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測度與協同路徑

王亞玲，董樹功

1.2.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天津 300222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成為重要戰略機遇，是預防“二元經濟結構”裂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中心城市集聚與擴散效應、實現區域內經濟整體演進的重要路徑。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在調整優化城市布局、推進產業優化升級、打造省際經濟發展及良性互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區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應打破原有行政區劃。本文依據聚類分析結果顯示的差異性將京津冀區域重新劃分為五大區塊，并測度各區塊間的差異程度，以此為基礎提出五大區塊協同發展的具體路徑，實現目標同向、措施一體、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協同發展新格局。

二、文獻綜述

區域經濟差異作為一種經濟與地理互相影響形成的現象，不利于整體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從佩魯（Perroux F，1950）的“增長極”與“增長中心”理論、岡納·繆爾達爾（Myrdal G，1957）的累積循環因果理論、威廉姆遜（J.G.Williamson，1965）的“倒U型”理論到弗里德曼（Friedmann J，1966）的“中心—外圍”理論，對于區域經濟差異的理論研究一直持續。關于我國區域經濟差異的研究結果表明：由于改革開放之后的區位因素和政策因素，我國區域經濟差異在1970年之后不斷增大（Rober P.Kin，1995），沿海與內地的區域差異呈現增大的趨勢，而沿海地區內部的收入水平差距具有縮小的趨勢（Hans，2001）。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空間尺度探討了湖南?。ㄚw立平等，2019）、黃河流域（張可云等，2020）、東北三?。ń⒕?，2020）等特定區域的經濟差異與協同發展的對策建議。本文選取了構造測度模型和設計測算方法（劉麗波等，2020），基于兩體制和多體制的PTR模型分析產業集聚影響區域經濟增長（扶濤等，2015），基于系統論構建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對高技術產業與區域經濟協調關系進行分析（徐波等，2018），驗證經濟集聚對“中心—外圍”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存在“U型”關系等經典理論（蘭秀娟等，2020）的不同視角，運用了極差、極比、變異系數（吳珊，2019）、空間自相關分析（趙立平等，2019）等測度方法，以及空間計量分析（潘文卿，2010）、β收斂模型（楠玉，2020）、基尼系數分解法（劉志杰，2011）、TOPSIS法（袁曉玲等，2010）、泰爾指數分解法（苑清敏等，2018）、回歸分析及ESDA并輔以GIS（向玲凜，2018）等技術對區域經濟差異進行研究分析。

自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以來，京津冀城市群空間布局已初現端倪，其一體化在許多領域均有所推進，但京津兩市與河北省內城市的發展差距仍在不斷擴大（鄭濤等，2017）。通過空間計量模型分析（李健等，2017）和超越對數生產函數SFA模型分析（藺鵬等，2020）得出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應以區域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與經濟結構優化調整為驅動力，打破行政分割，促進區域協調分工，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有序的城市群空間結構體系（陳玉等，2017）?？梢钥闯?，學者們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的研究都是在現有行政區劃基礎上進行分析，對于協同發展視閾下京津冀整體經濟演進過程中出現的新的區域差異鮮有涉及?；诖?，本文以探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路徑為出發點，綜合因子分析與聚類分析，依據京津冀城市群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結果，打破京津冀原有的行政體系，將京津冀區域劃分為五大區塊，通過變異系數及泰爾指數分解等定量的測度方法，對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進行實證研究及歸因分析，針對性地提出實現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三、數據分析與區塊界定

（一）數據來源與指標選取

本文立足于“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定位，圍繞京津冀均衡發展問題，基于中國宏觀經濟指標體系框架，充分考慮數據的可得性、科學性、代表性、可比性，并綜合專家學者的研究經驗，選取反映城市經濟水平及發展能力的11個指標（見表1），查閱北京年鑒、天津年鑒及河北各市的年鑒數據，獲得2001-2018年的面板數據，對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的綜合經濟實力進行實證研究。

表1 京津冀區域綜合經濟實力統計指標體系

（二）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通過建立主成分因子分析模型，對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闡明各個指標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實現指標體系的有效整合，提取影響經濟差異的主要因子，并以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因子總得分，對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質量水平進行排序，同時為后文的聚類分析奠定基礎。

為觀察每一年經濟發展質量水平，本文查閱2001-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經濟年鑒，對不同年份的數據共進行18次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此以2017年的因子分析過程為例進行說明。由于數據的量綱性及數量級的差異性，首先對京津冀區域13個城市2017年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觀察各個變量的相關性系數，可發現變量之間具有多重共線性，適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主因子。結果表明前兩個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選取這2個主成分作為新的綜合評價指標，這2個主成分已反映了原始指標中85.94%的信息，詮釋力度很大（見表2）。LR檢驗的卡方值為316.4及P值為0，KMO檢驗結果為0.614＞0.6，均滿足因子分析要求，因子分析模型達到顯著性水平。

為進一步簡化因子結構，對因子結構進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轉?？傻玫揭蜃有D模型的一般情況（與表2類似）及因子載荷矩陣和變量未被解釋的部分。根據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表3）可以看出，主因子1解釋了V1GDP、V2人均GDP、V3政府全部財政收入、V6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V7第三產業占比、V9進出口總額、V11研究與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共七個指標；主因子2解釋了V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V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V8第二產業增加值、V10高校在校學生人數共四個指標。根據兩個主成分因子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兩個主成分因子相關關系不明顯，說明采取最大方差正交旋轉合理且因子分析結果有效。根據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得到主因子的表達式結果為：

表2 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貢獻率和累計方差貢獻率

表3 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

f1=0.8741V1+0.7339V2+…+0.9436V11

f2=0.4735V1+0.5892V2+…+0.2523V11

因子得分系數矩陣見表4。

表4 因子得分系數矩陣

各城市的得分根據公式為：

S為得分，f1、f2為因子分析時，對提取的主因子保留的變量（見表5），0.5801和0.2793分別是Stata計算輸出的主因子方差貢獻率。通過公式（1）可計算出京津冀城市群13個城市綜合經濟實力得分，根據各個城市的得分情況，對京津冀城市群經濟發展質量水平進行綜合排名，限于篇幅在此僅列出2014-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得分及排名情況（見表6），得分為負值表示低于平均水平，得分為正值表示高于平均水平。排名越靠前，表明經濟發展質量越高。兩個城市得分差異越大，表明城市之間的經濟差異越大。

表5 京津冀城市群的主因子權重情況

表6 京津冀城市經濟發展綜合得分及排名情況（2014-2018年）

通過京津冀城市群經濟發展歷年綜合得分及排名情況，可以看出北京與天津的經濟發展始終領先于其他城市，北京作為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首位城市，其綜合得分領先其他城市，且與天津的差距有逐漸縮小的趨勢，但在2018年二者經濟差異變大。石家莊與唐山的經濟發展差異不大，而河北其他城市綜合得分均為負值，表明其經濟發展水平均處于平均水平之下，還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廊坊市的經濟發展十分穩定，歷年的排名情況幾乎沒有變化。滄州市、邯鄲市、秦皇島市、保定市、張家口市這六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排名處于6-10的波動狀態，承德市、邢臺市及衡水市這三個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非常相近，歷年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得分十分相似，排名情況變化不大。

（三）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能夠將一組變量數據根據其諸多特征，按照性質親疏程度進行自動分類，產生多個分類結果。處在類內部的個體具有相似性，處于不同類之間的個體差異性較大。為了更加直觀清晰地看出京津冀城市群之間經濟實力和競爭力的差異，運用最長連接法層次聚類分析，根據各個城市的綜合經濟實力得分及排名進行聚類分析。其中個體距離采用平方歐式距離，得到聚類分析樹狀圖（見圖1）。

圖1 最長連接法層次聚類分析圖

由聚類分析樹狀圖可知，北京市和天津市聚成一類；唐山市和石家莊市的相似性高且聚成了一類；廊坊市和滄州市的相似性較高且較早地聚成了一類；邯鄲市和保定市的相似性較高且較早地聚在一起，后與秦皇島市靠攏，最終和張家口聚成一類；承德市、邢臺市的相似性較高而且較早地聚在了一起，后與衡水市聚成一類?；诖?，將京津冀城市群分為五個區塊（見圖2）：區塊一為北京市與天津市，為高水平經濟發展區；區塊二為唐山市和石家莊市，為較高水平經濟發展區；區塊三為滄州市與廊坊市，為中水平經濟發展區；區塊四為邯鄲市、保定市、秦皇島市及張家口市，為較低水平經濟發展區；區塊五為承德市、邢臺市、衡水市，為低水平經濟發展區。這個分類結果比較合理，與各市實際經濟發展狀況相吻合。

圖2 京津冀城市群區塊劃分示意圖

四、京津冀新區塊經濟差異分析

以聚類分析形成的京津冀五大區塊城市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差異性是當前京津冀地區經濟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通過分析區塊間差異和區塊內差異，可以深刻剖析差異形成的原因，進而探尋推動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路徑。

（一）測度指標與方法

本部分以京津冀新五大區塊劃分為基礎，選擇變異系數和泰爾指數兩個測度指標進行經濟差異分析，采取間接測量法分別基于GDP和人均GDP開展實證分析。

1.變異系數（CV）

變異系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概率分布離散程度的一個歸一化量度，其定義為標準差與平均值之比

其中CV為變異系數，σ為標準差，為區域總體經濟指標的平均值。

2.泰爾指數分解兩種計算

泰爾指數具有可加分解性，可按區塊內差異和區塊間的差異進行分解，即總體差異等于區塊內差異加上區塊間差異。T指數越大表示區塊間差異越大，反之越小。用TB和TW除以T可得各區塊差異對京津冀總體差異的貢獻份額。

（1）以GDP為指標的泰爾指數分解方法

其中：T1為京津冀地區整體的泰爾指數，T1B為區塊之間的差異，T1W為區塊內部的差異；yj為j城市的GDP占京津冀總體的份額，pj為j城市的人口占京津冀總人口的份額；Yi為i區塊GDP總量占京津冀總體的份額;Pi為i區塊人口總量占京津冀總人口的份額；m為五大區塊（m=1，2，3，4，5）。

（2）以人均GDP為指標的泰爾指數分解方法

其中：T2為京津冀地區整體的泰爾指數，T2B為區塊之間的差異，T2W為區塊內部的差異;fj為城市人均GDP，θ為京津冀區域人均 GDP；fi表示區塊的人均 GDP；ai表示區塊i中城市的數量；A為京津冀區域的城市數量；T2W,i為第i區塊的泰爾指數；fij為區塊i中第j市人均GDP。

（二）基于GDP的實證分析

本文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為切入點，根據公式（3）-（5）計算經濟差異測度指標值。分別得出2007-2018年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指標測度值（見表7）。通過變異系數，可看出其處于波動狀態下增大，總體呈小幅度逐年增大的趨勢，表明京津冀區域的經濟相對差距在逐漸擴大，根據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值繪制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分析趨勢圖（見圖3、圖4）。

表7 2007-2018年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測度指數（以GDP為例）

圖3 京津冀區域總體差異及區塊之間差異變化趨勢（以GDP為例）

圖4 京津冀區域五大區塊內部泰爾指數變化趨勢（以GDP為例）

從圖3可看出，京津冀區域的總體泰爾指數在0.7-0.8之間上下波動，表明京津冀的總體經濟差異較小，區域協同發展推進效果良好?？傮w差異、區塊之間的差異及變異系數大致以2011年為分界點，在2011年以前京津冀區域的經濟差異總體呈下降的趨勢，2011-2016年之間，總體泰爾指數及區塊之間的泰爾指數起伏很小，幾乎呈直線狀，表明經濟差異程度比較平穩，三個測度值均在2016-2018年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圖4呈現了京津冀區域五大區塊內部經濟差異的變化趨勢，可看出區塊一（北京與天津）存在最大的經濟差異，這主要是由于北京作為首都，經濟發展水平遙遙領先，同時說明北京具有帶動京津冀其他城市發展的動力與經濟實力。根據“倒U型”理論，北京與天津的經濟正處于發展增速階段，故二者的經濟差異逐漸擴大，經過長期的發展，這種差異便能呈現減小的趨勢。區塊二（唐山與石家莊）的經濟差異較小，且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這是由于石家莊作為省會城市，區位優勢明顯，鐵路系統完善，經濟發展動力相對足，唐山市資源稟賦優勢明顯，礦產資源豐富，因此二者經濟差異較小。區塊三（廊坊與滄州）經濟差異最小，二者的經濟發展差異幾乎為零，這是由于廊坊與滄州地理位置鄰近，且毗鄰天津，均處于中度經濟發展水平。區塊四（邯鄲、保定、秦皇島、張家口）的經濟差異較大，這主要是由于秦皇島市與其他三個城市相比，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距離北京有直達列車與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區塊五（承德、邢臺、衡水）存在稍大的經濟差異，這三個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常年處于河北省綜合經濟實力排名的末尾，存在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

表8中給出了各個區塊經濟差異對于京津冀總體經濟差異的貢獻率計算值及區塊間和區塊內經濟差異分別對總體經濟差異的貢獻率計算值?？梢钥闯鰠^塊一（北京與天津）與區塊四（邯鄲、保定、秦皇島、張家口）對總體經濟差異貢獻較大，區塊內的差異相較于區塊間的差異，區塊間的差異常年占比70%以上，這說明縮小區塊間的差異是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著力點，同時縮小區塊一和區塊四的經濟差異是當前的重難點。

表8 2007-2018年京津冀區塊經濟差異貢獻率（以GDP為例）

（三）基于人均GDP的實證分析

為結合人口數指標，檢驗3.2節中以GDP為指標的數據分析結論的正確性，本文再次以人均GDP為測算指標，運用泰爾指數分解法對差異程度進行分析。應用公式（6）-（8）可計算出2007-2018年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測度指數值及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貢獻率（見表9、表10）。為更加直觀地觀察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的演變趨勢，根據表9的指標測度數值繪制京津冀區域總體泰爾指數和五大區塊之間泰爾指數及五大區塊內部泰爾指數變化趨勢圖（見圖5、圖6）。

圖5 總體差異、區塊之間差異及變異系數變化趨勢（以人均GDP為例）

圖6 各個區塊內部泰爾指數經濟差異趨勢圖（以人均GDP為例）

通過表9中對變異系數的計算，可以看出變異系數始終處于0.5-0.6之間，在2016年達到最低點后上升，這與GDP變異系數2016-2018年間的變化趨勢十分吻合。比較兩個變異系數的值，以人均GDP為指標進行測算的變異系數比以GDP為指標進行測算的變異系數要大，是后者的兩倍以上，由此可知人口數量差異抵消了一部分的差異。京津冀區域的總體差異泰爾指數在1.3到1.6之間上下波動，以2012年為分界點，在2007-2012年京津冀區域的總體經濟差異呈波動狀態，總體呈下降的趨勢，在2012-2016年間波動較大，最后呈下降的趨勢。京津冀區域五大區塊之間經濟差異泰爾指數比較平穩，且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

通過對圖6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區塊一（北京與天津）的經濟差異泰爾指數較小，這是因為北京雖然GDP總量遠多于天津，但北京人口聚集，造成北京與天津的人均GDP十分接近。區塊二（唐山與石家莊）和區塊五（承德、邢臺、衡水）的經濟差異泰爾指數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在0.02-0.05之間波動，經濟差異變化不大。區塊三（廊坊與滄州）的經濟差異泰爾指數以2012年為分界點，呈現下降-平穩-回升的變化，但總體上呈上升的趨勢。區塊四（邯鄲、保定、秦皇島、張家口）的經濟差異泰爾指數波動較大，在2015-2016年急速上升，2016-2017年高速回落，最終恢復到2007年的經濟差異程度。

通過對表10的分析，可以看出區塊四的內部差異貢獻率仍然是五個區塊中最大的，這與GDP的泰爾指數分析結果不謀而合。區塊內的經濟差異貢獻率很小，大致在15%左右，而區塊間的差異很大，占了總體經濟差異的80%以上。說明區塊間的差異是造成京津冀區域經濟差異的主要因素，這與以國民生產總值GDP為切入點分析得到的結論相同。

表10 京津冀區塊經濟差異貢獻率（以人均GDP為例）

通過對京津冀新區塊經濟差異現狀的分析研究，得到以下結論：一是京津冀新區塊的經濟差異泰爾指數演變趨勢為小幅度擴大，非均衡發展日趨顯現。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戰略作為一項國家發展戰略，是全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樣板，具有標桿和示范的作用。京津冀新區塊差異性變化的成因較復雜，需要做好歸因分析，并找到解決對策。二是區塊內差異與區塊間差異共同作用于京津冀區域經濟非協同發展，其中區塊間差異起到了主導作用。這表明京津冀整體區域經濟落差依然存在，核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發揮不夠明顯，相對落后城市的發展速度還有待提升。三是人口規模影響著區域經濟差異。從GDP和人均GDP兩個指標測度的分析不難看出，人口規模對于減小京津冀經濟差異具有正向作用。人口問題在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領域均是主要影響因素，人口數量的變化可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毒┙蚣絽f同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了疏解北京人口的舉措，說明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有機整體的良性互動與整合。四是區塊一（天津、北京）與區塊四（邯鄲、保定、秦皇島、張家口）的經濟差異是區塊之間經濟差異的主要因素。區塊一京津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決心不夠，同時天津在重振北方金融中心和經濟中心方面發力不足。區塊四的差異主要是秦皇島市的發展優勢明顯優于其他三市，同時在馬太效應作用下差距越拉越大。

總之，泰爾指數分析顯示了考察范圍內區域經濟差異程度，并展現了京津冀新區塊內部及新區塊之間的經濟差異動態變化過程。造成新區塊經濟差異的原因很多，其中區位優勢、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和資本投入是主要原因。首先，政治文化中心地區、交通便利地區、沿海地區明顯比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其次，資源稟賦較好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自然資源較匱乏地區；再次，具有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產業結構或正在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優化過程中的地區資源利用率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最后，資本投入較多地區通過資本流動引致資源聚集，促進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五、京津冀新區塊經濟協同發展的路徑

京津冀區域在經濟差異的基礎上實現協同發展，需要京津冀城市群發揮稟賦優勢，找準功能定位、打造產業鏈條、強化區塊互動，形成資源共享平臺和完整的產業鏈條，各要素根據市場規律在各城市自由流動，實現各城市職能優勢互補、平等合作、協調發展，縮小區塊間與區塊內的差異。

第一，發揮核心城市擴散效應，縮小區塊間差異。目前來看，京津冀區塊間差異主要來自核心城市的虹吸效應遠遠大于涓滴效應。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還應放在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上，結合其他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和現有資源與資本存量實現合理對接與承接，找準結合點與發力點，挖掘經濟增長點，實現城市間的良性互動和后勁城市的發展。充分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并實現分層次輻射。比如，北京的輻射范圍應覆蓋京津冀全區域，天津與石家莊的輻射范圍是整個河北省，同時五大區塊的輻射應按層次逐級推進，實現由上到下的擴散與輻射，有效整合區域資源。加強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合作，達到優勢互補與資源共享，確保資本與生產力的有效轉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區塊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第二，明確城市發展定位，縮小區塊內差異。京津冀區塊內城市差異主要是由于本地固有條件和發展理念導致的，增強該區塊內城市之間的互補性與協調性是實現區塊內城市一體化發展的主要途徑。針對區塊內城市之間的差異，應加強城市間的經濟聯系與區塊產業挖掘，找準落差，強化對接，實現從產業趨同向產業特色和產業配套的轉變，形成匹配度較高的產業鏈，實現高帶低、強帶弱、富帶窮的新形勢，達到縮小經濟差異的目的。

第三，加強組織協調，實現配套制度一體化改革。政府應充分發揮引導、協調等職能，改變京津冀在交通、能源、貿易、產業、投資、教育、稅收等方面政策不統一的現狀。第一，要以交通一體化為基礎，打造全區域內的現代化便利出行條件；第二，嘗試實行京津冀地區戶籍一體化試點工程，改變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第三，要以共同開發及利益補償基金的設立為基礎，建立京津冀地區資源補償機制；第四，要構建區域教育科研管理體制，實現技術經濟一體化和教育科研一體化；第五，要建立健全協調政府間機制，通過設立權威的仲裁機構等組織，快速解決糾紛，減少矛盾摩擦，加強交流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第四，打破行政壁壘，減小各要素流動障礙。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協同發展，要結合政府主導與市場主體二者的作用，在政府頂層設計框架內，打破各行政壁壘，充分利用市場協調配置資源，實現市場內各要素的自由流動。其中人力資源市場與資金金融市場對京津冀協同發展具有推動作用，構建人力資源一體化體系是京津冀區域一體化的重要節點，要逐步形成各區塊之間人才自由流動、資源共享、合作共贏的人才發展新格局。加強金融一體化建設，促進資金流動是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源動力，首先要促進金融創新在區域內擴散，發揮各區塊之間協同效應；其次要構筑金融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各區塊優勢互補；最后，積極推進金融聯合與金融合作，確立有序融合互補的金融資源配置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