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爭史口述內容謬誤的產生原因*
——以抗戰老戰士口述項目為例

★ 葉 銘 薛 剛

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與變革過程中最具歷史及現實意義的社會活動，戰爭中的幸存者也是當今社會成員中對家國情懷、民族存亡、榮譽尊嚴、人性道義有著最深刻記憶和認知的群體，他們的個體記憶不僅是對社會記憶的補充，更是對國家記憶的最好佐證。但目前國內戰爭親歷口述訪談對象幾乎都是高齡受訪者，口述訪談中經常會出現受訪者口述內容與檔案記載有明顯出入，或同一時期同一事件不同受訪者的口述記憶大相徑庭。這種現象不僅影響口述訪談內容的真實性、可靠性及學術價值，也為口述訪談內容的挖掘與研究帶來難度及困惑。分析其產生原因，是判斷和甄別口述內容謬誤的基礎，也是對受訪者最負責任的情感交代。

口述資料本身容易被研究者以及閱讀者所質疑，抗日老戰士口述資料也不例外。有研究者指出，從口述者親歷的歷史真實到口述歷史文本呈現出來的歷史真實之間，要經過三重帷幕的過濾。第一重帷幕就是從口述者親身經歷的歷史真實到口述者將歷史事實存儲為歷史記憶的過程。經過這重帷幕的篩選和阻隔，歷史記憶的真實相較歷史本真已打了折扣。第二重帷幕通過語言將人腦存儲的歷史記憶之真呈現出來，通過這道帷幕的篩選和阻隔，敘述之真與記憶之真之間又有較遠距離。第三重帷幕，來自口述者心境、情緒、動機、信任度、意識形態、政治權力等因素，以及從敘述文本制作到口述文本整理過程中采訪者的主觀因素①左玉河：《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4 期。。應該說，相關研究的確點出口述資料問題的癥結所在，在筆者項目組訪談所得到的口述資料中，也有具體案例。

在長達十年的口述訪談實操過程中，我們就受訪者口述內容謬誤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大量比對和分析，并結合每一位受訪者情況，總結出一些特點和規律，并對其進行評估。

一、主觀因素

（一）社會變革對戰爭性質的影響

戰爭的勝敗是導致社會變革的關鍵因素，戰爭親歷者在這種變革中，必然會受到影響而重新定義和認知所歷戰爭。就抗日老戰士而言，這個過程也給了他們全新的身份屬性及社會角色。這種屬性和角色的變化，必然影響每一位親歷者對戰爭性質的重新審視和自我評判，很多親歷者會下意識地將個人戰爭記憶，有選擇地提取最契合當下社會所能接受和贊許的部分予以強化，甚至夸大或編造，而將記憶中那些他們認為不符合當下社會可接受認知的內容，予以主觀屏蔽或刪除。這種情況在國民黨軍老兵口述內容中最為明顯。

以國民黨軍某師補充團衛生隊女兵張某萍的口述訪談內容為例。張某萍接受訪談之前曾回憶說其年少時家境貧寒且封建保守，重男輕女備受歧視，曾被父母逼迫裹足，但她不甘心做農村小腳女人。當其家鄉來駐軍時，她為逃脫束縛瞞著家人參軍，親歷洛陽保衛戰等慘烈戰役，多次負傷后嫁給一位軍醫，徹底改變了命運。但她在述其當兵緣由時卻說：“我知道日本人打到中國來了，我不想當一個舊社會男人的奴隸，我要當一個新女性，要報效國家，國家興亡不光是匹夫有責，女人也要上戰場！”①薛剛、王立軍采訪張某萍（已故）：2015年1月24日口述逐字稿，采訪地：北京海淀區寶盛里小區，王霄、李彥錦、劉曼整理。從張的口述內容上可以看出，由于其加入的是國民黨軍抗日部隊，在解放后的歷次政審及政治運動中，她一直在強調當初參軍僅是為了逃避舊社會對女性的欺壓，規避加入國民黨軍且談論民族危亡的大道理，是為了減輕來自政治上的壓力。2015年抗戰勝利70 周年之際，她再次接受訪談時，又有意將其參軍意愿從純粹的個人愿望，主觀上修正和定義為符合當時社會對抗日老戰士定義和認知的參軍初衷，這種修正就造成了口述內容前后的不一致。

（二）社會認知對戰爭經歷的影響

社會認知與社會輿論關聯密切。輿論在戰爭的任何階段，始終是引導公眾了解戰爭態勢并作出判斷的主要途徑，尤其戰后的回顧總結與宣揚批判，對受訪人的影響很大。如上升到國家層面弘揚表彰帶有濃重家國情懷、民族大義與榮譽尊嚴等的事件或人物，對于未必親身經歷戰爭或非主流性參與這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普通官兵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精神誘惑。在此情境下，一些老兵在口述中會刻意將個體記憶中并不完整或不真實的內容，努力打造或迎合輿論熱點，以此來拉近個體經歷與輿論環境的距離，提升自我在戰爭中的歷史地位與社會關注度。

以南京保衛戰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某某的口述資料為例。李在回憶南京保衛戰的時候說：“我是粵軍第154 師三營三連普通士兵，上級安排我們死守南京挹江門。因為我們是外地人，剛來的，對南京也不甚了解?！雹谌~銘、張若愚、莫非采訪李某某（已故）：2017年11月16日口述逐字稿（未刊），采訪地：南京市鼓樓區鳳凰三村15 幢，方欣玉、王卓然、王威整理。然而，揆諸史料，李所在的粵師在南京保衛戰駐防及突圍地段在城北紫金山腳下太平門，③譚道平：《南京衛戍戰史話》，南京：東南文化事業出版社，1946年，第75 頁。與訪談中所言城西挹江門相去甚遠。后經多方比對李前后十余年間接受新聞媒體采訪時的表述發現，在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社會關注焦點時，李存在主觀上把自己的見聞融合到個人記憶的可能，以突出其個人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存在感及關注度。即便如此，我們無需否定李在南京保衛戰及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實際身份，但其關于在大屠殺中死里逃生的很多細節是經不起推敲的，這種主觀行為也是口述訪談中常見的現象。

（三）個體身份對戰爭記憶的認知

戰爭的社會構成元素復雜，限于個人角色不同，他們對戰爭的細節會因身份差異而形成記憶和理解上的不同。有關戰爭的口述訪談，對記憶細節的挖掘又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因此不同身份，對細節記憶存在共同性及差異性。共同性在口述內容上基本體現同質化，而差異性既有客觀上的身份差異，也有主觀上的人為差異，后者在訪談內容上體現為自我性及排他性。自我性即強調個體細節記憶的準確性、權威性與唯一性，進而強化自我在戰爭中的身份地位及突出貢獻；排他性則是對其他身份或同類身份的細節記憶予以更正或否認，以此來證明自我身份在細節記憶上的可信性與價值性。這種自我及排他現象的存在，也是造成訪談內容謬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八路軍129 師被服廠老戰士張某某口述訪談為例。張出生于山西襄垣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40年11 歲時因為與地主家少爺打架將對方小腿打折而不敢回家，跑到縣城里靠乞討度日，在縣城里被八路軍某部便衣偵察兵發現，便利用其小乞丐身份讓其幫助搜集敵人據點里的情報。如此，張在懵懂間成為八路軍的小偵察兵。張口述中非?？隙ǎ骸暗谝淮螆绦腥蝿?，我就混到敵人的駐地附近，眼睛一邊觀察心里一邊默數和牢記敵人的數量、武器的位置還有敵人崗樓換哨的時間”，“正是因為我的情報，我們大隊打了一個大勝仗，端掉了敵人的炮樓”，“襄垣縣城周邊的幾個鬼子據點都是我先偵察的，然后再被打掉的，沒有我去不了的地方”，“別的小八路都是兒童團的，也就放個哨站個崗什么的，我可是天天出生入死的”。但當被問及其當兵前是否上過學，是否知道如何分辨日本鬼子和偽軍，能否分得清不同的武器裝備時，張則含糊其辭。在我們梳理其口述訪談時，發現他之所以半年后由偵察兵被安排到129 師被服廠當學徒工，就是因為年齡太小，沒有上過學不識字且不會數數，搜集信息模糊無法作為準確情報導致的。①薛剛、王立軍采訪張某某（已故）：2017年3月9日，地點：西安市未央區西紡村，劉倩倩整理文字稿（未刊）經剖析，這種謬誤產生的原因，往往是對個體身份在歷史地位上過度渲染甚至虛化，進而夸大個人作用造成的。

二、客觀因素

（一）個體記憶被國家記憶替代

新中國成立前后發生過很多重要歷史事件，涌現出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參與重要事件的重要人物的歷史記憶被視為極具歷史價值的國家記憶，他們的思想甚或主宰和引導學術研究、思想潮流及社會輿論。在此情形下，作為戰爭親歷者的“小人物”，會由于諸多因素，將原本真實的個體記憶，依據國家記憶的標準及尺度，不斷自我修訂、調整甚至自我否定。原本那些最能體現戰爭細節、個人情感、社會底層等真實的個體記憶，漸被國家記憶潛移默化地影響，甚至最終被替代。

以國民黨軍老兵漆某某口述訪談為例。漆口述提及：（1938年2月）我在鳳陽縣村里面住，日本人到了以后，我們就逃到鄉下去，躲在鄉下，當時叫“跑反”，就是逃難，等于“難民”?！埃ㄈ哲姡呤庍M莊子以后，老百姓就跑……首先要燒，燒了以后要搶，搶了以后就殺，搞三光政策啊”②葉銘、黎云海、莫非采訪漆某某：2016年9月28日口述逐字稿，安徽省鳳陽縣門臺子烤煙廠，劉曉涵整理（未刊）。。但仔細推敲后我們發現，諸如“掃蕩”、“三光政策”等詞匯，在1938年尚未出現，這些詞匯是戰爭結束后，國家對侵華日軍暴行的定性，使國家記憶取代了個體記憶，這種謬誤讓采訪者及后續的研究者感到困惑，受訪者的口述是否是當時場景的真實記憶，如果不是的話，那么回憶及口述的真實性與可信度都將大打折扣。

（二）社會記憶干擾個體記憶

社會記憶是屬于國家記憶次層面的社會公眾記憶，雖然沒有國家記憶的權威性強，但其表現形式多為社會大眾所喜聞樂見的影像、書籍及自媒體等，故社會記憶因其廣泛性與傳播特點，而擁有良好的社會認知。就戰爭史而言，則體現在史料的挖掘分析、歷史熱點的關注度、非正史資料的傳播及輿論宣傳的需要。在一定的階段和環境下，很容易形成戰爭親歷者的個體記憶與其產生全方位的交叉影響，從而造成個體記憶偏差，在無法以堅定的個體記憶做出準確判斷情況下，進而以社會記憶的結論來改變個體記憶的內容。

以國民黨軍青年遠征軍老兵口述訪談為例。青年遠征軍是1944年國民政府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征兵號召下成立的，其目的是為了加快中國軍隊適應現代戰爭更好的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盡快打通滇緬公路大動脈，贏得中國戰區抗戰的勝利。然而，青年遠征軍招募之際，滇西大反攻已經取得全面勝利，故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此部分青年遠征軍送往滇緬戰區大后方（印度蘭姆伽等地）進行集中訓練，以期將來在本土作戰中發揮作用，這些在印度受訓的青年遠征軍士兵并沒有參加滇緬戰役。但很多老兵在口述中，都或多或少將本已結束的滇緬戰役一些細節混入個體記憶中，以親歷者的口述形式表現出來。這些細節部分源自他們受訓期間參訪過滇緬戰役實地，另一方面是源自受訓期間軍事教官講授的內容。所以，這些細節對于尚未上過戰場且立志殺敵報國的知識青年而言，充滿極大的誘惑性，也以極其強烈的印象植入個體記憶中①作者累計采訪青年遠征軍老兵151 位。。70 多年后的今天，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及中國駐印軍滇緬大反攻等等成為社會記憶的熱點，這種社會化的歷史記憶與已經被老兵們深刻植入的細節記憶，不可避免地產生多重交織，很多老兵便會錯誤的將并未親身經歷的這些細節不自覺地帶入個體記憶中。在接受口述訪談時，他們便將這種原本是被動接受的細節記憶，當作自己的親歷感受呈現出來。這種客觀謬誤的出現有的是老兵口述中的機能性失誤，有的是被輿論環境所挾持。

（三）個體記憶受群體記憶所影響

群體記憶是親歷者同屬性群體的共同記憶，對個體記憶起著最直接最具體的記憶補充作用，有著顯著的空間性和時間性。然而群體記憶并非群體內每個個體的親身經歷，其產生的原因是源于群體內部對某一共同話題、共同認知、共同情感的共鳴。這種共鳴在戰爭時期是很容易被加強、放大與演繹，久而久之此共鳴被植入個體記憶，形成被固化卻并非真實的個體記憶，而當這種記憶被喚醒時，卻以個體記憶形式表現出來，其群體記憶的烙印反被忽略，造成某些口述的謬誤。

以解放戰爭初期新四軍北上進入山東為例。很多親歷過新四軍北上的老戰士都會講到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新四軍的官兵大多是長江以南地區的南方人，剛到山東的時候因為風俗習慣的差異鬧出了笑話。開飯的時候因為飯盆不夠了，自己跑到老鄉家借飯盆，但老鄉家沒人，看屋外窗戶下面有個陶盆，也沒多想就拿去盛飯，結果吃飯的時候發現盆里一股子尿騷味兒?！蔽覀冊诓稍L北上的新四軍老戰士時，他們基本都會說這事自己親歷過。經核，這個趣事確有發生，部隊還曾將其作為典型案列用以教育廣大官兵注意關照軍民關系。這個案例因其相當的戲劇性和幽默性，為北上新四軍官兵熟記且在群體內廣泛傳播，久而久之這個歷史細節被固化為群體記憶，出現在老戰士晚年的口述中，成為個人親歷的個體記憶②作者參與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抗日老戰士口述史資料搶救整理》累計采訪新四軍老戰士367 位。。而當初這個細節的真正親歷者到底是誰、有多少人親歷過等等，已經完全不可考，口述內容的謬誤也就因此產生了。

綜上所述，口述訪談中受訪者的思想境界、內心活動、歷史認知、社會環境、輿論宣傳等等都是口述內容產生謬誤的主觀因素，因為這些因素而出現善意的、無意的乃至惡意的謬誤，都是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時真實心理的體現，這種體現應當視為口述訪談的一個正常狀態和心理行為，其口述訪談同樣具備真實價值及現實意義，也為口述內容后續的梳理與研究提供了更細致、更嚴謹的要求。

三、謬誤的結果與評估

正如左玉河先生在《歷史記憶、歷史敘述與口述歷史的真實性》文章中闡釋的，從口述者親歷的歷史真實到口述歷史文本呈現出來的歷史真實之間，經過三重帷幕的過濾、篩選和阻隔，已經對歷史本然之真打了很大折扣。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這些謬誤是每一位口述史工作者應該認真對待的問題。

（一）受訪者個體的影響因素與處理方法

以項目組在資料獲取與處理為例。在老戰士口述資料的獲取方面，由于本項目訪談對象幾乎由志愿者完成，特別是國民黨軍老戰士口述采訪，幾乎完全依靠民間力量，其身份缺乏權威認證。如此一來，所獲取的老戰士口述資料真實性與價值就會打折扣，加之受訪者人數眾多資料整理人手少，對口述資料的甄別遇到的困難與問題更多。項目口述文字稿的整理工作，涉及方言、口音等問題，整理情況也較為復雜。有學者對口述資料的整理提出建議，在口述逐字稿的整理上無需多加工，除去掉語氣詞、重復詞匯外，可以保留口語化內容，保持其原生態特性。還有學者指出口述資料整理方法的第一步是檔案化的初始，即以錄音、錄像為底本，如實抄錄，整理出逐字稿；第二步是口述的編輯稿，即對全本或節選本進行形式上的修飾，比如對口述中聽不清的人名、地名添加注釋與說明。對檔案無法查證、與現存資料不符、與政治環境相違等整理難點，需要整理者對口述內容背景知識、牽涉人物之間關系、相關事件進一步了解。同時注意文稿、文字的處理方式，對不明白的地方進行校注說明。但是，限于參與整理人員的興趣與知識水準，最終呈現出來的逐字稿與編輯稿仍有大量需要修改注釋之處。囿于項目組人手受限，校注工作存在很多疏漏。因而，抗日老戰士口述資料整理進展緩慢，整理成文的資料也存在許多差強人意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規范性的整理可以有效避免上述問題。①參見陳墨：《口述歷史門徑（實務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4 ～304 頁。

口述資料的真實性無法保證，但并不意味著口述資料一無是處。在口述資料的獲取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減少干擾其真實性的因素，增加口述資料的驗證，以增強口述資料的真實性。此外，口述資料本身也可以作為研究對象，特別是真實性存在問題的資料，不但可以驗證這種真實性問題的生理性或是心理性屬性，也可以分析資料出現問題的原因，特別是分析受訪者提供虛假信息的心理原因。

在老戰士口述資料中，比較常見的是出現年代、部隊長官姓名或者地名的錯誤，有些錯誤是整理者不熟悉相關背景知識造成的。以老戰士何璧的口述資料為例?！?938年2月8日，貴陽被日本大轟炸，飛機到龍里，我向保安司令部機組發了警報。后我被調到99 軍軍部，當時軍長叫張一能。后99 軍開赴廣西昆侖關作戰，我們徒步從貴陽到柳州?！雹谌~銘、薛剛、黎云海、曉芳采訪何璧：2016年11月10日故事稿，地點：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區，張領先整理（未刊）。經查閱史料發現，時任99 軍軍長是傅仲芳，張一能在1944年才擔任99 軍副軍長。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記憶差錯呢？除了受訪者因年齡原因記憶衰退導致外，也要考慮到機能性失誤的可能性。所謂機能性記憶失誤，“不僅包括想不起來或錯記漏記，還包括不由自主地張冠李戴和言不由衷。這里所謂的言不由衷，與故意謊言騙人完全無關，而是：心里想到的是A，口里說出的卻是B，說話者自己并無意識，自然也就無法控制?！雹坳惸骸犊谑鰵v史門徑（實務手冊）》，第264 頁。此外，人總是會對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存在記憶。昆侖關大戰和1944年離開部隊擔任鄉長，是何璧人生中的兩件大事，他極有可能將1944年批準他離開部隊的副軍長張一能的名字無意識地鑲嵌在1939年他參加的第一次昆侖關大戰的記憶中，造成口述錯誤。

有些老戰士在口述中作了相對不真實的敘述，是為了掩飾自己不光彩的經歷。例如老戰士李某某在接受訪談時聲稱：“1937年在北京29 軍38 師，修械所就在那兒。以后我又到天津，跟我的老師長干了一會兒?！碑敱粏柤霸谛扌邓蘩順屝敌吞枙r，他回答“重武器，一般的槍我不修”，“重機槍輕機槍都是我修”。當采訪者出示“三十節”以及“民二四”兩種重機槍圖片時，老人卻不能分辨出來。在被詢問29 軍軍械所具體位置時，他先說在北京南苑，后說在安定門，又回答在南苑，表述語焉不詳。在被詢問是否經歷“七七事變”時，回答：“當時在（北京）的，我們也不參與?！敝笥终f：“在北京住了一年多，調到天津又去住了一段時間。到北京時盧溝橋還沒打仗，那時是春天。在北京住了七八個月，到天津盧溝橋還沒打仗?！碑敱蛔穯枴捌咂呤伦儭北l時的準確駐地，得到的回答是“在天津”。采訪人詢問從北京撤出后的駐地，李回答說在湖北南漳直到抗戰結束。由于受訪者的敘述有明顯問題，采訪人多次追問其在1940年后行蹤，李回答：“（孫良誠是）綏靖主任。長得魁梧，人好，人不錯。對我很好”，“（在開封）住了好幾年，大概兩年?！痹陂_封所穿的軍服是綠色的。①薛剛、葉銘、王煜采訪李某某：2017年1月14日口述逐字稿，地點：江蘇淮安市南昌北路老年公寓，王煜整理（未刊）。綜合分析，李之所以語焉不詳意在隱瞞：他早年只是修械所所長的勤務，并沒有修理過軍械，張自忠將軍陣亡后，他跟隨所長去開封投奔孫良誠后做了偽軍。李對于自己的經歷其實很清楚，因不愿面對自己偽軍經歷，故而在訪談過程中不僅抬高自己的作用，還給出含糊的、甚至是刻意誤導的答復。

對于類似存在明顯錯誤的問題，除追問外，也要考慮受訪者的接受程度，采取一定的訪問技巧。例如：訪談前志愿者對老戰士王某獲取的基本信息是，他隸屬于國民黨第25 軍40 師120 團。這支部隊打響了“皖南事變”的第一槍，且在事變中損失很大。訪談中受訪者被詢問入伍時間，得到的回答是1939年。在采訪人詢問所在部隊是否與新四軍發生過沖突時，受訪者明顯感到采訪人的詢問意圖，聲言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軍與新四軍是友軍，沒有發生過沖突，表現出對此類問題的本能抵觸情緒。于是，采訪人轉向詢問其他問題，受訪人慢慢放松警惕，當采訪人突然問“你們抓到新四軍戰俘如何處理？”受訪人下意識地回答“我們也優待?！辈稍L人立刻追問“在哪里抓到的新四軍？”受訪人回答“在涇縣茂林?！甭燥@尷尬后，受訪人打開了封閉的記憶之門，很配合地回答了采訪人提出的相關問題。需要說明的是，在此輪問答中，雙方誰都沒有提及“皖南事變”這幾個字。②齊春風、葉銘、莫非采訪王某：2016年8月18日速記稿，地點：南京市建鄴區萬福院敬老院，葉銘整理。適宜的訪談技巧可以避免一些敏感的字眼，避免受訪人在敘述中形成故意地遮蔽或掩飾。

（二）對檔案史料的影響與對策

在口述訪談中，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受訪人所談及的內容，要么在相關資料中沒有記載，要么相關資料由于種種原因沒有開放，無法得到確證。面對這種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采用旁證法，即在訪談中遇到與相應受訪者在同一單位或者關系較為親近的人進行求證，以解決相關疑惑。以老戰士張某某的口述資料為例。

抗戰結束后，張曾在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做情報工作，“我們這個科作為一個編撰報告科，需要編撰的資料有兩種，一種叫動態，就是戰場的現實動態，當天的動態，部隊的動態，前后邊的動態，叫動態情報。我們是動靜態情報綜合性的，包括共產黨的黨政經措施，包括社會活動等。這些情報資料，我們每天在二廳編的一個情報資料，叫《匪情》，土匪的‘匪’，叫《匪情》。這個《匪情》資料包括動態科把前線部隊作戰的雙方態勢，附著圖，我們然后就研究后方的情報資料，綜合起來，發表一個《匪情》，不多，大概十幾二十頁，每天一份。這個《匪情》是最機密的。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得到的，要處長以上的或者主管部門的，一般的參謀看不到的，包括蔣介石的侍從室啦，部長辦公室啦，還有幾個廳長啊之類，其他的恐怕處長以下都不太知道的?！彼能娦Ｍ瑢W要看，他雖然覺得此人有問題（可能是中共），但還是交給他看了。③張連紅、齊春風、葉銘、莫非采訪張某某：2016年7月19日逐字稿，地點：江蘇南京市興都花苑，藍梓銘整理（未刊）。作為國民黨軍情報核心的二廳，紀律如此廢弛，毫無“敵情”觀念，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其后，我們在安徽訪談到也在二廳工作的老戰士費某，他依稀記得張某的名字，但是兩人1949年之后沒有聯系過。他回憶“陸軍司令部由昆明遷南京受降，陸軍總司令部改為國防部，我們隸屬于二廳三處，處長是紐先銘，瘦瘦的，對人很友善?？梢哉f野戰部隊每前進一步集團軍這個層級都會和我們有聯絡?！薄爱敃r二廳三處里有位秘書叫周行之，負責收發文件，我倆關系非常好，我們撤離到上海以后，周行之勸我不用再逃了，他可以保證我們安全，因為據他聲稱他哥哥是共產黨的飛行員。我當時并不清楚他的真實身份就沒有聽從?！雹苣?、葉銘、雷曉凡、裴源訪費某：2016年9月14日故事稿，地點：安徽省全椒縣，雷曉凡整理（未刊）。在費某的口述中，與張某類似的經歷同樣上演，而且費某、張某都沒有向上級匯報，張某后來更是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兩位同在一個單位的老戰士，他們的口述資料中有如此相似的經歷，能夠判定兩位老戰士相應的口述資料的真實性，該記憶的合理性也得到解決。不過，由于種種因素，能夠訪談到在同一個單位有共同工作經歷的老戰士概率較小，但這樣的驗證方法卻頗具意義。

四、余論

經過數年的訪談，我們從受訪老戰士處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信息，不僅理解了老戰士口述訪談中存在的問題，同時也摸索出一些適應抗日老戰士口述問題的處理方法。絕大部分老戰士的口述與現有檔案資料能夠相互印證，盡管老戰士們都已年逾九旬，許多細節仍然鮮活地保存在他們的記憶中。無論是主觀還是客觀原因造成的老戰士記憶錯誤與口述謬誤，都應歸因于歲月流逝、人生跌宕與社會變革，而不應以此來否定或質疑老戰士的口述價值及其真實性。這種謬誤的產生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或邏輯關系，而是夾帶著各種歷史背景、社會關系、人文體系及情感牽連。這些問題的存在也提醒我們，如何以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來分析、判斷及修正這些謬誤。正如左玉河先生所言：總之，記憶是口述歷史的核心?？谑鰵v史以訪談方式將流動的記憶固化為音像口述史料，實現了流動記憶的外化、固化和物化。記憶的外化、固化是通過口述訪談實現的，口述訪談則以當事人的回憶方式展開，而回憶又是由記憶中介喚起的。當事人通過記憶中介喚起“過去”的記憶，呈現“當下”建構的記憶。當下建構的記憶是以真實存在的記憶為基礎的，故包含著部分的真實?；貞洷举|上是“當下”對“過去”的建構，口述歷史就是發掘和保存建構性記憶的過程。當下建構的記憶必然是有誤差的記憶，口述歷史又是減少和矯正誤差的工作，是保存記憶、對抗遺忘的工作。既然記憶和遺忘都是社會選擇的結果，那么口述歷史視野下的記憶和遺忘必定是選擇性記憶和選擇性遺忘。面對創傷性記憶，口述采訪者必須堅守倫理底線，尊重當事人的遺忘選擇。①左玉河：《固化、中介與建構：口述歷史視域中的記憶問題》，《史學理論研究》2021年第5 期。

抗日戰爭勝利迄今已經70 多年了，抗日戰爭研究應該走向更全面、多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新領域。從新軍事史層面，運用軍事社會學理論知識，利用現有的檔案文獻資料以及老戰士口述資料，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人的戰地生活，不但可以豐富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也可以從多角度、多側面全面看待抗日戰爭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