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

吳敬新，郭 彬

(太原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山西省太原市，030024)

1 研究背景

據應急管理部統計，2021年全國煤礦共發生事故91起、死亡178人，同比分別下降26.0%和21.9%。全國煤礦事故總量、較大事故量、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持續下降，煤礦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向好。雖然我國煤礦安全生產情況有所改善，但情況仍不容樂觀，而礦工的不安全行為作為煤礦事故發生的重要原因，努力控制其發生仍是降低煤礦事故發生數量實現安全生產的關鍵途徑。

20世紀80年代，AUSTIN John等[1]在研究行為科學理論的同時，也對人的不安全行為進行了研究，以行為安全管理(BBS)為基礎提出了行為科學的應用分支——安全行為學[1]。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人的不安全行為是引起事故或者可能引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在煤礦安全水平穩定的大背景下，煤礦管理者逐漸地將關注的焦點置于礦工的不安全行為管理和提高企業安全績效上來。高危企業針對不安全行為進行安全管理已取得顯著成效，但企業仍會出現員工受輕傷等小事故。李琰[2]等將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概括為心理、生理、管理、環境、文化和設備6個方面。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研究，呂威建等[3]在2020年以資源保存理論和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構建了以情緒耗竭為中介變量的理論模型，得出了工作負荷顯著正向影響礦工不安全行為的結論。安宇等[4]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基于不安全行為的主觀性,將不安全行為分為非意向性和意向性2類，構建基于計劃行為理論(TPB)的安全事故致因模型，結果表明非意向性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由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安全習慣和安全生理驅動來控制，意向性不安全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由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知覺行為來控制。學術界對于煤礦組織對礦工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管理體制和安全管理態度上，例如HARVEY Ben等[5]認為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法律制度，會導致安全法律邊界的模糊化，那么煤礦就會輕視礦工安全的重要性，進而增加礦工工作的風險。KUMAR Pramod等[6]提出除機械化、技術升級和過程自動化外，提高系統運行的安全性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參數之一。在企業文化和設備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產生的影響方面，吳浩捷[7]從建筑行業的角度進行分析，探索了安全氛圍，即安全文化對工人行為的影響路徑，并根據安全文化對工人安全行為的正向影響，給出了建筑業建設項目的改進方案。李新增[8]根據文獻及走訪調查建立了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可靠性的影響模型。郭尚宏等[9]提出良好的企業安全文化能夠使得安全環境長期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將造成安全事故、傷害事件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除此之外，有部分學者將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因素劃分成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2個部分。內在因素是指與自身有關直接影響個人選擇的因素，比如態度、心理、生理狀態等；外在因素是外部環境因素，如管理者方式、安全溝通、組織承諾[10]。

近年來，關于企業員工或礦工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分析的文獻很多，但是其中關于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研究較少。例如邸鴻喜[11]于2014年針對魅力型領導風格構建了礦工不安全行為影響的研究模型，結論闡述魅力型領導風格的4個維度均分別對礦工的不安全行為有著負向的影響。王丹[12]于2017年基于威權領導風格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構建了相關的關系理論模型。王寶玲[13]于2019年對包容型領導風格這種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一些學者將領導風格歸入管理方面的影響因素，然而領導風格不能簡單地歸為其中的一個方面，管理者作為企業制度與安全文化的傳導者，其言行對基層礦工的各個方面，比如心理、文化、環境等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部分文獻并未全面地從各個領導風格角度進行系統地研究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制。另外，相關學者研究發現，礦工的不安全心理對其不安全行為存在顯著影響[14]，但礦工不安全心理是否在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的關系中存在中介作用，未曾有學者得出結論?；谝陨戏治?，筆者試圖探索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并驗證礦工不安全心理在二者中的中介作用，為安全管理者在選擇領導風格以及完善礦工不安全行為方面提供實證依據。

2 研究假設

2.1 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心理的影響

管理者的領導風格是指管理者工作中所表現出的具有自身特點的管理方式，本文借鑒王丹的研究成果將領導風格劃分為獨裁型、辱虐型、仁慈型、交易型以及放任型5種類型[12]。不同領導風格下，員工的工作狀態會受到影響，而礦工不安全心理作為一種極易受外界影響的因素，自然會受到安全管理者領導風格的影響。例如安全管理者如果屬于獨裁型和辱虐型領導風格，礦工可能因為被領導壓制或者辱罵而產生逆反心理或厭倦心理，從而加大了自身工作不安全操作的可能性[15]。管理失誤理論認為，員工的不安全行為以及狀態所引發的現場失誤是由企業領導者和失誤預防管理者管理失誤造成的[16]?；谝陨戏治?，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均對礦工不安全心理存在顯著影響，并且影響關系存在差異(H1)。

2.2 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

礦工的不安全行為主要是指礦工在工作過程中所采取的不符合安全條例、規章或者組織規定的，可能造成工作失誤、安全事故甚至造成重大不可挽回損失的行為，其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領導風格就是其中之一。趙富強等[17]通過研究發現辱虐管理對員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影響關系；梁巧轉等[18]認為領導方式對公民的執行力具有顯著的影響關系；薛韋一等[19]通過研究發現安全管理者作為安全文化的管理者與傳播者，其態度對基層礦工的不安全行為具有重要影響[19]?；谝陨戏治?，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均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產生顯著影響，并且影響關系存在差異(H2)。

2.3 礦工不安全心理在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關系中的中介效應

礦工不安全心理一般分為僥幸心理、自負心理、省能心理、逆反心理、從眾心理、厭倦心理和麻痹心理7類。安全管理者不同的領導風格會激發礦工的不同心理狀態，例如獨裁型可能引發逆反心理，放任型可能引發僥幸心理等，而相關研究表明，礦工的不安全心理是礦工不安全行為的重要前因變量?；谶@種影響機制，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可能會通過引發礦工不安全心理從而提高不安全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谝陨戏治?，提出以下研究假設：礦工不安全心理對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系(H3)；礦工不安全心理在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二者關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H4)。

3 研究設計

3.1 問卷設計與研究工具

基于研究主體，設計問卷內容包括基本信息、不同領導風格、礦工不安全心理以及礦工不安全行為4部分。其中基本信息包括崗位類別、年齡、學歷、工齡、月工資以及用工形式6項；在不同領導風格、礦工不安全心理以及礦工不安全行為3個變量的題項中，采用李克特7級分值評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有點不同意，4代表不確定，5代表有點同意，6代表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每個數字對應相應的分值，分值越高，各變量水平越高。

在變量量表選取中，不同領導風格借鑒王丹等[12]提出的領導風格量表對安全管理者的不同領導風格進行測量，量表共包括20個題項，代表獨裁型(DC)、辱虐型(RN)、仁慈型(RC)、交易型(JY)和放任型(FR) 5種風格，并運用SPSS19.0軟件對量表信度進行測量，得出獨裁型領導風格的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sα)為0.888，辱虐型領導風格的Cronbach'sα為0.788，仁慈型領導風格的Cronbach'sα為0.891，交易型領導風格的Cronbach'sα為0.830，放任型領導風格的Cronbach'sα為0.833，信度較好。

礦工的不安全心理(XL)和礦工不安全行為(XW)均采用自報告法。礦工的不安全心理參考薛韋一[20]提出的不安全心理量表進行測量，其中包括7個題項，該量表的信度測量結果Cronbach'sα為0.875，信度較好；礦工的不安全行為參考張仕廉等[21]采取的不安全行為測量方法對礦工的不安全行為進行測量，其中包括10個題項，該量表的信度測量結果Cronbach'sα為0.921，信度較好。

3.2 樣本來源與數據收集

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山西省4個煤礦礦工填寫的問卷信息，信息內容完全匿名填寫，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92份，經過整理以及有效性檢驗，有9份問卷中正反問項出現矛盾，視為不合格，最后剩下183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為95.31%。

在收集樣本中，普通礦工(指一般工人，未任職班長或隊長)人數占總調查人數的71.04%，班長和隊長人數分別占12.57%和16.39%；年齡方面，20～25歲占17.49%，25～30歲占27.32%，30～40歲占34.43%，40～50歲占15.30%，50歲以上占5.46%；學歷方面，小學及以下占16.39%，初中占27.32%，高中(技校、中專)占30.06%，本科(大專)占22.40%，研究生占3.83%；工齡方面，工作年限2年以下占9.84%，2～5年占21.31%，6～10年占44.81%，11～15年占14.75%，16～20年占5.46%，20年以上占3.83%。

4 數據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和相關性分析

筆者應用SPSS19.0軟件對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進行統計以及計算各變量相互間的皮爾遜(Person)相關系數，統計與計算結果見表1。

表1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以及Person相關系數

由表1可以看出，礦工不安全心理與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系(線性相關系數r=0.663,顯著性P<0.001),假設H3成立；在不同領導風格中，獨裁型(r=0.474,P<0.01)、辱虐型(r=0.427,P<0.01)和放任型(r=0.464，P<0.01)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系，仁慈型(r=-0.438，P<0.01)和交易型(r=-0.430,P<0.01)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關系，假設H1成立；在不同領導風格中，獨裁型(r=0.495,P<0.01)、辱虐型(r=0.411,P<0.01)和放任型(r=0.464,P<0.01)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心理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系，仁慈型(r=-0.471,P<0.01)和交易型(r=-0.355,P<0.01)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心理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關系，假設H2成立。

4.2 礦工的不安全心理中介效用分析

為了驗證礦工不安全心理在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中的中介作用，筆者采用AMOS22.0軟件對不安全心理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基于檢驗結果對中介效應進行了匯總，匯總結果見表3。

表2 AMOS中介檢驗結果

表2中介檢驗結果顯示，礦工不安全心理(XL)分別在獨裁型領導(DC)、辱虐型領導(RN)、仁慈型領導(RC)、交易型領導(JY)與放任型領導(FR)與礦工不安全行為關系中的中介效果均通過95%的顯著性檢驗，因此中介效果良好。

表3的中介效應結果顯示，在以獨裁型領導風格為解釋變量時，獨裁型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直接效應為0.101，通過加入不安全心理的中介變量后，獨裁型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間接效應為0.273，影響程度增加。同理，在以辱虐型領導風格為解釋變量時，在加入礦工不安全心理中介變量前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分別為0.121、0.254，辱虐型領導風格也隨著礦工不安全心理中介變量的加入，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程度加深；在分別以仁慈型、交易型和放任型領導風格為解釋變量時，影響效果均發生加強的效果，說明礦工不安全心理在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的關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應，假設H4得到驗證，并且隨著礦工不安全心理中介作用的影響，安全管理者的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會加強。

表3 中介效應匯總表

5 結論及啟示

(1)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均對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獨裁型、辱虐型和放任型的領導風格都對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關系，即當安全管理者的領導風格偏向獨裁型、辱虐型或者放任型時，極易引發礦工的不安全行為；而仁慈型和交易型領導風格正向影響礦工不安全行為。因此當安全管理者對礦工較為關心，時時關注他們的工作以及工作以外的個人因素時，在某種程度上對杜絕不安全行為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而對于交易型的領導風格，管理者會強調安全生產與礦工個人利益的相關關系，當涉及到個人利益時，礦工會綜合考慮利益權衡，努力提升安全意識，保證安全生產，確保個人利益不受自身不安全行為的影響。

(2)礦工不安全行為在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與礦工不安全行為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通過研究發現，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對礦工不安全心理具有顯著影響，且與對不安全行為作用機制相同，獨裁型、辱虐型和放任型領導風格正向影響礦工不安全心理，仁慈型和交易型領導風格負向影響礦工不安全心理。同時還證實了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即礦工不安全心理與礦工不安全行為具有顯著相關關系,不安全心理是不安全行為的重要前因變量[22]?；谥薪闄z驗結果發現，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還可以通過影響礦工不安全心理，從而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程度加強。例如當安全管理者對礦工經常大喊，甚至當眾辱罵礦工時，礦工容易產生逆反心理或者厭倦心理，在心理活動驅使的作用下，極易造成礦工對工作疏忽或者操作失誤，從而導致不安全的生產活動。

安全管理者不同領導風格不僅可以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產生直接影響，還可以作用于礦工不安全心理并對礦工不安全行為產生間接影響。因此對于煤炭企業的安全管理者來說，首先應當努力采用仁慈型、交易型或者二者結合的領導方式，積極關注礦工工作以及工作之外的情感因素。其次要深刻意識到自身對礦工行為的影響，要想管理好礦工，保證工作安全進行，自身的管理方式以及自身行為也是重要的調整因素。最后建議煤炭企業加強礦工的心理監測工作，定期對礦工進行心理輔導或調節，確保每一位礦工工作時心理狀況穩定，這也是杜絕礦工不安全行為產生的重要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