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小議

王麗華

內容提要:受魯迅紅學觀點影響，張天翼在研究紅學時將魯迅的觀點進行了延伸與細化。他抓住賈寶玉出家這一主線，對《紅樓夢》的悲劇性進行闡釋，并將這種闡釋與他的文學主張如寫實、典型化等密切聯系起來。張天翼研究《紅樓夢》的目的在于“解釋這痛苦的來源”。但是，張天翼過于關注《紅樓夢》的寫實，不自覺地忽視了《紅樓夢》的哲學品質。

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一文于1942年11月15日發表在《文學創作》月刊，1945年，與王昆侖(太愚)的部分人物論文章、金果《雜談紅樓夢》以及東郭迪吉《襲人的身份》諸文組成合集，以《賈寶玉的出家》為名，在東南出版社出版，由史任遠(李品珍)作長序。

張天翼是我國著名作家，在文學的漫漫長河中，作家研究《紅樓夢》舉不勝數，如魯迅、老舍、張愛玲、張天翼、王蒙、李國文、二月河等，他們或有專文論述，或有研究專著，成果卓著。作家研究《紅樓夢》，其本身即是創作者，又是研究者，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他們的觀點也備受關注。近年來，對于他們的研究之研究也在學術界盛行起來。

有部分著紅學史的學者對《賈寶玉的出家》一文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如郭豫適認為這篇文章“正確地提出了‘說明總不如表現有力’的觀點，并且依據這個基本觀點著重分析了小說實際描寫上的現實主義成就”;陳維昭認為該文“繼續著王國維關于《紅樓夢》的倫理價值的話題”，但“避免了王國維那種簡單化處理方法”，“采用了具體分析的方法”，而這種方法具有“開創意義”，這種方式是“現象描述與分析方法”;白盾認為該文的特色在于“用輕松、詼諧的語言，由淺而深地探討了一些重大問題，做到了‘深入淺出’”。陳維昭與白盾均涉及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的方法問題，只是一為研究方法，一為寫作方法。

筆者認為，在諸多作家研究《紅樓夢》者中，張天翼關于《紅樓夢》的著述雖不多，但有其獨特之處。本文擬以張天翼的《賈寶玉的出家》為研究對象，針對這篇論文產生的背景、觀點等進行探討。

張天翼首先是一個作家，一般來看，作家研究《紅樓夢》往往是與創作有著密切關系的，他們多以自身創作經驗和文學主張去觀照《紅樓夢》的研究，故而梳理張天翼在寫作《賈寶玉的出家》之前的文藝思想對于研究其紅學觀點非常必要。

張天翼很早就開始接觸中國古典小說。在他的《我的幼年生活》一文中，他回憶自己的家庭以及學校，并提及他的早期閱讀，其中包含商務印書館的童話，以及《岳傳》《楊家將》《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傳》《楊家將》《彭公案》等。在談及自己如何做人物描寫的時候，他也曾提及在他小學中學時候因喜愛閱讀小說，知道了馬二先生、鳳姐、阿Q等人。但幼年時期的張天翼是跳脫的，詼諧的，好動的，這也直接影響到了他的創作。自1922年起，張天翼就開始創作滑稽小說與偵探小說。對于滑稽小說，張天翼將之定位為“尋開心的”，目的是“有益于身心”。但在此一時期，張天翼已經意識到生活經驗對于創作的影響。張天翼在《小說雜談》中寫道:“我年幼識淺，做起偵探小說來，難免有些不對?！?/p>

不久以后，他的文藝思想有所轉變，這個轉變是以短篇小說《噩夢》為代表的。到1926年的時候，他的這種轉變傾向已經非常明顯，此種轉變或許受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影響。黃候興在《現實主義的深化》一文中寫道:“告別未莊文化，是張天翼走向藝術自覺的開始……逐漸意識到作家對于人的精神解放應盡的特殊責任?！睆倪@時開始，張天翼轉而認為文學應當真實地反映人生、描寫人生。

這種主張，體現在張天翼創作的態度中，他認為思想與生活經驗是創作構成的兩個要素。從思想來說，自然是共產主義。1927年初，張天翼在北京大學已經接觸到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學說，并開始信仰共產主義。至于生活經驗，則源自于他的寫實主義理念。在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李大釗等文學革命先驅就已經打出了寫實主義的旗幟，后繼者如鄧中夏、惲代英等，均有相似表述。對張天翼影響最大、被他視之為老師的魯迅先生，更是提倡現實主義。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呼吁:“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這也可以視作魯迅對文學提出真實摹寫的要求。由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這其中也有著變化，陳維昭認為:“由‘寫實主義’到‘現實主義’，其間實質性的變化是‘人民性’概念的引入?！?/p>

對于這兩個要素，張天翼的排列是有順序的，他將思想放置于生活經驗之上，充分顯示了張天翼的創作態度，這種態度在他參與1932年由左聯發起的“文學大眾化問題”討論的征文時有過充分表述:

所謂文學革命是造成小白臉文化的，它一面打倒“吃人的舊禮教”等等，一面造出些唱“德先生”“賽先生”，講社交公開的小姐少爺們?！?/p>

可是大眾并不停止在小白臉文化上。大眾是突過了這小白臉文化又前進了。因此，一種比小白臉文化更進步的文化就應運而生:大眾文藝是其中的一種。

這是張天翼認知中文藝進步的方向:文藝應當為大眾服務，而且需要去適應大眾。為的是給“大眾解釋這痛苦的來源，使大眾知道自己的出路”，以及“是不是有掀翻我們頭上的雙重壓迫的可能，其次，要怎樣去掀翻”。

張天翼的創作緊緊圍繞這一目的而來。自他1931年在上海加入左聯以后，發表了一系列的小說，如《速寫三篇》《二十一個》等，包括張天翼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如《大林和小林》《禿禿大王》等，均用漫畫的筆法，寥寥數語間給予人物一個定型，而后挖掘其靈魂深處的種種活動。這是張天翼的特長，這也源自他對生活、社會的深入觀察和思考。速寫三篇中的《華威先生》刻畫了一個掛著抗日招牌，而又只會爭奪領導權的官僚形象，這正是當時的一個人物典型。其后發生的關于《華威先生》日譯的討論，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張天翼塑造這個典型形象的成功。

張天翼是左聯中非?；钴S的作家，創作之外還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如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湖南抗敵總會組織的宣傳委員會、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大力宣傳抗敵主張。同時張天翼還將自己的創作理念形成文字，以起到影響和引領他人的目的。張天翼在1939年的《觀察日報》上發表的三篇“習作雜談”就充分體現了他的思考。這三篇文章從創作的角度，談到了典型人物、典型生活、素材來源等的關系，反復強調對一個人物要“挖掘到他的深處，寫的時候當然就表現出我們的態度，也就是我們對他的批判”。這也是張天翼自我創作經驗的總結。我們從中可以讀出張天翼是非常重視典型論的，同時也注重文藝創作的批判性?？梢哉f張天翼的創作、活動以及文藝理論的總結均有涉及，三者之間，是互相結合的。

通過前文簡述我們可以看到，在張天翼的創作中有著明確的目的，他傾向于寫實，并且注重典型化，注重對人物靈魂深處進行挖掘，同時這些特性也反映在他的評論文章之中。

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一文，多數紅學史家以此為新紅學的肇始。在研究方法上，胡適偏重于考據，新紅學也因此呈現經史之學的特質。此種研究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說，“仍不是文學本身的理解與批評”。在此時期，有部分學者將《紅樓夢》放置于文學角度進行研究，承襲王國維一脈，如佩之《紅樓夢新評》，吳宓《紅樓夢新談》，牟宗三《紅樓夢悲劇之演成》，等等。至20世紀40年代，有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以及太愚的人物論等，均屬此類研究的范疇。

1942年的秋天，張天翼因長期工作勞累，肺結核病突發進入第三期，因而輟筆多年。同年冬天，《賈寶玉的出家》《讀〈儒林外史〉》發表。從現有資料來看，我們還無法判斷這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

張天翼研究《儒林外史》并不奇怪，因為他的創作本身就與《儒林外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他為什么研究《紅樓夢》卻并無明確記載。筆者以為，此應與魯迅先生有著很緊密的關聯。從讀《阿Q正傳》轉變文藝思想，到魯迅給他發表《三天半的夢》，再到左聯時期共同的經歷，魯迅對張天翼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司馬長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從創作的角度，這樣述說二人之間的關系:

中國文壇上，有好多作家刻意學魯迅，或被人稱為魯迅風的作家，但是稱得上是魯迅傳人的只有張天翼。無論在文字的簡練上，筆法的冷雋上，刻骨的諷刺上，張天翼都較任何向慕魯迅風的作家更為近似魯迅。

張天翼對魯迅的摹仿是多方面的，從文藝思想，到創作，到信仰，處處都能看到魯迅的痕跡。

魯迅對《紅樓夢》的看法多散見于各種文章之中，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有專篇論述，但這并不影響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據張曉磊統計，有《論照相之類》《讀書雜談》《談金圣嘆》等24篇文章涉及《紅樓夢》。由此可見魯迅對《紅樓夢》的重視。由魯迅先生對《紅樓夢》的闡釋角度，我們也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關注重心:他更側重關注《紅樓夢》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手法，并均有精到論述。比如他提出的“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以此來觀《紅樓夢》悲劇性的社會意義，這些觀點，至今讀來仍有指導意義。

對于賈寶玉的出家，魯迅也曾提出很明確的觀點:

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災樂禍，于一生中，得小歡喜，少有墨礙。然而憎人卻不過是愛人者的敗亡的逃路，與寶玉之終于出家，同一小器。

這些觀點，或者都是刺激張天翼作《賈寶玉的出家》的出發點。

又如“團圓”，這種思考源自于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中，魯迅曾以《紅樓夢》續書為例，專門論證“團圓”問題，稱其為“自欺欺人”之舉。張天翼對于團圓主義的作品也有批判:“團圓主義的作品雖然有新舊，但老實說，其拙劣是一樣的。把事實掩蔽起來的空想的作品，就是有了所謂積極性么?”

魯迅先生對于焦大也有著獨特的思考。他認為焦大的罵，“并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可以稱之為“賈府的屈原”。對于賈政，魯迅從讀者閱讀的角度，提出部分讀者會“占據賈政管束寶玉的身份”，“滿心是厲害的打算”。這種論述，與“一部《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是一脈相承的。而這些內容，恰恰在《賈寶玉的出家》一文中都有反饋。

魯迅對《紅樓夢》是非常熟悉的，每每談及，總有精妙評述。然而魯迅先生作《紅樓夢》評述，大多并非為《紅樓夢》而作，都有手揮目送、注此寫彼之用，均有著明確的目的性。評述《紅樓夢》之于魯迅，更多是起到佐證的作用，這是建立在魯迅對《紅樓夢》的深刻認知之上的。如上所引數條，亦可視作他對寫實的倡導、對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借焦大以引出對新月派諸人的批判等。

魯迅的這種研究理念，對張天翼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從內容上來講，《賈寶玉的出家》一文，可視作張天翼對魯迅紅學觀點的細化論證與延伸闡釋。

如張天翼對于賈政的評論:

他的確是個極可欽佩的長者。作者每一寫到了這個人物就用上了很嚴肅的態度，懷著了很大的敬意。這賈政為人又非常正直，真可以做得一個表率。在外面做事，他真心真意照他自己的道德標準去做個好官。在家里，則真心真意照他自己的道德標準去做個好兒子和父親。于是他養成了些合乎這些標準的脾氣:嚴厲，方正，冷板，固執，等等。

在《賈寶玉的出家》一文發表時期，張天翼對賈政的評論是很獨特的。其原因在于賈政與賈寶玉之間被人為地貼上了好與壞的標簽，賈寶玉是被讀者所欣賞的，因此賈政就是被批判的。這種方式將文學作品做了簡單化理解。張天翼從人性的角度來解析寶玉挨打，他認為這一切源自于賈政的“愛”，成因則在于“他們有愛，而缺少彼此的了解”。這種解讀模式，是非常有深度的，而且是符合人性特點的。不再和別的作家一樣，是簡單的二元分析，而是挖掘到人物的“靈魂深處”。這種深挖，也顯示了張天翼對于人物復雜性的理解。這也正是張天翼的創作主張。在《作者的態度》一文中，張天翼說到:

事實上，一個作者不會象陳獨秀先生們的論帝國主義一樣——對凡是壞人就認為是一色的百分之百壞，而好人就認為都是一個模子印出的圣人。事實上，作者對他的人物決不是一憎惡起來就憎惡得要死，而一愛起來就一定非眼淚鼻涕直流，弄得連抓筆的手都軟綿綿的不可。

這個論述明顯就有著魯迅先生的痕跡。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魯迅曾從寫實與技法的層面提出《紅樓夢》的價值，在于“如實描寫”“并不諱事”，從而打破了“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臉譜模式寫法，所述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二人對于此部分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而正是這種創作主張，才會使得張天翼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評論小說中的人物，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我們可將此視作張天翼對魯迅觀點的細化論證。

實際上，在《賈寶玉的出家》一文中，與此類似論述的地方有許多，如對于續書的觀點、焦大的評價、曹雪芹的創作觀，等等，均可在魯迅先生的觀點中找到出發點。乃至于張天翼創作此文的目的，也與魯迅先生之對于《紅樓夢》的運用有相似之處，待下文詳析。

除卻魯迅的影響外，張天翼為什么研究《紅樓夢》?這自然與《紅樓夢》本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張天翼很重視古典小說，在《談人物描寫》中，張天翼寫道:

一個偉大作家去發掘出這些人性，寫出這個典型人物來，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奇跡，這就是我們先前談起過的——那個人物直到現在還活著。他不單是存在于過去的時代，不單是存在于別的民族，而且還存在于現在，存在于我們這民族:我們的弟兄朋友之中就有這種的人物。憑這些方面，一個讀者即使把那個人物當做同代人看，用他自己的看法而說這個是好人，那個是壞人，也還是一樣的公平。

張天翼從人物典型化的角度，來談名著的當代性問題。在他看來，名著的現代解讀，仍然有著非同尋常的價值，這種價值來源于人性的共通，來源于名著對于人性深處的挖掘和探討?！都t樓夢》自然在此行列當中。在張天翼看來，“現世”描寫是《紅樓夢》的重心，他認為《紅樓夢》是寫實的。解析《紅樓夢》中所表達的真實，以及賈寶玉的出家進程，是為了探尋這“痛苦的來源”，以及探求“出路”問題。這種寫作目的與魯迅的創作之間極為相似。

同時，張天翼深諳內容之于形式的關系。他認為“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內容譬如是人。形式呢是衣裳:長短大小，都要合上這個人的身材”。由此出發，張天翼才會抓住《紅樓夢》的主體內容是描寫世間事，是一個“兩頭輕，中間重”的模式，而這重的部分，偏偏是“作者自己所否定的東西”。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張天翼思考的起點。這種觀點當然與張天翼對于文學的主張有著直接的關系。而“兩頭輕”，則表現在《紅樓夢》的一頭一尾上。關于“頭”“尾”，張天翼有著明確的創作主張:

因此，我以為——要是拿舊小說那種開篇法做標準，不是那種格式就不得名之為“有頭有腦”，則現代作品確有許多是“無頭無腦”，要是就那頭腦的性質、作用等而說……

請你不要對這種要求發笑，我們的有些批評家，在指導我們創作之際，也曾掏出過一條尾巴插在那里，教一切小說劇本都跑到它那里作結，才算交了差那條尾巴，雖然是用些別的詞兒代入“中狀元”“成親”等字樣，但都是屬于同一血族的，族名曰“大團圓”主義。

不過，認真的作者總不肯上這個當。千篇都用這么一條尾巴，省力固然省力，又會博到“正確”“有積極意義”等好評，但作品本身喪了元氣，成了僵硬的東西了。

由此可以看出，張天翼對于傳統小說的“頭”與“尾”，是持批判態度的，認為太過于僵硬，從而使作品本身“喪了元氣”。而《紅樓夢》的一頭一尾，也在被批判之列。他認為曹雪芹本身的描寫著力于真實世間，是“著眼在現世因緣:把因因果果抓得緊緊的，一步一步合理地發展下來”，并“粘住塵世生活”，如此就將“塵外的一頭一尾弄得失了色，甚至于一點力量都顯不出來”。如此，張天翼的思考重心就轉到了《紅樓夢》對現世的描寫之中，而忽略了“夢”“幻”等內容。

賈寶玉的最終出路只能是出家，而他的出家，源于他的苦痛。這是張天翼的論斷，也是他解析“痛苦的來源”最重要的部分。

在愛情的角度，張天翼論證了寶黛之愛的性質，能夠理解賈寶玉，同情賈寶玉的，“只有一個林妹妹”。寶黛之間是知己。然而這種愛情的不能圓滿，來自于薛寶釵的沖擊。薛寶釵在“別人身上做了功夫，所以她成功了”，而林黛玉則“只會一味在賈寶玉一個人身上做功夫，所以她失敗”?；谶@個過程性論證，張天翼得出賈寶玉戀愛悲劇的深層原因:

這么著，這主人公之所以鬧了戀愛的悲劇，那根本原因就不僅在戀愛本身了。即使他婚事遂意，說不定他仍舊會有他的苦悶。

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別人的不同?？墒撬麑嶋H上又生活在別人的世界里面。于是他被限制住，束縛住了，不能自行發展。他在這里繞來繞去總沒有個辦法。

人家總是要勉強他按照一定的模子去做人，再也不容他有第二條路?？墒撬k不到。

由于這一點，他跟林妹妹能夠相愛。也正是由于這一點，他終至全盤失敗。

張天翼認為，賈寶玉的悲劇，起源于他的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是賈寶玉與賈政、賈母等所代表的人群的不同，而結果就是“一個不肯庸俗的人，往往會不見容于世”。因此，賈寶玉的出家就成了必然。

之后，張天翼繼續分析賈寶玉出家的本質。他認為賈寶玉的出家的出發點，是為了“擺脫他個人的苦惱”，他仍然執著于這個世界。筆者看來，這個論斷是非常有深度的。在這篇文章的題記中，張天翼引用了《金剛經》中的“我相”“人相”“眾生相”等佛教詞匯，他也正是以這些詞匯，來論證賈寶玉出家并非是“斷惑證理”，本質上是“退”，而非如“瞿曇”(釋迦牟尼)一般是為了追求真理。

張天翼在這個“退”字上，是頗下功夫的?！都t樓夢》在敘事上用了仙凡的雙重敘事構成手法，從而達到了虛實相映的藝術效果。從小說文本而言，“凡”“實”是表達最為充分的部分，賈寶玉正是存活于這個空間之中。在這“凡”“實”之中，曹雪芹表達了賈寶玉的無奈、堅持與掙扎，而“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結局，最終將賈寶玉推向了世外。錢穆將《紅樓夢》視為“求解脫”之文，這個“求解脫”即是說賈寶玉，也指向了曹雪芹。然而無論如何求，這個世外的解脫仍然呈現著無可奈何之意味，以“退”味之，也是非常合理的。

基于這些論述，張天翼來探討曹雪芹的創作思考，認為曹雪芹處于矛盾之中，情感與理智表現得并不一致，因而《紅樓夢》也具有了雙重性:“非悲劇，亦非非悲劇?！狈潜瘎?，當從曹雪芹的創作主觀來談;“非非悲劇”則是從文本的客觀存在而言。

《賈寶玉的出家》一文在整體的架構上是頗具匠心的，文章閑言很少，且均圍繞著《紅樓夢》的悲劇性進行探討，間或有對人物的評論，對曹雪芹創作思考的探討，均服務于悲劇性這一核心主題。而這正是“痛苦的來源”，以及創作時代的現實中的“悲劇”問題。

在整體的論證過程中，張天翼試圖構建一個邏輯脈絡，用以清晰完整地表達自己的認知與思考。之所以不嫌絮煩，去提煉《賈寶玉的出家》的文章脈絡，是因為在張天翼的論證中，是環環相扣、逐步深入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完整呈現出張天翼的表述邏輯。在這個表述里，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張天翼是從《紅樓夢》的文本出發，穿透《紅樓夢》的繽紛繁復描寫，化繁就簡，抓住賈寶玉出家這一主線，來探討《紅樓夢》的悲劇性以及曹雪芹的創作思考。這種敏銳的文學感覺，來自于他的大量閱讀與長期積累的創作經驗，以及他的反思。在《賈寶玉的出家》一文中，有許多觀點均來源于此。

張天翼在作具體文本分析的時候，擅長于抓住對立面，從二者不同之處，去解析情節的發展、作者的思考。如分析賈寶玉的與眾不同，則會抓住賈政的方正;分析林黛玉專注于賈寶玉，則會抓住薛寶釵專注于賈寶玉周邊的人;分析賈寶玉的出家是為“退”，又會以瞿曇的追求真理的出世為比較對象。張天翼又慣用引申之法，去引導讀者去思考何為“圓滿”，何為“成功”。如寶黛“結合”之后又如何?如“寶玉出家之后怎么樣”?這種種設問，都將讀者引入到他的思考語境之中，此種做法頗得《娜拉走后怎樣》之妙，從而將一個小說文本問題導入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什么是悲劇?什么是成功?什么又是圓滿?而后，他再通過對《紅樓夢》的解讀，給予讀者答案。這種解讀范式，將文學與現實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廣闊的閱讀空間。

張天翼有著敏銳的文學感覺，這在他作文本分析時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善于觀察社會、人物，當他將這種能力放置于文學研究的時候，就會展露得淋漓盡致。如他認為史湘云雖“豪爽的可愛”，然而終是“有點俗骨”，又如他對賈寶玉的判斷“最高的還是他自己”，再如他對焦大的醉罵“憤怒里還帶著痛心”，等等，這些評論均是深入到人物靈魂的。史湘云雖有魏晉之風，卻并沒有形成完整、獨立的價值體系，仍然會受人左右;賈寶玉的“意淫”是他的本性，雖由心而發，最為真摯，雖是體貼別人，但歸根結底卻是滿足于自我之心;焦大并不會成為一個反叛者，而只會成為一個怒其不爭者。如此種種，都建立在張天翼對“真實的人生”以及“真實的靈魂”的創作追求，以及他對于典型化的理解之上。這種追求反映在文學評論中，就成為對人物內心的深層挖掘。

羅炯光在《張天翼文學批評的流變與特色》一文中，曾將張天翼的文學批評特點總結為:會心、精到與本色。筆者甚為贊同。此三者在《賈寶玉的出家》一文中，都有著充分的展示。當然，這種種特點是建立在張天翼將文學作品放置于文學研究的本位上形成的。

張天翼的另一大批評特點是感性與理性的充分結合。此點在他分析寶玉挨打部分時有體現:他在感性上，對于賈政表達了充分的理解，又從理性分析上得出他們的沖突在于“缺少彼此的理解”，而本質在于兩種世界觀的不同。這種理性與感性的結合，使得他抓住了沖突的本質，使得思考更加深入。

張天翼對于《紅樓夢》的闡釋是文學的。但需要說明，這種闡釋是基于讀者本位的。在作者、文本、讀者之間，他貫穿的是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關系。雖然文中有對曹雪芹創作思考的闡釋，但這種闡釋，是由文本出發的，如他抓住了曹雪芹在創作中的搖擺:

一個詩人如果——常常是出于不知不覺的——不能真正跳出他個人的“我”，如果他對某一人生相的或愛或憎等等，只是從他個人的種種關系出發的，則他所表現出來的情感態度，往往會與他所知證的真理的態度不一致。

這種對于搖擺的判斷是非常精到、準確的。但是，他并未將“情”之于曹雪芹的重要性，以及“情”在這種搖擺中的作用提煉出來，他僅從寫實的層面，從婚姻及家庭的角度分析賈寶玉的不得不出家，這固然達到了張天翼的創作目的——“解釋痛苦的來源”，然而這種解讀，卻在不自覺中弱化了曹雪芹的思考，缺失了對《紅樓夢》的哲學品質的探尋。

這種弱化，實質上是將沖突簡單化的過程。張天翼以婚姻的是否圓滿，取代了賈寶玉對于“情”的認知過程，從而將“情”單一化為“愛情”，繼而將“情”的毀滅給消泯，使得《紅樓夢》的悲劇性也被弱化。

羅炯光也注意到張天翼文學批評中的簡單化問題，他認為這種簡單化的批評源自于左傾思潮的影響，這種評斷是公允的。羅炯光通過張天翼對阿Q的評論為例闡釋這一點:

把阿Q性格形成的原因，一股腦歸于地主階級思想的毒害，完全否認其階級出身與具體經歷的影響。

張天翼對于《阿Q正傳》的簡單化批評，與《賈寶玉的出家》中的簡單化批評是如出一轍的。

綜上所述，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一文，與魯迅先生的紅學觀點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筆者認為張天翼對魯迅紅學觀點進行了充分的細化論證與延伸闡釋。同時，基于讀者本位的解讀，張天翼不免在《紅樓夢》研究層面上還有一定的缺失，比如對《紅樓夢》哲學品質的探尋等。但是，瑕不掩瑜，張天翼之于紅學研究，其獨特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

① 郭豫適《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228頁。

② 陳維昭《紅學通史》，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頁。

③ 白盾《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頁。

④ 張天翼《我的幼年生活》，原載《文學雜志》1933年第2期，轉引自《張天翼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3—10頁。

⑤ 張天翼《談人物描寫》，轉引自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第184頁。

⑥ 沈承寬、黃候興、吳福輝《張天翼生平與文學活動年表》，《張天翼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頁。

⑦ 張天翼《小說雜談(二)》，原載于《星期》1922年11月26日第39號，轉引自《張天翼文學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頁。

⑧ 黃候興《現實主義的深化——張天翼小說創作的演進》，轉引自吳福輝、黃候興、沈承寬、張大明編《張天翼論》，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頁。

⑨ 張天翼《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轉引自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第5頁。

⑩ 魯迅《論睜了眼看》，轉引自《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11][12] 張天翼《文學大眾化問題》，張天翼《談人物描寫》，轉引自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頁。

[13] 茅盾先生在《八月的感想》一文中曾回憶“受到不少讀者的來信都是對于《華威先生》感到很大的興味的?！敝刚啊度A威先生》太謔畫化”。1939年，林林在《救亡日報》中發表《讀〈華威先生〉到日本》一文，文中提到“這種人型刻劃出來，是很有諱言的創造”，但“他出現在日本讀者的面前，會使他們更把中國人瞧不起”。

[14] 張天翼《張天翼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29頁。

[15] 牟宗三《紅樓夢悲劇之演成》，呂啟祥、林東海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03頁。

[16] 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轉引自沈承寬、黃候興、吳福輝編《張天翼研究資料》，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73頁。

[17] 張曉磊《魯迅紅學研究綜述》，《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2輯。

[1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轉引自《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頁。

[19] 魯迅《絳洞花主小引》，轉引自《魯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20] 魯迅《論睜了眼看》，轉引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頁。

[21] 張天翼《關于三個問題的一些拉雜意見》，轉引自《張天翼文學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頁。

[22] 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轉引自《魯迅全集》第5卷，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頁。

[23]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轉引自《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348頁。

[24][25][30][32][33][34][35][36][38][41]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原載《文學創作》月刊1942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轉引自《張天翼文集》第十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92、93、101、103、103、108、123、122頁。

[26] 張天翼《作者的態度》，轉引自《張天翼文學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頁。

[27]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轉引自《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頁。

[28][39] 張天翼《談人物描寫》，原載于《抗戰文藝》1941年11月10日、1942年6月15日。轉引自《張天翼文學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132頁。

[29] 張天翼《什么叫做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是形式決定內容呢，還是內容決定形式?》，原載《文學百題》，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7月版，轉引自《張天翼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103頁。

[31] 張天翼《答編者問》，原名《一封信》，在于《文學評論》1942年創刊號，轉引自《張天翼文學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199頁。

[37] 葉龍記錄整理，錢穆講述《中國文學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頁。

[40][42] 羅炯光《張天翼文學批評的流變與特色》，《中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