健康危險行為與家庭因素密切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60.4%的醫學生10歲及以前遭受過父母體罰，與王美芳等[4]研究結果相似。但在體罰的嚴重性方面，與以往所認為的遭受過輕度體罰的兒童比遭受嚴厲體罰的兒童更多不同，本研究發現，遭受過輕度體罰和嚴厲體罰的醫學生分別為19.5%和40.9%。當兒童犯錯或違紀時，父母往往采取體罰的方式進行糾正[11]，體罰本身的目的是糾正兒童的問題行為，但不對兒童的身體造成傷害[1]。因此，輕度體罰和嚴厲體罰的程度差異本身就不大，父母可能并沒有意識到自己使用的是嚴厲體罰，且就各條目內容上來說，兒童也更能記住經歷過的嚴厲體罰。

與以往傳統假定的男孩比女孩更易遭受體罰的模式不同，本研究發現體罰不存在性別差異。男孩出現問題行為的情況更多、體罰男孩更合理及“望子成龍”等原因致使人們認為男孩的體罰率更高。然而，也有研究發現父母體罰不存在性別差異[12]。原因可能與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獨生子女這一群體的出現使人們的傳統思想觀念開始發生轉變，社會倡導男女平等，對女性的社會期望也開始加大，由“望子成龍”到“望女成鳳”[13]。

通過比較父親和母親對子女的體罰情況發現，相比父親，母親更多對子女實施體罰。有研究表明，母親比父親更易實施體罰，而受過較高教育的母親實施體罰的概率較低[14]。另外，研究還發現，父親對子女的體罰存在性別差異，對男孩的體罰明顯多于對女孩的；母親對子女的體罰不存在性別差異。父親和母親體罰存在差異的最大原因可能是，母親在日常生活中與子女的相處時間更多，也承擔了更多養育責任，體罰的情況也就更多[15]。且當子女出現問題行為時，不會因兒童的性別差異而有所區別對待，受體罰兒童也更易對母親產生敵意，而父親更易對犯錯的男孩實施體罰。

本研究結果顯示，體罰經歷對醫學生健康危險行為的各維度均有影響。有研究表明，父母體罰對兒童發展存在一系列的消極影響[16]，其中兒童和青少年的外化問題行為與之聯系最強[17]，父親和母親的體罰均可以明顯預測兒童青少年的外化問題行為[18]。體罰也與兒童的成年期自殺和物質濫用行為密切相關[19]；出現攻擊性行為的風險也更大[20]。醫學生健康知識的知曉率相對較高，其健康危險行為的現狀不容樂觀[21]。童年期的不良經歷將很大可能增加醫學生的危險行為發生率[22]，其健康危險行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經常與其他行為同時發生[23]。

綜上所述，即使是輕度體罰也會增加兒童成年期的健康危險行為，且嚴厲體罰的影響更加嚴重。因此，應減少童年期體罰，以免對兒童的未來造成消極影響。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對象僅選擇了1個醫學院校的大一和大二年級學生，因而對這一年齡段人群的代表性不足，在以后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