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繹中國兵學史研究的主旨、主線與主題
——《中國兵學通史》評介

★ 商海燕

所謂“兵學”，指的是中國歷史上探討戰爭基本問題、闡述戰爭指導原則與一般方法，總結國防與軍隊建設普遍規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學說。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繁，兵學典籍數量眾多，論兵之作更是汗牛充棟、數不勝數，兵學家的思想如夜空的星辰，在歷史的天幕永恒地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黃樸民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軍事歷史與古典兵學研究，對兵學研究的困境和突破之道有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他多次撰文，呼吁更多學人關注軍事歷史和古典兵學研究。他身體力行，在軍事歷史和古典兵學研究領域勤耕不輟，成果豐碩，當之無愧地成為當代中國在古典兵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2018年，黃樸民教授領銜承擔了“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兵學通史》的編撰工作。參與通史撰著的學者，大多具有軍事學和歷史學的復合知識結構，并且長期從事軍事史和兵學研究，這為《中國兵學通史》的寫作提供了堅實基礎。經過4年的努力，該書現已由岳麓書社正式出版。全書分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等7 卷，300 余萬字。該書以古典兵學為研究對象，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玄鉤要，燭隱探微，在體系完備性、學術前沿性、方法創新性、論述深刻性等方面，突破兵學研究中的僵化模式與平庸論調，具有別開生面的學術建樹與理論價值?！吨袊鴮W通史》的出版，不僅是黃樸民教授和該書作者團隊在中國古典兵學研究的一個重大突破，更是中國兵學研究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要成果。

一、《中國兵學通史》以思想發掘、學術創新、古為今用為主旨

（一）中國古典兵學思想的發掘?！吨袊鴮W通史》作者對中國古典兵學的重要地位和價值有深刻的認識，該書“總序”中開宗明義地專門論述了“軍事歷史和兵學思想的地位與價值”，并指出，“各個領域深層次的歷史都是思想史，思想史研究是歷史研究的最終歸宿”。兵學思想是中國軍事史靈魂與核心之所在，是具體軍事問題的高度抽象，是軍事發展規律的普遍揭示，是豐富多姿、異彩紛呈的軍事文化現象的精神濃縮和哲學升華。

《中國兵學通史》的首要任務是對中國古典兵學思想的發掘。該書對中國兵學發展的時代背景、基本內涵、演變軌跡、主要特征、表現形式、重要地位與文化影響等，加以全景式回顧與總結；在此基礎上，重點考察與揭示中國歷史上的代表性兵學著作、諸子論兵之作以及經書史傳所蘊含的兵學思想要義及其對中國兵學文化發展的卓越貢獻；并對影響與制約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裝備、軍隊編制、作戰樣式、軍事訓練等，進行必要的梳理與剖析。正如作者所言：“我們的初衷，是要梳理中國古代兵學產生、發展及演變的歷史軌跡，總結中國古代兵學的主要成就，揭示中國古代兵學的基本特征，闡釋中國古代兵學的文化價值?！?/p>

（二）兵學研究的學術創新。創新是學術的本質和靈魂。學術創新必須基于科學的理念和方法，敢于突破固有的觀點和理論?！吨袊鴮W通史》的寫作努力在思維模式、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開辟新的道路。具體地說，一是對兵學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科學而清晰的界定，確立起兵學研究的主體性，樹立問題意識、自覺意識，使兵學研究的獨立性得以完全體現；二是在繼續加強兵制史、兵書研究的同時，加強對軍事技術、作戰方式、陣法戰術、兵要地理等相對薄弱領域的研究，使兵學研究均衡發展，既獨立推進，又互相促進；三是變傳統的研究以軍事人物思想和兵書典籍為主導，為以研究戰法與思想共生互動為宗旨；四是注重對兵學思想階段性特點的概括與揭示，真正把握兵學思想與文化的歷史演進趨勢和個性風貌。

《中國兵學通史》寫作過程中，在尊重歷史、注重史實的基礎上，運用階級分析的、歷史的、邏輯的、比較的方法，對歷史人物在兵學思想史上的作用、地位，給予客觀辯證的分析，不因人廢言。以宋代兵學為例，這一時期是繼先秦之后古典兵學發展的第二個高潮，作者關于“崇文抑武”的時代背景、文人論兵的興起、兵學儒學化等問題的論述，以及對兵學與國家戰略、將帥選任以及軍事技術演進的互動，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反映了作者在學術創新上的努力與追求。

在充分運用以上研究方法的同時，作者盡可能借助于軍事的范疇、概念與方法，注重從軍事的角度考察問題、解決問題。以歷史上著名的韓信破趙“背水一戰”為例，過去的研究大多只關注到軍心士氣問題，認為韓信之所以部署背水陣，是為了激發士兵的戰斗意志，置之死地而后生。本書作者從變易主客和攻守轉換來分析，給予了新的解釋，深化了對“背水一戰”的認識。

（三）研究兵學，古為今用，為當下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美國軍事學者杰弗里·帕克指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戰爭方式和軍事傳統，而軍事傳統具有“驚人的連續性”，原因在于“古代的理論家和現代的戰爭實踐者們都確信過去的教訓能夠而且應當影響當代的實踐”。①［美］杰弗里·帕克：《劍橋戰爭史》，傅景川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 頁。這種軍事傳統的連續性，就是古典兵學研究以古鑒今的邏輯起點。

《中國兵學通史》作者指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如果不尊重自己的悠久軍事文化傳統，不善于從以往的軍事歷史中借鑒得失，獲得啟迪，那么就難以擁有與理解完整的歷史，就沒有資格侈談什么軍事理論創新，也不能建立真正有價值的戰略學、戰術學、軍制學，遑論在世界大變局中確立自己的地位，施展自己的影響。兵學研究有強烈的經世致用意識，兵學史的研究不單是純學術的探索與詮釋，研究者應始終立足于當代，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貫通，致力于從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尋求有益的啟示。

該書作者在充分肯定古典兵學的思想價值的基礎上，立足于當代的立場，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貫通，致力于從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中尋求有益的啟示。在強烈的古為今用思想指導下，其寫作不僅具有理論層面上的學術價值，更具有實踐層面上的為國防和軍隊建設和現實軍事斗爭提供借鑒的現實意義。

二、《中國兵學通史》以“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為主線

兵學通史應當如何寫作？中國思想文化學者朱漢民先生說：“思想史寫作不僅是一種歷史知識的敘述，還是一種思想傳統的建構?！雹趨⒁娭鞚h民：《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文化自覺》，《社會科學》2021年第7 期。思想通史的撰著不是簡單地羅列人物思想和典籍的內容，而基于某種觀念、方法和理論，對思想史進行貫通性解析和整體性呈現。

兵學思想的研究大體有歷史、軍事、社會文化三種路徑。劉澤華教授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強調在“思想與社會的互動”中把握思想和思想史的脈絡，開創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南開學派”?！吨袊鴮W通史》的寫作借鑒政治思想史的這種研究方法，博采歷史、軍事和社會文化三種研究路徑之長，關注“戰法與思想的共生互動”，確立了“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的主線與結構。該書作者在“總序”中稱：“必須積極嘗試研究角度切入點的重新選擇，轉換習以為常的研究范式，改變陳陳相因的研究邏輯。具體地說，就是實現研究重心的轉移，將以研究軍事人物思想、兵書典籍理論為主導，變為以研究戰法與思想共生互動為宗旨?！痹摃?，堅持軍事的視角和歷史的方法，始終圍繞“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這一主線與結構展開論述。

恩格斯指出：“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于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于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于軍事目的并且已經用于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雹佟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7 頁。恩格斯指出了武器和技術的發展對于戰爭和軍事思想的重要性。英國軍事學者富勒認為：“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不能不引起條件的變化，而條件的每次變化又都會要求軍事原則應用的變更?！雹冢塾ⅲ軯. F. C. 富勒：《裝甲戰》，周德等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第113 頁。

以先秦兵學為例。西周時期，軍隊主要有車兵和步兵，車兵是貴族，步兵是平民。當時的戰爭是貴族的戰爭，作戰以車戰為主，兵器主要是青銅兵器。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鐵兵器普及，弩機的出現，普遍兵役制的推行，戰爭區域的擴張，導致了車戰的衰弱和步戰的興起，步兵成為主要兵種，戰爭形態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與之相應，兵法理論從古司馬法的“以禮為固，以仁為勝”③《司馬法·天子之義》。演變為到《孫子兵法》的“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④《孫子兵法·軍爭篇》。。

《中國兵學通史》以“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為主線與結構，這樣的研究思路符合軍事與兵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和自身邏輯，凸顯了兵學思想的主體性和兵學通史的軍事特質，為兵學通史的寫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思路和理論框架。正如該書“總序”中所說，“按照這樣的結構考察兵學思想的產生與發展規律，就可以真正揭示出兵學思想歷史演進的基本規律與終極動因，對中國歷代兵學思想的文化更新序列做出正確描述”。

三、《中國兵學通史》以“還原兵學家的問題意識”為主題

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是根據時代需要對重大時代問題的理論應答。優秀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是在鮮明的問題意識引領下取得的。

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時代主題。兵學家的思想不是憑空臆想，不是文字游戲，而是對時代問題的思考與回應。其回應時代的力度，思考問題的深度，決定了其在兵學思想史上的高度。還原古代兵學家的問題意識，探討其兵學思想的發生、發展與演變，探討其兵學思想的內涵、特征與成就等，便成為當下兵學研究的主題和重點?！吨袊鴮W通史》的寫作，把“兵學主題”作為研究的重心，“區別不同時期兵學思想的鮮明特征，探索產生這些特征背后的深層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原因，觀察和說明該時期兵學思想較于前人傳承了什么，改變了什么，增益了什么，和對后世有什么影響，以揭示和深化不同時期兵學主題為中心，以點帶面，提綱挈領，從而把握兵學思想的歷史演變和時代風貌，把握兵學思想研究的關鍵”。

概括地講，中國古典兵學萌芽于夏商周時期，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獨立的學術理論體系，充實提高于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時期，豐富發展于兩宋以迄明清時期，直至晚清讓位于近代軍事學。

先秦兵學經歷了兵學萌芽、發展與初步成熟、首次繁榮的過程，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國古典兵學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先秦兵學時間跨度大，兵學演變過程復雜，作者將先秦兵學分為古史傳說時代的兵學、夏商西周三代的兵學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的兵學幾個階段。其中，作者關注的是“古司馬兵法”到《孫子兵法》的演變，把握了這一轉變，就把握了先秦兵學的重點與關鍵。

秦漢兵學，作者將其時代特征歸納為帝制時期“大一統”的精神，概括精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兵學著作《黃石公三略》，其兵學主題與先秦兵學大異其趣，“《黃石公三略》是大一統兵學，這一主題與先秦兵學不一樣。先秦兵學講的是奪天下、取天下的問題，而《黃石公三略》講的是安天下、治天下的問題”。與先秦兵學側重于理論創新有所不同，秦漢兵學更多體現為兵學思想的系統梳理和文化總結。具體地講，秦漢兵學的重心實現了三個顯著的轉變，即由“爭天下”“奪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的轉型，由以作戰指導為中心向以治軍建軍為側重的過渡，由兵儒相分向兵儒融匯的嬗變。

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是中國兵學思想發展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兵書數量少，戰爭頻繁，兵學思想主要體現于戰爭實踐之中。在大分裂、大動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為了適應戰爭需要，加強了對兵權的控制，軍隊建設思想和軍事謀略思想都有很大發展，兵學思想更加注重實用主義的導向。隋唐時期的兵學思想，在系統總結前人兵學成果的基礎上，注重汲取新的實戰經驗并有所創新，體現出道、兵、儒思想交融、注重實用、銳意進取的時代特征，在注解《孫子兵法》、總結戰爭經驗、詮釋兵學范疇等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

宋代兵學是繼先秦兵學之后中國古典兵學發展的又一個高潮，其繁榮主要體現為：武學的興起，系統規范地培養專業的軍事人才，并使之成為定制；頒定“武經七書”，作為武學的官方教材；兵書分門別類，更加專業化，等等。但是，在“崇文抑武”治國方略以及“文人論兵”思潮之下，兵學儒學化傾向嚴重，創新性不足，在總結火器初興條件下新的戰術戰法、指導戰爭實踐方面未能發揮應有作用，兵學在文獻繁榮的表象之下蘊含著衰落的危機。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典兵學發展的最后一個時期，明朝中后期至清初，出現了中國古典兵學發展的第三次高潮。這一時期，兵書數量眾多，有些兵書在兵學文化上也頗有建樹，表現為重視具體的軍隊戰術要領總結，如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出現了論述海防問題的兵學著作，如鄭若曾《籌海圖編》。明代還引進了佛郎機、紅衣大炮等西洋火器，火器的廣泛運用催生了新型戰法，如孫承宗《車營叩答合編》。傳統兵學轉型迎來難得的機會，但王朝更替打斷了這一轉型進程。清代兵書數量不少，但兵學在西方軍事理論引入前，并未有實質性發展和突破。清代后期西方軍事理論引入后，傳統兵學逐步讓位于近代軍事學。近代，傳統兵學并未銷聲匿跡，兵學家對古典兵學的研究與思考，主要體現為：對古典兵學價值的反思與重估，對兵學觀念和原則的重釋，以及對兵學體系與框架的重構。

縱觀中國古典兵學的發展歷史，有高潮有低谷，有繁榮有沉寂?！吨袊鴮W通史》的寫作，不因形式統一而強求各卷的均衡，“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在各卷中，先秦卷、宋元卷、明清卷字數居多，與中國古典兵學發展的三次高潮正相對應，客觀反映了古典兵學的發展狀況。各卷作者對不同歷史時期兵學主題與階段性特征的歸納，切中肯綮，立體地、多角度地還原了兵學家關注的問題意識，在此基礎上，系統梳理了古典兵學的思想精華、發展脈絡和演變軌跡。

《中國兵學通史》的出版，有助于加深人們對中國兵學思想的發展演變、精華要義及其文化價值的認識和理解，對于推動中國古典兵學研究乃至軍事史研究、繼承和弘揚古典兵學文化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對于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乃至現實軍事斗爭亦可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應當指出的是，該書所采取的“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兵學理論”的研究思路，關注兵學與戰爭的互動關系，符合軍事與兵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與研究邏輯，對于軍事思想研究提供了具有普遍的方法論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