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與理想：《三家巷》周炳形象新論

楊璐臨

摘要：關于周炳的身份敘事，歷來是《三家巷》研究的熱題之一。與十七年文學呈現的大多被主流意識形態所規訓和改造的知識分子不同，《三家巷》通過周炳知識分子身份的建構和書寫，充分展示了“五四”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和理想情懷：既滿懷人道主義的浪漫熱情，又秉承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想憂思，更不乏身體力行的果敢實踐。與此同時，在“大歷史”“大革命”的通觀視野下，文本以對簡單化程式化革命敘事的反撥，提供關于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思考：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中國革命之崢嶸歲月和光明未來，因為革命作為社會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即為人民群眾中的一員。由此我們獲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更具完整性和豐富性的解讀，以及充滿時代未來可塑性和可能性的想象。文本也在與時代共鳴的革命敘事之余彰顯歷時性的精神之光和共時性的審美視野。

關鍵詞：《三家巷》;周炳;知識分子;身份特質

關于周炳的人物身份，歐陽山顯然是經過精心設置的。周炳究竟屬于無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歐陽山表示“希望讀者根據他的思想、意識、感情、行動、語言等五方面作一個綜合的考慮，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1]。因為周炳本身是“世襲工人”，其無產階級身份顯然是毋庸置疑的;而關于小資產階級身份，則主要基于其小知識階層身份而言[2]。

上世紀20年代，正值國內軍閥混戰，社會動亂，民不聊生，讀書上學幾乎成了有錢有權人的專利，大多數來自城市貧民家庭的孩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相比“區家三代都沒進過學堂，也都沒開過蒙，沒拜過孔夫子”，同樣作為小手工業者家庭出身的周炳，得以步入學堂并讀至初中，確屬罕見。周炳的讀書經歷前后共有兩段：第一段為1919年以前的小學階段（其間因家庭貧困有近15個月輟學做工），第二段為1921年至1926年，從小學至初中（初中畢業后雖然恢復了學籍，但文本已轉向革命敘事[3]，故此不列入討論范圍）?？v觀周炳的求學經歷并不算長，但對其人生道路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綿長的。

高度共情的人道主義者

周炳在小說中第一次出場是1919年，正值“五四”運動爆發之際，也是中國社會文化轉型期。雖然小說沒有對這一運動或事件本身作過多鋪陳敘述，但我們不難從文本中人物的敘事語境窺視當時的時代背景及社會思潮：當陳家幾兄妹談論起周炳，并討論是否應關心幫助這個長得漂亮卻時運不濟的表弟時，中學生陳文雄表示：“歷來的偉人都是極富于同情心，富于人道主義精神的呵！”[4]這是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人道主義”一詞。當周泉和周炳姐弟倆談及陳文雄資助學費的義舉時，周泉也忍不住稱贊道：“也許是由于一種同情心的驅使……也許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普通行為”?？梢?，人道主義已成為其時頗為盛行的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并為廣大知識青年所推崇和效仿。

十九世紀中葉，在西方工業文明和列強堅船利炮的雙重夾擊下，中國社會迎來發展裂變，作為當時惟一的對外通商口岸——廣州成為這一發展裂變的聚集地。二十世紀初，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譯介傳播為社會思潮和意識風氣帶來巨大沖擊與影響，人道主義便是其中的一種。關于人道主義的現代話語闡釋和言說可謂眾說紛紜，從陳獨秀的“個人本位主義”、胡適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周作人的“人間本位主義”到魯迅的“尊個性而張精神”等等不一而足，但究其核心不外乎對于“人”的發現和確立，而這一發現和確立的過程則往往繞不開共情這個話題。

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共情乃是人最基本的情緒感知能力，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共情則是構建社會倫理秩序的基石。換言之，一個人如果連身邊的人和事都無法理解并產生情感思想上的共鳴，更何談改造他人的思想命運乃至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革呢？從文學的角度而言，共情又構成文學的基本功能和敘述邏輯?？v觀中國歷來偉大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金瓶梅》等，無不引起人們強烈的思想和情感共鳴?？梢?，共情不僅構成人道主義最基礎最直接的反映，也可以成為我們研究作品和人物的重要途徑。

作為成長于“五四”時期的知識青年周炳，在哥哥姐姐的耳濡目染下，也深受人道主義思潮的浸染，高度的共情能力是其具體表現之一。比如周炳出場時雖年紀輕輕，卻已表露出對周圍人和事的敏銳洞察力和感知力，并具有強烈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當老師認為梅花鹿和豬一樣蠢，以及“世界上不讀書的人都是愚蠢的”，周炳對此深不以為然，并認為“梅花鹿是世界上最聰明、最伶俐的”，而爸爸、大哥跟媽媽雖然都是沒有念過書的，卻并不愚蠢。不僅如此，后來他為區桃打抱不平仗義出手、為接濟胡源一家鋌而走險等系列“離奇”敘事，無不是共情作用的結果。在陳家當干兒子期間替使媽阿財作證，也是因為不忍心對方被辭退與拋棄：

“周炳不明白怎么回事兒，見她凄涼苦楚，也就陪著她掉眼淚?？蘖撕么笠粫?，阿財才開口說：“小哥哥，你救救我！”周炳問她情由，她一面痛哭，一面訴苦。她說老爺騙了她，答應娶她做二奶奶，又想賴賬。她要求周炳今天晚上替她頂證，咬定說實在有那么一回事，不然的話，陳家一定會辭掉她。要是當真辭掉她，她一定沒臉見人，肚子里的小孩又沒有爸爸，她準是活不成的了。周炳想，她的身世比貂蟬更加受罪，就一口答應下來，還當真陪她哭了半天?！盵5]

應該指出，小說中陳文雄和何守仁等知識青年也不乏人道主義式的共情和“義舉”，但與周炳的共情相比則有顯著區別，前者主要建立在私欲的基礎上：陳文雄對周家的“仗義疏財”，實則源于對周泉的私欲，一旦周泉違背了他的意志和操控，便立刻遭受其冷酷的專制制裁，嫁入陳家后的周泉在一次對話中直言不諱：“我在他們家里算的什么呢？一個廢物！一個影子！一個杉木靈牌！”[6]。何守仁對周炳的“古道心腸”也不過為了拉攏陳文娣，后來幫助周炳恢復學籍更是換取共產黨員金端下落的交換條件。相比之下，周炳則是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去體察理解，感同身受他人的困境和苦難，并且不計回報地幫助他人，以致在現實中四處碰壁，用陳文婷的話說“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

值得注意的是，有論者曾將周炳的共情與階級意識統而論之，不可否認，周炳為打鐵工人出身，且共情的對象大多為底層勞動人民，比如同為城市小手工業者出身的區家，震南村貧農胡氏一家，以及陳家使媽、丫鬟胡杏等。但彼時周炳年幼且涉世未深，還未接觸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思想，遑論階級意識。這一點從其對陳文婷、何守禮與區桃、胡柳等人表現出一視同仁的手足親昵即可觀之。隨著個人成長及革命形勢發展變化，周炳與陳文雄、何守仁等人逐漸走向分化，加之“階級論”的觀點被納入文本敘事中[7]，周炳還沒有完成階級思維的轉變，甚至在逃難期間幻想陳文婷的相思之苦：

“這十幾二十天沒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會多么難過！究竟把我當做活著呢，還是死了呢？留著呢，還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留了多少眼淚，咬碎了幾個繡花枕頭！我能夠這么忍心，連字條兒都不捎個給她么？”[8]

終于在給陳文婷的一次書信中，周炳因不小心暴露了地址連累大哥周金被害，在此之后，二哥周榕已認識到“階級不同，不相為謀”，周炳卻對陳文婷依舊抱有幻想和希望。這種超越階級的共情使周炳被一些評論家歸結為軟弱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如認為“周炳還遠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英雄人物，一個像金剛鉆般堅強、明朗的無產階級斗士，在他的心靈深處，還殘留著一些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感傷的情緒”[9]甚至認為“周炳顯然還只是一個帶有不少弱點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物，而不是一個值得歌頌的無產階級革命英雄?！盵10]對此，歐陽山在《文學生活五十五年》中曾指出：1942年到1966年期間，作家們和藝術家們塑造的許多新的典型人物，“這些新的典型人物就是我們時代的英雄人物，他們為集體事業而獻身，為集體利益（包括個人利益）而奮斗，跟妨礙集體事業前進的種種黑暗勢力作斗爭”，并強調“他們和群眾一起和黑暗勢力作斗爭的時候，同時也在不斷地克服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倍皬V州工人出身的知識分子”周炳也不例外，他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有缺點的人”，是“一個真實的人，也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工人”[11]可見，對于周炳身上存在的問題和缺點，歐陽山非但沒有否認，相反有著非常清晰的認識和判斷，而這個認識和判斷的前提則是把周炳作為中國文學藝術道路上新的典型人物進行定位塑造的，這些弱點、缺點和錯誤也成為人物性格發展階段性的產物。

關于周炳轉變緩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物閱歷浮淺，對世事人情缺乏洞察歷練（雖然這本身即為成長過程的一次歷練），另一個也是更為主要的原因則在于共情背后對人性良善的堅守和希望：“陳家沒有一個好人，何家也沒有一個好人，但是陳文婷、何守禮、胡杏這些，究竟是一個例外！”[12]當然，這并非意味著人道主義將一直占據主導周炳的思想意識，事實證明在帝國主義的強權奴役下、在封建主義的壓制剝削下、在官僚資本主義的侵占掠奪下，一味的人道主義是行不通的，畢竟“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正如后來周炳和周榕都因參加革命被學校開除后，周榕感慨道：“這社會上怎么一點也不講人道！”周金更直截了當：“這社會上，從來沒人跟咱們講過人道?！盵13]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通過周炳這一時期的人道主義共情敘事，感受回望“五四”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仁愛悲憫的真摯情感和俠骨仗義的美好品質。

可以說，正是在高度共情的人倫敘事作用下，《三家巷》擺脫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簡單化階級化的敘事邏輯，文本由此獲得一種天然的抒情性和審美意識，并呈現出與“十七年”文學中被規訓和改造的一類知識分子所不同的可親可愛可信的新人形象，小說的革命敘事也因此獲得一種合理性或言可能性。

感時憂國的理想主義者

關于周炳的共情難免讓人聯想起賈寶玉的影子，正如陳文婷認為“周炳這個人真有一股子癡心傻氣，很像《紅樓夢》里面的賈寶玉”[14]。但革命終究不是談情說愛，也不是復仇宣泄，更不是集體無意識的產物，《三家巷》當然也不是《紅樓夢》。早在1942年延安時期，歐陽山就已經開始創作構思，力求用藝術的筆觸“描繪中國革命的來龍去脈”，以此“反映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的誕生”，小說原名即為《革命與反革命》。然而，作為革命文學的《三家巷》，并沒有鋪天蓋地、驚心動魄的革命敘事，主人公周炳直至文本二分之一篇幅仍未成為共產黨員、仍未完成革命思想和身份的轉變，取而代之的是“編年史式的姻親家族敘事”，有評論家更以此將《三家巷》歸列為“當代的‘通俗小說”[15]——這是基于小說總體敘事設置劃分，本身無可非議。然而即便是在生活化風俗化的姻親家族敘事中，我們依舊可以通過人物的成長經歷覓得其精神世界的一些“草蛇灰線”。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對于知識和真理的渴慕成為廣大青年的追求和向往，與此同時，伴隨著民主和科學思想深入人心，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成為無數青年志士的共同理想和畢生夙愿。正如夏志清在評述現代中國文學時所提到的“感時憂國的精神”[16]。誠然，“感時憂國”并非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利”，中國文學自古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憂思愛民，以及“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愛國壯志，可見，感時憂國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思維模式和精神特質，以及貫穿中國文學的重要精神品質，只不過在現代文學中表現更為集中強烈（與波云詭譎的時代背景有關），在當代文學中則相對含蓄隱秘（與建國后相對寬松穩定的政治環境有關）。

作為現代革命歷史題材的當代小說《三家巷》，雖然沒有過多革命斗爭的場面敘事，但和同時期的《紅旗譜》《青春之歌》等同類型題材的小說一樣，本身帶有無法抹去的時代印記：“省港大罷工”、國民革命軍北伐和廣州起義等重大事件成為貫穿作品的敘事背景。小說中周榕等一批“五四”知識青年，雖成長于遠離斗爭漩渦、相對封閉自足的“典型環境”——三家巷，來自并代表不同的利益階層，卻有著其時中國知識青年的特質共識：滿懷青春的熱血和激情，以及對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深度關切，并愿意為中國的富強獻出自己的一切。作為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證者、親歷者乃至參與者，他們是時代的佼佼者，是理想的憧憬者和守望者，更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歐陽山對此不僅沒有予以回避或區別對待，而且毫不吝惜地贊譽和祝福：

“不消說，整條三家巷是屬于他們的，就是整個廣州市，整個中國，哪怕說大一點，整個世界，都是屬于他們的了?！盵17]

在《盟誓》章節中，周榕、周泉、陳文雄、何守仁、李民魁、張子豪等知識青年齊齊亮相三家巷，他們既是周炳的前輩、親戚、鄰居、學長，更是周炳除了學校、父母以外影響最大的人生“第一?？圩印?。當晚，他們圍繞中國的出路問題高談闊論，其思想性和深刻性讓人不由聯想起《子夜》，但與《子夜》力圖通過不同階層人物的思想命運展現大時代的“全部豐富性與復雜性”不同，歐陽山可能并不意在就不同人物的觀點立場一較高下，而是通過這種情感迸發、思想激蕩的方式回應承續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擔當與歷史責任感。因此，爭論最后雖沒能達成一致，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和使命擔當卻深深感染了周炳：

“周炳一直坐在巷子盡頭，枇杷樹下那黑暗的角落里看著，聽著，看得出神，也聽得出神。大家都沒有留意他，都把他忘記了，他自己也把自己忘記了。他對于哥哥姐姐們的這種凌云的壯志，覺著無限的欽佩?！盵18]

如果說《盟誓》為周炳播撒下革命理想的種子，且這種理想多少帶有些浪漫主義的狂熱色彩的話，那么《換帖》則把這種浪漫激情推向高潮，更平添了幾分理想主義的神圣莊重。關于換帖的過程，小說不惜筆墨從選址、備物、寫帖、拈鬮等環節事無巨細地予以敘述，可謂滿滿的儀式感，文本甚至以“過于莊嚴，過于肅穆”“動人心魄”的字眼來形容，其隆重程度幾乎媲美今日的入黨儀式。作為這一重要儀式的見證者，和“覺著很不舒服”的何守禮不同，周炳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中途被陳文婷打擾而“很不高興”，最后更學著哥哥姐姐的樣子要和陳文婷換起帖來。

毫無疑問，這兩段經歷對周炳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一方面在周榕、陳文雄、何守仁等知識青年的感召下，周炳通過在青年、知識、真理、愛國與革命之間的價值建構，完成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預設：像周榕、陳文雄、何守仁等前輩一樣，做一個有知識、有志氣、有擔當的人，為民族的解放而奮斗、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這也是革命青年的價值和出路所在。另一方面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周炳在個人情感道義與國民富強的理想抱負之間找到聯結橋梁，并在“革命的美麗的前途”幻想中完成對革命定義的個人注解：

他爸爸周鐵會增加工資，他三姨爹區華接受的皮鞋定貨會忙得做不過來，他表姐區蘇每天可以縮短兩小時的工作時間，他哥哥周榕可以回到原來的小學里去教書，他自己可以回到中學里去念書，何家的丫頭胡杏可以解放回家去種田。[19]

家國同構的理想宏愿和感時憂國的激憤憂思成為激發無數青年志士投身革命洪流的情感動力源泉。誠然，革命不是羅曼蒂克，也不是激情的狂歡盛宴。在現實這個試金石面前，原本立誓互相提攜的拜把兄弟漸漸分化并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比如李民魁、張子豪、陳文雄、何守仁等人中的一大半當了內奸和工賊，成為革命的叛徒和敵人。事實也證明，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終將被現實的車輪無情碾壓，何況是來自缺乏革命理論基礎與實際斗爭經驗的知識青年烏托邦式的遙望寄托。因此，當周炳目睹何守仁、陳文雄背信棄義退出罷工委員會，便無可避免地遭受痛苦打擊，以及理想與現實落差所帶來的失望和挫敗。即便如此，當我們時隔多年重溫這段敘述，依然能被人物所展現的憂思情懷和理想抱負所深深感動，文本在溫情之余也呈現一種理性反思的浪漫情懷和憂郁氣質。

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者

關于知識分子與中國民主革命的關系，毛澤東曾于1939年5月撰寫《五四運動》一文，并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痹谶@里，毛澤東既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革命思想覺悟方面的先進性，同時也指出了其缺陷和不足，即容易與工農民眾相脫離。據此，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成為知識分子向革命者轉變的重要途徑，也是衡量革命青年的重要標準。

作為打鐵世家出身的周炳，雖不像林道靜等出身于舊式家庭的知識分子為了個人幸福要沖破封建專制家庭的藩籬，但作為以救亡圖存、改造底層人民命運為己任的有志青年，要完成從知識分子到革命者的轉變，則決不能僅僅耽于幻想或抒發“苦悶和彷徨”，而勢必要從相對封閉、固化的家庭學校走向更為廣闊、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去，從面向家人、親友、同學轉向廣大的工農民眾。對于學生周炳而言，雖然其間斷斷續續有過輟學務工的經歷，也因此結識了一些工人朋友（如南關的丘照、邵煜、馬有、關杰、陶華，西門的王通、馬明、杜發等），但就結合的廣泛性和深入性而言顯然遠遠不夠。對此，小說巧妙地引入“舞臺”敘事和“游行”敘事，讓周炳在與工農大眾結合的實踐中，通過共情與理想的共融與抒發，推動其完成從革命的旁觀者到闡釋者、行動者的轉變。

周炳前后有兩次舞臺經歷，分別出演歷史劇“孔雀東南飛”和現代劇“雨過天青”，且都擔任男主角，彰顯了一定的反抗斗爭精神，但在敘述功能上卻不盡相同。首先，在演出性質和人物身份設置上，第一場戲“孔雀東南飛”為學校的懇親會演出，“上千的觀眾”“來自廣州城的各個角落，有工人，有商人，更多的還是學生”[20];第二場戲“雨過天青”則為“肅清內奸大運動”游行示威的助威，觀眾均為罷工工人，具體人數雖不得而知，但按周金的說法，“十幾二十萬罷工工人一下子回到省城來，那衣、食、住、行的事情該多少人來辦才辦得通”[21]，可見觀眾的數量特別是工人的數量和范圍比第一場更加廣泛。人物身份設置上，演出第一場戲時周炳念初中二年級，是學校游藝部部長，扮演的是為反對封建專制禮教不得不為愛殉情的古代士人焦仲卿;演出第二場時區桃已經犧牲，周炳處在大病初愈階段（主要為精神的萎靡不振），后來加入省港罷工委員會庶務部，漸漸接觸和參與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修理皮鞋、籌備飯堂、建立宿舍、舉辦夜校等，扮演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進步青年工人，兩場戲的人物身份和精神氣質都一定程度體現了劇情和現實的同構，但結局截然不同：一個走向苦情悲劇，一個走向光明坦途，這也預示了周炳在思想認識和精神氣質上的轉化與飛躍。

其次，在舞臺經驗表現上，在演出第一場戲時，相比區桃的落落大方，周炳則顯得“有點生硬，不大自然”。不難看出，歐陽山有意通過人物在舞臺上的表現映射其與工農大眾的結合程度：彼時周炳雖有過工人經驗，身邊也不乏工人朋友和貧農親戚，但還未在思想上感情上與工農大眾實現真正的結合，因此在演出時顯得有些局促。相比之下，第二次演出時周炳雖不免“緊張和混亂”，但已被公認為演戲的愛好者和天賦者，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工農革命的實踐活動中有了更深入廣泛的積累，舞臺表現自然比第一次有了顯著進步：“他的表情是真摯和自然的，他說的每一個字都充滿著仇恨，又充滿著英雄氣概，而從頭到尾，他給人的整個印象是深沉、鎮定和雄邁?！盵22]

再次，在演出效果上，如果說第一場演出周炳還處于略遜一籌的支配地位，那么第二場時周炳已成為主力擔當，但總體而言兩場戲的演出都很順利。這一方面得益于周炳高超的共情能力，比如第一場演出時由于缺乏經驗和與工農民眾的結合，周炳顯得比較生硬局促，但經過短暫的自我調節，周炳迅速融入人物劇情，并將“五四”青年追求自由與愛情的堅定執著和對封建禮教的反抗斗爭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獲得了觀眾的共鳴和掌聲。另一方面在愛人區桃的引導鼓勵下（第二場戲時區桃已犧牲，周炳只能對著區桃的小照片自我暗示鼓勵），周炳得以不斷克服和戰勝自我（這既是愛情的力量，但引申理解為來自工人力量的精神理想鼓舞也無不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共情敘事，文本還通過反向共情作為敘事補充，演出的成功也一定程度預示了周炳在工農結合道路上的巨大潛質：

他那深藏在心里的刻骨的仇恨隨著他的眼光，他的字音，他的手勢，甚至隨著他的頭發的跳躍，衣服的擺動，感染了每一個觀眾，使得大家跟著他憤恨起來，緊張起來，激動起來。[23]

此外，對比第一場演出主要以動作設計取勝，第二場演出則以臺詞出彩。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罵買辦》的一段：

“你自己想想看，你還有一絲一毫的人性沒有？你為了多賺幾個臭錢，就給帝國主義當走狗，當內奸，當奴才，破壞我們工人的團結，破壞你的兒女的幸福，要大家變成祖國的罪人！你要是還有一點兒人樣，你能夠忘記沙基大街上面的鮮血么？你能夠忘記南京路上面的鮮血么？你能夠忘記無數先烈在祖國大地上灑下的鮮血么？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你敢回答我？不，諒你也不敢！你不過是一條小蟲，你不過是一縷黑煙，你不過是一片云影！我們的祖國是光明的，我們的勞工是神圣的，我們的事業是勝利的......”[24]

這段振聾發聵的對白可謂全劇最慷慨激昂、振奮人心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劇本是“工友們自己寫的”，臺詞則是周炳自己編的，其中“我們工人”不僅指代劇中人物角色，也是周炳的內心自白，更代表其時整個廣州乃至整個中國工人階層的集體宣言。此時周炳不再是革命活動的旁觀者跟隨者，而是具有一定實踐經歷和批判斗爭精神的革命闡釋者、行動者、主導者。小說在此通過人物的角色變化實現身份的認同轉換，并在這一轉換中實現人物與工農民眾精神氣質的深度契合。隨著演出的成功，周炳也實現從“五四精神”向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進發。

如果說“舞臺”敘事為人物的社會實踐提供了間接經驗，“游行”敘事則構成其社會實踐的直接表征。在《風暴》一章中，周炳和區桃、陳文捷、陳文婷等人參加了省港大罷工游行。在這支由工人、學生、愛國市民組成的聲勢浩大的隊伍中，作為學生的周炳在共情的作用下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到了工人的力量、群眾的力量：“他也在人群中一面走，一面呼喊。他也聽見一種粗壯宏偉的聲音在自己頭上回旋著，像狂風一樣，像暴雨一樣。他也覺著自己的手腳都添了力量，覺著自己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十萬人”[25]。與此同時，心上人區桃的不幸犧牲也讓他目睹了帝國主義的血腥暴力，那個曾經凝聚了所有青春、志向與愛情的美麗理想被冷酷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這場幾乎致命的打擊更讓他對人生的意義產生懷疑和思考，甚至一度陷入虛無主義的悲觀絕望中。然而，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從理想破滅的悲痛中解脫出來，小說并沒有給出現成的“解藥”，歐陽山也沒有急于讓周炳完成思想的轉變，而是讓其繼續在社會活動的身體力行中磨煉意志、啟迪心智，進而實現由關心個人苦難向關心他人苦難、關注個人命運向關注廣大底層人民命運的覺悟轉變（事實證明這個過程不僅艱辛而且漫長），文本由此完成從“理想破滅——社會實踐——理想建構”的敘事探索，而這一“實踐是認識的來源”思想也體現了歐陽山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恪守遵循。隨著社會實踐的持續和深入，周炳的身體和意志也逐漸得到恢復，文本也由此前的浪漫憂郁之風漸漸走向沉實厚重，并透射出一種堅實雄渾的力量之美：

“奇怪得很，他不知晝夜，不知飽餓，不知冷暖地工作著，他的身體倒反而好了，比從前更粗壯，更健康，也更英俊，更漂亮了。在半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不再感覺到悲傷和喪氣，不再感覺到縹緲和空虛，也不再去追究人生到底有什么意義，只是高高興興，精力飽滿地活動著，淹沒在緊張繁忙的工作的大海里?！盵26]

結? 語

《三家巷》創作構思始于1942年，在此前不久的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近現代革命不同時期的領導力量作了剖析論述，并指出：“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它的弱點，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笨梢?，知識分子登上中國革命歷史舞臺，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各種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知識分子也暴露了自身的弱點缺陷，然而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知識分子占據的重要位置和發揮的重要作用卻是毋庸置疑的。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作為時代的精英、啟蒙的力量、思想的先驅，是先進文化的創造者和承載者，可以說，沒有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就沒有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余英時曾在《中國知識分子論》中指出，中國近代史上一連串的“明道救世”的大運動都是以知識分子為領導主體的。無論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 其領導者主要來自知識階層。俄國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輝的指引和探索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歷史進程。出生于1908年的歐陽山，7歲隨著養父來到廣州，因家境貧困從小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他天資聰慧、敏而好學，小學畢業后以入學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廣東高等師范附屬師范初中[27]，后來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讀高中時因參加革命運動被當局開除學籍，從此踏上充滿傳奇色彩的文學和革命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主人公周炳出場時間為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年僅十二歲，據此推算周炳出生年份為1907年，與歐陽山僅差一年，且童年時期同樣遭遇了貧困漂泊、艱辛坎坷的人生經歷和求學經歷，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歐陽山自身的成長印記（當然絕非歐陽山個人經驗的移植復制），以及對大時代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深切同情和回望反思，這些都構成文本獨特的敘事經驗。

縱觀十七年文學人物長廊中的知識分子，大多為自私褊狹的利己主義者或懦弱、搖擺不定的機會主義者，其中雖不乏正面的革命者形象，但因國家意識形態的規約往往帶有被規訓和改造的意味（如《紅豆》的江玫、《青春之歌》的林道靜等）。相比之下，《三家巷》通過周炳知識分子身份的建構和書寫，充分展示了“五四”一代知識青年的精神特質和理想情懷，正如李陀所說，“就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在整個民主革命和新中國時期，他們并不是一生受難的可憐蟲，也不只是一些被動、機械的齒輪和螺絲釘，被種種‘受難史'掩蓋起來的事實是：知識分子都有過浪漫的、充滿理想的‘參加革命的經歷，有過‘建設共產主義的激情，也有過高呼‘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豪邁和氣概。這些記憶是不應被抹煞的”[28]。誠然，歐陽山絕不僅僅停留在對歷史的刻錄憶述，或是對過去的“懷舊式”迷戀，而是在“大歷史”“大革命”的通觀視野下，以對簡單化程式化的革命敘事的反撥，提供關于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思考：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中國革命之崢嶸歲月和光明未來，因為革命作為社會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即為人民群眾中的一員。由此我們獲得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更具完整性和豐富性的解讀，以及充滿時代未來可塑性和可能性的想象，并實現“一個新的中華民族的誕生”的理想建構——這也是小說創作的旨歸之一[29]。周炳也以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雜糅的特具身份，成為十七年文學人物長廊上一道迷人亮麗的風景線。

[注釋]

[1]歐陽山：《歐陽山談〈三家巷〉》，《羊城晚報》，1959年12月5日。

[2]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于這一類。按照這一說法，周炳屬于學生界，應歸為此類。

[3]歐陽山：《三家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頁：周炳雖然恢復了學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級念書，但是跟學?？偸敲埠仙耠x，對功課根本提不起一點興趣。

[4][5][6][8][12][13][14][17][18][19][20][21][22][23][24][25][26]歐陽山：《三家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頁、第21頁、第181頁、第230頁、第230頁、第203頁、第187頁、第62頁、第62頁、第267頁、第105頁、第143頁、第152頁、第152頁、第151頁、第125頁、第144頁。

[7]歐陽山：《三家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頁，周榕向陳文娣和陳文婷推薦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并引發關于階級關系的思考討論。

[9]黃秋耘：《初讀〈苦斗〉》，《文藝報》，1963年第2期。

[10]蔡葵：《周炳形象及其它》，《文學評論》，1964年第2期。

[11][29]歐陽山：《歐陽山文選》，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頁、第430頁。

[15]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頁的第九章“當代的‘通俗小說”之“四 《三家巷》及其評價”。

[16][美]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7頁。

[27]胡子明：《歐陽山全傳》，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第26頁。

[28]李陀：《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復雜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作者單位：廣東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