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差異視角下工作保障與工作強度對農民工務工滿意度影響

李現康 梁洪松 侯學博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一、引言

西方經濟學家托達羅認為農民進城的根本原因是城鄉的收入差距，但在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由來已久，改革開放之前并未出現過大面積的農村人口進城，而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改革、城鄉流動的限制逐步打破，我國逐步進入市場化的狀態，農村的生活成本較之前也明顯上升，單純的務農已經無法滿足家庭的進一步消費與發展，因而出現大面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

根據2022年5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9251萬人，相較于2021年增加691萬人。在當前農民工數量如此龐大的形勢下，農民工的工作相關問題變得尤為重要，尤其是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會影響到他的生活滿意度［1］。進入21世紀的1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進步，我國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政策越來越完善，“新農合” “養老保險”等保障政策的日益進步。同時，在國家大力推行的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民工大多可以實現降低生活成本，就近在當地實現就業。隨著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用人需求迅速擴大，但是同時伴隨大量60后、70后的農民工年齡增長，其已無法滿足行業的用工需求，而80后的年輕農民工又因為這些行業的工作保障和加班等問題而不愿進入［2］，導致一些行業及單位出現用工荒、用工難的現象。研究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提升其工作滿意度，保障合法權益對于留住農民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4］［5］，當前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主要從工作－家庭關系［6］、就業流動［7］、工作環境［8］、工作安全感［9］、工作壓力［10］等方面開展。

目前對于農民工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工作滿意度的研究較為缺乏，同時正處于新老兩代農民工的交替之際，老一代農民工尚未完全退出勞動力市場，而新一代農民工已逐漸成為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軍?；诖?，本文從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出發研究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進行研究。能為農民工就業相關政策的完善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撐。

二、文獻回顧

與農民工選擇是否在就業單位長期工作直接相關的就是農民工對這份工作的滿意度，在不缺乏就業機會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決定了農民工是否選擇該就業單位就業。學術界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由來已久，不同的學者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有著不同的角度和標準，程名望在研究中發現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與交通、醫療息息相關［11］；李超和郗希的研究發現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工作狀況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農民工的個人特征的影響有所下降［12］；孫瑜等人從代際差異視角對農民工的工作關系滿意度進行研究發現兩代農民工的工作關系滿意度存在較大差異，“人際關系”“組織關系”“個人成長”對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要高于老一代農民，“工作穩定性和保障”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影響高于新一代農民工［13］；王金水和方長春研究發現工資收入和加班行為對當前中國新一代年輕勞動者工作滿意度分別具有顯著的正向和負向影響［2］；王春超和廖麗萍研究發現就業流動會負向影響農民工工作滿意度［7］；譚銀清等研究發現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兩代人不同的個人經歷、價值訴求和生活態度［14］；郭圣乾和唐雪的研究從工作壓力和工作動機角度出發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進行了分析，發現工作壓力大會降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10］。丁從明等研究發現簽訂勞動合同可以有效提高員工工作滿意度［15］；姚植夫和張譯文研究發現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的是工作狀況，心理因素和個體稟賦也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有著影響［16］。

已有文獻從不同視角對農民工務工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但是在現有研究中較少涉及到以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為出發點進行研究，也未將工作保障、工作強度進行合理劃分。在現實生活中，因個體差異導致的心里感覺各有不同，是否新老兩代農民工在對影響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各種因素中也有不同？老一代農民工在意的方面，新一代農民工是否依舊在意？新一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是否愿意以高強度的工作來換取更高的收入？已有研究中有涉及工作壓力視角進行研究農民工工作滿意度［10］，但是農工工作壓力來源眾多，容易遺漏的方面較多，與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本研究從與農民工本身實際最切合的角度出發，采用逐項回歸的方式研究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代際差異下農民工的工作滿意的影響效果。以期補充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研究。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根據伍向文和沈薇對托達羅模型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的修正［17］，農民工進城務工在進城務工過程中還存在一些生活成本，這些生活成本在農民工的務工收入中也要進行核減，而減去這部分生活成本帶來的就是農民工對進城務工和在家務農的一個收入預期差距的縮小，需要說明的是，農民工進城務工存在的共同生活成本是餐食和住宿。于瀟和陳世坤在研究城鄉勞動力工作滿意度時，就從公平感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其研究表明公平感達到閾值后也會對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18］。根據亞當斯 （ADAMS J S，1965）的公平理論［19］，在同等就業環境下，農民工會對自己的收入和他人的收入進行比較，這個比較不僅包括絕對報酬的比較，還有相對報酬的比較，這種比較直接影響到農民工的公平感及滿意度，參照相對報酬的模型

公式中的OP表示的是對自己所獲報酬的感覺；IP表示的是對自己所做投入的感覺；OC是對他人所獲報酬的感覺；IC是對他人所投入的感覺。

公式中的OP表示的是對自己所獲報酬的感覺；IP表示的是對自己所做投入的感覺；OH是對自己過去報酬的感覺；IH是對自己過去投入的感覺。

當同等工作的農民工在獲得的絕對報酬是一樣的條件下，但是在相對報酬出現偏頗時，比如在橫向比較時，OP/IP＜OC/IC，雖然農民工付出相同的勞動，但是用人單位是否提供餐食和住宿，會導致相對報酬的失衡，農民工就會感到不公平不滿意。當進行縱向比較時，一旦OP/IP＜OH/IH，雖然用人單位提供蠶食和住宿，但是農民工付出的勞動不同，工作強度不同，也會感覺到明顯的不公平，不滿意?；诖?，提出本文的假設：

H1：工作保障會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H2：工作強度會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產生負向影響。

四、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本文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項目 （CFPS）”。本文選取的樣本來自2020年的調查數據，選取了其中的個人層面調查數據庫，將其中的空缺值和不適用變量值進行剔除，保留了符合研究目的的18—65歲的農村勞動力數據，最終獲取有效樣本5291個。在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劃分過程中，本文依照參考了陳輝和熊春文［20］、王興周［21］、邢慧敏和張航［22］的研究，將 1980 年作為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劃分界限，把1980年以前的農民工定義為老一代農民工，1980年之后的農民工定位為新一代農民工。從樣本特征來看，有50.75%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從新一代和老一代的簽訂合同情況對比中可以看出，新一代農民工中有57.79%的人簽訂了勞動合同，老一代農民工中有37.92%的人簽訂了勞動合同，新一代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遠高于老一代農民工。從事的工作提供餐食和住宿的農民工在農民工群體中占比分別是27.52%和19.73%，新一代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中提供餐食和住宿的農民工分別占比28.83%和21.55%，也是高于老一代農民工從事工作中提供餐食和住宿的農民工的比例的。出現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新一代農民工的勞動保障意識增強了，并且對工作保障的要求提升。

表1：不同農民工的工作保障情況

從表2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從不需要加班的農民工有636人，僅僅占總人數的12.02%，每周都需要加班的占比高達68.68%。從代際差異來看，每周都需要加班的老一代農民工有74.77%，新一代農民工有65.34%；從不需要加班的老一代農民工有10.45%，新一代農民工有12.88%；以上的數據均說明了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強度要高于新一代農民工，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新一代農民工對于就業的工作要求更高，更加注重個人的權益保障和生活質量。

表2：不同農民工工作壓力情況

（二）變量選擇與說明

根據以往的理論研究基礎，本文分別選取了工作保障、工作強度、個人特征三個指標。核心解釋變量為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個人特征作為控制變量引入其中。然后就三個一級變量分別選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且符合農民工切身相關的二級變量。

在個人特征方面，選取了性別、受教育程度、年齡、黨員、婚姻狀態來進行分析；在工作保障方面主要選取了簽訂合同、住宿、餐食進行分析；在工作強度方面主要選取了周末加班情況來進行分析 （具體表述說明見表3）。對于工作保障的二級變量選取，主要從農民工的務工生活成本出發進行考慮的，農民工務工所得減去生活成本是其凈收入，農民工進城務工要想使得凈收入最多，就要生活成本降到最低，而如果用人單位可以將農民工的生活成本降到最低，會提高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餐食和住宿作為農民工生活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兩項支出，同時也是用人單位可以解決的生活支出，因此將其納入進工作保障，是否簽訂合同關乎到工資收入是否有保障，勞動糾紛是否可以有效避免。對于工作強度是以農民工除正常工作時間外是否存在加班來進行衡量［23］［24］，在正常工作時間外進行工作無疑增加了農民工的壓力。

表3：模型變量說明

工作保障 提供餐食 是＝1；否＝0 0.275 0.447 0 1提供住宿 是＝1；否＝0 0.197 0.398 0 1工作強度 周末加班 1＝從不需要；2＝每月不到一次；3＝每月一次；4＝每月幾次；5＝每周都需要 4.237 1.361 1 5個人特征性別 男＝1；女＝0 0.596 0.491 0 1受教育程度 1＝文盲/半文盲2＝小學；3＝初中4＝高中；5＝大學 3.361 1.173 1 5黨員 是＝1；否＝0 0.073 0.26 0 1年齡 36.921 11.151 18 65婚姻狀態 1＝已婚；0＝未婚/同居 離婚/喪偶 0.737 0.44 0 1

五、模型構建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模型構建

本文主要選擇了多元回歸模型對工作滿意度進行分析。其中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核心解釋變量是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鶞实幕貧w模型如下：

yi＝β1＋β2xi2＋…＋βkxik＋εi

其中yi表示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β1表示的是回歸截距，βk表示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xik表示第i個樣本的第k個因素，εi表示隨機擾動項。

（二）結果分析

1、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分析

本文在進行實證分析時，為保證結果的穩健性，采用了逐項回歸的方式，分別對工作保障，工作強度進行回歸，最后加入控制變量進行總體回歸。首先，本研究就整個農民工群體的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采用逐項回歸的方式進行了三個模型的實證研究 （表4），模型1主要討論了工作保障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簽訂合同、餐食、住宿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均有顯著性影響，住宿和簽訂合同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餐食在10%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這說明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提供住宿的農民工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提供餐食的農民工對工作滿意度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低于簽訂勞動合同和提供住宿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對于農民工而言，自己本身的各項勞動權益就有了保障，對于一些從事高危作業的農民工而言，簽訂合同以后，如果出現了工作上的意外，責任界定以及個人損失有了保障，同時對于工資的發放也有了保障；提供餐食和住宿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農民工的在外務工社會成本，對于在外務工的農民工而言，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們最大的開銷，用人單位解決了他們的住宿和一日三餐就會極大程度上降低他們的務工成本，增他們的工作滿意度。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得以驗證。

表4：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回歸結果

其次，模型2討論了工作強度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結果顯示周末加班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在1%的水平上有顯著影響且系數為負，周末加班的頻率越高，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越低。周末加班無疑增加了農民工的負擔，給農民工的生活造成了壓力，身體增加了負擔，導致農民工對于工作的滿意度隨之下降。從而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設得以驗證。

最后，模型3在兩者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個人特征，簽訂合同，餐食、住宿、周末加班依舊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與模型1和模型2的結果保持一致，說明此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結果具有良好的穩健性?？刂谱兞恐?，性別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負，這說明女性農民工在工作中的滿意度要高于男性農民工，因為男性農民工在社會生活中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屬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家庭的頂梁柱，要承擔家庭的發展，而女性在社會中一直處于弱勢地位，不少用人單位對于女性從業者帶有有色眼鏡，尤其是農村女性更加處于弱勢地位，所以農村女性農民工就業機會就會少很多，因此對于工作滿意度會更容易滿足。黨員和年齡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這表明黨員和年齡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因為黨員身份的農民工在思想素質和覺悟上要高于非黨員，所以工作滿意度會高于非黨員身份的人，年齡也是一個很顯著的影響因素，農民工由于文化水平低，所從事的職業大多是靠力氣的低技術含量的工作，隨著年齡的增加，身體素質在降低，能找到就業機會的概率也在下降，對工作的要求也就在下降，同時年齡越大，越追求穩定，對于工作也越來越容易滿足。受教育程度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在10%的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為正，這說明受教育程度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民工對于工作滿意度越高，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民工在就業上有更多選擇，比學歷低的農民工有更多的優質工作機會，因而更容易選到自己滿意的工作，在工作滿意度上也就優于學歷低的農民工?；橐鰻顟B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

2、代際差異結果分析

為了進一步研究本文的兩種假設的異質性，驗證基于代際差異下工作保障和工作壓力可能對于新老兩代的農民工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基于此研究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 （表5）。模型4、模型5和模型7、模型8分別就工作保障和工作壓力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工作保障和工作壓力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略有差異。

表5：代際差異新老兩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回歸結果

注：表格中未加括號的是變量系數，其中***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 p＜0.1；括號內的是t值。

從工作保障來看，模型4和模型7的結果表明，簽訂合同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沒有影響，而對新一代農民工影響顯著，其結果是在1%的水平上的正向顯著，新一代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意識要高于老一代農民工；從餐食和住宿來看，餐食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在5%的水平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于新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從住宿來看，住宿對于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影響要高于新一代農民工。

從工作強度來看，模型5和模型8結果表明，周末加班對于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都在1%的水平上具有負向顯著效果，這說明周末加班越多，無論新一代還是老一代農民工都會感到不滿意，加班越多，滿意度越低。說明了農民工注重個人的良性發展。

模型6和模型9是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7、模型8的基礎上，加入控制變量個人特征之后的結果，模型6和模型9的結果表明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結果具有穩健性。從個人特征的加入結果來看，性別對老一代農民工和新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黨員和年齡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在1%的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新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性影響；受教育程度對新一代農民工在10%的水平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婚姻狀態對新老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都沒有影響。

六、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文依托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實施的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項目 （CFPS）”2020年調查數據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工作保障和工作強度對整個農民工群體的工作滿意度影響顯著。其中工作保障對于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強度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第二，代際差異下，工作保障對新老兩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具有差異性，其中，簽訂合同對于新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顯著，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不顯著，餐食和住宿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顯著，住宿對新一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顯著，餐食對于新一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不顯著。

第三，代際差異下，工作強度對于新老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第四，在控制了個人特征的變量以后，發現個人差異的影響對于新老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具有顯著的差異，新一代農民工的個體差異會更大，個體差異性強，老一代農民工具有群體性效果，個體特征會對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

總體而言，新老兩代農民工的代際差異較為明顯。老一代的農民工更加注重自己外出務工的社會生活成本，但是勞動保障意識較差。而新一代農民工卻是明顯的具有個體性差異，說明新一代農民工更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勞動保障意識高于老一代農民工，同時在就業擇業上有著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的觀念。

（二）建議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對如何促進農民工就業提升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提出以下建議：

對于老一代農民工就業要保障他們的基本需求，降低他們進城的務工成本；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大多租住在城中村，或者居住在自己搭建的簡易帳篷中，生活環境臟亂差，在餐食方面由于工作時間緊張，無法及時進行就餐，而提供員工食堂，或者進行餐食補貼，則可以在一定程度緩解這種窘迫。對于外來務工者，盡量解決住宿問題，或者提供住宿補貼，修建員工宿舍，提供廉租房等，以解決農民工的基本生活問題。上述措施作為一種工作保障，能有效提高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

新一代農民工正在占據越來越多的勞動市場，他們的思想和要求與老一代農民工截然不同，應注意給予他們個人發揮的空間，同時加強技能培訓，發展職業教育，未來的勞動力市場不再局限于勞動型的就業，更多轉向人與機器的配合，因此對招募的勞動力進行合理的技能培訓是必然之舉，以便在用人單位進行產業升級轉產之際可以迅速匹配合理的勞動力。

合理安排勞動時間。大多數農民工的學歷不高，所從事的工作大多是重勞力工作，體力消耗大，過長的勞動時間和過強的勞動強度都將對農民工的身體造成嚴重損害，合理安排勞動時間能確保農民工的身體健康，增強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

政府要出面完善進城務工農民工的權益保障，監督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近年出現的勞動糾紛大多是因為農民工未同用人單位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導致了農民工工資拖欠，農民工出現安全事故而互相推諉責任的事件出現，因此保障農民工的各項權益，不僅要加強農民工個人的勞動保護意識，還要督促和監督用人單位同農民工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以此保障農民工的各項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