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壓力、綠色組織文化與雙元綠色創新的權變關系研究

王 非， 曹雁麗， 賈 濤， 陳秋俊

（1.長安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西安 710064； 2.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西安 710049；3.西安交通大學過程控制與效率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西安 710049）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的決策者和利益相關方，都逐漸接受了“綠色創新作為企業綠色轉型的重要實現途徑，可以創造有形和無形的企業價值、并產生持續的競爭優勢”這一理念. 尤其是隨著我國“雙碳”目標的提出，在新的發展階段以可持續為導向，對于企業的綠色轉型指明了方向［1］. 由于產品供應鏈的各個節點地理位置分散，各環節的碳排放和環境影響各不相同；而且隨著資源儲量的逐漸變化，環保規制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愈加嚴格. 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從產品運作全周期的視角，主動跟蹤環保規制和綠色技術的變化趨勢，通過綠色創新的方式突破既有的路徑依賴，由此創造出更多優質的綠色產品，并有效平衡綠色升級帶來的成本和效益，進而實現綠色發展［2］.

與此同時，數字技術驅動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徹底顛覆了企業的運營環境［3］. 滿足各種客戶定制化的需求（也包括綠色要求），成為企業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的最主要的運營支撐. 差異化的客戶定制需求意味著企業既要應用相對成熟的綠色技術，研發滿足現有市場的綠色產品（開發式綠色創新）；又要有能力突破目前的綠色技術約束，創造出滿足潛在市場的綠色產品（探索式綠色創新），探索式和開發式綠色創新的分類方式，幾乎包含了綠色創新的所有方面和內容，二者（雙元綠色創新）都是在定制化環境下企業實現綠色轉型與長期發展所必須應用的策略［4-5］.

然而，同時實施雙元綠色創新在資源需求和管理模式上都對企業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在需求側，企業必須動態更新其知識庫，以匹配差異化的綠色定制訂單；在供給側，企業需要考慮綠色技術變化的趨勢，有效協同地理位置上分散的供應商資源，并對于個性化的訂單做出即時的響應. 同時環境規制的動態調整，可能使得企業的綠色創新產品很快變得過時. 所有的這些變化，對于決策者在綠色創新帶來的競爭優勢與產生的額外成本之間進行有效的權衡形成很大的沖擊［6-7］，因此結合企業新的發展情境，從激發企業主動進行雙元綠色創新的角度，進一步分析其驅動因素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以此為動因，本文從三個方面解決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的間隙.

首先，文獻中關于外部制度壓力對雙元綠色創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分散的研究結論，其影響機理尚不明確.外部制度壓力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企業實施綠色創新行為的關鍵外部驅動因素［8-9］. 相關學者以制度理論為支撐，論證了外部政府規制壓力、市場規范壓力、競爭者模仿壓力等與企業綠色創新實踐之間的關系［10-12］，然而已有文獻對制度壓力與綠色創新的關系研究仍然存在爭議. 周楊［13］研究發現，規制壓力、規范壓力、模仿壓力中，只有規范性壓力對于企業的綠色創新實踐存在驅動作用，而其他兩種壓力的作用并不顯著. 姚康等［14］也認為當企業經營目標與制度壓力帶來的期望一致的時候，企業的創新效率不會因此而降低. 而當二者不一致的時候，產生的沖突會迫使企業調整綠色目標去迎合制度壓力帶來的期望，獲得合法性地位，并且在過程中盡可能減少因全新的綠色嘗試帶來的自主性損失. 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學界關于制度壓力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尚未明晰，需要深入討論. 此外，現有文獻缺乏對定制化發展情境的考慮，僅討論了制度壓力與綠色創新的關系，而缺乏對于差異化的客戶定制需求會要求企業同時進行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的關注［15-16］. 因此本文以此為切入點，探索制度壓力的不同維度對雙元綠色創新行為的作用效果.

其次，現有關于綠色組織文化等內部因素對雙元綠色創新影響的文獻較少，其對雙元綠色創新的作用機理尚不明確. 內部綠色組織文化是企業內部綠色程度的重要體現，表達企業自身的綠色態度［17］. 擁有深厚綠色組織文化的企業更有主動參與綠色實踐的意愿，并愿意承擔綠色創新的風險，因而企業內部也更滿足主動參與雙元綠色創新的條件. 以資源基礎觀為視角，現有研究探索了內部驅動因素，包括企業資源和能力［18］、企業戰略［19］對綠色創新的資源支撐；團隊支持、組織基本特征等對綠色創新的內部保障［20］. 但企業在組織經營過程中形成的綠色內部環境和架構等對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它們決定了企業的綠色行為動向，因此本文在此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分析.

最后，現有研究對內外部驅動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較少，多數聚焦高管環保意識內部因素等對外部驅動因素的調節作用. 在相同水平的外部制度壓力條件下，不同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結果是不一致的. 這表明企業最終表現出來的綠色創新行為，是企業所面臨的外部壓力和企業內部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應該歸因于企業在面臨壓力時內部的資源整合和應用情況的差異，也就是企業內部綠色環境和綠色架構的不同. 因此本文進一步研究了內外部驅動因素的交互作用對雙元綠色創新行為的影響，以指導企業進一步開展創新實踐［21］.

綜上所述，本文以我國制造業企業為主要調研對象，從資源基礎理論和制度理論出發探究企業的內外部驅動因素對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機理，并進一步分析內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對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結合國家對制造業新的發展要求，為促進企業進行雙元綠色創新提供管理建議.

1 理論與假設

1.1 概念界定

Jabbour研究認為綠色創新是指能顯著降低環境影響并使得個人或企業價值增值的新產品或新工藝的創新，其中明確提出了綠色創新對環境績效的正向影響［22］. 而Li等［23］則指出綠色創新以降低或避免環境損害為目的，探索形成改良的或先進的系統、技術、工藝以及產品，表明綠色創新的達成需要優化的或超前的系統，指明了創新發展的方向. 綜合之前學者的研究并結合我國現有的環境政策和市場狀況分析，曹翠珍［24］提出綠色創新是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原則，以給企業帶來環境績效并增強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為目的的創新行為，比如技術、產品、服務、工藝、組織市場等方面的創新，強調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 而對綠色創新維度的劃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會有不同的結果. 按創新的內容或對象劃分，可以將其分為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流程創新，這種是較為傳統的劃分方式［25-26］. 此外，Chang［27］從創新的強度出發，將創新分為突破式和增量式. 近年來，學者們多從雙元性的角度出發對創新進行分類，提出了利用式創新和探索式創新［28］. 王娟茹和劉娟［29］結合雙元性理論和綠色創新提出了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作者認為探索式綠色創新重點在突破式的或顛覆式的變革，用以滿足新的市場和新的顧客的綠色需求，這種創新一般所需的周期較長，難以在短期內獲得成果；開發式綠色創新則側重于對現有的知識和技術的整合改進，表現為小幅度地或持續不斷地延伸現有的綠色產品和技術，改善產品質量，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滿足現有市場和現有顧客的綠色需求，具有成本低、風險小的特點，較大可能在短期內獲得回報［30-31］.

1.2 制度壓力與雙元綠色創新

制度主義理論以組織所面臨的制度環境為背景，強調環境中的組織應該具有合法性、環境嵌入性和行為慣例，同時不同組織的行為應該具有趨同現象［32］. Porter和Linde［33］指出合法性指的是在既定的社會規范、價值、信仰的體制中，組織行為被認定是可取的、恰當的、合適的等感知或感覺. 戰略管理學派將這種組織合法性看作是能為組織帶來實際利益的重要戰略資源［34］. 從影響企業行為的利益相關者類別出發，主要可以將制度壓力劃分為規制壓力和規范壓力. 規制壓力是指企業面臨的以政府為主導的規則、控制、獎罰等強制性要求，企業必須滿足政府規則的最低標準才能獲得合法性，因此規制壓力主要指政府監管、法規等強制性壓力［35］. 規范壓力通常是指包括顧客、供應商、市場環境等的價值觀水平、道德約束和他們對企業的期望，只有符合社會期望和規范的企業行為和表現才能維持企業的合法性. 總之，制度壓力出于其強制性的要求以及促進企業建立綠色產品競爭優勢的作用，推動了企業的雙元綠色創新活動.

對于探索式綠色創新，首先，規制設定的最低要求升高也會促使社會期望的提升，由此企業必須滿足門檻條件的提高.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政府規制對企業的強制性約束作用從而獲得合法性，企業對綠色創新的風險感知程度降低（風險閾值提高），更傾向于采取顛覆式的綠色技術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的生產現狀，并結合綠色產品創新滿足潛在的綠色顧客需求，由此促進了探索式創新行為［36］. 其次，企業根據消費者和市場等利益相關者對綠色新產品實體和附加價值（如產品新穎性、互動性等）更高的要求來布局其綠色創新策略，可以獲取超出規制要求的各種獎勵，并爭取到更加復雜的應用場景的顧客訂單以補償企業創新的成本，因此進一步強化企業的綠色意愿［37］. 最后，超過規制和規范要求的綠色創新可以在潛在市場中形成差異化的優勢，從而在行業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快速占領潛在市場、吸引新顧客，甚至引領市場發展的潮流，推動綠色市場邁入新階段［38］.

對于開發式綠色創新，首先，外部制度壓力通過縮短新產品研發流程和加速技術優化、快速提升其合法性，進而驅動企業實施開發式綠色創新；外部制度壓力強化了企業對政府的環保要求和社會綠色需求變化趨勢的預判，企業可以通過多頻次小步漸進的方式，情境式地改進綠色產品和提升綠色技術，通過穩定的市場需求獲得充足的資金流，持續投入到企業的綠色轉型中. 其次，規范壓力對維持產品良好的競爭優勢提出更高要求，企業通過持續不斷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給消費者和市場帶來持續不斷的綠色體驗，以穩定、積極的綠色口碑進一步鞏固企業在既有市場的影響力［39］. 最后，漸進式的綠色創新行為成本較低，降低了綠色創新的不確定性風險和產品推廣成本，對于較多企業來說，是在滿足合法性的基礎上效益最大化的重要策略，企業能更輕松地開展綠色創新活動，并推動市場中的品牌創新定位、累積綠色競爭優勢，有利于進一步滿足消費者和市場的更高合法性要求［40］. 據此提出假設1a和假設1b.

H1a：制度壓力（規制壓力、規范壓力）正向影響企業的探索式綠色創新行為；

H1b：制度壓力（規制壓力、規范壓力）正向影響企業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1.3 綠色組織文化和雙元綠色創新

企業在創新方面的不同表現，追根溯源是企業間的文化差異引起的［41］. 有研究認為，只有與企業綠色發展相匹配的綠色文化才能深入地將可持續的理念融入企業日常的經營中，推動企業主動進行綠色轉型. 也有學者指出，在相同的制度環境下文化差異是社會和經濟差異的決定因素，企業競爭力差異的主要因素就是由文化構建的社會信任和合作制度的差異［42］. Fan等［43］認為綠色組織文化是指企業內形成的一種共同的綠色理念，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計劃、指導企業行為，并長期在組織中和供應鏈合作伙伴中促進和分享關于綠色文化的價值觀和信念. 由此，綠色組織文化營造了企業內部的綠色氛圍，通過樹立綠色價值觀和強化資源投入意愿促進企業的雙元綠色創新.

對于探索式綠色創新，首先，綠色組織文化提高了企業對創新試錯的容忍度，通過形成獨特的綠色價值觀和綠色標準系統，傳播綠色理念、改變觀念、簡化程序，保證綠色決策的一致性和持續性，從而形成自上而下的綠色期望. 由此，在改善企業綠色氛圍的同時使得企業更愿意承擔創新失敗的風險，而進行大膽的、顛覆式的綠色技術變革，以滿足企業根本性的綠色期望和創新目標. 其次，綠色組織文化在企業內部形成強有力的針對綠色發展和創新的資源投入的意愿，凝聚力量、減少摩擦，強化內部支持力度［44］；其在外部衍生符合市場環境的文化內涵并整合形成擴散效應，從而提高企業的外部適應性［45］. 同時以更具開放性的意識吸收和整合外部資源，內外整合加快了資源和信息的流動，以滿足探索式綠色創新需要的條件，幫助企業快速做出反應，充分調用資源開拓新市場，研發綠色新產品和工藝等，以推進探索式綠色創新行為的發生［46］.

對于開發式綠色創新，首先，文化資源對企業行為的影響是自發的、潛移默化的，通過綠色文化構建、傳播和共享，在企業內部形成對綠色價值觀的認可和一致性，逐漸形成綠色資源擴散效應以及信任、溝通、協調互助的創新氛圍，由此引導企業日常創新行為向符合組織期望的方向靠攏，不斷發現日常生產流程中的需求或不足，持續優化創新進程，主動探索綠色創新優化路徑，促進企業現有生產技術的整合和改進. 其次，綠色組織文化表達出企業的綠色態度，促進企業的戰略目標、組織結構與綠色創新行為相互支撐，發揮綠色文化資源的主觀能動性，并將綠色理念融入企業的日常運作中. 由此，企業受到綠色文化的長期影響后，自動融合綠色文化形成的綠色理念和行為規范，從而在改進現有產品、流程和工藝過程中都強調企業的綠色主張，全面約束和規范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并將綠色活動的資源保障作為企業優先事項，進而有利于促進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47］. 據此提出假設2a和假設2b.

H2a：綠色組織文化正向影響企業的探索式綠色創新行為.

H2b：綠色組織文化正向影響企業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1.4 綠色組織文化和制度壓力的交互作用

綠色組織文化和制度壓力的交互作用可能會削弱企業的探索式綠色創新行為. 首先，如果企業本身的綠色組織文化氛圍比較濃厚、綠色實力較強且對環境的關注比較多，可能會比較主動地采取探索式綠色創新行為以滿足深層次的環保需求；或者企業可能有自己的探索式創新戰略或規劃，確信自己的行為可以滿足政府、市場等的環境要求. 此時外部強制性壓力的強化，反而會擾亂企業現有的創新計劃或者與企業制定的長遠的創新戰略方向相反，使企業陷入主動和被動的行為沖突，在這種情況下高濃度的綠色組織文化和外部強制性壓力共存反而會降低企業探索式綠色創新成功率［48］. 其次，制度壓力成為企業所面臨的關鍵合法性壓力時，企業會重點關注企業的環境相關創新行為是否能滿足政府或市場的最低限度要求，從而將資源投入于可以快速建立綠色產品競爭優勢的綠色創新行為，目的是得到可以應對外部壓力的綠色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投入于形成綠色組織文化氛圍的資源較少，關注適合綠色創新自然形成的文化環境和內部機制相應的減少，由此對綠色組織文化氛圍的構建不充分、對探索式綠色創新的風險存在較大顧慮，都會影響企業創新嘗試到創新結果的轉化效率. 據此提出假設3.

H3：綠色組織文化和制度壓力（規制壓力、規范壓力）的交互作用負向影響探索式綠色創新.

與以上交互機制對探索式綠色創新的影響作用類似，綠色組織文化和制度壓力的共同影響也會削弱企業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一方面，如果企業內部有較完善的綠色文化氛圍，表明了企業的綠色目標明確、綠色意愿強烈，本身就很容易在創新行為中融入綠色思考，改進綠色新產品或滿足綠色市場，形成良好的綠色創新結果. 在此情況下，外部的政府規制壓力和市場規范壓力的存在使得企業需要調整現有的綠色創新行為和研發模式，可能對企業原有的生產計劃產生負向影響，因而綠色組織文化的滲透遇到外部制度壓力的強制作用會對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產生反向作用. 另一方面，高強度的制度壓力作用下，企業在應對壓力以獲得制度合法性時傾向于采取結果導向的綠色創新行為，會在較短時間內整合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強制企業產生足以滿足客戶要求的綠色結果，建立有限的綠色產品競爭優勢. 由此企業較少將資源投入于完善內部文化理念、推進內部綠色導向，因此會制約綠色組織文化本身的影響力度和內部引導作用，很難使綠色氛圍對企業行為的上下一致性產生影響，同樣也會影響企業綠色行為到開發式綠色創新的轉化［49］. 據此提出假設4.

H4：綠色組織文化和制度壓力（規制壓力、規范壓力）的交互作用負向影響開發式綠色創新.

綜上所述，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概念模型圖Fig.1 Conceptual model diagram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和數據收集

本文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選擇我國制造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制造業是我國現階段的主要支柱產業和國民經濟的主體，同樣也是我國環境問題產生、發展的源頭，受到政府和市場的重點關注. 相比于其他行業，制造企業面臨的綠色創新需求更加強烈，企業對外部與環境相關的制度壓力更加關注，同時，也更有可能主動進行內部綠色組織文化構建和綠色組織氛圍營造，從而保證綠色創新行為的成功.

為了更加全面準確地收集我國制造企業的綠色發展和創新驅動的相關信息，本文按照我國制造企業的分布現狀選擇樣本，主要的樣本來源是北京、上海、廣東、四川、陜西、安徽、江蘇、山東等省市. 此外，企業的綠色創新是企業層面的決策和行為而非個人，因此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需要企業層面的數據. 鑒于此，本文中設定的主要問卷填寫對象限定于制造業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因為他們對企業所面對的環境現狀和內部決策過程更加了解，同時他們在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決策和實行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承擔著更重要的責任.

此次數據收集首先選用國內外成熟的量表，以“回譯”的形式翻譯并結合研究內容進行修改、得到翻譯結果；此后根據專家的意見進行情景修改，融入了我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現狀，確保問卷的信度和效度. 此后正式調研主要以參與過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和熟悉相關內容的人員為主. 選擇常用的問卷調研平臺——問卷星和微信等網絡渠道進行問卷發放和收集，累計發放問卷466份，收取問卷354份，回收率為79.37%；在收集到的數據中剔除信息不全、填寫明顯不當等無效問卷181 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173 份，有效回收率為48.87%. 所得樣本的基本情況如下表1所示.

表1 樣本基本情況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s

2.2 變量測量

本文的變量測量借鑒了國內外已成熟的量表，并根據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修正. 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2.2.1 雙元綠色創新

借鑒Jansen等［50］和Wang等［51］對探索式創新和開發式創新的研究，分別設計了3個題項測量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

2.2.2 制度壓力

借鑒Liu等［52］對制度壓力的研究，將制度壓力分為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和模仿壓力三個維度，本文主要考慮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兩個維度，并分別用3個題項來測量規制壓力和規范壓力.

2.2.3 綠色組織文化

借鑒Fan等［43］對組織文化的測量量表，設計了3個題項來測量企業綠色組織文化.

2.2.4 控制變量

據以往相關研究，選取企業性質、企業年齡、環境管理水平、資產總額作為控制變量［53］. 其中，企業性質分為國有及國有控股、集體所有制、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和其他；企業年齡指的是企業成立的年限；資產總額指的是調研最近一年的水平；環境管理水平是指企業是否通過了國際標準化組織14001（ISO14001）認證指標.

2.3 共同方法偏差

為了排除同一個評價者對問卷數據評價可能存在的共同性偏差，在數據分析之前對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 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方法檢驗發現，將被研究的所有關鍵變量的題項一同加入進行因子分析，累計解釋總方差為58.096%，得到其中第一個因子解釋方差為39.324%，小于閾值50%，說明共同方法偏差不嚴重. 另外，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測量單因子擬合模型（χ2/df=4.644，CFI=0.691，IFI=0.696，TLI=0.640，RMSEA=0.146），結果與其他因子模型相比，單因子模型的擬合度很差，說明了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最后，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構建新的模型結構，增加共同方法因子，其適配結果與原模型相比變化較?。é?/df=1.285，CFI=0.978，IFI=0.979，TLI=0.968，RMSEA=0.041），可以看出新得出的模型擬合效果較差，綜合以上證明了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不嚴重.

3 實證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用軟件SPSS25.0和AMOS21.0檢驗變量的信度和效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①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的Cronbach’sα系數值均大于0.70，組合信度值（CR）也大于0.70，說明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高、信度良好，所得數據的可靠性滿足相關標準. ②由驗證性因子分析可得：χ2/df=1.617，CFI=0.954，IFI=0.955，TLI=0.939，RMSEA=0.060，各指標均滿足模型適配要求，表明所得數據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 ③各因子載荷均大于0.5，各變量的平均方差提?。ˋVE）值均大于0.5，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斂效度. ④AVE的平方根大于相應各因子間的相關系數（見表3），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用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表2 信度、效度分析表Tab.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table

3.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表3為研究變量的均值、標準差以及相關系數矩陣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探索式綠色創新與開發式綠色創新（r=0.678，p＜0.01）、規制壓力（r=0.144）、規范壓力（r=0.445，p＜0.01）、綠色組織文化（r=0.613，p＜0.01）之間顯著正相關，開發式綠色創新與規制壓力（r=0.182，p＜0.05）、規范壓力（r=0.444，p＜0.01）、綠色組織文化（r=0.624，p＜0.01）之間顯著正相關且相關性系數小于閾值0.7，初步驗證了研究假設.

表3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結果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3.3 假設檢驗

3.3.1 直接效應檢驗

假設中直接效應的檢驗采用SPSS中的線性回歸分析的方法，在驗證過程中，首先將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作為因變量，再將控制變量（企業性質、企業年齡、環保組織能力、資產總額）、自變量分別加入回歸模型，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規制壓力對探索式綠色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顯著（β=0.167，p＜0.05），規范壓力對探索式綠色創新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436，p＜0.01），假設1a得到支持. 同理規制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β=0.213，p＜0.01）、規范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β=0.428，p＜0.01）具有直接促進作用，假設1b 得到支持. 綠色組織文化正向促進企業的探索式綠色創新（β=0.617，p＜0.01）和開發式綠色創新（β=0.628，p＜0.01），假設2a、假設2b得到支持.

表4 直接效應檢驗結果Tab.4 Direct effect test results

3.3.2 交互效應檢驗

為了驗證內外部變量的交互作用對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本文將內部綠色組織文化、外部規制壓力、規范壓力以及交互項等分別加入回歸方程. 此外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的影響，在構建交互項之前先對自變量進行了中心化處理，并且用比較直觀的簡單斜率分析圖來呈現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結果的變量及其關系.檢驗結果如表5，研究表明只有規制壓力和綠色組織文化的交互項（模型6，β=-0.135，p＜0.05）、規范壓力和綠色組織文化的交互項（模型8，β=-0.133，p＜0.1）對開發式綠色創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因此僅有假設4得到支持，假設3不能得到支持.

表5 交互作用檢驗表Tab.5 Interaction test table

此外可以用更直觀的交互作用分析圖來展示內外部變量的交互作用影響情況. 如圖2所示，圖2（a）表示綠色組織文化與規制壓力的交互作用對開發式綠色的負向作用，當綠色組織文化水平較低時，規制壓力與開發式綠色創新為顯著正相關關系（b=0.117，p=0.043）；當綠色組織文化水平較高時，規制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的作用變為負向但不顯著（b=0.009，p＞0.1），證明二者的交互作用減少了企業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同理，圖2（b）表示綠色組織文化與規范壓力的交互作用對開發式綠色的負向作用，表明當綠色組織文化水平較低時，規范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是顯著的正向促進關系（b=0.190，p=0.004）；當綠色組織文化水平較高時，規制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被削弱（b=0.101，p＞0.1），同樣證明二者的交互作用會減少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據此，進一步證明了假設4.

圖2 綠色組織文化與制度壓力對開發式綠色創新的交互作用Fig.2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pressure on development-oriented green innovation

4 結論與討論

4.1 研究結論

本文從制度理論和資源基礎理論出發，探討了內外部驅動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對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基于173家制造企業的數據進行了驗證，得出研究結論如下.

1）規制壓力對探索式和開發式綠色創新有促進作用，規范壓力對探索式和開發式綠色創新有促進作用. 以往的相關研究缺乏對規制壓力、規范壓力到雙元綠色創新的作用路徑的探索，本研究以此為研究的切入點，從制度壓力的特點，區分并檢驗了規制和規范壓力對于不同類型雙元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豐富了制度理論的相關研究，并推動了雙元綠色創新的外部驅動機制的研究.

2）綠色組織文化正向促進企業的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企業內部的資源和能力不可否認是企業綠色創新行為產生的重要基礎，但在雙元綠色創新的驅動機制的研究中，內部驅動因素的關鍵作用往往被忽視. 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了綠色組織文化通過營造綠色氛圍、培育綠色價值觀、調整資源投入比例等來推動企業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的產生. 研究結論為分析雙元綠色創新的內部驅動因素提供了全新的實證證據，并進一步加深了資源基礎觀在雙元綠色創新相關領域的研究和應用.

3）規制壓力和綠色組織文化的交互作用、規范壓力和綠色組織文化的交互作用負向影響企業的開發式綠色創新行為. 研究結果表明，對于開發式綠色創新，企業的外部制度壓力和內部綠色組織文化的驅動作用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在外部制度壓力較大或者內部綠色文化濃厚、綠色資源豐富的單邊作用促進下，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得到加強. 但當二者同步產生影響時，會使企業陷入內外資源矛盾的桎梏，反而對企業的綠色創新行為產生不利影響.

然而，制度壓力與綠色組織文化的交互作用對探索式綠色創新的負向驅動作用并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探索式綠色創新對企業來說屬于戰略性決策，受企業的發展方向影響較大，一旦決定實施，則受內部資源約束和外界環境變化的影響較小，不會因為外部壓力和內部文化的變化而變化. 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從外部或者內部的單一視角分析雙元綠色創新的驅動因素，本研究考慮了內外部因素的交互影響，推進了企業雙元綠色創新驅動因素的整合研究，為分析綠色創新的影響作用機制提出了新的思路，也有助于企業更有效地結合自身和外部情況選擇合適的雙元綠色創新策略，獲得綠色創新成果.

4.2 討論

4.2.1 管理啟示

第一，綠色創新的實施和應用已經成為企業未來發展的方向，企業應該高度重視綠色創新發展趨勢和要求，并將綠色創新作為企業的長期目標. 同時企業的決策者也應該意識到，為了滿足客戶定制化需求，企業需要具備滿足差異化應用場景訂單的能力. 因而企業需要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投入足夠的資源以積累雙元綠色創新的能力，從而維持既有市場的綠色競爭力，并盡力在潛在市場取得成功.

第二，企業需要關注政府的相關環境法規的變化趨勢，并將環保法規作為自身綠色改進的比較基準，從而在有效進行綠色升級的基礎上，更加容易地取得合法性的地位. 此外企業還要充分關注市場發展狀況，洞悉消費者和市場的綠色發展趨勢，了解綠色技術的發展路徑，把握和挖掘消費者的綠色需求和意愿. 通過設計和生產超出規范要求的綠色產品，在市場中取得差異化的競爭優勢.

第三，企業應該重視內部綠色文化和綠色價值觀的形成與傳播，高度關注企業內部綠色組織能力的培養與提高. 由此加快形成以綠色為主導的內部創新結構，重視內部高質量綠色資源的整合和利用，有效推進綠色創新實踐的順利實施. 此外，應該構建外部制度壓力和內部資源能力的平衡關系，將壓力轉化為動力，將資源作為創新的基礎，加強組織內部綠色結構建設，通過綠色創新實踐和成果增強企業差異化優勢、提高市場競爭力，進一步開拓綠色新市場.

4.2.2 研究局限性和未來發展方向

首先，本文所獲得的數據比較片面，并不能完全反映我國制造業的整體狀況，所以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大樣本范圍，加強研究結果的普適性，此外也需要對制造業之外的行業企業進行調研；其次，本文所獲取的數據都是橫截面數據，而綠色創新的驅動作用機理是一個動態衍化的過程，后續的研究可以通過跟蹤調研獲取企業創新實踐發展的縱向數據，從而整體分析綠色創新的驅動作用機理；最后，雙元創新中探索式綠色創新和開發式綠色創新的關系并不是割裂的，而應該是互補協同、相互促進的關系，未來的研究應該進一步考慮綠色創新的雙元性特征和雙元創新之間可能存在的鏈式促進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