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的影響—基于疫情前后全國19 所高校的調查對比分析

□ 劉保中 郭亞平 敖妮花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對大學生就業造成了較大程度的沖擊。相比于疫情初期的“突發性”特點，疫情的持續和反復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造成的影響開始呈現新的特點。一是“累積性”影響，新冠病毒高度的、持續的不確定性使得疫情不斷反彈，導致社會生產和經濟發展的恢復進程持續受阻，就業問題積壓。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和智聯招聘聯合發布的《2021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疫情發生以來，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景氣指數（招聘需求人數/求職申請人數）總體低于疫情前水平，而且隨著疫情的反復，指數的波動趨勢較為明顯［1］，這使得大學生就業在較長時間內承壓；二是“疊加性”影響，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高校畢業生數量持續突破歷史記錄，多種不利因素交織疊加，極大加劇了疫情后大學生就業的困難程度。

實際上，疫情對大學生就業的挑戰不僅僅涉及機會總量和規模壓力，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成為國家就業保障的新目標與新任務。我國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也從注重數量的階段發展到更加注重質量的新階段［2］。當前全球仍處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在相對較長的時期范圍內追蹤研究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質量的持續性影響，對新形勢下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國內學界及時關注到疫情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并已經開展了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梳理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的主題：一是現狀分析，重在描述疫情后大學生就業基本情況與就業形勢的變化［3］［4］［5］；二是后果分析，主要關注疫情給大學生就業帶來哪些客觀和主觀影響，涉及就業機會［6］、心理壓力［7］、就業偏好［8］、就業信心［9］、就業預期［10］、就業態度［11］等；三是對策研究，重點分析如何應對疫情給大學生就業帶來的挑戰［12］。通過對相關文獻的綜述可以發現，已有研究涉及的主題比較全面，但是受到數據資料的限制，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調查數據代表性不足。目前大部分相關研究使用的調查數據多是基于部分地區、單獨省份部分高?；蛘邌蝹€學校的調查數據，數據代表性不夠，難以說明大學生的總體情況。

第二，少數研究采用了基于全國范圍的大樣本調查數據，但其中絕大多數研究采用的是疫情發生后不久的短期橫截面數據，研究結論并不能呈現疫情前后的對比，嚴格意義上講，只能反映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較為短期的影響，不足以說明疫情對大學生就業長時段的影響［13］。關于縱向數據的使用，樣本時間跨度同樣較短，不能反映疫情的長期影響［14］［15］［16］。

第三，已有研究分析的調查對象均是尚未離校的在校生，在調查時點之后就業的情況顯然未能納入統計中，而且畢業生在離開學校、真正走向工作崗位之后遇到的問題也未能涉及。由此可見，受制于調查數據的局限性，以往研究并未能在較長的時期內評估疫情對大學生就業帶來的影響。

第四，絕大部分已有研究都未能區分疫情對不同類型高?？赡茉斐傻牟町愑绊?。目前我國的高校體系體現出鮮明的類型化、層級化和等級化特點。普職分流形成了“高職院校-本科院?！钡膮^分，層級分流又形成了“重點大學-非重點大學”的差別。這種類型化、等級化大學體系造成的影響在勞動力市場上體現得尤為明顯［17］。尤其是在我國大學不斷擴招的背景下，大學學歷在就業市場上的信號功能同時出現了弱化和分化的雙重分化現象，一方面，總體上看大學學歷的“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大學學歷的信號功能弱化，但另一方面由于“信號顯示”對首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起著重要的作用，學校的篩選作用變大。以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視之，身陷就業困境的大學生主要是那些被擠出首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非重點院校的畢業生群體。當疫情危機來臨、就業市場受到沖擊的時候，不同類型高校的畢業生受到的影響會存在比較大的差異。

本文試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繼續推進，在更長的時期內進行縱向分析，主要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截至目前，總體上看疫情對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造成了哪些影響？二是疫情對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產生了哪些不同影響？為此，本研究采用“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PSCUS）2018—2021屆19所高校四屆應屆畢業生數據，比較分析疫情前后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從就業率、就業流向、就業薪酬、就業穩定性、就業滿意度、就業心態等多個方面分析評估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質量帶來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與變量解釋

1.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主持實施的“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簡稱PSCUS）。該調查采用多階段混合抽樣方法，在“學校-專業-班級”三個層次的抽樣單元中隨機取樣，初級抽樣單元（PSU）按照學校層級、學科類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劃分為三個抽樣層（抽樣框），并使每一抽樣框內所抽中的大學盡量分散在不同的抽樣層上，以此來平衡PSU的多樣性，降低抽樣誤差。相比于國內其他同類型調查，PSCUS的優勢在于每年都針對高校畢業生進行跟蹤調查，且調查時點通常在大學生畢業半年左右（每年的11月下旬到12月底）開展，因此其就業部分的調查數據基本可以說明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情況。教育部在統計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時通常采用初次就業率和畢業半年后就業率兩個指標。相比于針對高校畢業生在離校前的初次就業統計，畢業半年后的就業統計考慮了大學生尋找合適工作的緩沖時間和過渡期，因此更能反映大學生就業的真實情況。

表1呈現了本文所使用的PSCUS2018—2021屆畢業生調查的樣本基本情況。

表1 2018—2021屆畢業生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2.核心變量與分析策略

疫情前后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的變化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業質量源于20世紀90年代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體面勞動”這一概念，即“體面的、高質量的就業應該是自由的、機會平等的、安全的和有尊嚴的工作”，是對勞動力就業的經濟和非經濟方面的綜合反映。從世界范圍看，追求高質量的就業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我們國家同樣如此，近些年國內關于就業領域的政策制定、學術研究不再單純關注就業數量和結構問題，也越來越重視就業質量。目前國內學界對就業質量的研究涉及勞動者的客觀就業狀態和主觀就業感受，通過就業機會、工作報酬、工作性質、工作環境、就業穩定性、社會保障、工作滿意度、幸福感等指標對就業質量進行測量［18］［19］［20］［21］。就業質量是一個復雜的多維度概念，在操作化層面目前尚難以劃定一個統一標準，綜合以往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對象，我們從大學生畢業去向落實率、就業流向、工作薪酬、單位性質、就業滿意度、就業穩定性、失業擔憂七個維度測量大學畢業生的就業質量。

為了解答本文的核心問題，本文將首先采用描述性統計的方式呈現2018—2021屆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的主要狀況，并重點比較不同類型學校之間的差異。其次，在描述性統計的基礎上，本文利用多元回歸分析，匯總四次調查數據，建立匯合分析回歸模型，展現大學生就業質量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最后，通過加入疫情虛擬變量t，考察學校類型和疫情變量t之間的交互效應，以考察疫情對不同類型學校學生就業質量影響的差異。

三、畢業去向落實率與就業流向

1.疫情后大學生畢業去向落實率呈現小幅度下降，但總體平穩

就業率是反映高校畢業生就業程度的最直觀指標。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高校畢業生升學、就業等畢業去向情況，從2021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統計開始，教育部將“就業率”改為“畢業去向落實率”。從調查結果看，樣本院校應屆畢業生畢業半年后就業率（畢業去向落實率）依次為：86.43%（2018屆）、84.96%（2019屆）、83.63%（2020屆）、82.78%（2021屆）。對比疫情前，疫情后大學生就業率出現小幅下降。

根據人社部公開發布的數據，2018—2021屆四屆高校畢業生畢業半年后總體就業率均達到90%以上。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的就業率要低一些，一種原因可能是由抽樣誤差造成的，雖然PSCUS在初級抽樣單元盡量考慮到了樣本院校的差異性，但是樣本院校數量仍舊不夠大，因此跟相關部門統計的就業率有差異。另外一種原因則可能是由于調查方式不同造成的，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采用詢問學生本人的調查方式，畢業生自身認定的就業情況跟相關部門統計時對就業情況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拋開單純的就業率數值的差異，無論是采用人社部數據，還是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數據，都可以發現，疫情前后大學生畢業去向落實率水平并無太大幅度的變化，說明疫情并沒有造成就業率的較大波動，就業形勢總體上還是比較平穩的。

2.疫情前后大學生就業流向變動明顯，升學和體制內就業比例顯著增加

相比于就業率（畢業生去向落實率），就業流向更能代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結構，對經濟發展狀況和國家政策調控的反應也更靈敏。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可以分為首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22］。首要勞動力市場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工作穩定性明顯好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強化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雖然疫情前后高校畢業生就業率沒有出現較大變化，但就業流向發生顯著改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畢業生就業部門流向的變化。

首先，疫情后大學生升學比例顯著增加。2020年疫情暴發后，為緩解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擴大碩士研究生和專升本招生規模。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的數據顯示，擴招政策發揮了明顯效果。如表2所示，2020屆和2021屆大學畢業生選擇升學的比例明顯提高。應屆大學畢業生中升學的人數比例從疫情前2018年的25.64%、2019年的25.34%分別上升到疫情后2020年的30.83%、2021年的32.01%，單位就業的畢業生比例則從2018年的53.52%、2019年的54.73%分別下降至2020年的46.65%和2021年的44.13%。自由職業和創業的比重變化不大。疫情之下，大量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沖擊，生產、銷售等受到嚴重影響，大大降低了企業對大學畢業生的吸納能力。面臨復雜的就業形勢，大學畢業生采取繼續提高學歷水平以提升市場競爭力，尤其加上政府的擴招政策刺激，導致疫情后大學畢業生升學比例上升較為明顯，詳見表2。

表2 疫情前后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流向（%）

其次，從單位就業內部的變化看，大學生體制內單位就業比例顯著提升，體制外單位就業比例則明顯下降。疫情前2018年和2019年進入體制內單位工作的應屆大學生比例僅為32.00%和35.26%，疫情后2020年和2021年分別上升到40.34%和38.13%；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應屆畢業生進入民營/私營/外資企業工作的比例分別占到60.73%、47.45%、44.01%和39.70%。對比疫情前，疫情后進入民營/私營/外資企業工作的大學生比例明顯下降，而進入體制內單位工作的比例則有所增加。體制內就業一直都是大多數畢業生的理想就業模式，“公考熱”在高校畢業生群體中仍然不減，疫情帶來的極大不確定性，進一步刺激了大學畢業生的避險意識，更加看重經濟收入和職業發展的穩定性，追求進入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旱澇保收的單位，擁有“鐵飯碗”。

以上對疫情前后大學畢業生就業流向變化的分析，總結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疫情前后就業率的總體穩定得益于就業結構的調整，政府采取的針對大學生的各項穩就業措施及時實施，雖然大學生就業的總量壓力空前，但擴大升學規模、增加體制內就業崗位等這些“易控”的穩就業調控政策發揮了積極的效果。就業結構的內部調整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疫情發生后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第二，疫情后大學畢業生面對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程度更加嚴重，疫情的持續影響對當前我國民營經濟尤其是廣大中小企業等市場主體沖擊較大，就業吸納能力下降，體制外就業機會明顯減少。在更多的畢業生看來，通過繼續深造躲避眼下的就業壓力，或者進入體制內單位規避風險成為相對更理想的選擇。

3.不同類型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流向差異明顯，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的就業問題比較突出

首先，相比于本科院校，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較高，而且在疫情前后基本保持穩定，但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流向的變化比較突出。高職院校畢業生選擇升學的學生比例明顯增加，單位就業的畢業生比例下降。高職院校畢業生選擇升學的學生比例相比疫情前翻了一番，從疫情前的11.64%（2019年）上升到23.11%（2021年），選擇單位就業的畢業生比例下降接近15個百分點，從2019年的68.45%下降到2021年的54.29%。對高職院校畢業生來說，其就業率在疫情前后能保持基本穩定和就業流向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國家擴大了專升本的招生規模，通過擴招部分解決了高職院校學生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我國的專升本政策具有特殊性，統招專升本只針對應屆?？飘厴I生，且只有一次考試機會，因此有很多想升學但未能考試成功的這部分高職生將不得不就業。

其次，相比于高職院校，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要低一些，而且在疫情后出現了小幅度的下降，但基本沒有發生較大變化，2019年雙一流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為84.40%，疫情后兩屆畢業生大約下降了1～2個百分點。從就業流向看，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在疫情后選擇去單位就業的學生比例下降，2019年雙一流高校畢業生選擇單位就業的學生比例為30.67%，疫情后兩屆畢業生大約下降了4～6個百分點。但升學（讀研）比例在疫情后上升了約3～5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得益于國家研究生擴招政策，雙一流本科院校的畢業生通過讀研緩解了就業的壓力。

最后，相比于以上兩類高校，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最低，而且是受到疫情影響最大的就業群體。在疫情發生后，這一類型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出現明顯下降，且有上升趨勢。2019年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為79.59%，雖然疫情后2020屆的就業率變化不大，但是2021屆就業率下降到73.39%，下降了約6個百分點。從就業結構看，非雙一流本科院校呈現出與雙一流本科院校相似的變化，即疫情后選擇去單位就業的學生比例在下降，但升學（讀研）的比例在上升，但上升的比例大約僅在1%左右，低于雙一流本科院校。由此可見，國家在疫情后的研究生擴招的政策紅利更容易被雙一流本科院校的學生享有。

受到疫情影響，就業機會減少，升學的政策紅利出現后，學生都更愿意通過升學進一步提升自身能力或者避開就業問題，而擴招顯然更有利于高職院校和雙一流本科院校。對本科院校未就業的學生而言，其“慢就業”或“緩就業”的原因多是因為感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要繼續備考，再次考研。

四、工作收入與工作滿意度

1.工作收入

我們對PSCUS調查的畢業生名義月工資收入進行了平減處理，在消除價格因素的情況下，2018—2021屆大學畢業生的實際月工作收入并沒有因為疫情影響而下降；相反，不同學校類型大學畢業生工作半年后的月薪在四年間均呈現出穩步增長的趨勢。不過大學生工作收入增長的幅度在疫情后有所下降，2019屆畢業生平均月工作收入比2018屆畢業生高396.47元，2020屆畢業生平均月工作收入比2019屆畢業生高342.63元，2021屆畢業生平均月工作收入的增長幅度進一步下降，僅比2020屆畢業生高239.57元（見圖1）。

圖1 2018—2021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月收入

對不同類型高校的畢業生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疫情前后，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平均月薪都是最低的，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居中，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平均月薪最高。從增長幅度看，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工作收入增長幅度也是最低的，疫情后2020屆畢業生比2019屆畢業生高274.15元，2021屆畢業生比2020屆畢業生僅僅高146.17元，這也導致高職院校畢業生與本科院校畢業生尤其是雙一流本科院校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疫情前2018屆雙一流本科院校與高職院校畢業生的月均收入差距是2917.53元，疫情后2021屆畢業生的這一差距擴大到3488.43元。

2.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是反映就業質量的主觀性指標，是高校畢業生衡量所從事工作的一種主觀感受，也是對自身就業狀況的一種綜合評價［23］。PSCUS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調查了大學生畢業半年后整體上對工作滿意的程度，問題選項包括“非常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比較滿意”“非常滿意”五個級別，我們分別賦值為1～5分后進行滿意度均值比較。分析結果顯示，總體來看疫情前2018屆和2019屆畢業生工作滿意度平均值分別為3.61分和3.62分，疫情后2020屆和2021屆畢業生工作滿意度平均值分別為3.45分和3.44分。疫情成為明顯的“分水嶺”，疫情發生前連續兩屆畢業生工作滿意度變化不大，但疫情發生后的兩屆畢業生則穩定在一個相對更低的水平。

從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的工作滿意度來看，疫情前高職院校、非雙一流本科院校和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滿意度平均得分分別為3.57分、3.72分和3.70分，疫情后三類學校畢業生的滿意度平均得分分別下降為3.41分、3.48分和3.54分。由此可見，無論疫情前后，在三類院校中，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工作滿意度都是最低的。但三類院校高校畢業生工作滿意度的下降幅度不同，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滿意度得分分別下降了0.16分、0.24分和0.16分，非雙一流本科院校下降程度最大（見圖2）。

圖2 2018—2021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滿意度

五、工作穩定性與失業擔憂

1.工作穩定性

我們以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變動情況來反映其工作穩定性。PSCUS詢問了大學生畢業半年內是否換過工作?？傮w來看，相比于疫情前的2018屆和2019屆畢業生，疫情后初期的2020屆畢業生換工作的比例并未增加反而略有下降，但是2021屆畢業生出現較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就業穩定性明顯下降。這背后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疫情對經濟和就業的影響具有累積性，疫情的負面影響在疫情后短期內不明顯，但隨著疫情的持續，這種負面影響會放大；二是疫情疊加其他外部因素，比如教培、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重要行業在近兩年出現裁員潮，尤其是受到“雙減”文件（即《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的影響，教培行業震蕩，而“雙減”文件出臺的時間恰好為高校畢業生離校之后的2021年7月，這導致2021屆畢業生中在教培行業工作的這部分人受到較大影響，在畢業后換工作的比例顯著升高。

比較不同院校的情況可以發現，無論是疫情前后，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工作穩定性都是最低的，而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工作穩定性是最高的。2018—2020屆三屆畢業生中，畢業半年內本科畢業生換工作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尤其是雙一流本科院校的畢業生換工作的比例僅在3%左右。但是2021屆畢業生中未換工作的比例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高職院校、非雙一流本科院校和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未換過工作的百分比分別下降了24.66%、18.79%和10.22%。由此可見，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工作穩定性受沖擊最大，2021屆畢業生中畢業半年內超過一半的人都發生過換工作的情況。

2.失業擔憂

PSCUS詢問了大學畢業生認為自己在未來的六個月內失業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分為“非常不可能”“不可能”“一般”“有可能”“非常有可能”五種程度，我們分別賦值為1～5分后進行失業擔憂的均值比較，分值越大，表明失業擔憂程度越高?？傮w來看，在疫情前，大學畢業生對失業的擔憂程度相對穩定，2018屆畢業生和2019屆畢業生基本沒有變化，但疫情后的兩屆畢業生對失業的擔憂程度在上升，2020屆畢業生的失業擔憂分值從疫情前的2.74分增加到2.81分，2021屆畢業生失業擔憂程度增加更為明顯，上升到2.94分。

從三類院校的差異來看，無論是疫情前后，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失業擔憂水平都是最高的，而雙一流本科院校畢業生的失業擔憂水平是最低的。從疫情前后的變化看，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的失業擔憂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高職院校，雙一流本科院校的失業擔憂上升幅度最低，變化最小。

六、回歸分析

接下來將通過匯合回歸分析，針對不同因變量建立回歸模型，納入更多的控制變量，以進一步檢驗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質量的影響。首先，通過表3模型1-模型7的回歸分析結果對四屆畢業生進行總體上比較。在是否落實就業上，相比于2018屆，2019—2021屆三屆畢業生的就業落實程度雖然下降，但這一差別并不顯著，這也印證了描述性分析部分的結論，即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在疫情前后總體上是穩定的；在是否升學上，疫情前2018屆和2019屆畢業生的升學概率并無顯著差異，但疫情后的2020屆和2021屆升學概率顯著提升；在工作收入上，相比于2018屆畢業生，后續三屆畢業生的月薪水平實現了逐年增長；在工作單位類型上，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的畢業生比例顯著提高；在工作穩定性上，疫情前的兩屆畢業生無顯著差異，疫情后的第一屆即2020屆畢業生也無顯著變化，但是2021屆畢業生出現了顯著下降，系數為-1.127；在失業擔憂上，疫情前不同年份畢業生變化不大，疫情后的第一屆畢業生的失業悲觀情緒呈現微弱的增加；在工作滿意度上，疫情前的兩屆畢業生基本沒有變化，但是疫情發生后的兩屆畢業生呈現顯著的下降（見表3）。

表3 疫情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影響的回歸模型分析

其次，從學校類型的差異看，高職院校的就業率顯著高于本科院校，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的就業率最低，在失業擔憂上，高職院校也要高于本科院校；但是在升學率、工作收入、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工作穩定性和就業滿意度等幾個維度上，高職院校都顯著低于本科院校，而雙一流本科院校在這些就業質量上優勢最明顯。這充分說明在勞動力市場上，不管是否有疫情的影響，學歷和學校層級的信號作用仍然是很強的。

為了進一步刻畫疫情對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產生的差異，同時也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對疫情前后的兩屆畢業生分別進行合并，加入疫情虛擬變量t，疫情前的兩屆畢業生為參照組，并建立學校類型和疫情變量t之間的交互項，以考察疫情對不同類型學校影響的差異。表4結果顯示，在就業率、工作收入、失業擔憂和工作滿意度上，疫情對不同類型高校畢業生的作用是相似的，但在升學、工作穩定性上表現出顯著差異。就升學而言，雖然疫情總體上促進了畢業生升學比例，但對高職院校畢業生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雖然在疫情前后高職畢業生在升學上仍舊具有比較明顯的劣勢，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由于疫情后國家針對專升本擴招的政策刺激，高職畢業生享受到了之前未曾有過的升學紅利。就工作穩定性而言，疫情對本科院校的負面影響更大，但結合描述性分析的結果，我們認為更有可能是疫情疊加了其他外部環境因素導致的。

七、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在疫情前后針對全國19所高校2018—2021屆四屆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數據，在較長的時期內縱向對比分析了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質量的影響（見表4）?？傮w來看，在疫情影響下，大學生就業質量體現出“變”與“不變”的雙重特征。

表4 疫情對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影響的交互模型分析

首先，無論在疫情發生初期還是持續反復階段，疫情前后大學生畢業去向落實率和工作收入未出現明顯波動。疫情后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出現小幅度下降，工作收入稍許增加，總體上維持了“不變”的穩定趨勢。這充分說明在畢業生人數增量壓力、疫情沖擊以及其他諸多外部不確定性因素綜合影響下，高校畢業生就業態勢保持了總體平穩的良好基本面。這一方面源于我們國家積極應對疫情影響的各項舉措，努力將疫情對人民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降到最低，保持了宏觀經濟大盤和勞動力市場的總體穩定；另一方面也源于政府及時出臺了針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各種保障性政策和措施，協同相關部門、高校和畢業生共同積極應對就業難。

其次，疫情對大學生就業質量也造成一系列“變化”。第一，從就業結構來看，大學生就業流向發生三個方面的明顯改變：首先，相比于疫情前，疫情后高職畢業生專升本、本科畢業生攻讀研究生的升學比例顯著提升；其次，實現單位就業尤其是進入非公企業工作的大學生比例明顯下降；最后，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的比例呈現小幅增加。以上就業流向的變化存在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的原因?？陀^方面，疫情發生后，政府實施了擴大升學規模、增加體制內就業崗位（如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擴大招聘）等穩就業政策，這些政策相對“易控”，容易見到效果。主觀方面，疫情影響下體制外職業的風險成本增大，大學畢業生規避職業風險的意識增強，求穩心態明顯上升，穩定性的體制內工作顯然更具吸引力。

第二，從工作滿意度來看，疫情后大學畢業生工作滿意度水平出現明顯下降，這表明盡管在疫情影響下，大學生依然能夠找到工作，但是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這也側面反映出相比于總量供給矛盾，疫情凸顯了好的就業機會的供求矛盾。

第三，從就業穩定性和失業擔憂來看，疫情發生后的第一屆（2020屆）畢業生跟疫情前畢業生相比并未發生明顯變化，但2021屆畢業生就業穩定性和失業擔憂程度明顯增長。這說明疫情對就業的累積性和疊加性影響在增強，從累積性看，疫情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和就業情緒在短期內可能不會顯現，但是隨著疫情的持續則會加強，尤其是在就業心態方面，長期承壓之下就業悲觀情緒勢必會加劇。從疊加性看，疫情疊加外部環境的變化帶來更大的震動，例如“雙減”政策出臺之后教培行業的震蕩明顯影響了該行業的工作機會和工作穩定性。

最后，對不同類型高校的畢業生而言，疫情造成的影響存在差異。一是高職院校畢業生享受到了最大的“擴招紅利”，但是總體就業質量堪憂。疫情發生后的擴招政策對高職院校的畢業生最為有利，其升學比例得到了較大幅度的提高。盡管如此，相對于本科畢業生而言，同疫情前一樣，疫情后高職畢業生在升學比例、工作收入、工作收入增長幅度、進入體制內單位就業比例、工作滿意度、工作穩定性等方面的就業質量上仍然更差。二是非雙一流本科院校的畢業生受到疫情的沖擊最大，是疫情下最失落的群體。面對有限的研究生擴招，這部分群體在升學競賽中難以競爭過雙一流本科院校的畢業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好的就業機會減少的情況下，他們更有可能被排擠到優質就業機會和首要勞動力市場之外。在三種學校類型的畢業生中，他們的畢業去向落實率最低，就業滿意度的下降程度最大，失業擔憂程度上升最為明顯。就業重壓之下，這部分群體更多地選擇了再次考研、慢就業等就業形式。三是雙一流本科院校的畢業生是受疫情影響最小的就業群體。相較于高職院校和非雙一流院校的畢業生，這部分群體無論在升學比例還是在就業機會上，變化都不是太大。這說明，在疫情進一步加劇就業難的形勢下，不同類型大學學歷信號作用的差異得到強化，精英高校的文憑顯然更加珍貴，而在勞動力市場上本就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非精英高校的畢業生，處境則更加不利。精英和非精英高校之間就業機會的不平等變得更加嚴重。

基于本文的研究發現，為應對疫情的持續影響，促進大學生就業質量的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是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落實統計指標，加大對就業質量的評估。進一步明確畢業去向落實率相關指標的含義，嚴格落實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嚴格核查2020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的通知》等文件內容，探索采取由教育主管部門主導和第三方專業機構評估的方法，保證就業統計數據的真實有效；增加關注畢業生的長期就業情況，跟蹤統計大學生畢業半年、一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就業情況。

二是高校在加強就業指導工作的同時，注重對大學畢業生就業心態的引導。疫情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心態的變化影響顯著，大學生風險意識增強，扎堆體制內就業和考研升學，2021年考研分數“高分內卷”引發社會熱議，高校畢業生在公務員考試和研究生考試上的競爭更加激烈。面對考研、考公的失利，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緩就業”，高校應對畢業生加強就業輔導，增強大學生的就業信心，引導畢業生就業多元化，幫助畢業生做好就業規劃，對選擇“緩就業”的高校畢業生注重就業心態的輔導與引導，做好就業保障服務。

三是創新在校大學生參與工作實習的渠道和方式，豐富在校大學生的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是大學生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的重要資本，提高大學生的人力資本積累，是促進大學生就業的關鍵。實習經歷對高校畢業生尋找人職匹配工作、提升就業后的工作滿意度等具有重要影響作用，但當前高校封閉或半封閉的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學生的實習活動。在當下疫情防控形勢下，需要創新大學生參與實習的方式，為大學生創造可以線上實習、線上辦公的條件，促進就業落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