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
——基于CGSS的微觀經驗證據

韓濟全，鄺成舉，畢文泰*

（1.河南農業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2.西南財經大學 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074）

0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不斷增長，人均GDP從1978年的385元增長到2020年的72000元，但伴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增長，國民的幸福感卻呈現出不升反降的趨勢。根據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幸福報告（2021）》數據來看，中國的國民幸福感指數排第84位，較上一年排名上升10位，盡管如此，中國的國民幸福感指數仍居于中下等水平。中國似乎陷入了“幸福悖論”［1］。另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數據顯示，農村居民群體中明確表示“不幸?！钡恼?.93%，而非農村居民的這一比例為5.77%［2］。由此可見，提高國民整體幸福感水平，其重點難點在于如何提高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從2004年起，中央一號文件一直聚焦“三農”問題，2020年一號文件更是將“提升農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為當年工作的總體要求，因此，研究農村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農村居民幸福感影響因素十分復雜，國家任何一項政策調整都會對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產生重要影響。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作為保障基本民生的關鍵環節，與群眾利益息息相關，從理論上講增加公共服務供給能夠提升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3］，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政府基本公共支出水平也會存在地區差異［4-5］。隨著我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斷增加，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隨之上升，對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也提出了新要求，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結構是否能夠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仍未可知。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檢驗?；诖?，本文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探究基本公共服務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考察不同類型公共服務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程度，為更好地改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結構，提升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提供政策參考。

1 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1.1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的調查數據，該數據包含了個人信息、家庭結構、工作狀況、社會態度等多個方面的信息?？紤]到本研究的對象為農村居民，故本文只選擇具有農村戶口并且居住地點在農村的樣本，同時，針對關鍵變量缺失和拒絕回答的樣本進行了刪除處理，最終獲得樣本3188份。

1.2 變量選取

被解釋變量。目前測量主觀幸福感的方法主要采用自陳量表的形式，盡管這種形式比較簡單，但已有的研究表明這種方法測量出來的結果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代表一個人真實的主觀感受，并且這一做法已經在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是一種比較常見的做法。因此，本文也沿用這一做法，采用問卷中“總的來說，您覺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這一問題來反映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其結果是從“非常不幸?！钡健胺浅Ｐ腋！钡奈寮壛勘硇问?，根據研究需要將其依次賦值為1～5。

核心解釋變量。結合前文所述，本文擬將農村居民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滿意程度作為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的替代變量。在問卷中選取了“想了解一下您對政府所提供的下面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效果如何？”和“綜合考慮各個方面，您對我國目前公共服務總體上在各個方面的滿意程度如何？”這2個問題，分別作為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和整體供給水平的代理指標，其中單項供給水平下設9個二級指標，整體供給水平下設4個二級指標。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這13個指標進行降維處理，統計結果顯示，KMO值達到了0.939，同時巴特利球形檢驗結果顯著，表明這些指標非常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參照以往研究經驗，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提取到2個公因子，參考江玲欣［6］的做法，將其命名為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和公共服務整體供給水平，此2個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69.24%。

其他控制變量。結合以往研究成果，同時也是為了避免遺漏關鍵變量造成的結果偏差，本文還選取了可能會對幸福感造成影響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民族、受教育水平、婚姻狀況、是否為黨員、健康狀況、絕對收入、相對收入以及是否擁有汽車等指標。為了考察年齡可能對幸福感帶來的非線性影響，本文還引入了年齡的平方項。具體的變量選取及賦值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結果

1.3 模型設定

本文所研究的問題是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是一個離散的有序變量。在回歸分析中，對于有序分類變量的分析通常使用有序概率模型，因此，本文研究擬采用有序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其基本設定如下：

其中，SWB表示個體主觀幸福感，Pservi表示個體對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滿意程度，Xi表示控制變量，δ表示隨機誤差項。

但也有不少研究指出，無論是有序概率模型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其估計結果的顯著性以及系數方向均沒有顯著的差異，并且OLS的估計結果更加直觀，易于解釋［6-7］。因此，本文同時采用有序Probit回歸模型來判斷系數方向和顯著性，而在變量解釋上主要參考OLS回歸分析的結果。

2 結果與分析

2.1 描述性統計分析

從樣本人口特征分布情況來看，男性農村人口有1563人，占到總樣本比例的49.03%，女性人口有1625人，占比達到50.97%，樣本分布較為均衡，符合研究需要；在年齡方面，農村居民平均年齡為50.31歲，其中年齡最小的為17歲，年齡最大的為92歲；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農村居民僅占到總樣本的12.39%，56.59%的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及以下；81.81%的農村居民有配偶；57.31%的農村居民身體比較健康。

從本研究的核心變量來看，首先是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從統計結果可以看出，77.90%的農村居民感到幸福，14.30%的農村居民感覺一般，只有7.84%的農村居民明確表示自己不幸福；其次是農村居民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滿意情況，除勞動就業外，農村居民對其他各項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的滿意度得分都達到了70分以上，另外，對基本公共服務整體供給水平滿意度水平不是很高，并未達到滿意水平。

2.2 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表2列出了不同回歸方法下的結果。第（1）和第（4）列表示不同回歸方法下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第（2）和第（5）列表示公共服務整體供給水平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第（3）和第（6）列反映了兩者共同作用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情況。

表2 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

在核心解釋變量方面，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公共服務的單項供給水平還是整體供給水平，都會對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模型檢驗，從而驗證了本文的假說。從OLS回歸的系數來看，公共服務的單項供給水平對幸福感的影響程度更大，達到了12.6%，整體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帶來的滿意效應僅有3.4%。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單項公共服務供給的內容更加具體，農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對其感受也更加明顯，從而對其主觀幸福感受的影響就更加明顯。而整體供給水平的概念更為寬泛，對其主觀感受往往更加難以判斷。

2.3 異質性分析

基于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回歸分析及穩健性檢驗，說明了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可以有效提升農村居民的幸福感，但這一結論是針對總樣本的分析，本文將具體分析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不同特征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

（1）年齡分組分析。根據2020年相關數據，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8.74%，不同年齡組人口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程度不一樣，兩者之間可能會存在差異。以60歲為標準，本文將樣本劃分為老年人口和非老年人口2組，其中老年人口975人，占比30.58%，非老年人口2213人，占比達到69.42%。由表3可知，公共服務的單項供給水平和整體供給水平對農村居民的幸福感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具體來看，單項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邊際效應為0.264，而對非老年人幸福感的邊際影響為0.159。這是由于農村老年人口獲取其他社會資源的能力較弱，對社會服務、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的依賴程度也會更大［8］，而非老年人口獲取外界資源的能力要明顯高于老年人，他們發展和選擇的機會也會更多，對基本公共服務的依賴度就更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對其帶來的邊際幸福效應也比老年人要低一些。公共服務整體供給水平方面，其給老年人所帶來的幸福效應仍然要高于非老年人，老年人口的邊際效應為0.077，非老年人口的邊際效應為0.041。第（5）和第（6）列分別加入了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和整體供給水平與年齡的交叉項，結果顯示，交叉項的回歸系數都為正，表明年齡對基本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和整體供給水平的邊際幸福感都具有增強效應，與上述分析結果保持一致。

表3 年齡分樣本回歸結果

（2）收入分組分析。研究中以農村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為標準，將樣本劃分為高收入組和低收入組，其中高收入組有1683人，占比52.79%，低收入組1505人，占比47.21%。表4結果顯示，無論是高收入組還是低收入組，基本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都能顯著提升其主觀幸福感，所不同的是其給高收入組帶來的幸福效應更大。這是因為獲取基本公共服務往往需要預先支付一定的資金，對于高收入者而言，所付出的這一部分資金對其當期生活水平幾乎沒有影響，同時其基本需求又能得到很好的滿足，幸福感會更大。而對于低收入者而言，這部分支出可能會擠壓其目前的生活水平，從而導致低收入群體當期幸福感下降。另外，基本公共服務整體供給水平對2組的影響差別不大。第（5）和第（6）列分別加入了2項指標與收入的交叉項，結果顯示，交叉項的系數都為正，表明收入越高，基本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和整體供給水平為其帶來的邊際幸福感也越高，與上述分析結果一致。

表4 收入分樣本回歸結果

3 小結與建議

基本公共服務作為改善民生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維護社會公平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關鍵因素之一［9］。本文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對農村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發現，公共服務單項供給水平與整體供給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提高了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同時，異質性分析發現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對農村老年人以及高收入人群的影響更大。

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豐富了關于農村居民幸福感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對策建議：（1）政府應逐步完善再分配政策，通過再分配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除此之外，政府還應采取措施縮小農村居民內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異，實現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2）政府應著眼于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充足性方面，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努力構建一個充足、普惠、便利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3）政府應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建設，將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逐步建立完善的農村公共教育體系；同時，要提升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加大對農村困難群體的扶持力度，保障農村居民都能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最大限度地提升民生福祉，讓農村居民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