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資料研究系統的更新與拓展
——評《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

田 苗

(西北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敦煌劫余錄》所作的序中提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背鐾廖墨I無疑是二十世紀以來學術研究中新材料之大宗，是從事學術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材料。從近幾十年學界研究狀況看，出土文獻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重視，被運用到不同的學術領域去解決學術問題。隨之而來，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也顯得比以往更為重要與迫切。

胡可先教授預學術之流，在出土文獻與唐代文學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已出版有《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新出石刻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等著作，利用新出墓志對唐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前沿性研究。2021年5月，胡可先、楊瓊編著的《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輯錄了唐五代詩人墓志共計194件，在出土文獻整理和唐代文學研究領域都頗具學術價值與學術意義。

一 專題墓志匯編體例的開拓

墓志是出土文獻中數量最為可觀的一類。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編纂的《新編唐代墓志綜合目錄》搜錄的墓志就有12532件，這還是截至2015年的數據。加上這些年新出新見的各種墓志，到目前為止，數量更多。據胡可先教授估計，至少應該超過15000件。這些墓志散見于各個收藏機構、個人，如果沒有相關的墓志文獻整理的成果，學者要進行系統的相關研究無疑難以著手。20世紀以來，匯集唐代墓志的文獻整理成果不斷出現。這些成果主要從時、地兩個維度進行編纂：一類是以時代為限，對有唐一代墓志進行窮盡式搜集，如《唐代墓志匯編》、《唐代墓志匯編續集》以及《全唐文補遺》等；另一類是以收藏單位或出土地為主進行匯集，前者如《千唐志齋藏志》《曲石精廬藏唐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匯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志續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志》《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等；后者如《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洛陽新獲墓志》《洛陽新獲墓志續編》《洛陽新獲七朝墓志》《洛陽新出土墓志釋錄》《河洛墓刻拾零》《洛陽流散唐代墓志匯編》《洛陽流散唐代墓志匯編續集》《長安新出土墓志》《長安高陽原新出隋唐墓志》《秦晉豫新出土墓志搜佚》等，這些著作中有一部分雖也會收錄其他時代墓志的，但唐代墓志占絕大多數。此外，在諸如《新中國出土墓志》《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等通代全集性的文獻中也收錄不少唐代墓志。這些著作匯集了數量可觀的唐代墓志，為唐代文史研究者提供了較為系統的新資料。但是，面對這些數量繁多的整理成果，專業領域的研究者欲全面掌握本專業相關新出墓志的狀況、找到關涉重要專業問題的新資料仍需披沙揀金。譬如治唐代文學者，很難短時間從以上墓志匯編成果中全面而準確地了解新出墓志中與唐代文學有關的信息。

《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采用了新的纂輯方式，為專業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更為集中的文獻資料。該書不是以時、地進行墓志匯編，而是以墓主身份為切入點，將已出土文獻里唐五代詩人的墓志擇錄而出，以時期為序匯集成編。對于唐代文史研究者而言，新出石刻文獻中與唐代詩人相關的學術資料可以一目了然。這種以研究領域為導向的專題式墓志匯編體例，在之前的唐代墓志整理文獻中尚未見到?？梢哉f，該書開拓了墓志匯編類文獻的新體例。

專題式文獻匯編最重要的是對于專題性的把握。書中有不少細節上的體例凸顯了這種專題性，如“凡例”第一條對書中所收“詩人”進行了頗為嚴謹的界定，既強調了“詩人”專題的屬性，又突出了出土文獻的價值與意義；全書按照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十國的時間順序排列詩人墓志，并標明每一時期已出土詩人墓志的總數，使得已出土唐代詩人墓志明晰而系統地匯集；在所收詩人墓志后，會附上與詩人墓志相關的神道碑、行狀及詩人配偶墓志等，使得詩人墓志與相關的文獻構成系統；附錄一《唐代詩人墓志編年簡表》以表格形式直觀地呈現出已出土唐詩人墓志的狀況，便于讀者從整體上了解唐代詩人墓志；書后附錄參考文獻，體現出專題研究的屬性。以上這些體例設計都使得專題式的特質更加突出，也使得墓志匯編類著作呈現出新的面目。

《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建立起的以人為中心的墓志文獻匯編體例，與以往以時、地為中心的墓志文獻匯編形成了互補，使得墓志文獻匯編體系更趨于系統與完善。同時，這種專題式的墓志匯編對于以后出土文獻整理的角度與體例也具有啟示意義。

二 唐代詩人資料研究系統的更新

唐代詩人研究是唐代文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我國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講究知人論世，對于作家的生平事跡、思想性格等都極為關注，認為這些對于作家的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唐代詩人是解讀唐詩、研究唐代文學的一把鑰匙。

但是，以往留下的關于唐代詩人的資料非常有限。最早較為系統存錄唐代詩人資料的文獻是《舊唐書·文苑傳》與《新唐書·文藝傳》，然而其中提及的詩人并不全面，甚至很多重要的詩人都未入傳，如王之渙、岑參、李頎、許渾等。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有278位唐代文學家的傳記，附見者120人，是古代文獻中保存唐代詩人生平資料較多者。但其中所述多有失實﹑謬誤之處，因此傅璇琮先生主持了《唐才子傳校箋》的工作，糾正了辛氏記載之誤，并盡可能地追索唐宋文獻，弄清史源，同時補考原書未備的重要事跡。清編《全唐詩》收入二千二百余人的詩作，每位詩人下有小傳，但一則比較簡略，二則錯訛較多，如作者姓名舛誤，作者事跡舛誤缺失，作者世次、仕歷舛誤等方面，因此，陶敏先生作《〈全唐詩〉作者小傳補正》，對其中的舛誤進行訂正。陳尚君先生《全唐詩補編》共收詩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見者九百余位。周祖撰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廣泛運用了今人唐代文學的研究成果，收錄唐五代文學家四千余人，詩人占相當大的比例。雖然學界眾多學者在唐代詩人資料搜集整理方面做了許多扎實的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已有的關于唐代詩人的傳記或是研究資料匯編，主要是以傳世文獻為基礎，吸收的新出文獻有限且零散，不少詩人的資料因缺乏記載而簡略，或者記載有誤而未能辨析，甚至還有一些詩人因無文獻記載而失收。

隨著新出唐代詩人墓志的不斷被發現，唐代詩人的資料越來越豐富?！短拼娙四怪緟R編(出土文獻卷)》是第一部系統匯集出土文獻中唐代詩人資料的著作，進一步更新了唐代詩人研究資料系統，與已有的唐代詩人資料形成很好的印證與互補。這種更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書中收錄的194件唐代詩人墓志顯示了出土文獻在唐代詩人研究資料中的分量，這些文獻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是傳世文獻的個別補充，而且完全可以自成一個體系，有著獨立的研究價值。這就在文獻整理層面將傳統唐代詩人傳記文獻從以傳世文獻為主的資料體系拓展為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并重的體系，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同時，此書名為《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作者在后記中言及下一步的工作是對傳世文獻中的唐代詩人墓志進行匯集、校訂與整理，這也是具有學術價值的，我們期待著傳世文獻卷與出土文獻卷合璧。這就完整呈現出唐代詩人傳記資料系統中墓志這一大的門類，不僅僅具有文獻纂輯的意義，還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

其次，該書中所收錄的墓志除了已有過釋文的墓志外，還有大約四分之一的墓志是初次釋文，如《耿氵韋墓志》《薛崇墓志》《席夔墓志》《丁仙芝墓志》《李仙童墓志》《崔日用墓志》《李華墓志》等。這些新的墓志或是編者所藏拓片，或是編者搜羅的未經正式公布的墓志、拓片，或是雖已公布，但尚未釋錄的墓志，總之，多是還未引起學術關注或未進行過深入學術研究的墓志。這些墓志為唐代詩人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可補充缺失的唐代詩人信息，也可糾正以往唐代詩人研究資料中的謬誤，因此，這些初釋的墓志對已有的唐代詩人史料也具有更新的意義。

《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為唐代文學研究，尤其是唐代詩人的傳記資料體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將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的出土文獻這一門類集中展示出來，使得唐代詩人研究資料系統更加豐富。

三 立足于學術研究的文獻整理成果

文獻整理是學術研究的基石。當代學術領域，文獻整理越來越受到關注，相關的項目、成果日益增多，但同時也呈現出良莠不齊的狀況。有些文獻整理成果只是起到匯集文獻的作用，更有甚者，所錄之文獻也有不少錯訛脫誤。影響文獻整理成果質量的因素除了整理者的學術態度與學術能力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學術意識，即對相關學術研究的重視和利用程度。胡可先教授長期致力于出土文獻與唐代文學研究，對于該領域的研究狀況極為熟稔?！短拼娙四怪緟R編(出土文獻卷)》是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并試圖助力于后來學術研究的文獻整理成果，具有鮮明的學術意識。

該書以學術研究為立足點進行墓志匯編。編者在緒論中強調“本書的編纂是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的一項集成工作，同時融進編者的研究所得”，這一點在書中有鮮明的體現。從書中輯錄的內容乃至許多細節都可以看到編者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視，也可見其力求為將來的研究提供盡可能充分的學術信息與資料。

首先，書中所收錄的墓志具有學術研究價值，尤其是一些重要詩人的墓志，對于填補其生平資料的空白具有重要意義。如王之渙墓志出土之前，其家世籍貫、生卒年月、生平仕歷全部闕如，但他的墓志出土之后，這些資料都非常清晰。韋應物墓志的出土也為其家世、生平、科舉、婚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原始文獻，墓志撰者——唐代另一位詩人丘丹與韋應物的交往也有了新的資料。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少，且已有一些學者根據這些墓志進行了相關研究，顯示出墓志所蘊含的學術價值。該書還收錄了一些之前不為人知的詩人墓志，如李仙童、崔岳、孫處約、李澄霞、崔釋等等，這些人并沒有詩歌流傳下來，所以以往并不在詩人序列之中，但是他們的墓志中都記載了其詩文才能。這些資料具有補輯唐代詩人的學術意義。在該書所錄墓志中，還有許多傳世文獻失收的詩歌，為唐詩輯佚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來源。如書中所收《丁元裕墓志》《王素墓志》《盧廣墓志》《韋志潔墓志》等，其中都有之前文獻未見的唐代詩歌。此外，這些墓志從文體、語言等方面都可以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學術資料。除了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新材料外，墓志中所涉及的家族世系、墓主官職履歷及生活時代的時事、喪葬形式等為唐代史學研究也提供了研究資料，具有多元化的學術研究價值。

其次，該書的緒論《出土文獻所見唐代詩人墓志綜論》和附錄二《出土墓志所載唐詩考述》集中體現了編者對于唐代詩人墓志學術價值的研究與思考?！冻鐾廖墨I所見唐代詩人墓志綜論》從詩人墓志的價值、詩人墓志的類型、詩人墓志的撰書者、文學成就的表述、詩人墓志的整理幾方面揭示了詩人墓志對于唐代文學研究的意義以及該書整理的狀況。附錄二《出土墓志所載唐詩考述》即編者前期發表的關于唐代詩人墓志研究的成果，從唐詩輯佚與來源追溯、唐詩創作繁榮的文學環境、唐詩創作繁榮的家族氛圍、唐詩創作繁榮的思想因素、唐代志體與詩體的交融滲透幾方面對唐代詩人墓志進行了考察研究。這些內容從宏觀上對唐代詩人墓志的學術研究空間進行了探掘和揭示，進一步印證了所輯錄墓志的學術價值。

最后，介紹所錄詩人墓志的“敘錄”部分，編者是以便于學術研究為旨歸進行設計的。以往的墓志匯編多采用拓片輯錄、錄文輯錄或者二者結合的方式編排，對于墓志本身的信息介紹非常有限，多只介紹墓志的形制、志主簡況、收藏地點等。該書每篇墓志后的“墓志敘錄”，除了介紹以上常見的基本信息外，還專門注明了志主所作的詩存于《全唐詩》《全唐詩補編》的情況，更便于研究者了解其詩人身份和詩歌創作情況。對于已收入進其他墓志匯編或者已有研究者進行過釋文的志文，會交代相關的著錄、釋文情況，使讀者對墓志的來源、釋讀情況有系統完整的了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敘錄還對該墓志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為研究者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線索，也使得這樣的墓志匯編站在了學術研究的層面，而不僅僅是文獻匯編性質。

全書?？本?，雖然書中有相當一部分墓志是收錄在已出的墓志輯錄著作中或學人的研究論文中，但是編者對于這些墓志并不是直接照錄原文，而是廣泛參考已有研究成果、對照拓片進行了補正釋文。對原始錄文中的錯誤進行辨析考證，從而使得新的釋文更加準確。但略感遺憾的是，這一部分內容在書中表現得不夠明晰。目前讀者可從緒論中提及的部分內容及自己有研究的篇目中知道編者進行了這項工作，而編者所進行的其他大量工作并沒有充分體現出來。若在正式錄文后用“校記”或“考訂”的形式加以說明，或更能直觀體現出整理的學術價值。

若要索瑕求疵，筆者勉強尋得數例。譬如凡例第二條墓志文本中，《洛陽歷代墓志輯繩》當為《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脫“出土”二字?！堕L安高陽原新出隋唐墓志》當為《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志》，脫一“土”字。再如，書中個別地方用字與全書體例不統一，如第54頁《劉應道墓志》敘錄部分，第三行“合葬于”、第六行“出土于”、第七行“于此志石”、第十三行“墓志拓片載于”、第十五行“釋文載于”幾處“于”，依書中用字體例，都當作“於”。另如，書中志后“敘錄”部分先列墓志名稱，絕大部分都是按墓志前編者所擬的簡明標題，但有個別與志前簡明標題不一致，與志文原題也不一致，似是另擬的簡明標題。如第58頁敘錄《大唐故雍王墓志銘》、第60頁敘錄《章懷太子李賢及妃房氏合葬墓志》、第70頁敘錄《越王李貞墓志》、第72頁敘錄《唐劉祎之墓志》等皆與志文前標題不一致。這些地方若能前后統一，文字體例或更嚴密。此外，從讀者的角度來看，書中所錄墓志若能配上拓片，會更直觀地展現唐代詩人墓志的留存狀況，也便于讀者與釋文對照研讀。但這些對于整部書而言，只是白璧微瑕。

總體而言，《唐代詩人墓志匯編(出土文獻卷)》無疑在唐代墓志文獻的整理和唐代文學研究資料匯集方面具有諸多創新意義和學術價值，是一部具有深厚學術含量的文獻整理成果。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被發現，會有越來越多的唐代詩人墓志出現，期待著這樣的整理工作能繼續延續下去，期待將來會有《唐代詩人墓志匯編續集》等一系列著作問世，為唐代文學研究提供更多新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