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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一定都在暗處散發著光芒,在瞬間照亮過我”

2022-10-26 20:11何平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 2022年5期

摘要:小說集《以鳥獸之名》收入青年小說家孫頻最新發表的《騎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和《天物墟》三部中篇小說。這些小說可以看作是孫頻為故鄉而寫的“陽關山傳”,小說虛構的“陽關山”與人類一樣,都充滿生命力,都在經歷著現實層面與歷史層面的成長;“山林”在人類離去后的自我修復,又以“墟”的形態方式進行投射映照。三篇小說,“我”回到陽關山、漫游陽關山、思考陽關山為敘事主線,在精神層面反省人如何借助自然的智慧、歷史的智慧,獲得真正的精神自足,代表了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思想創造和審美可能。

關鍵詞:孫頻小說;生態文學;自我啟蒙

2020年的8月上海書展期間,我與孫頻,以及青年評論家項靜在上海思南文學之家有過一次三人談,三人談的議題是孫頻的中篇小說新作《我們騎鯨而去》。對談內容后整理以《時光洪流中,我們如何騎鯨而去》為題發表在《文藝報》2020年11月2日?;叵肽谴蔚膶φ?,孫頻的發言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孫頻坦言她2016年以后的小說“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正是那一年,孫頻寫出了后來被不少評論者視為其個人寫作史重要節點的中篇小說《我看過草葉葳蕤》;其二,孫頻認為《我們騎鯨而去》,“其實小說的故事是非常簡單的,我想開拓一種新的敘事空間,在小說的形式上,也希望把小說的空間打開,所以我會在里面加入一些東西,比如說加入一些副文本,把小說空間從‘一個面向變成‘兩個面向。希望它變得深邃一點、深沉一點?!盵1]現在看,迷戀空間,確實是這兩年孫頻小說的新生長點。雖然她之前的小說多的是縣城與城市之間的移動,但這兩年的空間迷戀既矚目平行和等級的不同空間的轉場,同時,深入查勘空間內部肌理和空間史綿延。

這次對談之后,孫頻在《鐘山》2020年第4期發表了《騎白馬者》,在《收獲》2021年第2期發表《以鳥獸之名》,《十月》2021年第2期發表《天物墟》,后以《以鳥獸之名》為小說集總題于2021年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從審美邏輯看,《我們騎鯨而去》,與其后的《騎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天物墟》是一個延長線的自然結果。

《騎白馬者》,敘述者“我”對幾成廢墟的“聽泉山莊”故地重游?!奥犎角f”的前身是陽關山木材廠,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因為木材逐漸被鋼筋水泥代替,商品房開始代替自建房,木材已難有銷路,木材廠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2],之后富商田利生投資建設的“聽泉山莊”也由于資金不足等緣故擱置,終成一堆廢墟。而由陽關山木材廠到“聽泉山莊”,再至無人問津的廢墟,也基本是眾多原先居住在陽關山的山民離開此地的過程。但需要注意的是,恰恰是在這一時期,陽關山形成了指涉“自我”的修復,眾多動植物由此獲得了生機?!拔摇痹谏搅致沃H,就眼花繚亂于陽關山中繁多的動物:狗、蜜蜂、紅角鸮、花豹、蒼鷹、螢火蟲、山鹛、松鼠、馬、蝮蛇、小飛蛾、紅紋腹小鸮、青鼬、大花鼠、豬、狍子、山鹛、啄木鳥、褐馬雞、斑鳩、云雀、金雕、紅嘴山鴉、黑山羊、白綿羊、花豹、狗熊、野豬、褐馬雞、珍珠雞、孔雀、赤狐、貓頭鷹、烏鴉、錦鯉、大喜鵲、麻虎(狼)……人類離開棲息地后山林充滿寓言色彩的自我修復,也出現在《以鳥獸之名》與《天物墟》兩篇小說中?!兑曾B獸之名》中的“我”隨游小龍、游小虎兩兄弟回到陽關山,就感慨于“不時有各種層次的綠色撞進我的眼睛里,從沒有見過這么多這么豐肥的綠色,眼睛居然都有些適應不過來”[3];《天物墟》里“我”負責將父親的骨灰帶回故鄉晉西北深山的一個名為“磁窯”的小村莊,也體悟到“在天黑下來的那一瞬間里,我忽然在天地之間感覺到了一種之前從未見過的空間,人世之上和蒼穹之下的一重空間,蒼茫,遼闊,巨大,大得足以庇護萬物。也使得身在其中的一切看起來都微不足道了”[4]。

小說集《以鳥獸之名》被看作是孫頻為故鄉而寫的“陽關山傳”,但迥異于當下隨處可見的將山林虛構成同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具有激烈沖突矛盾的存在,以“生態文學”為名目的小說,無論《騎白馬者》,抑或《以鳥獸之名》《天物墟》,孫頻都會有意識地突出陽關山在歷史演變脈絡里留下人類的印跡,顯現人類在早期文明與自然界和睦相處的景象,但與之相對應的是,孫頻又試圖彰顯陽關山在人類離去后異常奇妙的修復力量,印證陽關山內嵌的自主性。陽關山與人類一樣,都是充滿生命力的,都在經歷著現實層面與歷史層面的成長。

某種程度而言,小說集《以鳥獸之名》聚焦的陽關山,又似乎可歸類于孫頻在2020年上海思南文學之家對談提及的“新的敘事空間”。作為“新的敘事空間”的陽關山,其深層次意義恰恰在于自身不是單質化、狹隘化、極端化的地理空間,相反,它能夠以極大的包容度承載著人類居于其間的日常生活,而在人類離去后,它又成為各類動植物棲息之所。而像《騎白馬者》提到的“馬”“蝸?!薄氨印薄坝昔~”“貝類”“螺螄”,《以鳥獸之名》提到的“海獸”“蜻蜓”“大飛蛾”“看門狗”“大烏鴉”“熊”“喜鵲”“候鳥”“?!薄傍B”“魚”“蜈蚣”“大貓”“飛鳥”“大鳥”“水草”“蓮花”,《天物墟》提到的動植物與散落各處的歷史遺跡碎片,不僅指涉陽關山豐饒的物產與久遠的歲月痕跡,同時這些現實存在物也包含著意味深長的歷史喻指。換言之,孫頻在《騎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天物墟》三篇小說里直指的陽關山,一方面呼應著現實時空存在的地理方位坐標;另一方面,孫頻將陽關山藝術化地構建為包含歷史普遍性的典型性場域,個體與群體因陽關山而得到滋養,而在他們離去后,陽關山留下了這些滋養的印跡,同時,陽關山又在自我的修復中滋養了更多的微小生命。

孫頻所言指的敘事空間從“一個面向”變成“兩個面向”這一角度來看,小說集《以鳥獸之名》涉及的三篇小說,都源于特定的因由從而使得敘述者重返陽關山,漫游人類曾經賴以生存爾后又散場的生存空間與精神空間。敘述者在此過程中的追尋,不僅是對現實維度當中人類離開后的陽關山所進行的勘探,也是對于“現實”如何延展成為“歷史”的不竭追問。值得注意,敘述者漫游山林之中,其記憶的回溯、現實的遭遇與指涉未來的成長之間,又構成了另一組充滿張力的結構關系。它們因陽關山而生,而陽關山的“山林生長史”也同相關個體或群體的記憶圖景息息相關。

小說集《以鳥獸之名》里,山林在人類離去后的自我修復,又以“墟”的形態方式進行投射映照。如《騎白馬者》的“聽泉山莊”廢墟、《天物墟》的各類歷史遺址遺跡,等等。關于“墟”,孫頻本人的態度在《騎白馬者》中已有所揭示:“抽完一根煙,我站起來,抬頭看著夜空。這星光下的廢墟早已脫盡了肉身,骨骼林立。所有過往留下的殘垣斷壁,與這原始森林交錯生長在一起,在荒野中散發出一種奇異的美。其實我早就發現了,就是那種一切變成廢墟之后奇異而無法言說的美?!盵5]而事實上,孫頻提到的作為個人寫作史重要節點的中篇小說《我看過草葉葳蕤》尾聲處,就出現過有關“墟”的頗具意味的書寫:“黃昏將至,人群漸漸散去。他們兩人站在那里還是久久不肯離去。廢墟里飛出的灰塵在血色夕陽里如游魚一般,正出沒在他們的鼻息與唇齒之間?!盵6]“墟”是山林進行自我修復的證明,而同時其又升華為一種具有復雜的美學意味的遺址與寓言。

“墟”首先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剩余物”。這一“剩余物”格式化和形式感,但同時“墟”也是對象化的精神結構,繼而“墟”成為“一個更大的東西來庇護自己”[7]?!厄T白馬者》作為敘事支撐的“聽泉山莊”就是“墟”的一種獨特的形式。小說中,“我”打探“聽泉山莊”與其前主人田利生期間經過的“蒼兒會”“嶺底”“山水卷”“柳樹底”“木瓜會”“佛羅漢”“青岸”“葫蘆村”“杏壇村”“花前村”等地,其實都是被陽關山庇護的“墟”??v然時移世異,山上的多數山民離開了這片祖輩生于此養于此的土地,但繼續留在陽關山的人們卻依舊承襲著陽關山山民的過往傳統?!拔摇庇龅降睦暇?、劉天龍、杏壇村的兩位老人、老田和他以拉偏套為謀生手段的女人……他們與他們所處的時空構成了陽關山另一種形式的“墟”。他們“不變”的日常生活不僅是現實的,同時也是關于陽關山演變軌跡的歷史隱喻。在小說集《以鳥獸之名》的三篇小說里,孫頻以看似迥異卻又具有邏輯關聯的隱秘小道,復現各式各樣的“墟”,而這些“墟”不同于我們常規經驗對這個名詞的狹隘理解,因為孫頻筆下的“墟”具有一種原始的生命力,是在人與自然的互動與游離當中顯現且存在下去的。

至于“墟”之于山林,其一,顯而易見是依存/被依存的關系,其二,“墟”是山林的一類突出的精神特質與美學風格的集中體現?!厄T白馬者》有如此敘述:“在我看來,我出生的大山與任何地理上的劃定都沒有關系,它是隱藏在空間里的空間,是存在之外的存在,古老、堅固、縹緲?!盵8]盡管從空間特征層面,山林與“墟”都是封閉的;但從時空維度來講,山林與“墟”又是不斷演變的,具有開放性和轉換性?!短煳镄妗返睦显獙Α拔摇敝v道,陽關山在春秋時期“根本就沒有山,而是一大片古澤,浩浩蕩蕩,水天一色”[9],這顯然有悖于很多人關于“山林”與“墟”的直觀印象。而在形成過程中,山林與“墟”都有各自遵循的守則?!厄T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天物墟》,不約而同地點到了“如何看待時間”這一議題,但小說牽扯出的“時間”又不完全是現代性規范下指認的“時間”?!厄T白馬者》的“老田”,衣食住行都有固定的時間安排,容不得絲毫改變,而“老田”遵循的“時間”又似乎不等同于“山下”世界的“時間”;《以鳥獸之名》的大足底小區居民從大足底村遷徙而來,但他們不能適應“山下”的時間,因此屢屢產生時間“用不掉”的苦惱。而其中部分女性潛伏于超市,也是源于“主要是這種感覺類似于上了一天班之后的成就感,踏實,滿足 ,手里小有收成,時間也得到了及時的利用。時間用不掉也是個大問題”[10];而《天物墟》里老元與他收藏的古代文物,以及老元休眠所用的紅木柜子則共同構成了另一種時空的運行法則。

孫頻并無意于將山林與“墟”演繹為純潔無垢的世外桃源或是現代性標準下貧瘠落后的空間象征,她所深入的是陽關山與“墟”的復雜性。對于《騎白馬者》涉及的“拉偏套”這一“古老的營生”[11],孫頻并未通過敘述者“我”旋即作出某種世俗倫理道德層面的評判,因為“拉偏套”是屬于“山林”的“世界”里一種特殊但又得到認同的生活方式,而相關種種也構成了山林或“墟”的秘密。孫頻在這部小說集里聚焦的陽關山,就如同作者有意設計的舞臺,借著主人公的山林漫游,各色人物景象相繼登場、說話。孫頻作為小說家的責任是將多數人未曾體驗或預料的人物言行與情感態度展現于前,而與此同時,孫頻想要標示的是,盡管這樣的生活也許超出我們的認知經驗范疇,但他們的的確確存在著,發生著,構成了另一群人所維系的“世界”。

現在來看,之所以很多論者,也包括我,將2016年及這一年的中篇小說《我看過草葉葳蕤》視作孫頻個人寫作史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節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孫頻逐漸從原先所執的那種極端化的視野路徑與美學準則當中脫離出來,繼而,她開始意識與捕捉在個體“生猛酷烈”命運之外的更為遼闊的“世界”。在《松林夜宴圖》(2017)、《鮫在水中央》(2019)、《我們騎鯨而去》(2020)等,孫頻都立意于“異境”的構建,即“日常的大多數”以外的特殊人物、特殊時刻、特殊時刻、特殊事件,以及這些耐人尋味的“特殊性”如何貫穿進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世人情。

《以鳥獸之名》山林或“墟”之外的“闖入者”在回到由寫作者搭建的特殊場景下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厄T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天物墟》三篇小說,都是借由第一人稱“我”的視角重新觀照自己一度遠離或不曾到過的地域?!厄T白馬者》“我”重返已成“墟”的“聽泉山莊”,并因打探田利生而游歷陽關山各村莊;《以鳥獸之名》的“我”為了探求舊友的命案真相前往大足底小區調查,由此與自陽關山搬遷至此的山民(這其中就包括游小龍一家)形成交集;《天物墟》是“我”護送父親骨灰回到磁窯,因緣巧合下作為協助者記錄老元口述的“陽關山史”。假如說在此過程中形成了指向敘述者(同時也是陽關山之外的“闖入者”)“我”的啟蒙,其一指向知識層面與觀念層面。除去上文論及的“時間”問題,貨幣交易、社群交往、家庭結構等方面,陽關山之上自有其不容改變也不易改變的規矩,這些規矩沖擊著敘述者“我”與“我”背后的現代文明?!兑曾B獸之名》寫陽關山的山民搬到山下小區后,最初對于“金錢”沒有任何觀念,肆意揮霍錢財,終在陌生的環境里發生了種種令人扼腕的人倫悲劇。這是個值得思考的現象。一方面,山林或“墟”在人離去后,獲得了修復,愈發繁茂:

游小龍也看著窗外,輕輕嘆息道,你看, 就算沒有水庫,山民們也會慢慢都遷移到山下去的,為了孩子們的教育,也為了生活得更方便些,再過幾年,這些山村可能慢慢就都空了,慢慢地就被森林化掉了。[12]

但與此同時,陽關山的山民在進入“平原”(指現代性與城市化語境共同塑造的時空維度)后卻難以適應,無法清晰認知“自我”所處的位置與溯源,失掉了原本屬于他們的“世界”。而《騎白馬者》的“我”在陽關山各村莊里猶如田野調查式地探訪,《天物墟》“我”跟隨老元的游歷體驗與老元對“我”具有古典意味與抒情性色彩的教化,都是試圖接近另一種空間坐標當中的“另一個世界”。不過這種啟蒙教育并非對應的全新的時空,而是自人類文明之前就已存現,但又被眾人遺忘的脈絡地帶。

陽關山及其中“墟”構成的啟蒙空間,也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很多都市人因受現代性經驗邏輯主導而缺失的部分。三篇小說里的“我”在陽關山(或是同陽關山山民的接觸)所獲得的啟蒙教育,一個很關鍵的點就在于這種趨于傳統(甚至是回歸原始)的教育,逸出了自二十世紀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導下的觀念態度。三篇小說牽扯到的繁復的動植物名目、《天物墟》四處散見的遺跡遺址,都是通過具體的“物”引申出某段幽微歷史的起始與輾轉,其最終落腳點則是“人”,是人怎樣與他人,怎樣與自然萬物共生互存的問題。與之相關的是,三篇小說以“我”回到陽關山、漫游陽關山、思考陽關山為敘事主線,從而在形而上層面著重考量人如何借助自然的智慧、歷史的智慧獲得真正的精神自足。

而從結構層面進行考察,三篇小說在框架設置上具有值得言說的相似性,“山林”之外“少數人”的“逆流而上”是主要的故事起因。而《騎白馬者》“我”要找尋的田利生與神秘人深夜在“聽泉山莊”廢墟內講述的“城市騎白馬者”故事、《以鳥獸之名》年少好友的死亡疑云與游小龍一家所不愿示人的隱秘、《天物墟》無故失蹤的老元,這些秘密最終煙消云散,但正是源因追尋這些隱秘背后的真相,陽關山“闖入者”原本受固有經驗與認知立場導向的“世界”不斷清晰、不斷拓展。

由此來看,小說集《以鳥獸之名》在主題結構上具有組詩特質的“反復”,又是作者孫頻有意為之的。對于陽關山及其中棲息萬物的反復尋訪,引發了個體關乎山林世界的詩性觸摸。而對于山林世界的勘探,其終極目的是解決探訪者的精神疑惑、情感塊壘。故而,相較于孫頻早期小說主人公(尤其是女性主人公)的那種執著,甚至可謂決絕的姿態,晚近以來的孫頻似乎更愿意讓其小說世界的人物在自己設置的某種特殊場景氛圍下,同某種現實的未知性或歷史的未知性相遇。與之相對的是,孫頻又將人物的情感線索隱藏起來,如同《以鳥獸之名》里游小龍、游小虎的母親。她年輕時自外省被迫來到陽關山,經歷了種種悲慘際遇后,選擇了放棄自己的家鄉話,將自己裝成啞巴、聾子,但其有意遮掩的真相又在“夢”這一曖昧的時空顯現:

我母親跑過兩次,都被捉了回來,一個外地人想跑出這大山去,幾乎不可能。我猜測她就是從那個時候放棄了說話的權利,開始時可能是因為語言不通,為了賭氣和斗爭,到后來,她可能發現不說話其實也挺好的。在一個山村里,所有的傻子、瘋子、啞巴 、聾子都會受到特殊的照顧,他們會獲得一種不同于正常人的生存權。而且把自己的家鄉話藏起來之后,可能也會減少她的孤獨感,到后來,她可能就真的忘記怎么說話了,只是一旦去了夢里,她就控制不了自己了。[13]

游小龍母親于現實與夢境截然相反的言行表現,其實也是很多山民在離開陽關山之后出現的精神變化的縮影,“為了適應一個陌生的地方,她們被迫讓自己長出了一身新的血肉,只是這語言,卻如一層堅固的沉積巖留在最底下,無法腐朽,也無從掩飾”[14]。而探訪陽關山的歷史線索與歲月痕跡,就是在揭示那“一層堅固的沉積巖”(因此孫頻在《以鳥獸之名》《天物墟》里會頻頻塑造出執意為陽關山作傳的人)。如此,陽關山這處有限的時空,在現實與歷史、想象與體驗的交織下,演變為一種具有精神喻指的對照物,個體“世界”的趨于充盈,正是在山林與“墟”的探索與思考之中得以深化。

《以鳥獸之名》諸篇在情節設置上有意為之的“反復”,以及將山林與“墟”作為異境時空,其最終觀照的是人的審視與反思?,F代性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裹挾下的觀念認知在陽關山往往是無效的,而借由陽關山及其中棲息的萬物,孫頻投射向的是歷史文明的回溯維度,即傳統。在傳統的視閾下,自然萬物原本就有其根深蒂固的命名方式、生存形態。應看到的是,孫頻放棄了將“陽關山傳”設為一部長篇小說的容量,而是通過三篇在結構層面具有呼應關系的中篇小說去頻繁強調某種詩性人生的逝去與復歸的潛在性。而在具體寫作中,如《騎白馬者》,孫頻對于“我”為何如此執著地找尋田利生并無詳述,包括這篇小說尾聲處通過他人之口講述的“城市騎白馬者”秘聞,都具有易產生多重聯想的神秘色彩。此外,如《騎白馬者》《天物墟》結尾處“我”所見的疑似田利生、老元的影像都是充滿模糊感的,是不確定的,但又是強烈的,是極易打動人的,這也是當下孫頻追求的極為明晰的審美訴求。孫頻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羅昕專訪時就談到:“我的每一篇小說里都埋著一個核,這個核就是很深地打動過我的那個點。這個點可能是一個人,可能是一件事,可能是一種目光,可能是一句話,它們一定都在暗處散發著光芒,在瞬間照亮過我?!盵15]那些看似歧義晦澀的部分,纏繞匯織為每個人獨屬的“世界”的重要細部。小說里的“我”可以是特定的單數,也或許是一類群體的代名詞,而這也是《騎白馬者》《以鳥獸之名》《天物墟》的命義: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座山林,都有一座“廢墟”,記性的慣性趨勢可能將之遮蔽、摒棄,但一旦記憶的火光照亮這些角落,人會發現內心的“山林”與“墟”并沒有暗淡下去,它們依舊存在著,貯藏著每個人的秘密,以此昭示“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世界”[16]。小說集《以鳥獸之名》三篇小說的主人公在陽關山上的所見所聞所感,不僅是在重探隱于陽關山的滄海桑田,也是逐漸和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親人、自己內心世界的塊壘和解的過程。

當然,孫頻不同時期的精變不是拋卻和替代的新陳代謝,而是舊我生新我的積累和前行,一種向未來不確定和可能性敞開的寫作。故而,今天的孫頻,她的精神根須依然從《我曾經草葉葳蕤》之前汲取養分,那種肉身投入、自我燃燒將寫作與自身血肉、精神和命運休戚與共地關聯,一定是孫頻愛惜和頻頻回望的過往——比如以異常冷靜的筆法推演人性的極限,但她不再讓人物因苦難、欲望而徹底扭曲、無望,相反,那些在幽寂月光下緘默不語的廢墟,那些兀自生長的動植物,那些依循自己生命軌跡而行而居而眠的陽關山山民,賦予了在現代文明背景下作為失敗者形象的“我”以及更多的“我們”以獨特的力量,從而應對洶涌而至的時代。被賦予的力量可能來自暗處,但其在被點亮之后成為“我”與“我們”的內心世界的支撐點,也構成了孫頻文學創作“逆流而上”的力。

[注釋]

[1]何平、項靜、孫頻:《時光洪流中,我們如何騎鯨而去》,《文藝報》,2020年11月2日。

[2][3][4][5][8][11]孫頻:《騎白馬者》,《以鳥獸之名》,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3頁、第89—90頁、第213頁、第109頁、第153—154頁、第180頁。

[6]孫頻:《我看過草葉葳蕤》,《鹽》,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310頁。

[7][9][16]孫頻:《天物墟》,《以鳥獸之名》,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頁、第239頁、第282頁。

[10][12][13][14]孫頻:《以鳥獸之名》,《以鳥獸之名》,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頁、第91頁、第76—77頁、第81頁。

[15]孫頻、羅昕:《所有逃離皆為歸來》,“澎湃新聞”,2020年6月23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社會主義文學經驗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19ZDA277)階段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原創文學研究暨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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