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海濤 李秀芬 王梓譯 祖麗皮耶·艾乃斯 艾麗菲熱·帕爾哈提 帕爾哈提·吐爾遜
新疆醫科大學第四附屬醫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醫醫院心內三科,新疆烏魯木齊 830000
心房顫動(以下簡稱“房顫”)是心房不一致的電活動引起心房無效收縮的室上性心動過速,是臨床上最常見的慢性和反復發作性快速心律失常疾病[1]。研究表明,房顫的總發病率約為0.4%,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發病率會越來越高,尤其是高齡人群(>80 歲)[2],并極易合并卒中、腎功能障礙等嚴重并發癥,對患者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威脅[3-6]。因此,早發現、早診斷對房顫患者病情的控制及預后至關重要[7]。房顫患者的病因非常復雜,但是多數患者會出現心臟結構及心功能改變等[8],而心臟超聲常用于評價心臟的結構及功能狀態[9-11]。有研究顯示,左房內經(left atrium diameter,LAD)與房顫有關,而且房顫病變的程度可通過LAD顯示[12-13]。本研究主要通過經胸心臟超聲測量房顫患者心臟結構相關指標,觀察不同LAD 患者心臟結構指標的差異。
選取2020 年1 月至2021 年11 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醫醫院(以下簡稱“我院”)住院并行房顫消融手術的108 例患者。其中男70 例,女38 例;年齡30~86 歲,平均(61.93±11.38)歲;陣發性房顫38 例,持續性房顫70 例;患者均合并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所有患者經心電圖檢查明確診斷房顫(P 波消失;心房電活動紊亂,頻率波動在350~600 次/min;心室率絕對不規則,多在100~160 次/min;QRS 波一般保持正常形態,也可出現室內差異性傳導而出現較寬的QRS 波形)。排除合并風濕性心臟病、先天性心血管病、繼發性高血壓、慢性肺部疾病、心肌病變、甲狀腺功能異常、心功能不全等患者。本研究已通過我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2020XE0126-1)。
患者行超聲心動圖(飛利浦iE-33 型)檢查,檢查時使用經胸超聲探頭,頻率3.5~5.5 MHz。①患者保持平臥位,選擇胸骨旁長軸切面,經二維超聲引導,確保聲束與室間隔、左室后壁保持垂直狀態,獲得理想圖像之后固定超聲探頭,通過M 型超聲進行測量,計算患者每分鐘心輸出量(cardiac output,CO)、心臟射血分數(ejection fraction,EF)、二尖瓣口舒張早期血流速度峰值/二尖瓣環舒張早期運動速度峰值(E/e’)。②患者保持左側臥位,選擇胸骨旁左心室長軸切面不同水平分別對LAD、舒張末期左心室內徑(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EDD)、收縮末期左心室內徑(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LVESD)進行測量。LAD 擴大指LAD>38 mm。采用超聲心動圖測定LAD,按照LAD 大小分成三組,<38 mm 為Ⅰ組,38~<40 mm 為Ⅱ組,>40 mm 為Ⅲ組。
比較三組CO、EF、E/e’、E、室間隔和游離壁e’及舒張功能不全占比;比較三組LVEDD、LVESD 及心室結構異常占比。舒張功能不全定義為E/e’≥13、室間隔和游離壁e’的平均值<9 cm/s。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采用中位數(M)和四分位數(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或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兩兩比較采用Bonferroni方法校正。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三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
表1 三組一般資料比較
三組E/e’、室間隔側e’、游離壁e’、舒張功能不全占比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三組EF、CO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Ⅲ組EF 低于Ⅰ、Ⅱ組,CO 高于Ⅰ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2。
表2 三組心臟功能狀態比較
三組LVEDD、LVESD、心室結構異常占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Ⅲ組LVEDD、LVESD、心室結構異常占比高于Ⅰ組,Ⅲ組LVESD、心室結構異常占比高于Ⅱ組,Ⅱ組心室結構異常占比高于Ⅰ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3。
表3 三組心室結構比較
房顫發病率較高,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其發病率不斷增加;全球房顫患者總數以每25 年左右翻一番的速度增長,整體發病人數占總人數的3%左右,尤其高齡人群(>80 歲)中發生率已高達10%以上[2]。導致房顫發生的常見病因包括心力衰竭、高血壓、風濕性心臟病、擴張型心肌病、心肌病、手術相關、先天性心臟病、甲狀腺疾病等,與長期大量飲酒、精神情緒因素等也有關;此外還有合并其他類型心律失常[14-15]。
心臟超聲給予臨床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給疾病診斷帶來了更客觀的指標和更準確的信息[16-18],對心房內血栓、手術指導及藥物治療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0,19]。房顫患者的病因非常復雜,但是多數患者會出現左、右心室增大,EF 降低、E 增加,血流動力學、心臟結構及心功能改變等[16]。然而,LAD、E/e’、左室射血分數和左心耳流速是房顫消融術后復發的獨立危險因素[20]。心臟超聲參數對上述指標均有良好的評估價值。
本研究結果顯示,Ⅲ組EF 顯著低于Ⅰ、Ⅱ組,CO顯著高于Ⅰ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LAD 和心功能之間關系,在臨床治療當中,應關注LAD,精準治療、改善預后。本研究結果顯示,三組心室結構異常占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提示LAD 與心室結構改變有關,但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此觀點。
張兵兵等[18]研究結果顯示,心房大小與房顫的發生及持續時間密切相關。而本研究并未發現該結果,可能是因為:①樣本量偏少,未能準確反映;②能夠做消融手術的患者一般病程相對較短或心房基質良好,從而形成一定的偏移。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增加樣本量,降低選擇性偏移的相關影響因素,以獲得更可靠的臨床研究結果。目前認為心房纖維化參與了房顫的發生和維持,成纖維細胞的激活、細胞外基質蛋白的形成及眾多微RNA 參與的纖維化信號的激活等機制參與了心房組織纖維化的形成[21-22]。
綜上所述,不同LAD 患者EF、CO、LVEDD、LVESD、心室結構異常占比有差異,可為房顫患者的治療方案提供指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