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早期音樂教育對美育的實踐—北京師范大學早期音樂史補遺

□曹 卉

《人民音樂》在2021年第一期，刊發了關于西北師大音樂系歷史梳理文章（以下簡稱“西音文”）①祁明芳：《從京師大學堂到黃河岸邊—西北師范大學音樂系初創及曲折發展（1939—1960）》，《人民音樂》2021年第1期。。文章史料豐富，揭示了北京師范大學與西北師大音樂系一脈相承的傳承關系。本文在“西音文”基礎上，對北京師范大學早期音樂教育史（以下簡稱“北音史”）的敘述做了進一步研究和補遺，望以此揭示我國早期音樂教育之事實，探究美育教育在中國百年發展的曲折之路。

一、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時期“樂歌”流行

《音樂百科全書》之“北音史”詞條稱：北京師范大學源頭自京師大學堂師范館階段，設有“樂歌”課?！拔饕粑摹睂Υ擞谩翱赡苡小眮硗茰y?！拔饕粑摹敝姓f“作為維新變法影響下以‘學堂樂歌’方式逐漸被國人了解和認同的歌唱形式，可能早在京師大學堂時期已經萌芽”②祁明芳：《從京師大學堂到黃河岸邊—西北師范大學音樂系初創及曲折發展（1939—1960）》，《人民音樂》2021年第1期。。而筆者從最新發現的史料證明不僅是萌芽，而“確實有”，并逐步發展。

1905年考入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的學生、著名辨偽史學家張心澂在其《譯學館憶錄》中介紹該校設備時寫道：“本館買有風琴一架，放置在風雨操場右邊三間平房之一間內。這三間小房為本館西北角靠街的地方，離課堂宿舍都遠，不致為琴聲所打擾。還買了全套軍樂，夠組成一支軍樂隊之用?！痹诮榻B該校學生課余生活時還寫道：“本館有風琴一架，惟學生有幾百人，下課后或星期日捷足先登，后到的很難輪到，更不容一人占據多時從事學習。有志學習的，在息燈就寢后偷偷起來，帶了洋燭、洋火和歌譜，前往配鑰匙開門或從窗子進去，點起燭來，從容練習一、二小時，然后回宿舍就寢。督學局開辦星期日音樂講習班，不收費，有教師教練，也只風琴一架。本館和其他學堂的學生去參加的不少，以后一次比次人少，以至有時只到了一二人，教師也不來了，就此無疾而終。本館有一套軍樂，有人教練，學生歡喜軍樂的去受教練，居然組成一支軍樂隊，能出場演奏……學生的娛樂最普遍的是星期日，三三兩兩相伴，聽京戲……”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總第140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77—188頁。

根據張心澂敘述，提到“歌譜”一詞，說明在學生中有唱樂歌的現象，而且督學局（相當于現在的教育局）派教員來教。盡管根據師范館首屆學生王畫初、鄒樹文、俞同奎的回憶文章可以確定，師范館沒有樂歌之類的音樂課程②陳明遠：《那時的大學》，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3、54頁。，但張心澂的敘述證明，當時館內有學生參加了“星期日音樂講習班”學習，盡管僅在休息日，但足以說明“樂歌”已經進入了校園生活，成為當時普遍的課外生活。

張心澂的敘述還有一個重要的線索：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內有一套軍樂，居然組成一支軍樂隊，能現場演奏。為此，筆者還找到可印證這段話的史料（見圖1）③馮克力編：《老照片》（第二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第75頁。。

圖1 京師大學堂軍樂隊

這照片已經很不清晰了，但照片上的字很清楚地寫著“京師譯學館音樂會第一期紀念會合影”“光緒丁未孟冬（即1907年農歷10月）”等字樣?！兑魳钒倏圃~典》之“音樂會”詞條稱我國人辦的最早音樂會是1907年上海孤兒院舉辦的來自社會各界參與的音樂會④繆天瑞：《音樂百科詞典》，人民音樂出版社，1998年，第719頁。。據此判斷，這張照片譯學館 “音樂會”照片，對《音樂百科詞典》中“音樂會”詞條的印證具有極大的歷史參考價值。

如果再根據師范館學生俞同奎回憶說，他們同學當時對“兵式體操”都很感興趣，尤其穿上“著操服”自感有種“赳赳武夫”的氣概⑤繆天瑞：《音樂百科詞典》，第719頁。。1908年《論今日辦學士紳》一文稱：“今日之學堂，大多注重體操一科，并輔之以軍樂，但使排隊外出時，革履橐橐，銅號嗚嗚，腳步整齊，音節皆合，以為盡教育之能事?！雹拚麻_沅、嚴昌洪主編：《近代史學刊》第6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5頁。還可用來旁證的材料是1905年5月27日，京師大學堂第一次運動會就有“軍樂”演奏伴隨⑦陳鐵健、鄭則民、林代昭、張宏儒：《中國全鑒（1900年—1949年）》第1卷，團結出版社，1998年，第441頁。。這說明張心澂在1905年入學之前京師大學堂就已有全校性的軍樂演奏活動存在。

由此可見，早期京師大學堂“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視師范教育，體現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設計了良好的開端。無論是“樂歌”還是校內軍樂的開展都是對近代“美育教育”的初探，盡管實踐方法不同，但目的都是朝著培養近代高等人才的方向努力。

二、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期間“附設音樂訓練班”

1912年民國建立后，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發展為“北京高等師范學?！?。目前對“北音史”研究相對權威的資料中只是籠統地提到1912年時有樂歌課，⑧徐希茅主編：《中國高校音樂教師培養現狀報告》，人民音樂出版社，2015年，第34頁?！拔饕粑摹痹诖嘶A上提到了“附設音樂訓練班”史料。據《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十周年紀念錄》[（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8年（4月）編?、岵陶裆?、劉立德編：《陳寶泉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3頁。，以下簡稱《錄》]，筆者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在《錄》中之該?！按笫掠洝陛d，1916年9月，該校改“音樂（必修）科為隨意科”。即只是有些“部”（也就是現在的各專業）開設“樂歌”或音樂隨意科，且時間不一，隨意選修，不給學分⑩《關于師大課程之意見》，1923年，第34—36頁。。樂歌課的地位反而下降了，為何出現這樣的矛盾現象呢？

原來，民國四年時，袁世凱下令要求擴大北高師招生規模，于是該校校長陳寶泉呈報大總統擴招計劃中擬添招預科（一年畢業）三班和手工圖畫專修科等①《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詳報民國四年辦理槪況》，《教育公報》1916年第2卷第11期，第80—82、98—111頁。，于是“五年一月，便聘馮孝思即馮亞雄為兼任教員，擔任預科及手工圖畫專修科樂歌教授”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詳報民國四年辦理槪況》，《教育公報》1916年第2卷第11期，第80—82、98—111頁。。按照當時北高師校長陳寶泉的說法是“1916年，為了提倡美育，附設音樂訓練班”③顧明遠主編，《中國教育大系》編纂出版委員會編：《中國教育大系—歷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5頁。，于是，1916年3月成立音樂練習會（班）④《軍樂練習班布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周報》1918年第52期 。，1917年9月辦第三期高、初兩級音樂練習班，1918年9月辦第四期（軍樂練習班新招23名學生練習⑤《齋務課布告：現因天氣漸寒練習軍樂暫用第七食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周報》，1918年第49期 ，第2頁。）。校長陳寶泉的口號是“愿本校職教員學生努力向美的直線進行”。于是，1916年10月還組織國歌練習班，11月設音樂教室。該校還設有“雅樂社”（在教員研究室授課⑥《校友會通告：游藝部通告》，《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周報》，1918年第52期，第9頁。）。游藝部也設有音樂會，分國樂、雅樂二組，聘專家教練之。⑦邵正祥：《學校調查：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少年世界（上海1920）》1920年第1卷第5期，第18—33頁?？梢?，即便音樂課在正課內的地位下降了，但在課外幾乎是全面開花。

直至1920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還稱該?！罢n外設有高初級音樂練習班和軍樂練習班，各一年畢業自由報名”。此外還有專門的“游藝委員會”（游藝室有簫笛等樂器），有“國樂研究會：分昆曲、雅樂二組。由學校聘請專師教授”。再有，該校校友會游藝部中的“新劇組”，“第一次演出就掙得七八百元，作為平民學校的基本金，她們的叫座的能力可見，北京學生聯合會籌建時，她們也在第一舞臺新明大劇院去表演”⑧邵正祥：《學校調查：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少年世界（上海1920）》1920年第1卷第5期，第18—33頁。。

筆者大膽推測，此時教育實踐者們，把美育教育延展到更廣泛的藝術領域，除了樂歌課、軍樂隊的社會化普及，在校園開展民族藝術的教育，為我國民族藝術現代教育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三、被歷史忽略的馮孝思和《新聲樂》

從《錄》中的“現任職員錄”（172頁）可以看出，1916年1月起，馮孝思（馮亞雄，上海寶山人）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擔任樂歌教員，并成為該校史上第一位“專任”樂歌教員。此時該校還有一名兼任課外音樂活動指導教員叫簡興照（京兆宛平人，1918年來校）。1916年《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刊登的馮亞雄（馮孝思）編曲、章厥生（該校國文教授）作詞的北京高等師范學?！缎８枳V》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1916年第2期，第32頁。。該伴奏音型基本上就是“分解和弦”伴奏。別看伴奏比較簡單，李叔同的樂歌伴奏譜基本都是后人后來幫他整理出版的，這基本上就是最早公開發表的有伴奏譜的樂歌了。不僅如此，上文提到的文獻說明馮亞雄在此還教鋼琴，且他還回憶說“在北京……梅蘭芳找我去教鋼琴”⑩梁良、沈旋記：《訪問馮亞雄先生的記錄》，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音樂研究所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參考資料》第2輯（參考資料105號），1959年，第211頁。。1920年4月27日，馮孝思（亞雄）以北京高等師范音樂教員身份還對北大音樂研究會的演出發表專門的評論文章，指出其中風琴獨奏者指法嫻熟，但用譜簡易；鋼琴獨奏指法嫻熟但用譜“單薄”等問題?《北大音樂研究會余聞》，《時報》1920年4月27日。（直至此時，該校仍只有馮孝思一名專任樂歌教員?《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周年概況報吿（八年七月至九年六月）（附表）》，《教育公報》1921年第8卷第6期，第74—88頁。）。

此外，1922年，馮孝思即馮亞雄還制定出北京高等師范《樂歌科課程標準》?馮孝思《樂歌科課程標準》，《北京高師教育叢刊》，1922年第3卷第2期 ，第103頁。。不管如何評價這課標，毫無疑問，這是我國最早制定出的音樂課程標準。我們以往都認為劉質平1923年制定的音樂課程標準是最早的。這顯然要更早。再有，他還先后組織1923年①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432、436頁。、1924年②劉滬主編：《北京師大附中》，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0、132頁。的大型的附中音樂會，有的學者說這是柯政和馮孝思共同倡議舉辦的③何標主編：《老北京臺灣人的故事》，臺海出版社，2009年，第48頁。，其實柯政和1923年8月才剛來該校任教，而馮孝思自1917年以來，一直還擔任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中音樂教師，1922年的該校附中職員表顯示他此時還是“音樂科主任教員”④《第一次音樂會紀事（1923）》，《北京師大附中校友會會刊》1924年第1期，第20—22頁。。1921年畢業于該校附中的學生何甦回憶說：“（學校當時）常常舉辦各種音樂會，欣賞中外名曲，還組織樂隊，分文樂隊和武樂隊（軍樂）等?！雹萸刈趫颍骸兜谝淮我魳窌o事（1924）》，《北京師大附中校友會會刊》1924年第1期，第29—32頁。遺憾的是，學術界更多學者一直都把這功勞說成是柯政和的。如果說1924年的音樂會有柯政和參與是可以理解的，但1923年的音樂會，柯政和才剛來不到兩個月，無論如何他也組織不起來（但確實有他參與表演的節目）。

1924年，馮孝思還又和范源廉（作詞）合作創作新的《北京師范大學校歌》（附鋼琴伴奏）⑥《國立北平師范大學卅五周年紀念?？?，1937年，第6頁。是北高師沿用很長的一套教材。此間，他還和蕭友梅合作創作歌曲《月》（馮孝思作詞）⑦《蕭友梅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蕭友梅全集》（第2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年，第523頁。。尤其在1924年11月，馮亞雄還出版著作《新聲樂》一書，由（北京琉璃廠）求知學社出版⑧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資料室編：《中國音樂書譜志（先秦—一九四九年音樂書譜全目）》，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年，第92頁。。陳聆群認為，《新聲樂》是一本帶有鋼琴伴奏的獨唱曲集，這也是至今少人研究的藝術歌曲集之一⑨陳聆群：《中國近現代音樂史研究在20世紀—陳聆群音樂文集》，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年，第421頁。。

這段史料可以告訴我們，學堂樂歌時代最高峰，出現了藝術歌曲創作，有重唱，有歌劇化的表現形式，且帶有鋼琴伴奏。馮孝思的《新聲樂》曲集是我國藝術歌曲研究史上意義重大的一部教材。

四、“美育”在課外開花

1912年8月至12月，陳瑞祥（俊亭，直隸人）在此兼任“體操、樂歌”教員⑩《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一覽：民國二年七月》 ，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3年，第109頁。。1913年1月至6月，“李士奎”（實書，直隸人）在此兼任軍樂教員，并設“軍樂練習會”，該會章程稱這是“（本校學生）課余練習軍樂以提倡軍國民精神為宗旨。練習地點在花廳，學生自愿參加，一旦參加就不得中途退學”。李士奎任會長?《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一覽：民國二年七月》 ，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3年，第109頁。。溥儀皇帝稱李士奎是“前內城守衛隊的軍樂隊長”?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216頁。。1915年4月的《政府公報》顯示，李士奎現為“宣武上將軍行署軍樂隊隊長”正擬升任“軍樂長”?？梢娫撔W生的軍國民精神教育的重視程度。

1915年，袁世凱政府頒布的《教育綱要》等于取消了“美育”?美育學刊雜志社、美育與文化傳播協同創新中心編：《中國美育發展報告（2011—2015）》，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6頁。，提倡“復古”。這不僅使得“中西音樂會”辦不下去了，北高師此時也降低音樂在正課的地位，表面上是按照袁世凱政府要求，但仍然貫徹“尚武”宗旨，重視軍樂練習倒也成了變相“提倡美育”的新舉措。

1934年該校編寫的校史載，民國四年一月（1915年），袁世凱個人捐銀二萬元，另批財政部籌六萬元用于該校擴招。這樣的好事來了誰不愿意“聽話”呢？！尤其袁世凱喜歡軍樂，調來馮孝思管樂專家來教軍樂練習班就更理所當然了。馮孝思曾經幫助曾志忞打理“中西音樂會”。于是1917年，袁世凱去世后，教育部批文稱“批馮孝思音樂學校俟經費稍裕即當籌設（第一千四百七十六號，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①《批馮孝思音樂學校俟經費稍裕即當籌設（第一千四百七十六號，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公報》1917年第1期，第139—140頁。。這就是北高師陳寶泉1916年提倡的“音樂訓練班”的再發展，證據見1917年新聞報道稱“北京高等師范陳筱莊近以音樂一科，于社會教育極有補助，擬在本校內開設音樂專修館，以期造就完全音樂人才，聞正籌劃款項，不日開辦云云”②《“中央紀聞：設音樂專修館》，《教育周報（杭州）》1917年第149期 ，第28頁。。因此，教育部批文跟新聞報道其實是一個事?！朵洝分械?7頁在介紹該校各科教學之后，在介紹“課外練習”時也稱該校在“正課之外并設高級初級音樂練習班，軍樂練習班”。重視課外軍樂教學，加強袁世凱贊同的軍國民教育宗旨外，該校順勢而為，將美育教育向社會普及，將校內音樂練習班拓展到社會。另解可見《錄》之60頁的介紹，該?！盀樯鐣O立”了“社會教育”，其設立的理由是“學生是社會服務之預備員”，因此要求“本校學生按期實行社會講演”，“并佐以音樂助其興趣”。學生暑期到鄉村勸設國民學校。這關系到“通俗教育的開展”。這不僅跟上述新聞報道吻合，且此時馮孝思正擔任教育部“通俗教育會”聘員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教育），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54頁。，即相當于現在的音樂教研員，負責的正是陳校長所謂的社會教育之“通俗教育”。1916年該校第三次運動會的大合唱還用鋼琴伴奏。此時該?！皹菲鳎ㄖ唬┯卸N供九件”④《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校務實況報吿書及校務計劃書》，《教育公報》，1916年第3卷第12期 ，第98—111頁。。馮孝思1959年在接受沈璇采訪時說：“以后（指“中西音樂會”辦不下去后），我就到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那里有音樂系，我教管樂、鋼琴、樂理……”⑤梁良、沈旋記：《訪問馮亞雄先生的記錄》，載中國音樂家協會、中國音樂研究所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參考資料》第2輯（參考資料105號），1959年，第211頁。馮孝思這用的“音樂系”概念應該就是“音樂訓練班”的意思。

從這段歷史細節的搜集中，不難發現，早期音樂教育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藝術社會普及的意義，這也是我國音樂歷史上最早的“社會藝術培訓”的起源。用音樂陶冶百姓情操，以期提升國民素質，他們在早期音樂教育歷史上是勇于實踐的代表。

五、北京師范大學早期音樂史重要人物

馮孝思是1912年隨曾志忞來北京辦“中西音樂會”的，比1923年北京大學的音樂傳習所創建的樂隊早了14年。他能獲得來北高師任教機會跟他參與“中西音樂會”的社會影響力有巨大關系。遺憾的是，我們以往研究幾乎都只關注他在“中西音樂會”時期管樂專家的事跡，但對他在北高師任教期間早期音樂史方面缺乏深入研究，1924年他出版帶有鋼琴伴奏的歌曲集《新聲樂》，有重要歷史研究價值。

1913年1月至1916年7月，楊書升（論秀，直隸人）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兼任“樂歌、音樂”教員，1914年1月該校成立“樂室”，“二月編校歌成”。楊書升這個名字從未在音樂教育史著作中出現，但他卻應該是影響我國民國初年音樂教育的重要人物之一。楊書升于1914年起，還在“教育部教科書編纂綱要審查會”和“教育部教授要目編纂會”中任“樂歌學科”審查員，負責上述事項“審查及編纂事宜”⑥《時事：公報輯要：六月三十日教育部通飭選任教科書審查會及教授要目編纂會人員文》 ，《教育研究（上海1913）》1914年第14期 ，第1—2頁。。這可能是那時音樂界人士在政府中擁有最高音樂權力的人。目前學界對此人沒有研究，筆者研究獲得的簡略史實如下：楊書升是直隸定縣人（現在的“河北”人⑦劉滬主編：《北京師大附中》，第120、132頁 。），日本弘文學院畢業，曾任（北京）四川中學校音樂教員⑧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第432、436頁。，1913年1月來北高師附中任樂歌教員⑨劉滬主編：《北京師大附中》，第120、132頁。，兼任北高師樂歌教員。

據筆者調查，這“陳筱莊”就是該校校長陳寶泉（1874—1937，字筱莊，天津人。1897年考取京師同文館算學預備生，1903年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后成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任校長⑩朱良志，鄧鋒主編：《陳師曾全集詩文卷》，江西美術出版社，2016年，第146頁。）。筆者查詢1921年后即陳寶泉卸任校長后該校繼續編寫的校史，幾乎再也查不到單獨敘述音樂信息的史料了。

1925年以后由于北伐，特別是1927年軍閥張作霖占據北京后帶來的政局動蕩，北師大也隨之變遷頻繁。再后來的北高師音樂教育史基本為學界所熟知。因此，本文就不再重復敘述了。

筆者認為，早期美育教育歷史代表人物蔡元培公開地提出了“美育教育”是史學公認的事實，但本文史料給我們揭示了在蔡元培之前的學者們，如楊書升、陳寶泉、馮孝思等歷史上默默無聞的教育先驅對近代中國“美育教育”大膽創新，他們的遠見卓識和非凡勇氣為中國早期音樂教育打下了重要的根基。

結語

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師范大學，再到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引領中國近代化音樂教育的向前發展。從20世紀初把音樂與動作、體操結合，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從生活出發使音樂課堂教學從視譜、樂理、欣賞（作品）大大擴展，再到當下“新課標”提倡的“雙減”與“雙增”，中國音樂藝術教育的路徑始終是一個流變的過程。正如著名教育家奧爾夫他反復強調的，這是一個“吸納百川流向大海的、永遠在變化中，永遠在流程中的一種教育”。

然而目前我國師范教育面臨著實踐“教學”的困境，怎樣在新時代中從中國的文化傳統里總結出一套突出民族文化藝術的綜合性藝術教育體系與方法，這是我國目前大多數高校教師的困擾。希望北京師范大學早期音樂歷史經驗，啟發我們今日藝術教育的 “實踐”思路，推陳出新，不負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