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清末日諜梶山鼎介在華情報活動

★ 劉豫杰

德川幕府建立后，從未放松對于中國情勢的關注。無論是偶然的漂流民，還是相對定期的唐船風說書，抑或是得自朝鮮的消息，都是近世日本對華情報探求的重要組成部分。由鴉片戰爭至明治維新，日本的對華情報動機中更混雜進應對西洋威脅的新元素，而日本隨后在臺灣、琉球和朝鮮等問題上與中國持續不斷的外交糾紛，也在客觀上促動了明治日本的對華情報活動。

明治日本對華情報的活動主體主要由陸海軍和外務省構成，具體到實際活動層面，還包括部分受日本政府雇傭的外國人。不過，圍繞日本陸軍對華情報活動實施的先行研究或是較少聚焦明治時代，或是過于集中在少數情報名人，除卻盜測地圖的相關研究外，幾乎很難直接看成是陸軍情報人員的實際活動成果。①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日俄戰爭和二戰時期，佐藤守男與關誠的研究成果初步改變了這一局面，參見佐藤守男『情報戦爭と參謀本部：日露戦爭と辛亥革命』、芙蓉書房、2011年；関誠『日清戦爭前夜におけtf日本のイasgjリジェas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eytzFIヴァ書房、2016年。情報名人的相關研究則為數甚眾，如篠原昌人『陸軍大將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芙蓉書房、2002年；稲葉千晴『明石工作：謀略の日露戦爭』、丸善fflイ（Ⅴ）fflリー、1995年。盜測地圖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大阪大學出版會、2017年；牛越國昭（李國昭）『対外軍用秘密地図のための潛入盜測：外邦測量·村上手帳の研究』、同時代社、2009年。國內方面，戚其章先生的相關論著多有開拓之功，而近來許金生教授的大著仍有填補空白的意義，薛軼群助理研究員有關福原和勝的個案研究則是相關領域的最新力作。分別參見戚其章：《甲午日諜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許金生：《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薛軼群：《日本首任駐外武官福原和勝在華活動探析》，《抗日戰爭研究》2021年第2 期。因此，本文嘗試以陸軍將校梶山鼎介為例，②直接涉及梶山或其文本的先行研究較少，且或多或少存在可商之處。小林茂對《滿洲紀行》4號有簡短介紹，但所作表格中的《鴨綠江紀行丁號》標注有誤，應當是第5 卷第1 號。關誠在介紹梶山的鴨綠江調查時，所據文本是刊載于《東京地學協會報告》的刪減版，但應以丁號為準。分別參見小林茂編『近代日本の海外地理情報収集と初期外邦図』、大阪大學出版會、2017年、112 ～113 頁；関誠『日清戦爭前夜におけtf日本のイasgjリジェas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eytzFIヴァ書房、2016年、49 頁。通過其活動軌跡與遺留文本，力圖對明治陸軍在華情報活動中的些許側面有所豐富。

一、日本對華情報活動的先導

涉及梶山鼎介的史料相對較少且頗為零碎，遑論與情報將校沾邊，在此首先對其與本文相關的主要經歷略作梳理。梶山出生于1848年，是荻藩支藩長府藩士，初名喜代三郎，維新后屬山口縣士族。有隨藩主毛利元敏留學美英的經歷，但所學未詳，據其自述，曾與木戶孝允在英國有過晤面。①妻木忠太『史実參照木戸松菊公逸話』、有朋堂書店、1935年、292 ～293 頁。返日后供職于山口縣廳的授產局，該局當時處理的正是木戶孝允和井上馨等既重視又頭痛的士族貧困問題，中道轉任至香川縣，曾以縣權參事之位在兩任縣權令交接之間主持縣務。②「香川県権參事梶山鼎介同課事務受取屆」、公01671100、公文録·明治八年·第二百八十巻·明治八年十二月·諸県伺（國立公文書館）。西南戰爭爆發后的當年5月突然被山縣有朋拔擢為陸軍少佐，隨即開赴愛媛縣和宇和島市，活動區域與大分縣相望，并與高知縣相鄰，可見其主要擔當的是聯絡以及監視的任務，雖有指揮巡查的經歷，但并未沙場建功。③「第17 號 10年5月20日 士族の任官に付て 西郷中將 三條太政大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9080818500、密事日記 明治10年3月25日～明治10年10月1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密號外 10年6月9日発 西郷中將 宛 知識大尉、高田中尉伊予、土佐取締の為巡察隊派遣に付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C09080829200、密事送達日記 明治10年5月6日～明治10年10月1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城山之戰翌月進入征討陸軍事務所，此后直到1879年隨日進艦巡航福建、廣東和越南前后，先后在陸軍士官學校、省外參謀局第二課以及參謀本部管西局任職。④「陸軍少佐梶山鼎介他1 名辭令発令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9081342200、辭令并達原稿乾 明治10年5月1日～10年10月2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2．7 士官學校附被免參謀本部出仕仰付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10070961800、明治11年12月 報知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梶山少佐レカFIツ銃払下伺」、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4027937900、明治11年 「大日記省內各局5月水陸軍省第1 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梶山鼎介、山內長人：『南支那紀行』、1880年、早稲田大學図書館、FI0503565。

1880年3月，梶山被任命為第二任“駐清國公使館附武官”，即駐華武官，值得一提的是，自前任武官福原和勝于1876年歸日之后，這個職位已空余數年。⑤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下、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1936年、186 頁。在任期間的1881年8月，梶山開始對中國京津和東北地區的偵察，并從遼寧營口乘船至山東煙臺，最后由陸路返回北京。1882年7月27日，陸軍省命梶山返日，⑥「獨逸國公使館附陸軍少佐柏村庸并清國公使館付陸軍少佐梶山鼎分帰朝」、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A15110066800、公文類聚·第六編·明治十五年·第十二巻·外交二·外賓接伴·外交官発差公館附（國立公文書館）。不過受花房義質于30日發回的有關壬午兵變消息的影響，返程并未如期。⑦金正明編『日韓外交資料集成』2、巌南堂書店、1966年、94 頁；「2.陸軍少佐梶山鼎介．自明治十五年十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B16080248700（第2 畫像）、公文類聚·第六編·明治十五年·第十二巻·外交二·外賓接伴·外交官発差公館附（6-1-5-12_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巧合的是，梶山恰于兵變稍前的7月22日就清政府的軍備擴張給日本國內發回一紙帶有警示意味的報告，而字里行間所謂“球案”正是此前日進艦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⑧関誠『日清戦爭前夜におけtf日本のイasgjリジェas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eytzFIヴァ書房、2016年、79 頁。事件平息后，梶山于年底回國，翌年1月出席了參謀本部的新年宴會。⑨「1月4日 総務課AUり 新年宴會に付酒餅下賜の條正服著用本部出頭の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10072811700、明治16年 廻達原書綴 參謀本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884年8月26日，梶山第三次受命渡華，由于福島安正已在去年5月被任命為新任武官，①「清國公使館附歩兵少佐梶山鼎介同國ヘ差遣ノ件」、公03858100、公文録·明治十七年·第百九十四巻·明治十七年五月～八月·官吏進退（陸軍?。▏⒐臅^）；「歩兵大尉福島安正清國公使館附被命ノ件」、公03630100、公文録·明治十六年·第百八十二巻·明治十六年一月～六月·官吏進退陸軍?。▏⒐臅^）。因而此次派遣并無正式官銜。1885年末被大山巖特別拔擢至步兵中佐，十數天后接到返國命令，其回國與否尚不明了，但旋即又于1886年5月被任命為公使館書記官，隨后在7月被轉入預備役，至此基本結束了始自西南戰爭的陸軍生涯。②「歩兵少佐梶山鼎介昇任ノ件」、公04073100、公文録·明治十八年·第百七十八巻·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官吏進退（陸軍?。▏⒐臅^）；「清國公使館付歩兵中佐梶山鼎介帰朝被命ノ件」、公04073100、公文録·明治十八年·第百七十八巻·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官吏進退（陸軍?。▏⒐臅^）；「陸軍中佐梶山鼎介公使館書記官ニ転任ノ件」、任A 00085100、官吏進退·明治十九年官吏進退二·外務?。▏⒐臅^）「歩兵中佐梶山鼎介雙後備軍軀員被命之件」、任A 00092100、官吏進退·明治十九年官吏進退九·陸軍省三（國立公文書館）。雖然梶山此后還曾擔任駐清臨時代理公使、內務省地理局次長及局長、駐朝辦理公使和貴族院議員，但初任即為少佐者鳳毛麟角，由少佐升至中佐停年八年也算不上太長，③以明治陸軍的幾位高層為例，桂太郎的初任是大尉，川上操六是中尉，兒玉源太郎是第六等下士官，寺內正毅是大隊第七等下士官，只有一早便受山縣有朋特別照顧的乃木希典是少佐。少佐至中佐的停年情況是，桂4年，川上4年，兒玉6年，寺內5年，乃木6年。文中作為對照出現的山內長人的初任是中尉，少佐至中佐的停年是9年。參見長南政義『児玉源太郎』、作品社、2019年、418 ～419 頁。再結合其長州出身和留洋經歷，梶山那幾乎是戛然而止的現役轉出就不得不使人疑惑。事實上，同梶山一道有日進艦之行的山內長人就位至中將。

從時間線來看，梶山陸軍生涯的相當部分都是在華度過，其經歷恰在兩個層面代表了明治陸軍對華情報活動的進展和實態，也就是說，梶山個人的情報活動經歷就足以反映出陸軍整體在情報活動過程中的多種主體并行的復雜面貌。包括部分名義上的留學生在內，陸軍系統的對華情報主體還有公使館附武官、外國駐在員、海外派遣者以及應聘將校等。④佐藤守男『情報戦爭と參謀本部：日露戦爭と辛亥革命』、芙蓉書房、2011年、27 頁。雖然為方便行文，本文將上述各類人員暫以情報將校統一表記，但由前文來看，梶山的情報活動至少是在海外派遣者或公使館附武官的多重身份的掩護下展開。就活動時長和身份多樣而言，在同時期的諸多情報將校中，僅有福島安正與梶山相伯仲。

具體而言，梶山的日進艦之行和其對東北等地展開的偵察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是由海外派遣者即情報將校所展開的對華情報活動的典型，而類似活動在1872年便已有之。當年夏，西鄉隆盛在與副島種臣和板垣退助商議后，將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派往中國東北地區，為掩人耳目，暫時將池上的陸軍少佐身份改為外務省十等出仕。⑤「外務省十等出仕池上四郎外二名清國牛荘ニ遣往探察ノ要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A03023010900、公文別録·清國通信始末·明治二年～明治六年·第一巻·明治二年十二月～明治六年十二月（國立公文書館）。池上還變名為池清劉和，開啟了爾后變裝變名秘密偵察的先河。⑥黒龍會編『東亜先覚志士記伝（上巻）』、原書房、1966年、38 ～41 頁。1871年琉球事件之后，鹿兒島內反華情緒泛濫，而在樺山資紀等人的派遣中同樣存在西鄉的身影。⑦「樺山資紀臺灣記事」、檜山幸夫編·解説『臺灣史研究叢書 第二巻 西郷都督と樺山総督 明治七年生蕃討伐回顧録』、クレス出版、2011年、139 ～152 頁。隨著陸軍體制的逐漸完備，情報將校的派遣也不再由個別人物主導，而更加趨于規則化和常態化?！瓣戃娛∈着羧A學生”⑧關于這批人員的身份和任務可參見譚皓：《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 ～193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8 ～61 頁。在1873年來華，1874年4月有7 名情報將校渡華，翌年又有4 名被派出。因這一時期的派遣狀況已頗為明了，本文在此只略作補充。第一，益滿邦介通過購買獲得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由英法等西洋人士繪制的京津地區地圖，而其與同期派遣的島弘毅和向郁曾在天津地方辨查地形，有核查地圖地名的可能。①「渡辺與一郎北京ヨリ田辺太一外九名該地著并公使総理衙門応接云々來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A03030232500、単行書·処蕃始末·甲戌九月之一·第四十一冊（國立公文書館）。第二，島弘毅和大原里賢分別是當時在華北和華中活動的中心人物，爾后曾任管理將校。島弘毅還在第二次派遣期間的1877年4月開始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偵察活動，最終費時7 個月完成了對當地主要城市和干路的調查，在實地經驗上對以往地圖的紕漏進行了訂正，最后在1878年向當局提交了兩卷的《滿洲紀行》。②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下、122 頁。第三，福原和勝在1875年被任命為駐華公使館附武官，北京公使館由此成為在清情報將校的現地司令部。第四，依據1873年11月的《幕僚參謀服務綱領》，在人員遴選中即有“測量圖畫技能”的要求，③広瀬順晧編『參謀本部歴史草案』第1 巻、ttiまに書房、2001年、29 ～30 頁。又“派遣將校完成的記錄，大多是基于七五年（即1875年）以來的實際調查”④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下、183 頁。，有理由推測，地圖是這一時期的情報活動重點，且陸軍的地圖獲取已不再完全依靠外國地圖資源。最后，鳥尾小彌太在1873年制定出指導情報將校的甲乙丙三條訓令，⑤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下、115 ～116 頁。情報將校據此展開側重不同的偵察任務?？梢?，在參謀本部成立的數年以前，有關陸軍情報將校制度的方方面面已經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充實。隨后，陸軍方面曾一度暫停派遣，到梶山日進艦之行的1879年，派遣規模卻陡然躍升至近20 人次。參謀本部的成立和因“琉球處分”而起的外交糾紛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這也意味著，梶山在新一輪情報將校的派遣潮流中恰扮演著先導者的角色。

梶山在1881年接任的駐外武官，其本質也是情報將校的一種，因其依托于公使館來行使職能，所以能相對長期地公開活動。無論是前文提及的梶山在壬午兵變前發回的報告，還是其對于情報將校包括語學生的管理，⑥「歩兵少佐梶山鼎介PH清國駐在將校等管理に任ずtf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7080349200、明治13年自1月至6月 「大日記 參日付録 參進 進退 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參謀本部歴史草案3（資料）明治13年1 ～6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15120026000、參謀本部歴史草案（1 ～4）明治11 ～14 4/29 （宮崎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都是具體呈現武官情報職能范圍的案例。不過，這一制度本身其實是引入未久的舶來之物。明治維新后，日本大力導入西方的文物制度，由桂太郎建議并推行的省外參謀局和駐外武官制度便是典型，且從桂的赴德經歷來看，有關二者的構思應當都是其第一次留德期間的產物，另外也與1874年侵臺事件有所關聯。不過鑒于法國自1851年才“開始定期向其駐柏林公使館派遣常駐武官”，而王朝戰爭之后的德國陸軍正為武官與公使的層級關系問題同外交部齟齬不斷，甚至陸軍內部也沒有明確武官的直接軍事上級究竟是陸軍大臣還是參謀總長，⑦艾爾弗雷德·瓦茨著：《武官》，陳樂福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 ～26 頁。因此無論桂在主觀上對武官制度認識幾何，日本加急導入的武官制度可能將在相當程度上同時繼承了德國武官制度的優缺點。事實上，武官自身的兩面性質就注定了其很難受到公使的管理，而日本陸軍襲自德國的省部分離的二元體制更在相當程度上模糊了武官的權責界限。此外，明治陸軍的武官派遣還有其特殊之處，在桂給山縣陳述的武官派遣的理由當中，桂顯然是把駐外武官分成了兩類：派至歐洲的武官，其職責在于搜集改革軍制之資料，而派往中國的武官，則更加傾向于調查兵制及實況，一旦緩急便可實地運用。⑧徳富豬一郎編『公爵桂太郎伝 乾巻』、故桂公爵記念事業會、1917年、344 ～345 頁。由于派遣目的存在差異，就不得不會對相應武官的選拔以及武官日后的晉級等產生影響，相比于派駐歐洲的精英之路，派至中國的武官則更多是與情報甚至謀略工作打交道。梶山的下一任武官福島安正是憑借其非凡的情報貢獻榮升至虛職次長，卻仍被非難為參謀本部一譯官，①鵜崎鷺城『薩の海軍·長の陸軍』、政教社、1913年、199 頁。更有甚者，山田顯義在1873年幾乎是被“驅逐”至駐華武官之位，②山本哲生「明治維新期におけtf山田顕義と木戶孝允（二）」、日本大學総合科研究所編：『山田顕義——人と思想』、壯光社、1992年、558 ～562 頁。相比而言，后一種派遣明顯局限性強且晉升未必通暢。不過，對比福原的較短任期，以及梶山在武官任內能夠管理的情報將校已多至兩位數，加上梶山在任內完成的《滿洲紀行丁號》，梶山似乎更能稱得上是第一位駐華武官。

作為情報將校，梶山的經歷與成果顯然已被遺忘，當然，這也與他不乏疑點的陸軍生涯有關。盡管有著長州出身和留洋經歷，梶山卻在榮升中佐后隨即被轉入預備役。雖有日進艦之行和中國東北偵察活動，并留有《南支那紀行》和《滿洲紀行 丁號》兩份情報成果，但幾乎不曾以情報將校的身份受到關注。即使幾乎是第一位在任內實際履行職責的武官，且從其曾任代理公使的情形來看，其與外務省系統的關系應當也較為融洽，在先行研究中反而完全是一位籍籍無名的武官。下文將以梶山的兩份情報成果為例，具體論證其情報生涯。

二、日進艦之行中的情報活動

與明治陸軍派遣的大部分情報將校不同，梶山的偵察活動因與日進艦相綁定，所以自然受到艦只航程的限制。③「航泊表日進艦」、記01455100、記録材料·海軍省報告書 明治12年07月-明治13年06月（國立公文書館）。不過由陸軍省給梶山的指令，以及海軍方面對陸軍乘艦請求所作的答復來看，梶山與山內的任務只是“實地研究”和“實地檢驗”，④「陸軍少佐梶山鼎介外三名日進艦支那?；睾渐烁恫钋播渭?、公02528100、公文録·明治十二年·第九十九巻·明治十二年三月·陸軍?。▏⒐臅^）；「往出338日進艦へ陸軍士官搭乗の義陸軍省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9101700900、公文原書 巻17 本省公文 明治12年3月8日～明治12年3月1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似乎并未受太大影響?？偟膩碚f，梶山一行在1879年3月16日登艦、拔錨，輾轉福建、香港、廣東和越南后，于7月3日返日。期間曾向參謀本部發回六封報告書，但皆不可尋，以日志形式寫就并最終呈交給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的《南支那紀行》幾乎是唯一可資史料。由于文獻本身并無頁碼，加之引用頻繁，因此只在文中盡量標明日期，以免過度注釋。

3月31日，梶山在長崎向參謀本部發回第一封報告書。4月8日過中國某島燈臺后，于翌日抵達廈門港，時任日本駐廈門領事的福島九成隨即登艦拜訪。梶山一行在同日午后回訪了位于鼓浪嶼的領事館，山內與部分海軍士官還在富山清明和山田謙德兩名領事館書記生的向導下對該島進行了巡視。梶山當日的記錄并無特別之處。4月11日，梶山一行上陸廈門，在留學生山口五郎太的向導下開始活動。眾人先至張祖紿宅，欲行兵事探偵，因張氏與山口是相識，且梶山一行謊稱是游歷之人，張祖紿方與一行談及兵事。隨后，一行移至富豪黃振瑞之別莊，恰巧遇見了漳州道臺陳鴻翊，梶山又自稱是本草家，并在遞交名帖后約定它日游歷時會登門拜訪。離開黃邸后，梶山在行進沿途的南普陀附近發現一個甚為狹小的練兵場。又至稅館與官吏張青選面會后返回，所談內容為當地風俗。4月13日，梶山向參謀本部發回第二封報告書，因12日所記簡短，因此可以推測其報告書的內容應當以8日和11日的活動所得為主。4月14日，梶山與笠間艦長一道，在福島領事的陪同下拜訪了廈門道臺司徒緒，為避免生疑，除了減少隨行軍員外，梶山和山內還分別使用了醫生和仆從的假身份。談話中，若稍涉及兵事，梶山或言左右或不作答，其用意仍在避疑。不過，當梶山請求游歷漳州府時，道臺司徒氏卻不含糊，表示此地本不該去，去時則會派官吏隨行。偽裝成仆從的山內此時身在別室，雖欲探究兵事，終因語言不通作罷。其間與一上等官吏有過筆談，當官吏詢問日本皇帝是男是女時，山內回答是女，當山內問及清朝皇帝年紀時，官吏卻答以七十八歲，二者似乎都未以實相告。4月16日，梶山購得中國制的廈門港地圖并記道，盡管該圖不是出自近代實測，但官府、炮臺和各縣等的地理位置都有詳細標記。

在山口的向導和人脈下，梶山于17、18 兩日對廈門的四處炮臺進行了偵察。因是軍防重地，自然無法隨意出入。山口先經某位稅關官吏介紹，找到了賴忠開，通過賴氏的關系，偵察行動才得以展開。梶山在賴氏的向導下，首先參觀了后者所率之兵的駐扎地?？梢园l現，梶山不僅辨認出兵士使用的槍械型號為恩菲爾德式，還觀察到，火藥子彈粗惡而不堪實用，部分槍支的擊鐵也已無法使用，營內軍紀簡直不堪入目。隨后，梶山被賴氏引至武口炮臺，該炮臺共有大炮六門，包含一門四十斤位的阿姆斯特朗炮和五門六十磅位的口裝舊炮，炮臺駐軍有五百名左右，使用的是舊制荷蘭槍。記錄中還附有手繪兵服印影。接著到了鳥空園炮臺，火力配置方面與武口炮臺差別不大，只是該炮臺的阿姆斯特朗炮稍小。此處的官舍營地前還擺有槍架和刀架，但刀刃如鋸齒。在前往后兩個炮臺的路上，梶山再次經過了南普陀近旁的練兵場，見有兵士演練，便移步近觀，槍械為德制毛瑟，射擊姿勢與日本古流相近，盡管射擊距離只有四五十米，但一槍未中。第二天，梶山一行又在賴氏的引導下完成了對后兩處炮臺的偵察。其中，嶼仔尾炮臺僅配備六門稍小的口裝舊炮，而龍角尾炮臺更是空有其名，僅其山下的半月形堡壘配備有三門口裝舊炮。炮臺旁側有一火藥庫，梶山記道雖不知其結構，但炮擊數回當可摧毀。炮臺偵察完畢后，梶山原計劃拜訪武口與鳥空園兩炮臺間的一處兵營，但適逢該營外出試驗，便邀請稅關官吏和賴氏至艦上一聚。

隨后，梶山、山內、笠間、山口攜若干名海軍官兵，于4月20日啟程前往漳州府探訪，依廈門道臺所言，此時有官吏仰寬隨行。沿途過海澄城后在石碼上岸，此地駐防雖有兵員、民壯以及水勇，但梶山注意到后兩類人員并未配備武器，甚至多為光腳。翌日，雇小舟行至漳州府，入城拜訪山口的相識，即總鎮府王振宗。4月22日，梶山與笠間拜訪此前曾有一面之緣的漳州道臺陳鴻翊，談話中問及兵制，陳道臺雖有作答，但梶山記道恐為欺言。當日午后，梶山一行還拜訪了知府毓章、知縣八十四、鎮臺林宜華、中營參府劉維興等人。其中，梶山與劉氏談及兵制，并認為其所答甚為明晰。據劉氏所說，前述林氏領兵五千，他本人領兵一千。每出動戰兵一千人，就需要配備相應的炊兵百人，汲水兵二百人，以及負責類似工作的兵五十人。談話過程中，梶山也對劉氏的宿衛之兵有所關注，兵服以外，還觀察到他們都是難堪其用的老人。此外，梶山還請求觀摩操練，但劉氏未許，只讓部下表演刀劍之技。返回以后，道臺和王禧年先后回訪，于10 時俱歸。4月23日，劉氏與前述毓氏、八氏回訪。當日午后，梶山入城探查，見西北隅有丘阜，便將其記為此城之要害。關于城防則是記道，城墻崩損，炮座腐壞，鐵制大炮半沒土中。歸途至鎮臺書記高岡處，談及兵事，梶山認為高氏的回答與實際相合，只是在記錄完高氏的言論后，評論其不知有山炮一物。

梶山一行于4月24日返回廈門。翌日，梶山就詳細記錄了廈門港近旁武官的姓名，廈門港警戒軍艦及其兵員，以及福建制戰艦及其艦長姓名，顯然，這些情報并非是梶山一人的成果。4月26日，梶山與山口欲共訪金門地方屯在兵副將王國才，雖往而未見，但王氏卻意外登艦拜訪，梶山記錄中的有關金門炮臺和駐防的情報簡短扼要，或許與此有關。記錄中還有，向廈門地方進行探偵的海軍少尉兒玉利純于當日歸艦，僅此一句便可得知，日進艦此行顯然有著多重目的，梶山與山內的活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4月27日，日進艦從廈門發出，兩天后抵達香港。在此之后，梶山的活動雖涉及香港、廣州甚至越南，但多與本文主題無關，因此僅概括要點。首先，梶山在5月1日時向參謀本部發回第四封報告書，但5月12日又提到向參謀本部發回第四封報告書，應當存在筆誤，即1日發回的應當是第三封。結合梶山上述活動軌跡來看，第三封應當是以4月中下旬的偵察經歷為主，第四封應當是以香港和廣州兩地的經歷為主。其次，梶山在5月間有多份資料入手，包含5月4日在廣州購得的廣東通志，5月6日收到的山口寄送的香港近傍圖，5月7日在香港購得的廣東河航圖，香港近海及安南近海航海圖，“支那”風土病之醫書，以及從汕頭到廣東之陸行記事。還需要注意的是，梶山分別在5月10日和5月31日提到了兩位英國人，即詹姆斯和畢德曼，根據日本學者關誠的研究，二者實際上是受日本雇傭的、專門在華進行情報活動的外國人。①関誠『日清戦爭前夜におけtf日本のイasgjリジェasス：明治前期の軍事情報活動と外交政策』、eytzFIヴァ書房、2016年、47、66 ～69 頁。

名義上是“實地研究”和“實地檢驗”，不過由記錄來看，梶山的情報活動重點明顯是在軍事方面，在陸軍的槍炮器械和戰時編制以外，還對福建區域的中國軍艦有相當關注。與此同時，雖然梶山的大部分情報獲取基本都與清政府官吏有關，但無論是談兵事，還是入兵營、探炮臺，抑或是觀操練，其實又都離不開山口五郎太，就連在購求資料時，也有山口的助力。算上同在艦上的曾根俊虎和英人詹姆斯，日進艦此行幾乎是融合了陸海軍情報將校、留學生以及受雇傭的外國情報人員的一次情報大出動。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梶山在這一階段的活動過程中雖也有對戰爭情境的假想，但總體而言還是以偵察或搜集為主，這與明治陸軍在同時期的對華總體戰略是相對一致的。

三、武官任中的偵察行動

參謀本部的成立標志著明治陸軍的對華情報活動跨越到一個全新階段，下屬部門除直接負責情報活動的管東局和管西局，還有可被視作是情報處理部門的伴屬諸課。②內閣記録局編『法規分類大全 第51』、內閣記録局、1891年、422 ～424 頁。桂太郎出任管西局長后，于1879年6月建言：“詳盡當今清國、朝鮮沿海之地志地圖，在有事之日提供參畫之圖略，乃目下之緊急要務。為實現這一目的，應向清國派遣若干有為將校?！雹蹘跒來槙壘帯簠⒅\本部歴史草案』第1 巻、第142 頁。下文中的三份文件參見同書第143 ～163 頁。在獲得參謀總長的許可后，新的派遣將校制度正式啟動。指導性的三份文件分別是《管理將校須知》《清國派出將校兵略上偵察須知》和《清國派出將校須知》。依據第一份文件，1873年以來的所謂駐在將校被改編為分駐將校和管理將校，在武官一職已空缺數年的情形下，管理將校的設置將更好地維系已初步建立起的情報網絡，而分駐將校則是任期三年，分別在派駐第二年實施兩個月、第三年實施四個月的在中國關內地區的偵察活動，與參謀本部成立以前個別人員長期在華、多數人員來去匆匆相比，這一規定顯然也更利于情報將校的在華情報活動。相比而言，第二份文件則充斥著與戰爭緊密聯系的緊張感，無論是其中的第1 款還是第3 款，都與此一時期開始在陸軍內部擴散的“直隸決戰構想”關聯。而第3 份文件中的“運輸狀況”和“兵制及各制造業”兩個要點，也常出現在爾后情報將校的報告中。梶山的武官任命及其偵察活動正處在這一新起點的延長線上。④「歩兵少佐梶山鼎介fu清國公使館附仰付らxvtf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7080347500、明治13年自1月至6月 「大日記 參日付録 參進 進退 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有關梶山武官生涯的史料相對較少，在前文提及的報告以外，較易查閱的僅有3 封參謀本部發給梶山的電報，分別由參謀本部次長曾我祐準在1882年8月5日、副官淺井道博在8月22日以及同副官在9月4日發出。⑤「參謀本部歴史草案5 明治15年 朝鮮事件（壬午事変）」、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C15120007400、參謀本部歴史草案（4 ～7）明治14 ～17 2/29（宮崎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在第1 封原始電文中，曾我命梶山與德、美兩國公使交際，探知后報，而從后兩封電文抬頭處的介紹性文字來看，梶山的任務是通過兩國公使來探知清政府的意向。后兩封電文并無明確指示，基本都是情況傳達。因缺回電，⑥在山口縣文書館所藏的《梶山家文書》中，時間標注是這一時期的文書有《左候発兵船の事》、《清國狀況報告》、《清國兵番配備覚》和《兵器製造數記録》等，但因無法獲得，暫以“缺”言。文書中所見梶山與大原里賢和島村干雄的聯系，正是其履行武官職能的證據，另如《北洋大臣等弁海防江防疏》、《支那各地製造所》、《清國兵制略表》和《清國北京神機営ニ係関之書類》等，顯然是其情報成果。甲午戰爭爆發后，梶山還分別有《日清戦爭ニ関スFI意見書》和《対清策》提出，其對中國的關注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故無法確知梶山的具體活動情形。相比而言，梶山在前1年的偵察活動后留有《滿洲紀行 丁號》，而且這一文本還被有意識地刪減為《鴨綠江紀行》，相繼刊載于1883年的《東京地學協會報告》和1894年的《東邦協會會報》上。因此，可結合原始文本以及各文本間的刪減，來辨明梶山的情報活動實態。需要補充的是，本文所據紀行丁號是參謀本部的密藏版本，雖有頁碼，但并無其他出版信息，考慮到與甲丙兩號紀行相對應的偵察活動的時間下限是1885年11月，而《滿洲紀行》作為一個整體曾在1895年4月被要求配發印刷，①「満洲紀行外3 點請求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03030909800、壹大日記 明治28年4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那么4 號紀行的集結編纂至少是在這個時間段內。

梶山的偵察活動共分5 期，大致路線是北京至山海關、山海關至盛京、盛京至鴨綠江岸棹木山、棹木山至金州、金州至營口。由營口乘船抵達煙臺，并向代理領事確認了并無特殊情況后，梶山決定經陸路返回北京。整體來看，梶山此行基本是以對京津和東北地區的偵察為主，除了對沿路的地形地貌有詳細記錄，對聚落、民風、作物物價、宗教信仰包括氣候氣溫等也有相當關注。另外，與酒匂景信一道在1880年9月被派遣至中國的玉井曨虎，曾在1881年9月路過摩天嶺時，不慎將一筒“兩眼鏡”和一組“三角定規”遺落到谷中，②対支功労者伝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下、236 頁。從疊合的時間來看，應當是參與了梶山的偵察活動。同月11日，梶山一行還在連山關驛站偶遇伊集院兼雄，后者正遵照著參謀本部下達的偵察線路進行情報活動。③「參謀本部歴史草案3（資料）明治13年1 ～6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fjasター）Ref. C15120026000、參謀本部歴史草案（1 ～4） 明治11 ～14 4/29 （宮崎史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結合桂太郎和小川又次等人在前一兩年的派遣和偵察，④広瀬順晧編『參謀本部歴史草案』第1 巻、ttiまに書房、2001年、142、264 頁。不難看出，日本陸軍在這一時期已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情報獲取，在將情報與作戰相關聯的同時，相關情報的準確度也已被提上日程，梶山在大連灣時曾對英制大連灣圖的位置方位有所訂正，即是典型。⑤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參謀本部、発行年不明、234 頁。

具體以上述記錄對象中的作物物價為例稍加論述。過樂亭縣到汀流河鎮時，梶山記道，此地有人家百余、商賈五六戶，食量米都來自玉田縣，1 斤單價為老錢107、北京錢350 文，肉類方面據說豬肉較多，羊肉缺乏，有時候有牛肉。⑥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39 頁。到永平府后也有類似記錄，即牛馬與麥來自關外，羊豬雞較多，米則分地方米和南方米，前者雖價高但質優。⑦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46 頁。只要是路經稍具規模的聚落，一般都能看到梶山有類似記錄。那么，梶山流水賬般的瑣碎記錄究竟所為何事？其實，地方上的物產貧富與作戰時的軍需征發密切相關，這一點不僅會影響到行軍路線，也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駐屯規模。由此回看紀行中的類似記錄，如梶山認為由遼陽至鴨綠江沿線多為山間偏僻之地，除鳳凰城外僅有二三處驛站，因此難征軍需；再如金州為輻輳之地、近鄉都會，因而可征軍需，⑧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41、46 頁。相關記錄其實都屬軍事范疇。梶山不厭其煩地記錄路況和橋梁等的原因同樣在此。

可以認為，軍事考量正是貫穿紀行全篇的絕對中心，而這一中心又包含了以下幾個層面。第一，梶山對清政府的軍事力量有相當關注，從城隘建設到駐防力量，一般都有量化的記錄。而且，梶山還依照“現今之戰法”或“戰術之要旨”對不少城隘有所評論，比如，梶山認為灤州和永平府就并非是筑城之地，巨流河城也屬不合理筑城。⑨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181、234 頁。評論之后，梶山往往還會結合地形指出該城的要害之地，換句話說，其實就是指出了應攻之處，比如，遼陽城的要害在東方之丘陵，鳳凰城的要害在南北兩山。⑩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142、165 ～166 頁。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梶山對旅順炮臺的偵察。當時，旅順炮臺已動工1年，本是重地中的重地，而且梶山身邊還有經過營房時由當地協領指派的2 名騎兵，但是，這2 名騎兵竟成了帶梶山進入炮臺內部的向導。反倒是梶山為了避免嫌疑，僅通過目測進行偵察，作出想象圖后附在紀行所帶地圖的一角。①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46 ～247 頁。在第4 期小節中，梶山還以寥寥數句敘述了如何在有事之時奪取旅順炮臺、扼金州地峽的簡單步驟。②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60 ～261 頁。第二，梶山記錄中的相當部分都與宿營駐屯或行軍作戰有關，且這一部分所對應的實際地理位置，還尤其集中在京津即直隸地區。如出渠口鎮向東行2 里許，到吳河的彎曲部，便有適宜大部隊野營之地；在石家坨村入口處，有一小林，同樣適合作為野營地。③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9、20 頁。又如松木坨外或可作戰場，或可為大部隊的宿營地；永平府至魯家莊一段，或可作局部戰斗，或可扼守，或可布營。④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8 ～29、50 頁。梶山不厭其煩地觀察并記錄，據其自述實是因為：直隸東部地區夏季時高粱繁茂，宛如密林。又多潴水，易成沼澤，即是并未如此，也無法布營。到了冬季則塵土飛楊，必定有缺乏營地之患。第二次鴉片戰爭即是明證。因而將適于野營之地標示出來，相信并非是無益之事。⑤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0 頁。第三，梶山在今遼寧省沿海進行偵察活動時，對河流、港口和沿海登陸地等記述頗多。在梶山看來，東北海岸的良港當以營口為第一，大孤山為第二，貔子窩與莊河次之。若以轉運軍需來看，則有大東溝、大孤山、貔子窩、青堆子和莊河五處。在這之中，大孤山即便稱不上是鎖鑰之地，就其地形而言也是易于防守，可設為臨時根據地，或為予積所；貔子窩盡管為潮汐所限，較大船舶無法近岸，卻足以作為部隊登陸地，市街也可設臨時予積場，而且考慮到艦炮的打擊范圍，這一良港應不難奪??；莊河臨海而靠河，本就是輻輳之地。⑥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07 ～208、223 ～224、216 頁。完成對遼南諸城的探偵后，梶山在營口有數日停留，期間除聽老人講述此地沿革外，還對營口近旁地勢和港口出入情況等有所探查；關于提督宋慶正在營建的海岸炮臺，梶山則認為炮臺雖然占據地利，但因尚未完工，故不知其堅否。⑦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286 ～290 頁。在該期小節中，梶山記道：金州至營口間多有適宜布營地，野戰支柱點也較多，雖無暇一一記載，但據圖上所示應能知其地點；能征軍需之地僅有復州、熊岳和蓋平三城，但皆非可守之地，必要之時應置次舍支隊，或設臨時予積所。⑧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302 ～303 頁。

形成對比的是，在梶山于1883年4月28日演說的《鴨綠江紀行》中，卻完全看不出任何軍事元素。對照來看，刪減版在總體上基本只是紀行丁號中的第3 期，在具體細節上大概有15 處刪減。試舉2 例。在刪減版第4 頁有1 句“有數個八旗、綠營、練軍的兵營”⑨『東京地學協會報告』、1883年第1 號、4 頁。，但在紀行丁號中卻明確記道有練軍2000 名，八旗兵1000名；各部分的軍官及其駐地，練軍兵勇的籍貫，甚至連練軍與八旗兵的不合，都有交代。⑩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130 ～131 頁。另外，紀行丁號中的伊集院兼雄，在刪減版第25 頁被微妙處理成伊集院氏，?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155 ～156 頁；『東京地學協會報告』、1883年第1 號、25 頁。個中差別如何無需多言。至此還可以做進一步推斷，在《滿洲紀行》其他幾號和相對應的發表在《東京地學協會報告》上的不同版本之間，應當也存在類似的、去軍事化和去秘密化的刪減，兩類文本在本質上有著不同性格。反過來看也能推定，刪減之處其實恰恰就是日本陸軍在意的部分。

雖然梶山在武官任內的偵察活動是攜帶護照證明的公開出行，且沿途時有地方官員派出的隨行人員在側，但很難否認梶山再一次取得了重要成果。相比于前次日進艦之行，梶山此次偵察活動的軍事指向愈發明顯，這種變化與桂太郎執掌管西局以來的動態完全對應。無論是直隸地區的行軍和駐屯，還是東北南部沿海地區的登陸、攻占和補給，抑或是東北地區主要城隘的要害之處，這些幾乎是與戰爭直接掛鉤的情報信息，梶山全都記錄在冊。另外，梶山不僅有意將中國關內與關外視為兩個相對獨立的地區，在記錄關外部分地區的人口狀況時，還時常就人口來源或民族屬性進行刻意區分。梶山甚至認為東北地區直到光緒元年即1875年，才正式納入中國版圖。①參謀本部編『滿洲紀行 丁號』、183 ～184 頁。

四、結語

參謀本部成立以后，梶山鼎介才作為情報將校受命來華，比第一批派遣者晚了5 到7年。作為駐華武官，梶山同樣并非是第一任。即使是對比情報成果，梶山似乎也很難與福島安正相提并論。但是，作為長期活躍的日本陸軍的情報人員，梶山若不是過于無能，就是過于被忽視。通過本文的考察，應當可以確認后者才是正解。

通過1879年的日進艦之行，梶山不僅刺探到了廈門和漳州等地的布防，也對中國的陸海軍實態有了一定認知。盡管在具體的情報活動中，梶山還相當依靠山口五郎太的人脈，但記載詳細的《南支那紀行》，無疑是當時日本陸軍所能獲得的一份重要情報成果。作為參謀本部設立以后第一批被派出的對華情報將校，梶山扮演了先導者的角色。1880年升任駐華武官后，梶山一方面需要把這一中斷數年的職位撥回正軌，另一方面還在武官任中展開了橫跨中國京津和東北地區的實地偵察。作為情報成果的《滿洲紀行 丁號》雖因其秘密屬性而不為人熟知，但其中滿是軍事考量的情報記錄，既與桂太郎的方針轉換相契合，也是當時陸軍內部有關直隸作戰或“滿洲登陸”等的第一手的資料。而且，除管理情報將校和語學生之外，梶山在剛剛卸任武官的壬午兵變前后，依舊發揮著情報收集的作用。梶山因而也稱得上是第一位切實履行了職能且又有情報產出的駐華武官。

最后還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殊情結起源于三國干涉還遼以后的“臥薪嘗膽”，這一情結經過日俄戰爭的劇烈催化，迅速畸變為“十萬生靈二十億國帑”的國民記憶。但是，梶山在情報活動中所表露出的“滿洲”觀，實際上已經邁出了將東北從中國分割的第一步。就此來看，在以學理作追認的部分東洋史以外，陸軍內部或許本就存在著一條相對獨立的對東北認識觀的構建線索，而這條線索正以梶山及其同時代的情報將校的情報活動為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