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旅游文化對鄉村振興策略下基層建設的探析

馬知辰

（西安翻譯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105）

提升農村基層建設和基層治理能力是鄉村振興策略和現代化發展的基礎。隨著社會經濟轉型進程的不斷發展，為了順應農村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國內具備紅色革命文化資源的農村地區紛紛開始建設以紅色文化資源為核心的產業鏈［1-2］，且針對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設的社會效益的評價預測模型紛紛涌現。出于評價模型的客觀性和數據處理的可靠性的目的，國內學者利用熵權法在能源系統、學術專利侵權等領域進行了相關的評價和分析［3-6］。本次研究也基于熵權法和TOPSIS分析法，構建了紅色旅游示范工程評價的效益評價模型，利用極值標準化和最優最劣解的方式提高模型的評價性能，以期能為國內的紅色文化產業建設提供一些評價標準和預測指導。

1 基于紅色旅游文化建設的基層實踐評價方法

1.1 評價指標體系及評價方法的確定

傳統的文化建設常常采用德爾菲法或層次分析等主觀賦權方法，為了凸顯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設中指標處理的客觀性，研究采用熵權法進行權重賦值。研究的一級指標設置以紅色旅游文化工程建設為基礎，該指標綜合反饋農村的基層治理能力和村民的生活發展水平［7］。筆者通過定量化的紅色旅游文化建設指標視角，對農村基層治理能力、居民經濟發展生活水平進行量化數據分析，使指標評價結果更具有客觀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極致標準法統一指標數據的區間范圍，提升模型的可比性，其計算公式如式（1）所示。

式（1）中，maxxij表示指標j在第i年的初始數據的最大值；minxij表示指標j在第i年的初始數據的最小值；xij表示指標j在第i年的初始數據；x′ij表示指標j在第i年的標準化后的數據。一級指標確定之后，二級指標則需要對一級指標中的基層治理能力以及居民經濟發展生活水平進行全面反映。某市的紅色旅游文化村建設示范工程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基礎上進行，其經濟總體目標是打贏脫貧攻堅戰，而紅色文化傳承是其次要目標［8］。同時，基于基層建設的目標，構建紅色旅游產業的最終評價標準為經濟產業興旺、紅色文化樹立風尚、生態環境宜人、基礎治理有效凸顯，因此，評價體系的二級指標包括了經濟生活水平、生態環境水平、社會治理水平、文化傳承水平。得出具體評價指標之后，構造評價因子指標矩陣，其數學表述如式（2）所示。

式（2）中，V表示評價因子指標矩陣，Xij則表示第i個時間序列樣本的第j項指標值，m表示紅色旅游文化基層建設指標體系的時間年份樣本數量，n表示評價指標的數量。A表示時間單位下的樣本數據，B表示評價指標下的權重。某市紅色村示范工程建設的紅色文化資源的保護、農村基層治理的增強、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的改善以及村民的脫貧攻堅戰的不斷前進。研究從對4個二級指標的具象化分解和示范工程的統計資料中構建三級指標，最終形成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的公共交通覆蓋率、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率、紅色故事博物館數量等15個三級指標。具體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評價指標體系的二級指標中，經濟生活水平建設成效的評價依據從農村村民的整體收入、紅色旅游第三產業及金融服務、農村紅色旅游第二產業建設4個方向選取，紅色旅游產業建設的經濟成效目標是改善農村產業單一、經濟發展落后的局面。而文化傳承水平指標下的4個三級指標具象分解根據農村文娛設施、紅色文化宣傳建筑、紅色文化教育3個方向完成。而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在紅色旅游建設中的體現具體可以分為村民的物質保障、精神文明構建、宣傳力度以及公共服務水平4個角度。最后，農村的生態環境建設成果則在旅游產業推動交通設施建設、旅游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建設、農村生活環境和村民衛生健康的管理3個方面。

圖1 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設成效評價指標體系

1.2 紅色旅游文化基層建設體系模型的構建

對于鄉村建設指標的評價方法，常用的包括了模糊綜合評價法、灰色分析法、綜合指數法等。然而由于紅色文化建設內容中的影響因素較多，數據處理難度增大。因此，出于數據清晰處理、減少主觀因素影響以及明確運算步驟的目的，本研究采用優劣解距離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對指標進行綜合分析［9］。通過對評價指標矩陣的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而計算每個指標的信息熵，其計算公式如式（3）所示。

式（3）中，Et和Ej分別為宏觀影響因素t和微觀影響因子j的影響評價信息熵，m表示樣本數量，K為玻耳茲曼常數，K=1/lnm。P表示宏觀指標中所包含的微觀指標數量，其計算公式如式（4）所示。

式（4）中，X′it表示第i個時間序列樣本的第t項指標的標準化值。得出指標的信息熵之后，計算宏觀影響因素和微觀影響因子的指標權重，其計算表述如公式（5）所示。

式（5）中，wt和wj分別為宏觀影響因素t和微觀影響因子j的指標權重，L為宏觀影響因素的數量，n為微觀影響因素的數量，0＜w＜1，同時根據W=wt×wj計算得出三級指標微觀因子的綜合權重。計算得出權重之后，利用TOPSIS法中的最優解SO=（maxXi1，maxXi2, …，maxXim）、最劣解SW=（minXi1，minXi2, …，minXim）對評價因子進行距離檢測，如果評價因子距離最優解最近而離最劣解最遠，則該影響因子達到評價指標的最優值［10-11］。因此，影響因子與最優解的歐式距離和最劣解的歐氏距離計算公式如式（6）所示。

式（6）中，dOi和dWi分別表示最優解的歐式距離和最劣解的歐氏距離，和分別表影響因子的最優指標值和最劣指標值。最后通過最優解距離和最劣解距離計算影響因子的貼近度，其計算公式如式（7）所示。

式（7）中，Ci表示第i的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設的效應評價，其值越大，表明紅色旅游產業建設的經濟、文化、環境、社會的基礎治理效益最好［12］。根據紅色旅游產業示范工程的社會效益劃分出三級指標評價體系，構建效益評價模型，其結構流程如圖2所示。

從圖2可以得知，紅色旅游產業的綜合效益評價計算依賴于TOPSIS分析法的距離計算，而在歐式距離計算中，需要影響因子的權重參數。因此本研究利用極值標準化統一評價指標數據，并通過熵權法計算不同評價指標的客觀權重，最終構建出紅色旅游產業項目的效益評價模型［13］。

圖2 效益評價模型的結構流程圖

2 紅色旅游產業效益評價模型的實證分析

本次試驗以某市的紅色村旅游產業建設工程為實例，該項目從2016年開始正式實施，經過1年多的建設，村容和改革服務設施改善極大，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也處于穩步增長的階段，因此本研究通過模型分析該市的經濟文化建設和社會環境建設的具體成效，并量化為數值。首先采用熵權TOPSIS分析法得出15項三級指標的信息熵和權重，得出的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三級指標的權重和信息熵

從表1可以看出，在4項二級指標中，總體權重最高的是經濟生活水平，總計權重為31.32%，其內的4項三級指標的權重均在6%～10%的區間內，所占權重最高的指標為居民的旅游商戶參與比例，表明村民參與紅色旅游個體商戶對經濟效益和整體效益的貢獻最為突出。

權重排名第2位的二級指標為社會治理水平，總計權重值為26.09%，其內的4項三級指標的權重處于5.54%～8.75%的區間內，權重占比最大的三級指標為村規及治理滿意度評價指標，表明紅色旅游產業建設對基礎治理的改革效果明顯，村民普遍對治理改革后的基礎管理現狀較為滿意。

權重排名第3位的二級指標為文化傳承水平，其總體占比為23.96%，其內部權重最大的三級指標為紅色主題公園及廣場數量，權重值為7.05%，最小的三級指標為革命遺址修復使用比例，其權重為4.60%。數據表明，在紅色文化建設中，貼近人民生活的文化建筑深受當地居民的歡迎，對當地的綜合評價的提升比重最大。

權重排名第4位的二級指標為生態環境水平，其內部僅含有3項三級指標，分別是農村的公共交通覆蓋率的權重為7.36%，農村綠化覆蓋率的權重為4.59%，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率的權重為6.68%，生態環境水平二級指標的權重總計為18.63%。得出權重之后，按照表1中的三級指標編號，計算每個指標的最優解和最劣解，其分布如圖3所示。

從圖3可以看出，15項三級指標的最優解和最劣解的分布趨勢幾乎等同，兩者指標值的關系表示為最優解的指標值是最劣解指標值的2倍。根據指標的最優解計算出二級指標和綜合效益與最優解的歐式距離和最劣解的歐氏距離，結果如圖4所示。

圖3 三級指標的最優解和最劣解分布

圖4中D+表示二級指標與最優解距離，D-表示二級指標與最劣解距離。從圖4可以看出，近6年來，某市的綜合效益評價指標的最優解距離和最劣解距離變化較小，并且分布對稱。而經濟效益以及文化效益指標的最優解距離和最劣解距離的波動最大，并且不具備對稱性，這表明6年內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和文化效益發展波動較大。而社會基礎治理指標和環境指標的距離波動大，但是整體呈對稱分布，表明兩者處于穩步提升的趨勢。根據綜合指標和4項二級指標的最優解距離和最劣解距離，計算6年來某市文化旅游產業內部二級指標的綜合排序評價，具體如圖5所示。

圖4 2015～2021年4個二級指標及其綜合效益的歐氏距離比較

圖5 2015～2021年某市文化旅游產業的綜合評價

從圖5可以看出，某市的經濟效益從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成之后，快速增長，但是在2020年由于疫情而使文化旅游產業遭到打擊，經濟效益發展勢頭略微下降，而在2021年又逐漸開始上升。但在環境和治理中，除了2017年的社會基礎治理效益的排名靠后之外，其余時間的排名均在第1～3位，表明在紅色旅游產業建成之后，當地的環境效益和社會基礎治理水平均處于較高水平，同時在疫情的經濟效益打擊下，社會基礎治理和環境效益反而有所上升。根據模型得出的結果，可以預測紅色產業的發展趨勢，即為經濟效益擺脫疫情的影響，逐步展現出發展的潛力，環境效益和社會基礎治理將長期受益于公共設施和基礎管理服務。而文化產業的發展與經濟效益趨于一致，多元化產業局面的形成將在紅色文化旅游產業建成之后逐步形成。

3 結論

為了驗證所構建的熵權TOPSIS分析模型在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效益評價中具備實效性，本研究以某市的紅色旅游村建設示范工程為例，計算了工程內部指標體系的權重和最優解、最劣解分布。并通過最優解最劣解計算4項二級指標的距離貼近度，最后，利用模型得出的結果，預測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趨勢和內部指標的占比。本研究結果表明，4項指標中經濟生活水平的總計權重為31.32%；社會治理水平的總計權重值為26.09%；文化傳承水平指標的總計權重為23.96%；生態環境水平的權重總計為18.63%。此外，4項指標中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受疫情打擊后的排名在2020～2021年較為靠后，而環境效益和基層治理成效的排列靠前。由于本研究的實證分析樣本較單一，農村紅色文化旅游產業的評價指標體系的應用范圍還十分有限，因而需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