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積極身體形象：肥胖認知與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關系

□ 張 龍 劉 萌 羿翠霞

一、研究背景

消費社會和自由主義的興起為大學生塑造身體形象打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在一定程度制約和改變著其日常行為。一些學生為了“美”，不惜以健康為代價，采取過度節食、吃減肥藥、打瘦身針、做美容手術等方式縮小現實與理想的身體形象之間的差距，如若不能實現，消極的情感體驗就可能產生。研究表明，消極的身體形象會導致一系列心理問題和社交障礙等問題［1］。201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指出，身體形象是全面性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了解身體形象的影響因素和構建身體形象的積極方式，對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如何引導并幫助學生建構身體形象，成為學界亟需探討的重要話題。

研究表明，身體活動對身體形象具有積極的影響，且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2］。從生理層面看，身體活動可以提高身體素質、改變身體成分（減脂、增?。?，有助于建構積極的身體形象；從心理層面看，身體活動可以增強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等，對塑造身體形象起到促進作用［3］。但是身體形象會影響個體的身體活動嗎？對此問題學界進行了諸多探討，卻沒有給出一個明確、一致的回應。首先，身體形象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它既包含對身體的感知、情感、認知和行為［4］，又具有社會規范、文化隱喻和符號價值等社會表征意蘊［5］。大量研究普遍使用“身體意象”替代“身體形象”概念，縮小了“身體形象”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難以對兩者關系進行有效的考察。其次，人們對身體形象存在認知偏差，進而影響其身體活動。盧西亞娜等調查發現，女性傾向高估自己的體重，而男性更傾向低估自己的體重，體重認知偏差，容易造成運動意識和行為減少的風險［6］。有鑒于此，為了考察身體形象與身體活動之間的關系，本文以大學生肥胖認知為研究對象，主要回答三個問題：（1）主客觀肥胖形象是否影響大學生的身體活動？（2）大學生對肥胖形象是否存在認知偏差？偏主觀還是偏客觀更有助于促進其身體活動？（3）這一影響效應是否存在性別異質性？期望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使我們對大學生身體形象有更深入的認知，借由身體活動塑造身體形象，進而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

二、理論綜述與研究假設

1.身體形象與社會建構

身體形象的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領域。在心理學領域，身體形象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保羅·席爾德《人體的意象與外觀》一書中，他認為身體形象是指我們在頭腦中形成的自己的身體圖像，即身體在我們自己眼中的樣子［7］。保羅·席爾德對身體形象的定義體現了身體的客觀性和個體對客觀身體的主觀感知與態度。斯雷德進一步指出，身體的形態、樣貌等客觀形象受到歷史、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響，應重視身體形象的感知和態度［8］。托馬斯·凱什擴展了身體形象的概念，指出身體形象是身體的多重心理體驗，并非局限于外表，它既反映了人們如何看待、感受和思考自己的身體，又包括人們對身體所采取的必要行為，即身體形象包括身體的感知維度、情感維度、認知維度和行為維度［9］。因此，在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主要關注身體形象的主觀層面，關注心理因素的影響，也強調歷史、社會、文化等因素的作用。

在社會學領域，身體形象是人的膚色、體型、行為舉止等身體的客觀特征，具有社會象征、文化意蘊、政治權力與符號價值的社會意義。戈夫曼對身體和身體形象在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連接作用進行了論述，認為個體根據社會公認的價值、規范與標準，在不同社會情境中，通過對身體外表的操控向他人呈現出良好的自我形象，以維持特定的社會互動，從而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所希望的形象［10］。在布迪厄看來，身體是一種文化資本，社會各階層的品位、性情、生活方式、社會表現，可以透過身體形象呈現出來，對身體形象的塑造成為獲取文化資本的一個重要方面［11］。?？聦⑸眢w的研究從社會與文化建構推向了政治層面，他把身體視為被權力所馴服的軀體，通過空間分配、編碼活動、層級監視、規范化決裁等手段，造就了一個被壓制、被宰割、被規訓和被糟踐的身體［12］。故?？抡J為，“靈魂是身體的牢籠”，身體在“精神的牢籠”中被規訓而展示出服從的身體形象。鮑德里亞認為，身體是最美麗的商品，在消費社會的符號邏輯中，年輕、美麗、健康、快樂的身體形象是人們獲得社會認同與自我呈現的重要途徑［13］。簡言之，在社會學研究中，身體形象是“生物體”的客觀存在，具有社會表征的屬性［14］，對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述，身體形象包括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客觀身體形象是身體外觀（膚色、體型、行為等）的具體呈現；而主觀身體形象則是個體對身體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的心理描畫，亦稱為身體意象［15］?？陀^與主觀身體形象可以相互影響與轉化，當個體對兩者的認知不一致時，就會產生不滿的情緒，并借助各種身體技術對客觀身體形象進行改造，以獲得對主觀身體形象的認同。

然而，對身體形象的認知不僅取決于心理因素，也受社會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理論認為，家庭、同伴和大眾媒介是影響身體形象認知的重要社會因素，而外貌比較與壓力內化是導致個體對身體形象不滿的主要原因。海倫·基里發現，外貌比較和壓力內化完全中介了父母影響與身體不滿的關系，部分中介了同伴和媒介影響與身體不滿的關系［16］。社會比較理論則指出，社會比較是身體形象形成的重要過程，其中媒介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身體形象不滿的重要推手［17］。帕特里夏等考察了媒介在心理因素、社會文化壓力與身體形象滿意度之間的中介作用，發現自尊、抑郁情緒能夠通過影響個體與媒介塑造的身體形象進行比較的行為，進而影響女性對身體形象的滿意度［18］。簡言之，對身體形象的過度不滿和對“瘦理想”的極度渴望，是導致身體形象認知偏差產生的重要原因。然而身體形象認知轉變的深層原因卻是社會結構的轉變［19］。

鮑德里亞認為，消費既是新的生產力，也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借助消費邏輯，身體成為美麗的消費品，不僅具有商品的交換和使用價值，還具有各種符號價值［20］。年輕、美麗、健康、快樂等身體符號適應了現代社會審美文化對身體形象的要求，人們為了規避社會的“懲罰”和“淘汰”，通過各種身體技術來精心建構身體形象［21］。在大眾媒介推波助瀾下，人們迷失在身體符號的消費中。一方面，商業廣告打著科學旗號，以健康為理由，拿美麗和健壯為噱頭向人們宣揚要重視、關愛和美化身體［22］；另一方面，大眾媒介又不斷塑造各種完美的身體形象向人們展示，只要肯努力、肯為身體消費，就能夠獲得滿意的身體形象。正是在消費社會審美文化的影響下，在與媒介塑造的身體形象的比較中，人們借助現代醫療技術跨越了現實與理想的身體形象的邊界，導致對主客觀身體形象的認知變得越來越模糊，身體形象認知偏差也隨之產生。

總之，身體形象有主觀和客觀之分，當對主客觀身體形象認知不一致時，身體形象認知偏差就會形成。在當今社會中，身體形象的社會屬性和符號價值日益突出，人們在追求美與健康的同時，對建構身體形象的方式也愈加重視。在消費社會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也被卷入塑造理想身體形象的浪潮之中，他們對自我身體形象的期待與構建成為研究其身體活動的一個重要視角。

2.身體形象與身體活動

目前，學界關于身體形象與身體活動的關系研究有不同的結論。有學者認為，身體形象能夠正向地預測身體活動狀況［23］，自我效能、自尊心、體型焦慮等是兩者之間的重要機制［24］［25］。也有學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弱相關或不相關關系［26］。除了年齡、性別、種族等干擾因素外，造成結果差異的原因可能是，身體形象概念具有多重維度，在對概念進行測量時不可避免地存在測量差異；同時身體形象認知偏差也是導致兩者關系不穩鍵的另一個重要原因［27］。身材體型是反映身體形象的一個重要維度，既能通過身體質量指數（BMI）客觀測量身體形象，也能通過對身材的自我評價，測量個體對身體形象的主觀感知與態度，進而通過主客觀身體形象的比較，判斷肥胖形象認知偏差的分布情況。因此為了厘清身體形象與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關系，本文從肥胖形象的主觀、客觀和認知偏差三個維度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

肥胖是影響個體身心健康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體型肥胖容易罹患多種身體疾病，嚴重危害身體健康［28］；另一方面，肥胖形象容易被貼上侮辱性、貶低性標簽，嚴重影響心理健康［29］。自2016年以來，國家衛生健康委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兒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實施方案》明確指出，家庭、學校、政府在青少年肥胖防控方面的責任，并強調合理膳食和體力活動的重要性。能量平衡理論認為，當機體能量攝入大于能量消耗時，肥胖就會形成；當機體能量消耗大于能量攝入時，肥胖程度就會有所改善，增加身體活動與合理膳食是改善肥胖形象的有效手段，但不同肥胖體型在進行相同的身體活動時所消耗凈能量是不同的，肥胖最多、偏瘦最小，且不存在性別差異［30］。大學生深知肥胖形象的危害和身體活動帶來的益處，因此體型肥胖的大學生會傾向于通過身體活動來改善肥胖形象。據此提出假設1：客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具有積極的作用，體型肥胖越嚴重，身體活動消耗的能量越大。

主觀身體形象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以客觀身體形象為基礎，以社會崇尚的審美文化為標準，在社會比較中形成對身體形象的感知、認知、情感和建構行為。因此，從理論上講對身體形象越不滿意，進行身體活動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對大學生群體而言，事實可能并非如此。有研究發現，主觀身體形象與大學生身體活動呈現中、低，甚至負向的相關關系［31］。從美貌經濟學視角看，盡管在職場中，身材苗條、豐滿、陰柔之美的女性和肌肉發達、強健、陽剛之美的男性在薪酬福利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但這種“溢價效應”在大學生中卻相對有限。有研究認為，大學生處于學習、休閑、工作和戀愛四種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學習時不需要重視外表，休閑時舒適與時尚即可，工作時需要表現出干練與成熟，而在戀愛中身體形象的“溢價效應”才會凸顯，為愛而運動已成為“撩漢、撩妹”的手段［32］。身體形象的“溢價效應”使學生對肥胖形象的態度有所包容，可能對其身體活動具有消極影響。從消費社會學視角看，消費為建構身體形象提供了多種方式，如服飾、化妝、節食等這些方式不同于身體活動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與汗水，便能獲得滿意的身體形象。在繁重的學業壓力下，出于理性考量，他們更可能選擇相對輕松的方式來塑造身體形象。此外，隨著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大學生變得更加“自我”、獨立而富有主見，對身體形象的自我接納和心理彈性相對較好。研究表明，自我接納和心理彈性越好對身體形象不滿的情緒越少［33］，而對身體形象不滿又是建構身體形象的原動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設2：主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不顯著。

主客觀肥胖形象與身體活動關系的不一致，可能與肥胖形象認知偏差有關聯。經驗事實表明，男性對肥胖形象的認知更偏客觀，而女性則更偏主觀。從審美文化視角來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男性肥胖、健碩的身體形象代表著富裕與成功，女性弱小的身體形象表達的是陰柔與含蓄之美；在中西方審美文化的融合與發展中，女性“陰柔美”的傳統審美觀與“理想瘦”的現代審美觀不謀而合，但男性肌肉、健壯形象的傳統觀念依然存在。因此大學生在肥胖形象認知偏差上可能具有性別差異。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個體具有對身體形象進行自我評價的能力和需求，在有客觀標準的情況下與此標準進行比較，如果缺乏客觀標準，就會將其與他人進行比較，從而形成對自我身體形象的認知［34］。然而有比較就可能產生身體形象認知偏差，建構身體形象的方式也會不同。對男大學生而言，無論體型胖瘦，都渴望肌肉與健壯，對身體形象認知也更為客觀，而肌肉與健壯的身體形象只能通過身體活動實現（力量訓練）；女大學生更渴望自己變得苗條，對身體形象認知也更偏主觀［35］，但想擁有苗條的身體形象，卻不必然通過身體活動實現。但無論男性對肌肉的渴望，還是女性對“美”的追求，健康體型在其心中永遠是第一位的。結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設：假設3a：大學生對肥胖形象認知越偏客觀，身體活動水平越高，越偏主觀，身體活動水平越低；假設3b：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大學生身體活動存在性別差異。

三、數據、變量與分析策略

1.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大學生體育鍛煉與身心健康狀況研究課題組”2021年9月在陜西、湖南、甘肅三省6所高校開展的問卷調查，該調查收集了學生的個體特征、體力活動、身心健康和社會交往等內容。通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在6所學校抽取了1192名學生作為調查樣本。采用多重插補的方法對含有缺失值的變量進行處理，最終得到1044個有效樣本。

2.變量測量

（1）因變量。身體活動（簡稱PA）為本文的因變量，采用《國際身體活動量表（短卷）》對身體活動進行測量。在數據處理過程中，嚴格按照該量表處理異常值與截斷原則及不同強度身體活動的權重，計算每位學生PA的能量消耗值（簡稱MET）。通過MET來反映大學生身體活動情況，取值越大，身體活動水平越高。為了使MET變量更加符合正態分布，其取自然對數構造出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同時，將高、中強度PA的頻次進行加總，并計算每位學生PA的總時間，作為穩健性分析的變量。

（2）自變量。本研究自變量有：主觀肥胖形象、客觀肥胖形象和肥胖形象認知偏差?？陀^肥胖形象使用BMI作為其代理變量。按照中國成年人BMI指標劃分標準，計算每位學生客觀肥胖形象的類型。為了能夠與主觀肥胖形象進行比較，對其重新編碼，BMI＜18.5為“偏瘦”，賦值為1；18.5≤BMI≤23.9為“正?！?，賦值為2；BMI≥24為超重，賦值為3。主觀肥胖形象采用“你覺得自己身材胖瘦如何”進行測量，1“很瘦”、2“有點瘦”、3“不胖不瘦”、4“有點胖”、5“非常胖”。同樣對其重新進行編碼，將“很瘦”“有點瘦”歸為偏瘦，賦值為1，“不胖不瘦”歸為正常，賦值為2，“有點胖”“非常胖”歸為超重，賦值為3。肥胖形象認知偏差通過主觀和客觀肥胖形象的列聯表進行測量，在對角線左下部的樣本為偏主觀，賦值為1；在對角線上的樣本為認知一致，賦值為2；在對角線右上部的樣本為偏客觀，賦值為3。

（3）控制變量。本文對個體、家庭和社會特征變量進行了控制。分別選擇性別（0=男性，1=女性）、年齡（取值范圍為：17～45）、年級（1=大一，5=研究生以上）、健康狀況（1=非常差，5=非常好）、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同伴支持。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以父母雙方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為準，并重新賦值（0=沒受過任何教育，6=小學、私塾，9=初中，12=中專/技校/職業高中/普通高中，14=大學?？?，16=大學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父母和同伴支持由“是否獲得父母和好友在PA方面提供的物質和情感支持（1=從不，2=偶爾或很少，3=有時，4=經常，5=總是）”進行測量，通過加總獲得取值范圍為0～50分的變量。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詳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

3.實證分析策略

實證分析分為三個步驟：首先，通過單變量描述統計分析主客觀肥胖形象及其認知偏差的分布情況，并通過t檢驗或卡方檢驗各變量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其次，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OLS），分別考察主客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最后，探討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身體活動的關系，并進一步加入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性別的交互項，考察兩者關系是否存在性別異質效應。所有分析采用stata16.0軟件進行。

四、研究結果

1.主客觀肥胖形象及其認知偏差分布

24.14%、41.09%、34.77%，其中，男生認為身材偏瘦的比例高出女性9.81%，而女生認為體型偏胖的比例高出男性7.87%，認為身材正常的男女比例基本相同?？ǚ綑z驗顯著，說明主觀肥胖形象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從肥胖形象認同偏差來看，有64.37%的大學生肥胖形象認知一致；有22.41%的大學生認知偏主觀，其中女生是男生的3.55倍；有13.22%的大學生認知偏客觀，男生是女生的6.84倍?？ǚ綑z驗顯著，說明肥胖形象認同偏差也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偟膩砜?，主客觀肥胖形象認知呈現“趨中”的趨勢，但表現出明顯的認知偏差，即男性更偏客觀，而女性更偏主觀。表2為身體形象認知偏差統計情況。

表2 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

（續表）

2.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分析

在表2中，本文設定了4個嵌套模型。模型1中只加入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健康狀況、父母和同伴支持顯著正向影響其身體活動水平；而年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卻具有負效應。模型2加入了客觀肥胖形象后，部分控制變量的系數有所下降，但依然顯著，說明客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具體來看，體型偏胖的大學生身體活動顯著高于體型正常的個體，而體型偏瘦與體型正常的大學生在身體活動方面并沒有顯著差異。假設1得到了驗證。模型3加入了主觀肥胖形象，模型解釋力有所增強，但是結果顯示，主觀肥胖形象并不會影響大學生的身體活動。假設2得到了驗證。

考慮客觀肥胖形象會影響個體對主觀肥胖形象的評價，在建立模型4之前，對模型進行了多種共線性檢驗，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結果顯示VIF值均為1.59，未超過10，表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模型4結果顯示，客觀和主觀肥胖形象的系數發生了明顯變化。從客觀肥胖形象看，體型偏瘦和超重的大學生身體活動顯著低于和高于體型正常者。從主觀肥胖形象看，與身材正常相比，越認為身材偏胖的大學生越不會進行身體活動。由此可見，主客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不同。這可能與性別因素和肥胖形象認知偏差有關，因此需要進一步考察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身體活動的關系及其性別異質性。

3.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關系

別變量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男生身體活動顯著高于女生，這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一致［36］。肥胖形象認知偏主觀在0.05水平上顯著為負，而認知偏客觀在0.05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與肥胖形象認知一致相比，認知越偏客觀，身體活動水平越高，認知越偏主觀，身體活動水平越低。假設3a得到了驗證。但模型3顯示，肥胖形象認知偏差與性別的交互項系數不顯著，說明肥胖形象認知偏差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不受性別因素的調節。假設3b沒有得到驗證。但值得注意的是，與模型2相比，認知偏主觀的系數不再顯著，而認知偏客觀的系數顯著，說明男生對肥胖形象認知越偏客觀，身體活動水平越高。

表3 肥胖形象認知偏差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

（續表）

4.穩健性檢驗

本文發現客觀肥胖形象顯著正向影響大學生身體活動，但未發現主觀肥胖形象的積極影響。這與以往部分研究結論不太相符［37］［38］，因此需要對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紤]到《國際身體活動量表（短卷）》問卷對身體活動能量消耗測量時，對鍛煉時間和頻次進行嚴格地截斷處理和數據轉化，可能損失了身體活動頻次和時間的真實信息。因此，本文以中高強度身體活動的總頻次和總時間為因變量分別建模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即使考慮了鍛煉頻次和鍛煉時間，主觀肥胖形象對身體活動的積極影響也無法得到數據的支持。因此本研究的結果是穩健的。

五、結論與探討

身體形象在全面性教育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引導與幫助大學生建構積極的身體形象，對其身心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考察了肥胖形象與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關系，并進一步探討了肥胖形象認知偏差和性別異質性問題，得出以下結論：（1）大學生的主觀和客觀肥胖形象認知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男生對肥胖形象的認知更偏客觀，而女生更偏主觀。（2）客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與體型正常者相比，體型偏重的大學生身體活動水平越高，而體型偏瘦的大學生身體活動水平較低；但主觀肥胖形象并未呈現此效應。（3）肥胖形象認知偏差會影響大學生身體活動，認知越偏客觀，身體活動越高，越偏主觀，身體活動越低，但性別的調節效應并沒有發現。

本研究的結果表明，客觀肥胖形象是影響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對“健康體型”的渴望比對“美麗身材”的追求更適合解釋大學生身體活動情況。隨著中國大學生肥胖問題日益嚴重，體質健康每況愈下，教育部、發改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衛生與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學校要堅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全面提升學生健康素養納入高質量教育體系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和評價標準，把樹立“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責任人”的理念作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則。同時，學校也不斷強化對體育教學內容、評價體系、課時安排等體育課程的規范與監督，重視大學生體質健康工作的宣傳與指導，積極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健康觀和審美觀。在這種教育環境中，大學生的健康意識有所提高，對客觀肥胖形象的危害也更加清楚，身體活動作為塑造“健康體型”的方式再次凸顯出其重要性。

然而，主觀肥胖形象對大學生身體活動的影響較小。一般認為，社會審美文化、大眾媒介、同伴攀比是導致個體對肥胖形象產生不滿的原因，進而會影響其身體活動水平［39］。但這一論斷有兩個前提條件：首先，個體對肥胖形象的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對肥胖形象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弱，不滿情緒越多，個體進行身體活動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然而隨著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大學生變得更加“個性與自我”，對肥胖形象的自我接納能力和心理彈性相對較好。在現實的交談中，他們常常表現出“我胖我愿意，你瘦不羨慕”的心態，這種心理可能是導致大學生不愿進行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囿于數據的限制，我們目前無法對其心理機制進行相應的數據分析，以期后續研究進行檢驗。其次，身體活動必須是建構身體形象的唯一方式，但這與現實不符。消費社會為形塑肥胖形象提供了多種身體技術，大學生不必選擇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汗水的身體活動形塑肥胖形象，而可以通過服飾裝扮、合理膳食等相對靈活、輕松的日常行為方式塑造自己滿意的身體形象。因此主觀肥胖形象并不能有效地預測大學生身體活動。

與此同時，肥胖形象認知偏差也是影響大學生身體活動的重要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只有當大學生對肥胖形象認知偏客觀，才會對其身體活動產生積極的影響，而偏主觀則無顯著影響。近年來已有研究發現，主觀身體形象對大學身體活動的預測作用較弱，而身體形象認知偏差可能是考察兩者關系的有效指標［40］［41］。這為本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提供了佐證。值得注意的是，性別的調節效應也未得到驗證，這可能與目前中國大學生身體活動水平整體偏低相關。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認為，大學生首先應該對肥胖形象要有科學、客觀的認識與評價，樹立“健康就是美”的身體意識與審美觀；其次，對社會審美文化或大眾媒介倡導的“瘦即為美”“顏值即正義” 的片面審美觀進行反思與批判，采用合理的方式化解消極肥胖形象所引起的不滿情緒，掌握科學建構身體形象的途徑與方法；最后，學校應強化對大學生身體形象的全面教育，重視學校體育教育的作用，積極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健康觀、審美觀，對身體意象失調的大學生可采用身體活動進行有效的干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