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文婷,王萍玉,賈改珍
(濱州醫學院煙臺校區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山東 煙臺 264000)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參與一線工作的醫務工作者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也體現了流行病學在醫學中的重要地位。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學模式是以問題為先導、以小組分工協作為基礎、激勵學生自我成長的教學模式。許多教學研究表明,運用PBL教學模式可以顯著提高醫學生基礎理論知識、實踐操作和病例分析能力[1]。但在流行病學授課過程中,PBL教學模式受到學生自主學習主動性不足、基本知識和理論掌握不牢固、研究設計基本環節疏漏等因素的限制。
為了更好地發揮這種教學模式的優越性,多種教學模式聯合使用已成為提高教學效率的新思路。目前,有許多醫學課程將思維導圖引入教學方法中,如:影像學、藥物治療學、藥理學等,均發現思維導圖能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改善記憶力、提高學習效果[2-5]。本文擬采用思維導圖法聯合PBL教學模式開展流行病學授課,通過期末考試成績評價教學效果,運用問卷調查和訪談分析學生對思維導圖教學模式的態度,總結可能存在的問題,以期在今后的教學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2016級臨床醫學專業作為觀察對象,隨機選擇部分班級320人為實驗組,在原有PBL教學模式基礎上,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每組8~10人),按照指導教師要求以思維導圖模式完成科研設計,并進行課堂展示講解,最終由授課教師進行總結。以同期同年級其他班級學生356人作為對照組,未要求學生繪制思維導圖。
一是以流行病學期末考試成績為主要客觀指標,對比評價實驗班和對照班學習記憶效果。二是采用自填式問卷對實驗班進行調查,評價學生基本情況、對思維導圖法在學習中應用的態度和建議等。共發放問卷320份,收回315份,有效收回率98.4%。
數據采用SPSS 21.0進行統計分析,學生期末成績用平均分進行描述,其他資料用百分率描述,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和χ2檢驗。
本次研究實驗組與對照組男女比例和平均年齡無統計學差異。對照組學生PBL教學參與度低,約有30%的學生不愿參與科研小組討論和小組作業,學生綜合應用能力培養效果不良,案例分析題得分率只有58%。而實驗組學生期末考試總成績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并且反映知識點記憶和應用能力的單項選擇題和案例分析題的平均成績分別提高9.7%和20.7%(P<0.05),見表1。說明應用思維導圖有助于提高流行病學PBL教學模式的學習效果。
表1 學生成績評價(分,
對實驗組320人采用自填式問卷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90.3%的學生參與了思維導圖的繪制過程;77.2%的學生認為思維導圖法能提高學習效率;86.3%的學生認為能增加學習的興趣;65.7%的學生提高了自學能力;73.1%的學生提高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85.0%的學生提高了自我表達能力;61.9%的學生認為與同學協作完成任務能增強團隊合作能力;49.1%的學生想在其他學科中實踐這種學習模式。
研究發現,實驗班的期末平均成績、基礎知識題和綜合應用能力題得分均高于對照班,說明思維導圖聯合PBL教學模式能提高流行病學的教學效果。大多數學生對思維導圖的應用持樂觀、支持的態度。大部分學生認為使用思維導圖能提高學習效率,增加學習的興趣,有助于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一種適合流行病學的自學方法。將思維導圖引入PBL教學模式能幫助學生增強理論知識的記憶能力,在實際臨床工作中更靈活地運用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進行醫學研究。
在普通PBL模式中,教師必須深入參與到小組討論中才能了解小組成員對于知識的掌握程度,這需要占用大量的課堂時間,因此教師指導的小組有數量限制。通過思維導圖,教師可以更加直觀地掌握學生的進度,并給予更為精準的引導。同時,教師借助思維導圖可以了解學生對授課內容的掌握情況,反思教育方法并加以改進,減少無效工作時間。
90.3%的學生可以迅速掌握思維導圖的繪制技巧,并參與了小組討論工作。60%以上的學生認為在小組協作過程中提高了自我表達能力和團隊合作能力,49.1%的學生想在其他學科中實踐這種學習模式。運用思維導圖可以有效提高自我學習、小組討論的學習效率,減少課后負擔,而且掌握這種學習方式還可以改善其他課程的學習效果。
一是要求合理規劃教學大綱,適當為學生減負。專業教師一方面掌握思維導圖的實踐技巧,利用多媒體和網絡平臺,將思維導圖融入日常教學模式中。需要學校為教師和學生提供網絡和多媒體教學平臺的技術支持,幫助這種教學模式更廣泛地應用。
二是完善立德樹人,克服教育功利主義、利己主義,回歸幸福教育,使學校教育成為學生的人生意義和生命成長的終極關懷[6]。將情懷教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相融合,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育人功效,彰顯“學高為師”的內在價值[7],促進教師終身學習,不斷掌握新的教法,革新教育能力,更好地為學生幸福成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