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女子之本色”：明清之際女性詩風嬗變及成因

吳 琳

(浙江大學 城市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古代女性文學自先秦起生生不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至清代而全面繁榮。從明景泰、正德至萬歷間的蟬蛻期，到天啟至清順治年間的極盛期，女性文學史的第一個高峰形成于明清之際，并集中出現了一批創作風貌迥異于“女子之本色”的詩媛名家，以跨越閨閣空間的身份角色演繹，進入公眾視野。家國同構的整體命運聯系，在這些女詩人的創作中凝結成一股豪壯慷慨之氣，開啟了清代女性詩史上的重要主題。清代女詩人的詩境開拓，即體現為對閨閣文學空間的突破，在創作情境、內容和風格上，皆反映出女詩人跨越角色限制、追尋更廣闊生存形態與文學空間的努力。這一傾向在明清之際已發其端，從明末“家有名士，乃在香奩”，到清初詩壇奏響的高瞻遠矚的新聲，女詩人逾越文學空間的區隔，將創作導向更廣闊的領域，與其在精神上向“士”這一身份趨同的要求可謂互為表里。特殊的創作心態與獨特的時代氛圍相互作用，遂在女性詩歌中形成了迥異于傳統閨閣的精神氣質。

一 “非女子之本色”：明清之際女詩人的生存樣態與創作風貌

明清之際女性文學的新變，早在當時的總集編纂者那里已揭示出一端?！读谐娂鳌らc集》為錢謙益、柳如是共同整理，“予曰：‘草衣(王微)之詩近于俠?！訓|曰：‘皆令(黃媛介)之詩近于僧?！騻b與僧，非女子之本色也。此兩言者，世所未喻也?！卞X謙益認為這一創作特征“世所未喻”，顯然未注意到，在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刊刻行世的鄒漪《詩媛八名家集·卞玄文詩選》卷首，對女詩人吳山也有這樣一段評論：

所謂閨閣身份的消解，是錢謙益、鄒漪就吳山、黃媛介與王微作品中體現出的詩歌面貌而言的，這一風格在女詩人的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證。魏禧曾為吳山《青山集》作序，道出其近似于士大夫的風度舉止：“夫人(吳山)吐詞溫文，出入經史，相對如士大夫?！辈徽撌菫t灑澹蕩的名士風度、縱俠使氣的豪杰氣概，還是詩歌主旨、風格與表現手法的男性化，其共同特征，似乎便是對性別角色的背離。換句話說，在男性文人眼中，她們所扮演的形象與身份已經脫離了社會對女性的基本認知，也即錢謙益所點出的“非女子之本色”。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閨閣本色呢？從字面來看，所謂的“女子之本色”，理所當然地解釋為女性的特質，與英雄氣、俠氣等常常被歸類為專屬于男性的特質判然有別。然而，所謂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的自然屬性，在歷史上從未有準確的描述。雷金慶《男性特質論——中國的社會與性別》用“文武”來概括中國古代的社會性別模式，他發現，盡管中國崇尚過現代社會所謂的男性氣概，但它一直不占主導地位。由才子、文人所代表的溫和而理性的文人傳統，常常置于“英雄”“好漢”所代表的男子氣概之前。男性氣概只屬于少數優秀的男人，正如女子本色僅存在少數的女性那樣。同樣，傳統的“陰陽”模式也同樣無法界定性別的特質，男人和女人的差異，當然不像晝夜、天地、陰陽、生死一般顯著，二者特點的變異范圍，也時常表現出重疊之處。因此，把男女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別，一定出自非自然的原因。

同樣，在古代詩人評論中，也極少評述女性與男性的自然特質，而更多從社會角色與文學空間的區別出發，定義女性承擔的角色、職能和所處的位置。女子的本職規范早在班昭《女誡》中就已有嚴格的界定，男性的舞臺處于閨閣外部，與女性空間在理論上被劃出了清晰的疆界。如上文所述，明清之際女性作品即包含了羈臣孤客、俠、僧、高人、逸民、宿衲等不屬于閨閣的社會空間，由此形成的詩風變化，才是引起了詩評者“非女子之本色”討論的關鍵。

這一現象，首先源自晚明而下，“風雅一道，浸遍閨閣”，世家大族對女性不事女紅針黹的鼓勵寬容，并將女性才華作為家族文化傳承的重要組成。男性社會中“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的歷史認知，也隨之用來當作衡量女性成就的重要標尺，“女兼士業”蔚然成風。以文化培養為重心的家庭教育，將男性的評判標準與文化習性滲入深閨之中，其間士大夫精神的涵化，遂在傳統閨閣中形成了一種卓然出塵的精神風貌。徐安吉終日搦管操觚，其詩作往往超人意表，“閨秀詩難其有高士風流，中間天然妙韻，似不從齒牙筆墨得之，三復不釋，唯有怪嘆而已”。被牙簽書軸圍繞的女詩人，以如椽妙筆與博洽學問，不斷為女性作詩賦予意義。杭州閨秀詩人梁瑛性喜梅花，所居書房四壁書古今人梅花詩數千首，人目為“女逋仙”。這些閨秀雖局處一室，卻以近于高人逸士的生存樣貌而著稱于世。

其次，明代中后期的游寓、寄籍之風興盛，才女或隨宦四方、或相邀出游，家庭教育與社交活動皆可助其拓寬視野胸襟。以作品為媒介，女性與當時文壇男性的往來互動，頻見載于詩文集中。易代之際的動亂又促使閨秀詩人關注時局，增加了女詩人與男性詩壇切磋交流的機會。其中才華出眾者，便因此而凸顯于公眾視野中。王端淑整理明末清初女性作品編成《名媛詩緯初編》巨帙，其交游廣闊，時與名流唱和。時人鄧漢儀作《詩觀》記錄當時閨秀史跡，載其“初得徐文長青藤書屋居之，繼又寓武林之吳山，與四方名流相倡和，對客揮毫，同堂角麈，所不吝也”，其熱鬧景象令當時男性文人也多有驚嘆稱慕之語。

傳統秩序所設定的女性生命意義，不外乎持家教子的家庭責任，在宗法制度、鄉里評議的約束下，為終身居于閨閣的女性所信奉、實踐并一代代延續下去，使她們自我孤立、隔絕在公共領域之外。而這些輾轉播遷于外界的才媛，雖然難免漂泊無根的感傷，也更容易受到變動不居的觀念吸引，嘗試全新的價值追求，展現出自由不羈的氣質。因此，明末清初閨閣群體中最富于個性、最叛逆的聲音出自這些詩媛名家，便不足為奇了。

2.差別性變通。通過實地走訪桂東縣橋頭鄉、東洛鄉、歐江鎮等鄉鎮發現，雖然湘政辦發(2017)65號文明確規定了人口和戶數的要求，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有的村組雖然本組人口和戶數沒有達到文件規定的要求，但由于村組能人包括但不限于村組長、村組與政府有政治關聯的相關人士，通過與相鄰村組搭便車的方式，將兩個村組人口戶數合并為一個村組，從而將組組通水泥公路延伸到不符合人口和戶數的村組，這類差別性變通實際上是村組與基層政府相關審批職能機構通過合意對地方規范性文件的一種變通解釋，或者說擴大解釋。

最后，名士風度源于魏晉竹林名士，代表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曠思想，即掙脫儒家的“名教”，回歸本性自在生活的訴求。周瓊前往如皋寄住水繪園，時人稱“郡中人士有以詩寄贈者，羽步(周瓊字羽步)即依韻和答，詩俱慷慨英俊，無閨幃脂粉態”。柳如是著男子服拜訪錢謙益，正是通過有意識地掃除性別特征來破除男女之防，借助儒士服所彰顯的文化身份，進入士大夫關注的議題之中。后來乾隆時期閨秀詩人沈纕企慕不已，作《題柳蘼蕪小影》，其一云：“云鬟霧鬢竟何如，卻卸紅妝換翠裾。若個書生原不幘，風流應勝老尚書?！笨芍缡堑娜迨啃蜗笤谇宕娙四抢锪鱾鞑凰?。

明清之際的閨秀，在行為習慣上越是趨近當時名士，越容易偏離傳統的閨秀心態?；蜓孕胁涣b而內心散漫，如論周羽步“詩才清俊，作人蕭散，不以世務經懷，傀俄有名士態”。被認為“由風塵反正”的柳如是，在當時總集中已經以“虞山柳夫人”的身份進入詩媛名家之列，《題墨竹》一詩或為自抒懷抱：“不肯開花不肯妍，蕭蕭影落硯池邊。一枝片葉休輕看，曾住名山傲七賢?！眳晴鳌靶圆幌矇m俗，驚才艷采，曠志高襟，輕錢刀若土壤，尤博及古今書，兼善絲桐。每當月朗風和，與二三閨友鼓流水之清音，奏高山之絕調，真天人也”。如此種種，皆與傳統閨閣生存樣態形成了對照，展現出曠達傲世的名士化生存方式。

二 “烈丈夫之所難為”：明清之際女詩人的家國情懷與價值追求

古代女性文學自晚明興起、至清初走向繁榮，于變動不居、多元化的易代之際形成高峰。晚明政局黑暗，加劇了士人與政權的疏離。對于朝廷的向心力，轉向獨立自由人格的追求，名士風流一時盛行，隱士、俠客紛出。明清之際閨秀詩人便成長在這樣一個動蕩不安的特殊環境里，舉學識才力所及、欣戚之所懷，悉交會于筆端。這一時期的女性不僅在經史辭章中陶冶性情、增長見識，也接受了士大夫精神的熏陶，對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功的志向抱負，心憂天下的家國情懷，屢見于自述與時人的評論。

漢末文人在光陰短暫、生命不永的哀嘆中開始了建功立業的吟唱；女性擺脫養而無教的境地，人生的探索亦由此發端。晚明以后，個性解放思潮的興起、封建禮教的松動與教育的發達，為女性個體意識的萌生帶來了契機?！拔抑究辔闯?，歲月忽已馳”的濃烈生命情緒，道出了世家大族閨秀內心深處對光陰的焦灼情感。而“閨閣沉埋愧此生”的嗟嘆更是此起彼伏，形成清代女性作品各時期、各階層、各民族、各體裁的共通主題。個體意識的萌發，使女詩人汲汲于探索社會價值的呈現，而視野的單調貧乏與生活空間的逼仄，激發了女性對才華學識的追求，并在“立言”以求不朽這一途徑中找到了角色突破的可能。埋首書卷、寄情經史，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女性個體價值追求與社會角色制約的沖突，成為女性生存方式的一種有意義的新的選擇。

在中國古代，士不僅代表著一個階層，還象征著一種理想化的人格標準。作為“四民之首”、任重道遠的士人群體，在天下無道時尤其要高自標置。社會未賦予女性參政的權利，卻不能阻止其社會責任感與憂世情懷的浮現。晚明以后，隨著女性對于獨立人格的追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理想人格，成為眾多女子自我砥礪的榜樣?！凹矣忻?，乃在香奩”，成為流行于清初閨秀群體的風潮。

清初閨秀詩人將政治寄托、歷史關懷與道德沉思訴諸文學，使作品匯入時代的黃鐘大呂中。小到“閨房學舍”式的夫婦交流，大到女性群體與男性文學傳統的對話，女性創作的諸多面向，均關系著當時詩壇的氣運風會。明清之際，遺民群體皆為文化生產的精英。作為劫后余生者，他們一方面要借助殉國事跡的保存、整理與闡揚，自覺實踐作為史家的使命承擔，一方面要透過生死抉擇反思自我生存的意義。在當時興起的“虞姬”題材中，“虞姬”以死全節的意義被不斷發掘，身處困境的女性群體便以此而砥礪自我堅持操守。朱德蓉《詠虞姬》、李因《吊虞姬》等，均題詠虞姬，引以為女子氣節之榜樣。計六奇《明季北略》即為代表，其于殉難臣民后加入不少女子的事跡，并稱：“人唯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后，處之泰然，豈與優柔呴嚅者等哉！”在這樣的背景下，遺民家庭中的女性，也隨之而對自己的生存意義做出解釋。商景蘭所面臨的第一次生離死別，是其夫祁彪佳投水自盡之際。順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經黃道周、王東里諸賢達舉薦，祁彪佳擬擔任少司馬，總督蘇、松一帶民眾抗清。未及就任，清兵即已進逼杭州?？嘤诨靥旆πg，祁彪佳自沉于寓山水池。臨死前，祁彪佳將家中田產賬簿轉交商景蘭，囑其撫養子女、支撐門戶。這一驚心動魄的時刻，死最大限度地凸顯著生，引人思考生命自身的意義。商景蘭作于此際的《悼亡》詩里，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其一云：

公自成千古，吾猶戀一生。

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

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后名。

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

祁彪佳迫于清廷壓力而自沉寓山水池，是一時的重大事件，商景蘭此刻的言行，自然引發世人的矚目，如何表達內心哀痛以及自己的進退去取，是詩人不得不字斟句酌的。全詩多用強烈的對照而鏗鏘有力，前二聯將死與生、國與家并舉，末句在對比中達到統一，指出生與死、為國與為家，是相輔相成的。從女性家庭責任感出發，作者指出男女兩性相異的社會分工和意義的殊途同歸：“公自成千古”“君臣原大節”是祁彪佳所踐行的道路；而“兒女亦人情”“貞白本相成”則是身為女性的商景蘭所應追尋的意義。問題便不在死與生孰是孰非，而在于承認兩者都有存在的理由，并不可分離。王端淑撰《祁忠敏公世培》，歷數祁彪佳十條不可與死的理由，側面證明了商景蘭的不幸。商景蘭的詩作因其公眾性而在明清之際廣泛轉載，成為一時名作。

當女性認同士大夫群體的文化身份，亦進入了相應的使命承擔——“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忠義氣節與堅忍質量，承載崇高的道德價值，并通過社會事功及相應書寫呈現于世。相比而言，普通階層的閨秀詩人群體，既缺少將門之后欲以一己之力匡就時艱的英雄情結，也不能如望族名媛一樣陷于身份顧慮。窮苦困頓的生活磨煉了詩人的意志，人世艱辛的體驗賦予其博大的胸襟。她們開始像男性作家那樣直接用文學表現社會民生的疾苦，視野跳脫一己得失，投入深沉的歷史喟嘆與悲憫情懷，延伸到對整體命運的關懷，將傳統士大夫精神內化成自身信念堅持，創造更為沉郁的詩境，從書寫一己遭際到展現家國關懷，奏響出高瞻遠矚的新聲。

修微詩類薛濤，詞類李易安，無類粉黛兒，即須眉男子，皆當愧煞。

(李因)沉郁抗壯，一往情深，有烈丈夫之所難為者。

柳子遂一起青瑣之中，不謀而與我輩之詩，竟深有合者，是豈非難哉？是豈非難哉？

悲憫時事、垂示詩史精神的杜甫詩，成為這些女性作者的典范。她們將目光延展到周遭的景象，以宏大的篇幅糅合了一己遭遇與社會苦難，展現深切的悲憫情懷，同時以耿直之筆采拾遺事，明末邊防松弛與社會民生凋敝、官吏腐化的時局關系，被她們刻畫得無所遁形。李因抒發憂生情懷的《憶昔》十二首，不論在歷史視野和情感基調上都流露出學杜的痕跡。這組詩以時間為序，廣泛記錄明室顛覆前后的社會景象，清兵入侵“廟算迷司馬，邊塵嘆總戎。逃亡千里散，殺掠百城空”的宏觀視野，李自成入京“鐵騎驅京國，勤王誰枕戈”“白骨城中滿，紅顏馬上多”的時事記錄，逃亡途中“林荒啼野鳥，水亂躍游魚”的細節描繪，均步踵少陵。蒼生之憫、故國之思、個人際遇融為一體，成就了女性詩的博大深沉的一面。清代涌現出的諸多女英雄，便繼承了明末女詩人心憂天下的精神與不輸男子的氣魄?！肚宕|閣詩人征略》以沈云英、劉淑英、畢著開端，為清代女性掀開了氣勢磅礴的首頁。她們沒有運籌帷握、馳騁疆場的機會，卻以生命為證據，刷新了世人對深閨弱質的印象?！袄⑻煜轮疄槟凶诱摺?，是流淌在她們熱血之下的潛在動力。

明清之際家國情懷的另一端是隱逸。陳寅恪指出明季才女喜“隱”字為名, “如黃媛介之‘離隱’, 張宛仙之‘香隱’，皆是其例”。明清之際以“隱”為名的才女可謂比比皆是，如章有湘號“橘隱”，夏淑吉號“龍隱”，趙昭號“德隱”等。易代之際隱風熾盛，而女性隱者的集中出現，使得女性詩歌上接了士大夫固貧守志的氣骨，不食周粟的前賢伯夷、叔齊，成為這些隱逸者的精神支柱。女詩人在現實生活中餐霞咀云以療饑，迥異于閨房之內的出世緬想，而是在艱難處境的磨礪中，以儒家隱士的精神自我勉勵，體現出卓然獨立的氣骨。當明清之際女性濡染了安貧樂道、淡泊心志的隱逸精神，便將其內化為精神層面的自覺選擇，形成了這一時期女性詩中出塵脫俗的風調。

三 無脂粉氣：明清之際女性詩風嬗變與創作觀念的革新

與清初閨秀詩人的“非女子本色”有著內在關聯的，是歷代男性文學傳統中女性化的創作傾向，作品多寓羈臣騷客之感懷，張脂粉香奩之余波，并一度被視為“女性文學”，到清代也時見以此來籠括閨秀寫作的論述。這些代表了“閨中之本色”傳統閨情詩，造成了世人對閨閣寫作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印象。

一是受《香奩詩》《花間集》的影響，將閨閣詩與香奩、艷情詩等同，以脂粉氣作為閨閣詩的弊端。李東陽《麓堂詩話》曰: “詠閨閣過于華艷，謂之脂粉氣?！睂Α爸蹥狻钡呐懦?，多與男性文人香奩之作有關。但是，批評者常常將兩者混為一談。雷縉在《閨秀詩話》評論道：“閨閣詩即佳甚，亦多脂粉氣?！苯又e出了一句“所謂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是也”作為例證，用的卻是男性文人秦觀的創作。

二是受文人“寫怨夫思婦之懷，寄孽子孤臣之感”的抒情傳統影響，將男性代言的棄婦、思婦、怨婦的形象投射到女性群體身上。從屈騷“香草美人”比興寄托、曹植《美女篇》而下，后世文人常常戴上女性的面具，抒發仕途失意帶來的“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并將這一情感轉嫁給筆下的女性。女性的情感生活遂被限定為以妝奩鏡閣為中心，形象則被固定為男性依附者和從屬者。

以上內容、情感與觀念長期被視為閨閣詩的主流和特質，在清初女詩人群體涌現之際，依然可見類似言論的余波流衍，反映了文學傳統中針對女性創作形成的鑒賞傾向與思維定式。

清初閨秀詩人偏離女子之本色的創作傾向,顯然也與這一重因素有關。王端淑在對女詩人作品的評點中，曾為此而再三重復：“女子不可作綺語艷辭，予已言之再四矣?！彼救擞写罅繑M男性口吻的作品，并對自己涉及閨閣傳統旨趣的作品批評更甚，“草率次韻，殊閨中本色，大方見之，未免脂粉氣也”。在王端淑心目中，詩作的“閨中本色”已經與“脂粉氣”等同對待，甚至將之視為作品之缺憾，不得不歸咎于閨情詩傳統的影響。因有這樣的近緣關系，不少閨秀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其中卓然名家者，更在閨友中倡導告誡，旗幟鮮明地反對女子語涉脂粉氣。吳綃在《女君子行》中，以“脂粉輕薄之辭”來形容，認為不是女子之言，故而為閨秀樹立以“君子”安身以命的途徑。其后又有沈善寶、吳藻等閨秀名家筆下桴鼓相應，她們思考女性的共通處境，形成了女性創作觀念中頗為令人矚目的“反閨閣”的現象。

究其根源，仍在于女性受士大夫文化濡染而產生的個體價值追求，與閨閣角色身份的沖突，倡義勤王的英雄劉淑，依然被認為一介女流而受到輕視，總結自己失敗的原因，感嘆“非關劍不利，自慚非男兒”。潘氏《夜坐讀〈周南〉》一詩云：“臨文徒愧無經濟，只把《關雎》仔細看?！本偷莱隽松硎荑滂魺o從選擇的無奈。李因心憂天下，鐵骨錚錚，卻終報國無門，“此生獨恨非男子，壯氣空令歲月磨”一句，便是李因對自己的定位。心志高遠的王微，在《樾館詩自敘》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生非丈夫，不能掃除天下，猶事一室?！睂ε陨矸莩錆M了無奈。吳中女子吳如如《絕句》語氣粗豪狂怪，反叛的色彩更為濃烈：“老天仇我意何似，不付須眉付妝次。幾回拔劍欲狂呼，要削佳人兩個字！”如此頻繁顯現的性別牢騷，揭示了才女擬男的根源。性別的跨越，不僅寄予與男性平等對話的意圖，也契合了女性追求完整人格、消解性別弱勢的渴望。它既是對男性優秀品質的廣泛繼承，也是對自身閨閣傳統不利因素的有意規避，是身為深閨弱質卻“不甘示弱”的表現，借此而“與千古英雄并垂不朽”，從而在時代中彰顯女性風骨：或勇擔重任，投身前線；或臨危不懼，慷慨就義；或不慕榮華，守節終老。她們不僅追求學識才華，瀟灑脫俗的名士風度，在進與退、窮與達的價值觀念上，也力追古代男性士人的光輝傳統。在整個清代女性文學的歷史中，這種英雄氣概與性別牢騷從未停息。

明清之際閨秀對男性化角色與身份的體認，在與文人的交流中也得到強化，并經由男性文學傳統而重新定義著自身的位置。當她們進入詩壇，獲得立言傳世的機會，便意欲廓清被定義與被書寫的女性文學假象。王端淑輯《名媛詩緯初編》，意欲上溯綿延數千年的文學傳統，將女性詩置于與經并列的地位：“日月江河，經天緯地，則天地之詩也。靜者為經，動者為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痹诿髑逯H因承變革的風會轉換下，女詩人的濟世情懷得到肯定：“寥寥天地，才情本少，今之夸八斗、揮千言者皆姓名簿、酒肉賬，古人殘羹冷炙而已。女人直可斬將擒王，攻城掠地，目無全壘矣。何獨瓊枝，天下大抵如是?！薄罢敝_端處，亦有一段言論，敘述編纂《名媛詩緯》的原因：

詩有心，心之所在，運則如煙，入則如發。以浮詞掩映，浮景攝合者，均非心也。有宋君子，離卻幽渺，矜才任氣，詩之心已不復見。歷下聲起，變為弘壯整練，詩之聲律愈振，詩之心愈杳矣。竟陵始尋思理，一拋宿習，而不誤矯枉過正。其派一流淺學，以空拳取勝，竟陵獨得處，膚淺人共引為捷徑，使抱才懷奇之士笑為儉腹、為劣才。俱末學之失。今日起衰救弊之道，在別辟孤異，無蹈歷下、竟陵余波可也。海內巨眼，當自有去取。

在此視野之下，王端淑評王素娥“詩則樸直，不落粉澤妝點”、李今蓮“尤喜其無脂粉氣”、評沙宛在“不加粉飾方是性情”，均體現其崇尚樸直、反對脂粉的詩學宗尚。由此可見，閨秀男性化寫作傾向的產生，在于通過“反閨閣”，來批評男子作閨音對女性物化的描寫，因而推崇一種蒼然老勁而不失渾樸天真的氣格，以推動女性文學風格的成型。女性書寫閨閣，如同卸除腐辭回歸本心，體悟周遭的自然萬物，皆隨自我視界而流轉，這一特征在明清之際多有發掘。其間男性化的寫作，又以恢宏雄大的格局氣勢，意欲廓清籠罩在男性文學傳統中的將閨秀詩與脂粉氣混為一談的印象，形成了清代女性文學史上回避“女子之本色”的閨閣文學傳統。

明清之際女詩人的創作風貌與文學觀念，形成于女性文學從勃興到極盛的發展進程中，以其獨特的迥異于“女子之本色”的面目，廓清了文學傳統中男子作閨音的影響，從而為清代女性文學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空間。其不僅引領了清初女性創作風氣之轉移，對清代女性文學格局也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強化對清代女性詩風嬗變及成因的認識，對了解女性文學的時代精神、生命情境、文學觀念與文化特質，也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