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心理虐待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關系：成人依戀的中介作用

李昱汝，張珊珊，王婧怡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 職業教育學院，天津 300222）

1 問題提出

自戀型人格障礙（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是當代社會較為常見的一種人格障礙，其基本特征是以自我為中心。自戀者往往具有夸大自己的才能和成就、認為自己獨一無二、幻想自己擁有無限的權利、共情能力缺乏等特點。[1]研究認為自戀型人格障礙是社會適應不良的體現，患者在人際關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壓力，在社會交往過程中也會給他人帶來痛苦和困擾。[2]人格圖式理論指出兒童期的關系經歷塑造了個體的個性化人際關系圖式，并進而影響其人格或人格障礙的發展。[3]可見，人格障礙可能源于個體早年的不恰當人際關系經驗。因此，對大學生的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影響形成機制進行實證探究，對于探尋自戀型人格障礙的預防措施與干預路徑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有研究指出自戀型人格障礙與個體兒童期的受虐待經歷有關，[4]目前較為主流的兒童虐待分類將其分為身體虐待、性虐待、心理虐待和忽視等四種。[5]其中，心理虐待（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又被稱為情感虐待，其定義是：監護人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對兒童采取不恰當的教養方式，如對兒童的蔑視、孤立、驚嚇、忽視兒童情感需要等。[6]Goltermann 等人指出心理虐待對兒童的記憶、注意、言語、執行控制等能力發展均產生嚴重的損害。[7]更有研究假定兒童心理虐待與自戀型人格障礙最為直接相關。[3]然而，回顧以往文獻發現兒童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之間的關系研究卻比較匱乏，并且結論不一。一方面，有研究發現兒童心理虐待是導致自戀型人格障礙的風險因子。例如，Duval 等人研究發現，早年遭受過心理虐待的個體在成年期患自戀型人格障礙的幾率更高。[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顯示兒童心理虐待與自戀人格障礙之間并沒有明顯的關系性。[9]因此，兒童心理虐待是否是導致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風險因素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此外，心理虐待的施虐者多為兒童的監護人（如父母），兒童在與其相處的過程中會形成穩定持久的情感聯結，即成人依戀（adult attachment）。[10]依戀理論指出，童年期的依戀經歷會在個體成長的過程中形成個體獨有的內在心理表征，如果在成長過程中原本的親子互動模式沒有發生改變，那么將會影響到個體成年后對親密關系的建立以及人格特質的形成。[11,12]張文娟等人的研究顯示，人格障礙與成人依戀顯著相關，不良的依戀經歷對人格障礙的形成具有顯著預測作用。[13]現查閱以往文獻得知，兒童期心理虐待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14]而成人依戀則對B 群人格障礙（包含反社會型、邊緣型、表演型和自戀型人格障礙）有正向預測作用。[15]因此，本研究假設成人依戀在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以天津市某高校學生作為被試，以班級為單位發放問卷598 份，共計回收有效問卷520 份，有效率為87.0%。其中，女生238 人，男生282 人；獨生子女205 人，非獨生子女315 人；城鎮戶籍328人，農村戶籍192 人。有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被試為91 人，無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被試為429人。有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被試中，女生34 人，男生57 人；獨生子女31 人，非獨生子女60 人；城鎮戶籍36 人，農村戶籍55 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兒童心理虐待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Scale，CPMS）

本研究采用由潘辰、鄧云龍等人修訂的兒童心理虐待量表。[16]共23 個條目，分為5 個維度：恐嚇、忽視、貶損、干涉、縱容，評分越高代表遭受過的心理虐待越嚴重。使用五級評分法（“0”代表“無”，“1”代表“很少”，“2”代表“有時”，“3”代表“常?！?，“4”代表“總是”）。該量表在修改指導語后，用于測量大學生回顧性的（18 歲之前）兒童期心理虐待。例如：此問卷調查的是18 歲之前，你的撫養者（一般是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等）可能對待你的行為，請根據行為的嚴重程度做答。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4。

2.2.2 成人依戀量表（Adult Attachment Scale，AAS）

本研究采用杜江紅、王華昕等人修訂的成人依戀量表。[17]由18 個題目組成，包括依戀焦慮（6個題目）和依戀回避（12 個題目）兩個維度。采用五級評分法，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兩個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0 和0.73。

2.2.3 人格障礙診斷量表（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PDQ-4+）

本研究采用楊蘊萍等人修訂的PDQ-4+ 量表中的自戀型分量表進行測量，[18]該分量表共10題，“1”代表“是”，“0”代表“否”。PDQ-4+ 對人格障礙的診斷有較高的靈敏度和較低的特異度，適合作為人格障礙傾向的研究工具使用，同時PDQ-4+ 與 DSM-Ⅳ中人格障礙的診斷和分類標準相對應，即陽性劃界分為4 分或5 分，本研究陽性劃界分取5 分。參照相關做法，[19]總分≥5 的劃分為陽性記為1，不是為陰性記為0。

2.3 統計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22.0 處理數據。使用χ2檢驗計算樣本中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檢出率；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不同人口學特征在具有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樣本中的差異；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是否具有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大學生在心理虐待和成人依戀上的差異；基于前面的分析，選取在組間差異比較中差異顯著的變量，對大學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兒童心理虐待和成人依戀進行相關分析，并用Hayes 編制的PROCESS宏程序對數據進行中介效應分析。[20]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研究結果

3.1 大學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狀況分析

在520 名大學生中，存在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人數為91 人，陽性檢出率為17.50%。χ2檢驗顯示，大學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在戶籍、是否獨生子女的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戶籍：χ2=0.329，P＞0.05；獨生子女：χ2=1.094，P＞0.05）。但在性別上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χ2=3.275，P＜0.05），即存在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男生比率明顯高于女生比率。

3.2 自戀型與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在心理虐待、人格依戀得分上的差異比較

對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和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在兒童心理虐待及其各維度、成人依戀的得分上進行差異比較。結果如表1 所示，除縱容維度外，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在心理虐待及其各維度方面的得分顯著高于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在依戀焦慮方面的得分顯著高于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而在依戀回避維度上二者無顯著差異。此外，由于心理虐待量表及其各維度得分較低，故通過偏度和峰度檢驗對其進行正態檢驗。數據偏態系數（skewness）取值介于 0.97 ～ 2.43之間，峰度系數（kurtosis）取值介于 0.41 ～ 2.57之間，表明數據符合正態分布假設，適合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表1 自戀型人與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在心理虐待、成人依戀上的差異（n=520）

3.3 心理虐待、成人依戀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相關分析

基于前面的分析，選取在組間差異比較中差異顯著的變量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兒童心理虐待及其各維度與依戀焦慮呈顯著正相關，兒童心理虐待及其各維度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呈顯著正相關，依戀焦慮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呈顯著正相關。

表2 心理虐待、成人依戀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間的相關分析

3.4 成人依戀在心理虐待與大學生自戀人格障礙傾向之間的中介作用

根據PDQ-4+ 的診斷和分類標準，將總分≥5的劃分為陽性記為1（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1），不是為陰性記為0（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0）。[19]因此，從人格障礙診斷的分類標準來看，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更適合作為二分變量。故采用PROCESS macro 對依戀焦慮在心理虐待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1，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0）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分析。[20]Logistic 回歸分析表明：依戀焦慮對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b=0.32,se=0.15, z=2.05,p＜0.05）；心理虐待對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c’=0.55,se=0.21,z=2.61,p＜0.01）。另外，線性回歸分析表明，心理虐待對依戀焦慮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a=0.36,se=0.06,t=5.85,p＜0.001）。

同時，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進行中介效應檢驗，重復抽取1000 次。結果表明，依戀焦慮在心理虐待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的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為[0.01,0.27]，區間不包含0，中介效應值為0.12，中介效應顯著。結果表明依戀焦慮在兒童心理虐待與大學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圖1 中介效應模型

4 討論

本研究以天津市某高校學生為研究對象，采用問卷調查法探究兒童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探討成人依戀在二者之間的中介作用，結果顯示：首先，男生存在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的比率明顯高于女生。該發現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21,22]究其原因可能與男女性別類型相關的性別角色期望有關。[23]在傳統社會中，通過性別社會化實踐分工體現了生物性別差異，從而產生了“與性別相適應的”社會角色。大多數男性表現出支配、自信、競爭力和成就需要等行為特征，女性則表現出溫柔、無私和養育等群體特征。[24]因此，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容易產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

其次，自戀型與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在兒童心理虐待和依戀焦慮水平上的得分存在顯著差異，且心理虐待和依戀焦慮均與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呈顯著正相關。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組在心理虐待和依戀焦慮測驗中的得分顯著高于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組，說明相比于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可能遭受過程度更為嚴重的心理虐待，并且可能產生較為嚴重的依戀焦慮。該發現與以往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如Ashiq 等人的研究表明，遭受過心理虐待的個體比沒有遭受過心理虐待的個體更易出現人格障礙的癥狀，這些癥狀表現十分廣泛，其中就包括偏執和自戀等。[25]同時，Lenkiewicz 等人也指出，焦慮型依戀是自戀和反社會人格的一個危險因素。[26]可見，童年期遭受到心理虐待以及具有較高的依戀焦慮水平的個體更容易產生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

最后，雖然已有研究表明兒童期心理虐待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14]而成人依戀則對B 群人格障礙（包含反社會型、邊緣型、表演型和自戀型人格障礙）有正向預測作用，[15]但對于成人依戀在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與理論假設一致，依戀焦慮在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心理虐待對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不僅具有直接效應，還會通過成人依戀間接作用于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目前已有不少關于心理虐待與人格障礙、成人依戀與人格障礙的相關研究，例如有研究表明相比于低依戀焦慮的大學生，高依戀焦慮的大學生所受童年創傷的程度更加嚴重。[14]因此，本研究結果證實了依戀焦慮在心理虐待和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應，且其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35.0%。遭受心理虐待的創傷經歷會在個體未來各方面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不利的影響，其中包括認知和情緒方面，Rodman 等人指出，在大多數實驗任務中，有受虐經歷的兒童均表現出認知控制能力的不足，這些兒童在信息加工過程中更易出現譯碼偏差和負面的歸因傾向。[27]同時，也有研究指出心理虐待對兒童社會性情緒的發展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實驗表明遭受心理虐待的個體相比于正常兒童更易出現憤怒和消極的情緒，且他們對于負性事件缺乏適當的情緒反應。[28,29]

根據依戀理論的觀點，兒童在無法正確認知監護人行為和態度的情況下，負面情緒增多，同時又缺乏適當調節情緒的能力，由此逐漸形成依戀焦慮，即在與依戀對象親近時，表現出強烈但不滿足的狀態。這種不安全依戀將會導致個體形成消極的自我模型，并在成長過程中經歷更多的不良社會交往體驗（如與父母、同學等），進而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際交往模式，而這正是自戀型人格障礙的重要特征。這表明成人依戀經驗在個體發展早期一旦形成消極的內部加工模型，對個體未來的自我認知和人際交往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如果心理虐待這種創傷經歷使青少年形成依戀焦慮，則將會增加自戀型人格障礙發生的可能性。同時，有研究顯示兒童期的情感虐待是成年后人格障礙形成的重要預測因子。[3,30]本研究結果則支持了這一觀點，且該觀點對臨床實踐中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治療有積極意義，為針對性治療提供了思路。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被試取樣代表性不足。未來研究可以對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教學水平不同的院校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其次，作為一項橫斷研究，無法考察變量間的因果關系。盡管已有回顧性的研究表明，在經歷過反復和嚴重童年虐待的成年人中，精神病理學的發病率較高。[3]但采用縱向追蹤研究可以更好地檢驗兒童心理虐待與自戀型人格障礙的時間因果關系。因此，本研未來研究可采用縱向研究考察變量間的時間因果關系。最后，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收集數據，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且研究方法單一，未來研究應綜合其他信息渠道來收集數據, 如父母、教師、同伴等，同時應采用豐富的研究方法（如實驗法、訪談法等）對被試在這些變量上的情況進行研究。

5 結論

本研究表明，相比于非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者可能遭受過程度更為嚴重的心理虐待。此外，心理虐待對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不僅具有直接效應，還會通過依戀焦慮間接作用于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這說明心理虐待這種創傷經歷使個體形成依戀焦慮，隨后會增加自戀型人格障礙傾向發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