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特征和提升路徑研究

侯戰科

（中共鄂爾多斯市委黨校，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7000）

一、問題的提出

以市場化為核心的改革開放，催動了經濟結構變革以及社會職業結構變動。其中，在體制外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格外引人矚目。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包括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四類群體。2017年1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群體規模約為7200萬人，其中黨外人士占比95%以上［1］。新的社會階層已經成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從職業屬性和群體特征來看，新的社會階層實際上是以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的 “白領”階層，是社會學界定義的體制外的 “新中產”［2］。國家層面把這些體制外的“新中產”看作是統一戰線的重要工作對象，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需要把他們 “組織起來，發揮作用”，凸顯了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整合要求。

信任是支持的重要前提。無論國家層面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進行政治整合，還是學術層面研究如何發揮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正功能，二者共同的前提是對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的政治信任進行研究，了解其信任特征，由此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整合吸納策略，并發揮新的社會階層的正功能。因此，需要對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進行研究。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一）政治信任的概念、類型及其生成

政治信任是民眾和國家合作的基礎，體現了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是評價政府治理績效的重要指標。如Hetherington把政治信任定義民眾對政治系統運行結果和民眾期待相一致的評估［3］?？偠灾?，政治信任最終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民眾對政治系統的認可和支持。

政治系統是一個宏觀且復雜的概念，有學者認為政治架構紛繁復雜，對整個政治系統進行評估可能沒有顯著意義，不如只分析政治機構信任［4］。政治機構包括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但是這也可能造成對政治信任的片面認識。所以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從多維度去理解政治信任，如把政治信任理解為政治制度信任、政府及政策信任以及公職人員行為信任等［5］?？傮w而言，學者們都普遍認識到政治系統是復雜的，因而政治信任也是紛繁的，但是局限于研究數據的可獲得性、研究視角、研究目的等，大家的研究都會有所偏重。

而關于政治信任生成主要有三種解釋視角。

一是從政治信任主體出發的文化主義視角。該視角認為政治歷史文化、信仰以及個人的政治化經歷是影響主體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比如美國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的 《2020年信任度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達95%。中國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受到中國根深蒂固的威權主義價值觀影響，這一價值觀也是導致中國 “央強地弱”差序政治信任形成的重要文化機理［6］。

二是從政治信任客體出發的治理績效視角。認為是政治系統本身的制度設計、治理能力和治理績效等因素影響民眾的政治信任。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 “兩大奇跡”凸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成就和國家治理績效。前文所述的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可以說也是對黨和國家治理績效的回應。然而，新近的研究表明，社會公平已經超越經濟績效，成為中國政治信任的主要來源［7］?！斑@意味著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成為了國家治理的重點方向。

三是從政治信任中主體和客體互動機制出發的互動生成視角。這一視角強調媒介使用和社會資本對于政治信任的作用。在媒介使用方面，相關研究發現，從報紙和電視等官方渠道、傳統媒體［8］獲得的政治信息比非官方通道、互聯網等新媒體更能提高政治信任。而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和規范三個方面，相關研究發現，社會信任作為倫理道德的核心部分，能夠促成立法和行政、工人和管理者、政黨之間、政府和私人之間、小企業之間的合作，這種合作成為維持了經濟發展的動力，確保了政府績效［9］?？冃г礁哒湃卧礁?。社會資本中的互惠性規范也能提升政治信任，而社會網絡會降低政治信任［10］。

三種關于政治信任的生成視角為研究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和如何提升政治信任提供了思路。

（二）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

新的社會階層是改革開放后在市場環境成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作為新生力量，他們較強的經濟活動能力，決定了其能夠成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但是，新的社會階層的市場化、體制外特質，決定了其具有更強的市場競爭意識和社會權利意識，在社會態度、社會利益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如入不入黨看是否帶來經濟收益，把自身的成就歸結于自身的天分和努力，而把黨的方針和政策放在次要位置［11］。張海東對體制內外中產階層的政治信任研究表明，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和體制內的中產階層相比顯著更低［12］。但是，這并不是表明新的社會階層已經站到了執政黨的對立面。李春玲的研究表明，作為體制改革的受益者，目前新中產階層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都有極高的滿意度，會傾向于維持現狀，或采取漸進式的改革；但是中產階層內部以及新中產階層內部在社會經濟地位、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上的分化，有可能使其成為未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13］。

（三）研究思路和探討的主要問題

新的社會階層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是黨和國家在統一戰線領域要整合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信任構成了政府與新的社會階層合作的基礎。但是以往的研究表明，中產階層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在政治態度上呈現出矛盾的特征。作為中產階層的一部分，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呈現何種特征，是否和以往研究結論相一致。以及新的社會階層內部不同群體政治信任有何差異，導致這些特征和差異的影響因素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探究的問題。同時，已有研究發現新的社會階層整合路徑上，還是延續傳統統戰思維的政治整合，忽略了利益整合和階層整合，從而導致無法最大程度的調動新的社會階層的積極性［14］。因此，對影響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進而提出有針對性的積極措施，提高新的社會階層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滿意度，在實現利益整合的基礎上，實現階層整合，進而達到政治整合的目的。

三、數據、變量與分析策略

（一）數據來源

文章使用的調查數據為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9）。該數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于2005年發起的一項全國范圍內的大型連續性的縱貫調查。據此研究結果可推論全國年滿18－69周歲的住戶人口。CSS2019調查區域覆蓋了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包括149個區市縣，596個村，11000余家庭，收集有效問卷10283份。

新的社會階層是體制外的 “新中產”。因此，在經驗操作上，首先按照非農就業身份剔除企業主，篩選出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因為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在問卷中沒有做出區分，所以統一做自由職業者處理。然后根據其他就業身份，對照職業編碼和就業單位類型，篩選出體制外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體制外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構成了統一戰線領域新的社會階層的第一類社會群體，個體工商戶和自由職業者構成了新的社會階層的第三類群體，而中介組織和社會組織從業人員、新媒體從業人員包含在這兩類群體中。由于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有明顯的職業特征，管理人員 “知識水平高、收入水平高、經濟地位高”、專業技術人員 “專業性突出”、自由職業人員 “自由度高”［15］，而不同的職業特征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心態有所不同［16］。所以在文章分析中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作為三個新的社會階層分類。經過篩選，最終樣本量為709個。

（二）變量操作與說明

1、因變量

因變量為政治信任。受限于數據，結合相關研究，文章把政治信任分為對具體的政府機構信任和宏觀的政治體制信任。為了考察新的社會階層群體在政府機構信任上是否具有差序格局特征，文章只采取有明顯層級性的中央政府、區縣政府和鄉鎮政府3項。信任程度包括 “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較信任、非常信任”四個選項，賦值1－4分。同時，為了考察新的社會階層不同群體政治信任差異，文章又設置了總體政府信任，通過中央政府、區縣政府和鄉鎮政府三級政府信任的加總平均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政治體制的信任通過題目 “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混亂”來測量，從 “很不同意”到 “很同意”，賦值1－4分。

2、自變量

從政治信任的生成出發，根據文獻梳理，文章從文化主義視角、治理績效視角和互動建構視角來界定自變量。

首先，從威權主義價值觀來測量文化價值觀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威權主義價值觀從題目 “老百姓應該聽從政府的，下級應該聽從上級的”和 “國家大事有政府來管，老百姓不必過多考慮”來觀察，從 “很不同意”到 “很同意”，賦值1－4分，兩個題目相加求平均，作為威權主義價值觀。

其次，從治理績效的測量主要從兩個維度展開，一個是個體層面的生活滿意度，一個是社會層面的公共服務滿意度。對于個體生活滿意度，通過題目 “總體來說，您對生活的滿意度”來考察，滿意程度分為10個等級，1是非常不滿意，10是非常滿意。關于公共服務滿意度，通過題目 “總的來說，地方政府的工作”來考察，從 “很不好”到 “很好”，賦值1－4分。

第三，對于互動建構因素，從兩個層面來考察，一個是媒介使用，一個是社會資本。對于媒介使用通過詢問被訪者 “互聯網上的消息比電視、廣播、報紙上的更為全面深入” （問題1）以及 “互聯網上的消息不如電視、廣播、報紙上的真實可信”（問題2）兩個互斥的問題來測量，答案包括 “很同意、比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賦值1－4分，對其中問題1的賦值進行轉化，從 “很不同意”到 “很同意”，賦值1－4分。兩個問題相加求平均作為媒介使用變量。社會資本有社會信任、社會網絡和規范三個維度。對社會信任的測量通過人際信任水平，問卷設計了問題 “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水平”，從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賦值1－10。社會網絡的測量通過人情消費支出來測量，人情消費是一種社會性消費，往往與社會網絡聯系在一起［17］。問卷向被訪者詢問了 “自家紅白喜事支出、人情往來支出 （如禮品、現金等）金額”，人情消費取自然對數得到家庭人情消費支出變量。規范對人們行為起約束作用，涵蓋互惠準則及使用規則［18］。在問卷通過詢問被訪者兩個問題，一是征地拆遷中是否要服從政府安排還是要等到拆遷款滿足自己要求才搬走。一是辦營業執照條件不夠時，是通過找關系辦理還是等滿足條件后再辦理。兩個問題答案都為二分類變量，兩個題目相加求平均，作為測量規范的連續性變量。

3、控制變量

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性別、年齡、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性別變量中，1為男性，0為女性。年齡為受訪者的實際年齡。政治面貌包括中共黨員和非中共黨員，中共黨員賦值1，非中共黨員賦值0。根據教育年限對教育程度重新賦值，未上學賦值0，小學賦值6，初中賦值9，高中/職高/中專賦值12，大專賦值15，大學賦值16，研究生賦值19，作連續變量處理。家庭收入取自然對數，同時對家庭收入進行平方，以驗證非線性影響。

表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分析策略

在數據分析中，先從總體上展示新的社會階層及其不同群體對各級政府以及政治體制信任的特征，驗證是否存在差序格局以及群體差異，同時對政府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的信任狀況進行比較。另外，文章通過多元回歸 （OLS）模型來探究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并探究是否存在群體差異。最后，以影響因素差異和群體差異為依據，借鑒相關政策法規和研究提出提升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的路徑。

四、主要研究發現

（一）政治信任特征的描述分析

從圖1可以看出，新的社會階層對各級政府的信任總體上從中央到地方依次降低，呈現出 “央強地弱”的政治信任差序格局，和已有研究結果一致。而就政治體制而言，新的社會階層總體上持正向積極態度。

圖1：新社會階層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

同時，文章把各級政府信任加總求平均并進行信任度劃分，小于2為完全不信任，大于等于2小于3為不太信任，大于等于3小于4為比較信任，等于4為非常信任，以此作為總體政府信任，以便和政治體制信任進行比較。從圖2可以看出，總體上，新的社會階層政治體制信任高于總體政府信任。

圖2：總體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比較

另外，為了考察新的社會階層各類群體在政治信任上的特征，文章把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轉化為 “信任”和“不信任”二分類變量，并統計了各個群體的政治信任度。由圖3可知，政治體制信任在各個群體中都達到了90%以上。同時，政府機構信任的 “央強地弱”的差序格局，在不同群體中同時存在。不同的是，在三類群體中，管理人員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專業技術人員次之，自由職業人員最低，但是都在90%以上；對區縣政府信任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接近，自由職業人員最低；在對鄉鎮政府信任中，雖然都比較低，但是自由職業人員最低。同時，在各級政府信任中，自由職業人員的信任度都最低。

圖3：不同群體的政治信任特征

（二）新的社會階層政府機構信任的影響因素分析

相關研究的共識是，作為體制外的 “新中產”，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低于體制內的新中產階層。前文也驗證了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存在差序格局，以及政治體制信任高、政府機構信任低等特征，并且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人員之間存在差異。文章想要探究的是造成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特征的因素是什么，以及各個群體的差異是否存在統計顯著性？這是文章要探究的主要問題。

由表2可以得知，在文化理論的因素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對塑造各級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都有積極影響，即威權主義價值觀有助于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進行塑造，越認可上下級權威和政府權威的新的社會階層，越有可能信任所有層級的政府，這一效應在區縣、鄉鎮政府機構信任以及總體政府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中尤為顯著。這也說明，基于傳統政治文化生成的威權主義價值觀依然在塑造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中發揮作用。

表2：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影響因素的多元回歸分析

在治理績效影響因素中，新的社會階層的個人生活滿意度無論是對各級政府機構信任、總體政府信任還是政治體制信任都發揮了顯著的正向作用，個體的生活滿意度越高，越能夠提升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同時，公共服務滿意度作為另一個評價政府治理績效的來源，也是影響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同樣發現，公共服務滿意度越高，越能提升新的社會階層的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且影響顯著。

在互動建構影響因素中，偏互聯網的媒介使用影響了新的社會階層的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即在媒介使用中越傾向于使用互聯網而不是官方、傳統媒體來獲取信息，越會降低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這種影響在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和總體政府信任時尤其顯著。有學者用上緊下松的漏斗［19］形容中國的媒體環境。這種媒體環境容易造成對地方政府的負面形象，中央政府的正面形象，這也是造成 “央強地弱”政治信任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但是本研究表明，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使用，已經開始影響了新的社會階層對中央政府信任，即越傾向于從互聯網獲得信息，越會降低政治信任，尤其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從而削弱 “央企地弱”的政治信任特征。而社會資本因素中，作為社會信任指標的人際信任水平對提升政府機構政治信任有正向顯著作用，即新的社會階層越相信他人是可信的，越能提升其對政府機構信任；作為社會網絡指標的人情消費和政府機構信任之間呈現出負向關系，這和前人研究一致，即封閉性社會網絡越發達越可能降低政治信任。但是在本研究中，人情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同時，人情消費對于政治體制信任有正向影響，但是不顯著；作為社會資本的第三個構成要素規范對提升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響，尤其在政府機構信任中影響顯著。

在控制變量方面，相對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的社會階層群體中央政府信任高，鄉鎮政府信任度低；年齡在提高新的社會階層中央政府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方面具有積極作用；相對于少數民族新的社會階層群體，漢族的政治體制信任度更高；政治面貌只對新的社會階層中央政府信任有顯著地正向影響，即中共黨員比非中共黨員中央政府信任更高；受教育年限對于提高新的社會階層群體鄉鎮政府信任有積極作用；家庭收入越高越能降低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的政治信任，在中央政府信任、區縣政府信任和總體政府信任中尤其顯著，但是家庭收入對于政治信任的作用存在非線性影響。

（三）新的社會階層各群體政治信任的分組回歸

從社會分層的視角看，無論是陸學藝先生把管理者、專業技術人員等群體劃分為十大階層［20］，還是鄭杭生先生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自雇等社會群體劃分為七大階層［21］，都體現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在社會分層屬性上的差異性。因此，文化主義因素、治理績效因素以及互動建構因素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的影響，可能會由于新的社會階層內部構成不同而有所不同?；诖?，文章通過構建總體政府信任來考察新的社會階層各群體的總體政府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

由表3可知，在總體政府信任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只對管理人員有顯著正影響，對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影響不顯著；個體生活滿意度和公共服務滿意度對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的總體政府信任都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說明個體生活滿意度和公共服務滿意度對于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影響并不存在群體差異；媒介使用只對專業技術人員在總體政府信任方面有顯著地降低作用，對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無顯著的負向作用；社會信任只對提高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有顯著影響，對于管理人員作用不顯著；而社會網絡對于三個群體的作用都不顯著；社會資本中的規范變量只能顯著提高管理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的總體政府信任。

表3：新的社會階層各群體政治信任的分組回歸

在政治體制信任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只對提高自由職業者的政治體制信任有顯著正作用；個體生活滿意度對提高管理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的政治體制信任有顯著作用；公共服務滿意度只對提高自由職業者的政治體制信任有顯著作用；媒介使用對于管理技術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自由職業者沒有顯著影響；社會資本三個要素中，只有社會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是顯著的負向關系，即社會信任會降低自由職業者的政治體制信任，這與已有研究不一致，即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的關系因測量群體不同，不只是積極正向的關系。這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五、結論與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提升路徑的思考

（一）結論

總體來看，新的社會階層在政府機構信任上呈現出來 “央強地弱”的差序格局，且政治體制信任高于總體政府機構信任。同時，在政府機構信任上，新的社會階層的三個群體內部，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自由職業者都呈現出來 “央強地弱”的差序格局特點，不同的是，自由職業者在各級政府信任中比例都最低，這可能是由自由職業者本身的異質性導致的。為了進一步探討影響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特征的影響因素，文章作了回歸分析。

分析發現，文化主義層面的威權主義價值觀對提升政府機構信任和政治體制信任都具有正向作用，尤以提升政治體制信任顯著，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政治權威觀念是家長式的，并寄托了道德上的依托和訴求?；氐疥P于政治體制信任的提問 “沒有共產黨，中國就會陷入混亂”，這一問題恰恰契合了中國人的政治權威觀念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政治權威的建構，即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群眾的主心骨”，說明無論是傳統政治文化以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政治文化的建構都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起到了促進作用。

治理績效層面的個體生活滿意度和公共服務滿意度對于提升政治信任有積極顯著的影響，兩種滿意度是新的社會階層基于自身感受所作出的評估和判斷，越積極的判斷越有利于提升政治信任。這說明，滿足新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訴求和社會期待是整合新的社會階層的重要方面。

互動建構層面，偏互聯網的媒介使用對于削弱中央政府信任和總體政府信任有顯著作用，這可能符合 “負面削弱論”［22］，即來源于互聯網上的負面另類信息打破了官方傳統媒體對中央政府證明形象和總體政府形象的塑造。社會資本因素中，社會信任對于提升各級政府信任和總體政府信任都有顯著正作用，對他人越相信，越能提升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要思考的現實問題是，如何緩解當前中國的社會信任危機，這是社會治理層面的重要課題；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因素對于政治信任的影響作用不顯著；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因素對于提升各級政府信任和總體政府信任都有顯著地積極影響，對社會規范的遵守，能增進社會信任，從而促進合作，提高政治信任。

另外，關于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的分組回歸結果表明，文化主義因素、治理績效因素和互動建構因素對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群體類別的影響。但是，文章并不能把新的社會階層四類群體完全區分開來研究，這是研究和數據本身的局限，有待進一步探索。

（二）提升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的路徑思考

首先，在文化層面，以增進政治共識為目的，促進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新的社會階層思想觀念活躍，并原子化存在。威權主義價值觀雖然仍在塑造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影響日趨衰落。不過，威權主義價值觀具有深厚的傳統政治文化基因，比如 “大一統” “天下為公”“和合”等文化思想。從統一戰線角度來講，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包容一致性和多樣性、差異性和共同性的政治文化，這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的前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促進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共同體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容新的社會階層的多元文化價值觀，并以統一戰線為主要渠道，強化思想引領，凝聚政治共識。

其次，在社會治理層面，要不斷的提升政府治理績效，滿足新的社會階層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新的社會階層作為中產階層的組成部分，其發揮保守、激進抑或依附的角色，取決于其利益和訴求的滿足。由于其在體制外就業，使其更能感受到官民沖突和貧富沖突，并期待政府部門的改進［2］。所以，一方面要在社會治理中要不斷滿足新的社會階層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其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另一方面要為其已獲得的美好生活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措施，以防止階層地位下滑，進而影響政治信任。

最后，在互動建構層面，一方面，新的社會階層偏互聯網的媒介使用對政治信任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這要求各級政府要隨著新的社會階層獲取信息的渠道的改變，轉移自己的輿論陣地，即在網絡社交媒體等輿論陣地上和新的社會階層展開互動，并積極引導輿論，有效打擊網絡謠言，提升網絡正能量，以達到維護政府形象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國面臨著一定的社會信任危機，“碰瓷”已家喻戶曉，成為了社會信任危機的隱喻。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關系密切，所以社會信任危機也勢必影響新的社會階層的政治信任。為此，需要重建以制度保障為主、以道德倫理為輔的社會信任，把社會信任法律化、制度化，使得人人認識到 “信任是有政府保障的”，以此消解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遏制負面行為，通過增強社會凝聚力來提升政治信任。同時，規范也是影響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建立和發展互惠性規范對于提升新的社會階層政治信任將有積極影響。所以，在現行的法律和制度下健全聯系制度，建立和拓寬新的社會階層利益表達機制和社會反饋機制，使其合法利益和有利反饋能夠得到保障和重視，從而夯實和政府的合作關系，增強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