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西宮秦墓出土軌鼎定名及相關問題

谷朝旭

（陜西歷史博物館）

1950年，洛陽西宮秦墓出土一件銅器，形制為扁球體，斂口鼓腹，口沿下有一對獸首銜環耳，聯襠，三矮蹄足，弧形蓋隆起，蓋面飾三伏獸形鈕，中央小鈕貫環，蓋、器同銘，各一字“軌”[1]，現藏故宮博物院，稱為“軌敦”（圖一）[2]。這種形制的銅器主要流行于戰國時期，因形制較為特殊，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名稱，也未見有專文研究。有鑒于此，本文對這類器物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收集和梳理，通過論證，認為這類器物應屬鼎的一種。在此基礎上，還對其發展脈絡進行了初步研究。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圖一 西宮秦墓出土的軌鼎及銘文

一、發現與研究

在對這類器物進行探討之前，我們先對其形制作一界定：形體扁圓，弇口鼓腹，腹部有一對獸首銜環或小鈕銜環耳，聯襠，下承三個矮蹄足，具蓋，蓋上有三獸鈕或三環鈕。此類器與戰國時期習見的附耳蹄足鼎不同，同時具備聯襠與環耳的特點。最早見于清代的《西清古鑒》，稱為鍑[3]，繼之的《西清續鑒·甲編》稱為鼎[4]，《西清續鑒·乙編》稱為鍑[5]?？梢娗迦藢Υ祟惼鞯亩捅容^混亂，有鍑、鼎兩說。民國時期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收錄1件，稱為敦[6]。建國后此類器著錄較多，據我們統計，共有43件，其中考古發掘出土35件，公私收藏8件。定名也不統一，稱鼎或鬲鼎者29、稱敦者10、稱簋者3、稱鬲者1件（表一）。

表一 環耳聯襠矮蹄足鼎統計

除考古發掘報告或著錄中對此類器定名比較混亂外，學界也是眾說紛紜，分歧較大。

杜迺松是較早關注這一類器的學者，他根據洛陽西宮秦墓出土銅鼎之銘文“軌”字，認為“《說文解字》簋字注：‘古文簋從匚，軌聲，匭古文本字?！f明‘軌’字是器的自名”[7]。他認為此類器是簋。郭寶均將此類器歸入鬲類，認為“到戰國中末期，鬲足同鼎一樣縮短，且有加蓋環耳而若鬲鼎者，有加蓋環耳，而大小相次如列鼎者，應系仿列鼎為之”[8]。但在具體區分時比較模糊，如將陜縣后川出土聯襠鼎（M2144:27），既歸入鼎類，稱為鬲足鼎式；又歸入鬲類，稱為鬲鼎式[9]。高明將此類器歸為敦類，稱其形似聯襠鼎，是南方形式的敦受到了北方器形影響的產物。他認為“軌”字是器物自名，“軌”、簋通用，簋、敦同源，是同一種器物在兩個時代表現出來的不同特點[10]。馬承源將此類器稱為弇口扁圓體環耳三足式敦，認為“洛陽西宮秦墓出土的此式敦，自名‘軌’，可見敦是由簋發展而來的，它和簋的功用相同”[11]。陳佩芬認為“此類器有稱鼎、簋或敦，據造型，不可能是炊食器，形制與簋又不相似，其器當另有別名，今暫歸于敦類”[12]。吳鎮烽也將其歸入敦類[13]。朱鳳瀚將其歸為鼎類，稱為聯襠鬲鼎[14]

由上可見，關于此類器的定名不一，主要有鼎、敦、簋、鬲四種意見。

二、定名研究

通過對資料的系統梳理，我們認為此類器應該歸屬鼎類，理由如下。

（一）形制上與鼎相近

戰國時期主要流行扁圓腹的具蓋附耳蹄足鼎，尤其是戰國中期以后，“扁圓腹、有蓋、三環鈕、附耳、矮粗蹄足的鼎已成為鼎的定制”[15]。而此類器自戰國早期出現，直到戰國與秦相交之際消亡，其在器腹形態上與此時占主流的扁圓腹附耳鼎完全相同。區別僅在于耳部形態為銜環耳，足部形態為聯襠矮蹄足。但銜環耳和聯襠矮蹄足也常見于鼎上。如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6件獸首牛頭螭紋聯襠銅鼎，形制與洛陽西宮秦墓出土銅鼎相同。與同墓出土的一組5件的獸首環耳螭紋蹄足升鼎形制也很相似，除足部形態外，幾無差別（圖三）。這種帶銜環耳的蹄足鼎還見于陜西洛南冀塬M1（戰國中期，簡報稱鼎）[16]、河南洛陽解放路戰國陪葬坑C1M395:11(戰國中晚期，簡報稱簋)[17]等?？梢娿暛h耳并不是此類器的專利，鼎上也常見。

圖三 蟠螭紋鼎（金勝村M251:616）

戰國時期還流行一種附耳聯襠鬲形鼎，如屬于戰國中期的邯鄲百家村出土素面鼎（M3:73），形體扁圓，弇口鼓腹，蓋上有三鳧鈕，附耳，下承三個矮短足[18]（圖四）。這種鼎形制與此類器近同，差別僅在于耳部為附耳，如果器耳為銜環耳，二者則完全相同。此類器與上述兩類鼎應關系密切，是相互結合的產物。

圖四 素面鼎（百家村M3:73）

反觀戰國時期的敦和鬲，敦以上下對稱的標準敦為主流，與此類器形態相差甚遠。雖也有三足敦，但足均較細矮，與此類器的矮粗足不同，更未見有聯襠。鬲，在戰國時期已近于消亡，僅部分襠部較低的平襠鬲與此類器相似，但鬲足多為空心蹄足，與此類器的實足或半實足不同，且鬲通常有頸部，而此類器則沒有頸部。此外，銅鬲的體量較小，通高多在15厘米以下，而此類器則多數在18厘米以上，與同時期鼎的體量相近。此類器上常見的绹索紋、花形紋等，也常裝飾于鼎上，而不見于敦、鬲?？梢?，此類器在形態上與鼎近而與敦、鬲遠。

續表一

（二）功用上與鼎相同

從功用上看，在我們統計的35件出土此類銅器中，有14件器底有煙炱痕跡，占出土總數的40%；16件腹內殘留有牛骨、雞骨、牲骨、肉塊等肉類食物，約占出土總數的46%(表一)。使用痕跡和器內殘留物表明其為炊煮器，主要用于炊煮和盛放肉類，這與鼎炊煮和盛放肉類食物的功用相符。而出土銅敦中雖也有器底有煙炱痕或敦內盛放肉類食物的，但據統計僅有8件，約占出土銅敦總數的2.8%[19]。銅敦的主要功用為盛放黍稷飯食等的粢盛器，只是部分承擔了炊煮和盛放牲肉的功能。

出土銅鬲中有煙炱痕跡或盛裝有獸骨的比例也非常小，約占出土銅鬲總數的2.5%[20]。銅鬲雖然也是炊煮器，可用來烹煮小型動物，但主要還是用來烹煮糧食作物。所以此類器在功用上也是與鼎近而與敦、鬲遠。

（三）存在與“列鼎”相同的現象

太原金勝村M251趙卿墓，共出土銅鼎27件，其中包括一組7件的附耳蹄足升鼎和一組5件的環耳蹄足升鼎，每一組均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成列，是2套列鼎無疑。與其同出的還有一組6件的此類環耳聯襠鼎，也是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成列，應該也是一套列鼎。且6件環耳聯襠鼎內均盛裝有?；蜓蚬?。這3組列鼎共同組成了列鼎7、列鼎6、列鼎5三套列鼎的組合形式。又如陜縣后川M2040，共出土銅鼎17件，其中包括此類環耳聯襠鼎一組7件，附耳鼎一組5件，立耳無蓋鼎一組5件，每組器均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此一組7件的環耳聯襠鼎器底均有煙炱痕，其中4件腹內殘存牲骨，應該是一套列鼎。與太原金勝村趙卿墓的情況相似，也是三套列鼎的組合形式。

關于“列器”，學界研究較多，分歧也較大。自郭寶均提出形狀、花紋相似，尺寸大小依次遞減的“列鼎”概念后，學界多接受并引用[21]。其后，又有多位學者將“列鼎”擴大到“列器”，認為只要形制相同的成組銅器，不必大小相次，都可稱為“列器”[22]。我們姑且認為“列器”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只要是形制相同的成組銅器都可以稱為廣義上的“列器”。而狹義的“列器”專指“列鼎”，成組銅器不僅要形制相同，還必須大小等次成列。上述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和陜縣后川M2040出土此類環耳聯襠鼎，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成列，屬于狹義的“列器”，也即“列鼎”。而銅敦和銅鬲中雖也有若干件一組的 “列器”現象，但大小相同并不相次，屬于廣義的“列器”。

（四）在墓葬禮器組合中承擔鼎的角色

我們所搜集到的35件出土此類銅器，共出自20座墓葬。其中戰國早期和戰國中期各7座，戰國晚期6座。在戰國早期的7座墓中，上舉太原金勝村M251（墓室面積101.2平方米）、陜縣后川M2040（墓室面積40平方米），屬于大型墓，都出土3套列鼎（含1套環耳聯襠鼎）。與之搭配的禮器器類也比較齊全，飪食器組合以簠、簋、豆、敦與鼎搭配。其余5座均屬于墓室面積大于5平方米的中型墓，出土禮器也基本是鼎、豆、壺、盤、匜的組合。如果以此類器為敦或鬲，則陜縣后川M2144和M2123就無鼎，這恐怕很難理解。

戰國中、晚期，出土此類銅器的墓葬有13座。其中僅出土1件的有4座。這4件器毫無疑問承擔的是作為隨葬必需品的鼎的角色。其余9座墓葬中，情況比較復雜。如果以之為鼎，則部分墓葬無粢盛器；如果以之為敦，則部分墓葬又缺少炊器鼎。這可能與戰國中期后政治動蕩、戰事頻仍，禮制進一步衰落的大背景有關。但從這些墓葬中出土此類器器底多有煙炱痕及腹內盛裝牲骨看，應該還是作為炊器鼎使用的。

至于有學者將此類器定名為簋，主要依據是認為“軌”字是器的自名，而“軌”字又與“簋”相通，所以認為軌鼎應為簋。一般而言，青銅器的定名應遵循名從主人的原則。但此類器有銘文者極少，除洛陽西宮秦墓出土聯襠銅鼎外，僅有民間收藏的公鼎和一斗半升鼎2件[23]。西宮秦墓出土聯襠銅鼎所銘之“軌”字，雖與簋相通。但只此一例，而且自名現象非常復雜[24]，并不能確指此“軌”就是彼簋。李學勤認為洛陽西宮秦墓聯襠銅鼎所銘之“軌”字不是器物自名，而是置用地名[25]。雖然我們不能肯定“軌”字是否確是置用地名，但結合公鼎所銘之“公”字，“軌”字不是器物自名卻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洛陽西宮秦墓在紀年上實已進入秦代，此時已鮮有銅器銘文表明本身功用，而是多地名或“物勒工名”，此“軌”字極可能是地名或制作部門的名稱。而且簋在形制上的最大特點為器底附圈足，與三足的此類環耳聯襠鼎在形態上相距甚遠；簋的主要功用為盛放黍稷，與此類器烹煮和盛放肉類的功用也是全然不同。所以此類器絕非簋。

綜上所述，此類器在形態上與鼎相近，在功用上與鼎相同，在禮器組合上存在與列鼎相同的現象并承擔著鼎的角色，體量和裝飾風格也與鼎相近，所以此類器非敦、非鬲、非簋，而應為鼎。

三、發展脈絡及地域特點

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此類環耳聯襠銅鼎是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的6件獸首牛頭螭紋升鼎，時代為戰國早期偏早。這類鼎，在器形上介于鼎、鬲之間，屬于我們通常所說的鬲鼎中的一種類型。高明曾做過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聯襠鼎的發展變化趨勢圖[26]（圖五）。從圖中可以看出，除耳部為附耳外，這種聯襠鼎的器身形態與此類銅鼎的發展基本相同。所以我們推測這種環耳聯襠鼎的源頭應該是春秋晚期出現的附耳聯襠鬲鼎。

圖五 聯襠鼎發展變化趨勢圖

據現有資料，這種最早的聯襠鼎發現在山西渾源的李峪村。渾源春秋時期屬于代國，戰國后屬趙。在地域上介于晉、燕與北方草原之間，出土銅器頗受三者影響。有學者對有圖像資料發表的66件渾源李峪村出土銅器進行了統計，認為屬于晉器的約占50%，燕器約占10%，北方系銅器約占30%，無從確定者約占10%[27]?？梢?，代國青銅器受晉國的影響最大，與晉的關系密切。史載代與晉曾經聯姻，尤其與三晉中的趙更是多次聯姻[28]，關系最為密切。雖然代國最終被趙氏所滅，但二者的密切關系不容置疑。在晉對代施加影響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會受到代國的影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是一代趙氏宗子之墓，該墓出土的銅鍑、虎形飾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濃厚的器物，極可能就是受到代國文化影響的產物。由于代與趙的關系密切，地域上又相鄰，代國最早出現的這種附耳聯襠鬲鼎首先被趙所接受，在戰國早期鼎足逐步變矮粗的大趨勢下，與春秋戰國之際出現并主要流行于三晉地區的銜環耳結合，從而孕育出了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獸首牛頭螭紋升鼎這種環耳聯襠鼎。

環耳聯襠鼎自戰國早期偏早出現后，直到戰國與秦相交之際消亡，其器身形態相對穩定，總的發展趨勢是腹逐漸變淺，襠部越來越低，蓋面漸趨隆高。根據蓋面所飾鈕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伏獸鈕蓋和環鈕蓋兩種類型。其中伏獸鈕蓋多分布于位置偏北、偏西的趙國、秦國等地，環鈕蓋多分布于位置偏南的魏國、兩周等地。

此類環耳聯襠鼎最早出現在金勝村趙卿墓這樣的高級貴族墓中，表明此類器自出現伊始，就受到高等級貴族的青睞，因而得以迅速在三晉和兩周等中原文化區流行開來。此后隨著戰國時期中原各國與西方秦國之間戰爭與交往的增多，這一類器又零散地發現于秦文化區。在出土的35件青銅環耳聯襠鼎中，屬于趙的有6件，魏的有12件，韓的有5件，周的有6件，秦的有6件。以三晉和兩周為主體的中原文化區共出土29件，占出土總數的83%。此類器最早出現在中原文化區，而且集中出土于此區域，表明環耳聯襠鼎是中原文化區的典型器物，具有鮮明的地方特征。

在時代上，屬于戰國早期的有19件，占出土環耳聯襠鼎總數的54%，表明這一時期是其大發展時期。而且，戰國早期出土環耳聯襠鼎的7座墓葬，除上舉金勝村趙卿墓和陜縣M2040為隨葬7鼎的大型墓外，其余5座均為面積較大的中型墓，表明這一時期此類器的使用者為中高級貴族，行用層級也較高。戰國中期后，出土環耳聯襠鼎的數量逐步減少，其中屬于中期的有10件，占總數的29%；晚期的有6件，占總數的17%。呈現出明顯的下落趨勢。而且戰國中期后出土環耳聯襠鼎的墓葬均為中小型墓，表明其行用層面下移到中下級貴族。尤其是戰國晚期后，環耳聯襠鼎的發展日趨沒落，數量進一步減少，并隨著秦統一戰爭步伐的加快，多見于秦文化區。秦文化區的這幾件環耳聯襠鼎，形制和風格與中原相同，應為秦人得自于中原，而非秦人所仿制。由于秦人沒有鑄造和使用此類鼎的傳統，在戰國晚期整個青銅禮器衰落而逐漸走向實用化的大背景下，環耳聯襠鼎最終隨著秦的統一而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