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區出土覆面研究

焦 陽

（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新疆地區因其特殊的氣候和埋藏環境，使得尸體和有機質物品保存較好，從而為研究本地區葬俗提供了豐富的考古材料。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十字路口，新疆自古以來就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墓葬中保存下來的各類器物，成為我們了解該地區文化多樣性的“窗口”。透過墓葬中出土的覆面可以發現，新疆地區既有與中原地區相似的葬俗，也有獨具特色之處。

覆面作為中國古代常使用的面部葬具，在新疆亦有大量發現，更為可貴的是，新疆地區的覆面多為絲織品，且保存較好。關于新疆地區出土的覆面，前人多將目光聚焦在阿斯塔那墓地，研究主要集中于覆面的形制[1]、用途[2]和來源三個方面。馬沙對我國古代覆面進行過全面的梳理，認為古代多數墓葬都有覆面出土，只不過新疆地區氣候干燥保存下來的比較多，并認為覆面的質量在客觀上顯示死者的身份和地位[3]。關于使用覆面的習俗來源，中國學者多認為是受到漢地隨葬覆面的習俗影響[4]。烏茲別克斯坦學者認為新疆吐魯番盆地出土的覆面和眼罩的源頭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5]，俄國學者E·H·魯伯-列斯尼契科認為，具有中央亞細亞傳統的金屬面具、眼罩及其絲錦代用品已融入了中國的葬俗，延用了中國“覆面”一詞[6]。

如上所述，前人學者對于新疆地區的覆面雖有研究，但多將目光集中于吐魯番盆地，對于整個新疆境內所出現的覆面探討較少，材料的局限往往難以一窺全貌。本文對新疆各地區墓地按時間早晚進行考古資料梳理，著重關注覆面出土位置、使用方式及器物組合，并與中亞和中原地區出土的類似葬具進行比較。希圖總結新疆地區中古以前面部葬具的時空特點，并對其背后的文化因素進行探討。

一、覆面出土情況

（一）史前時期的覆面

史前時期的覆面可見于哈密市艾斯克霞爾墓地、吐魯番鄯善縣蘇貝希墓地、且末扎滾魯克墓地、吐魯番市勝金店墓地。幾處墓地時代相異，覆面僅在這些墓地極少數的墓葬中出現。

艾斯克霞爾墓地年代為距今3000年，出土覆面3件，覆面為羊皮質地，形狀不規則且大小不一[7]；蘇貝希墓地年代在公元前5～公元前3世紀，Ⅰ號墓地M11出土覆面2件，為羊皮和毛布制[8]。扎滾魯克墓地和勝金店墓地年代較上述墓地晚，但墓葬所呈現的面貌依然較原始。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第二期文化墓葬中，死者有的戴帽子、蒙面，嘴上蓋橢圓形的金片飾，人死后有彩色繪面化妝的習俗[9]，而勝金店墓地僅有一座墓出土覆面[10]。由此可見，史前時期新疆地區使用覆面殮葬的現象少見，分布區域較為分散，覆面形制不規則。此時，臉蓋覆面并沒有形成一種固定葬俗。

（二）漢晉時期的覆面

漢晉時期的覆面見于尼雅墓地、尉犁營盤墓地、洛浦縣山普拉墓地、洛浦縣比孜里墓地。該時期覆面的數量有所增加，形制和使用方式較為統一，部分覆面上的紋飾帶有明顯的漢地色彩。

尼雅墓地共發現覆面11件，多為絹質。例如，尼雅95MNⅠ號墓地M3出土覆面2件，男尸覆面用“世毋極錦宜二親傳子孫”錦，邊幅紅絹，長53、寬35厘米（圖一左）。女尸覆面用茱萸紋錦，邊幅紅絹，長64、寬58厘米（圖一右）[11]。在出土覆面的墓葬中，死者下頜常系有絹帶，頭戴風帽或用絲棉纏裹，鼻孔塞有織物鼻塞。使用精美的漢錦隨葬，透露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貴。

圖一 尼雅95MNⅠM3出土覆面

尉犁營盤墓地共出土18件覆面，多為絹質。1999年發掘的M6死者為女性，下頜用一條棉布帶勒住系于腦后，額前束紅絹帶，其上綴縫一排圓形銀片飾，共11枚。面部覆蓋素棉布覆面（圖二）[12]。M8男性死者頭部包一層絲綿和一層棉布，額部束紅絹帶，帶上縫綴數枚圓形薄銅片，頭頂系條絹帶將下領托住。鼻孔內有鼻塞。面覆素絹覆面[13]。該墓地死者多使用覆面、下頜帶、額帶、鼻塞，頭部纏裹絲棉。

圖二 尉犁營盤墓地出土覆面

洛浦縣山普拉墓地共出土覆面6件。覆面質地主要是毛褐和素絹，也有棉布。一般為長方形，上邊有兩系帶，自前額系于腦后，也有和帽縫在一起。例如M2出土覆面，長方形，四周加飾邊。通長52、寬36厘米，飾邊寬0.8～3厘米不等。覆面上邊兩角各縫一系帶（圖三，1）[14]。M44出土白色棉布覆面（圖三，2）[15]。個別出土覆面的墓中還有護頜罩并出。

圖三 山普拉墓地出土覆面

漢晉時期與覆面組合使用的有鼻塞、下頜帶、額帶、裹頭絲棉。其中，對頭部進行纏裹，使用下頜托和面蓋覆面是幾處墓地所共有的特征。尼雅墓地中死者還常常頭戴風帽，部分覆面會與風帽縫綴在一起，營盤墓地中與覆面同出的還有鼻塞和額帶，比孜里墓地有死者額頭系帶且頭戴花環[16]?？梢?，漢晉時期的新疆各地區在喪葬習俗上有其共性，亦有區域間的差別。

（三）十六國至唐代的覆面

此階段的覆面見于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和鄯善三個橋墓地[17]。該時期所見覆面的數量較前兩階段明顯增加，尤以阿斯塔納—哈拉和卓墓地為多，覆面形制統一且紋飾豐富。

阿斯塔那墓地經過數年來的發掘，從目前公布的資料看，覆面不少于90件[18]。阿斯塔那墓地的墓葬數量多，有十六國、麴氏高昌國、唐西州時期的墓葬，以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墓葬為主。覆面多為絹質或錦制，方形，四周帶褶邊（圖四，1）。部分覆面主體部分繡有圖案，有連珠立鳥紋錦覆面（圖四，2）、小團花文錦覆面、聯珠豬頭紋飾覆面（圖四，3）、對羊紋錦飾覆面（圖四，4）。斯坦因認為阿斯塔那墓地出土覆面上的紋飾帶有典型的薩珊風格[19]。王澍對此種覆面的使用進行了復原，認為覆面形制是套帽狀[20]。

圖四 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出土覆面

阿斯塔那墓地的覆面常與眼罩并出，眼罩或置于覆面上或置于覆面下。死者多手握握木和頭枕雞鳴枕，少數墓葬有口含金幣的葬俗。部分墓葬中保存有衣物疏，為覆面和眼罩的定名提供了幫助。

根據部分保存有墓志的墓葬可知，覆面的使用無等級限制，既有官吏亦有平民。例如59TAM303出土素絹覆面一件，墓主為曾任虎牙將軍、令兵將軍、明威將軍、民部參軍的趙令達[21]。72TAM200出土黃地杯花鷹紋錦覆面一件，墓主為曾任凌江將軍、洿林令的張仲慶夫婦[22]。73TAM197出土有覆面，同墓出土了張難陁墓表[23]，并未記錄有官職。雖然覆面的使用無等級限制，但覆面材質和紋飾可能與墓主等級或財力有關。

除出土的覆面實物外，衣物疏中對覆面也有記錄。目前衣物疏中所見覆面共26例，時間從十六國至唐西州，主要集中在麴氏高昌國時期。哈拉和卓M99張世容衣物疏記有“故帛縺（練）覆面一枚”[24]，阿斯塔那M169張孝章衣物疏記有“細錦面衣一枚”[25]，哈拉和卓M90阿茍母衣物疏記有“故面衣一枚”[26]等。其中，阿茍母隨葬衣物疏中的“茍”即“狗”的同音字，狗在祆教教義里是神圣的。因此，有學者認為“阿茍”一名也帶有同一時期粟特人名中強烈的祆教色彩[27]。同墓出土的“代人”木牌上還寫有粟特文。從衣物疏所顯示的姓氏看，使用覆面是吐魯番地區一個較為普遍的葬俗，不僅僅局限于漢人中。

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覆面2件，均為錦制。M245出土聯珠豬頭錦，黃色，長方委角形，邊縫荷花邊(殘)。長23、寬13厘米。M252出土聯珠對馬錦，黃色，邊縫黃絹。長28、寬22厘米（圖五）[28]。另有眼罩6件，薄銅片錘揲制作，罩邊沿鏤間距勻稱小孔與覆面連接，周邊殘存絹帶。巴達木墓地墓葬年代在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除卻使用覆面和眼罩隨葬外，死者手中多有握木，個別墓中尚保存有衣物疏。

圖五 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覆面

十六國至唐時期與覆面組合而出的為眼罩、握木、金幣（口琀）。眼罩在新疆地區僅見于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出土地點均在吐魯番盆地。形制較為統一，材質有銀、銅和鉛三類。眼罩的使用情況主要可分為兩類：單獨使用，蓋于死者眼部；與覆面同出，有的蓋于覆面之上，有的蓋在死者眼部，其上再遮蓋覆面。但多數情況下，眼罩為單獨使用或置于面罩之下。握木即手握，新疆地區手握多呈亞腰形，部分纏有織物?？诤饚诺那闆r僅見于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錢幣主要為薩珊波斯錢幣。

（四）小結

新疆地區覆面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經出現，但史前時代的覆面出土數量極少，沒有統一的形制，分布地區分散。進入漢晉時期，覆面數量增多，分布較廣，集中出土于塔里木盆地邊緣的綠洲小國。從覆面材料公布較為豐富的營盤、尼雅和山普拉墓地來看，覆面形制也較為統一。這一時期覆面真正在新疆地區使用開來，覆面紋飾和形制帶有明顯的漢地風格。覆面常與下頜帶、裹頭絲棉等一同使用。十六國至唐代，覆面出土數量依舊較多，但與漢晉時期的覆面在形制上有很大差異，覆面上的紋飾也體現了異域色彩。出土地點較為集中，多出自吐魯番盆地。此時期墓葬中出現了金屬制眼罩，常與覆面組合使用。漢晉時期常用的下頜帶此時期并未見到，使用握木的情況較為普遍。

二、覆面來源

（一）史前時期

史前時代的新疆地區已有人群使用覆面喪葬，但此時覆面的使用僅僅局限于某些地區的少數人群。艾斯克霞爾墓地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有覆面出土的地點，蘇貝希墓地和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第二期文化墓葬也有使用覆面的情況。從時間上看，艾斯克霞爾墓地年代要早于蘇貝希墓地和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空間上，三處墓地彼此相聚較遠；從墓葬出土器物和喪葬方式來看，除了均出現有使用覆面的情況外，其他方面有較大差異，分屬于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在同一墓地中，出土覆面的墓葬所占比重是極小的?？梢?，此時期新疆地區覆面的使用并未形成固定的喪葬習俗，可能只是個別人的喪葬選擇。這種使用覆面的情況，可能與中原地區的幎目傳統關系較小，在三處墓地中并未見到有明顯特征的中原器物，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中原地區的喪葬習俗已經影響到了新疆地區。且新疆地區的覆面制作比較簡單，沒有固定形制。此時期新疆地區使用覆面的行為或許是本地土著人群的一種個人行為。

（二）漢晉時期

漢晉至唐代時期新疆地區使用覆面的葬俗應該是受到中原的影響，與外國學者所提及的面具傳統差別較大。漢晉時期的覆面形制統一，為方形帶系帶的形制，此種形制與文獻中所載的幎目相似?！秲x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赪里，著，組系?！盵29]鄭玄注曰：“幎目，覆面者也?！?，充之以絮也。組系，為可結也?！盵30]甘肅武威磨咀子墓地和永昌水泉子墓地出土多件織物面罩和覆面，年代在西漢晚期至東漢[31]。從形制上看，新疆地區漢晉時期的覆面與文獻記載和河西地區出土覆面十分相似。尼雅墓地的“世毋極錦宜二親傳子孫”錦覆面、“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錦被等，更是表明了該地區與中原存在聯系。

在尼雅遺址和營盤墓地中，死者除面蓋覆面外，常常還用絲棉纏裹頭部，鼻孔用織物填塞。東周至秦漢時期的墓葬中，鼻塞的使用是十分常見的，只不過中原地區多使用玉石質鼻塞。纏裹頭部的織物《儀禮》中稱之為“掩”，鄭玄認為：“掩，裹首也。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盵32]《儀禮·士喪禮》云：“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絇?！盵33]而尼雅與營盤墓地斂尸方式與《儀禮》所記的中原形式頗有相似之處?？梢?，中原地區的喪葬習俗對新疆地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墓葬形制的改變，西漢以后中原地區墓葬中的有機物難以保存，較難發現織物覆面的身影。新疆因其特殊的氣候條件，保存了大量的葬具、干尸，透過這些材料則可反觀中原的情況，為深入了解中原及周邊地區的葬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材料。

烏茲別克斯坦的哈拉布拉克墓地、費爾干納盆地的波羅克拜孜墓地、塔拉盆地的肯科爾墓地、蒙恰特佩墓地也有覆面的出土。外國學者對蒙恰特佩出土的一件覆面進行了復原，覆面主體呈長方形，中以褐色繒為芯，邊緣為褐色絹，有兩根系帶[34]（圖六）。蒙恰特佩的墓葬年代在公元5～6世紀，哈拉布拉克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2世紀。通過復原圖可知，蒙恰特佩墓地出土的覆面與新疆地區漢晉時期覆面十分相似。瑞德維拉孔在其著作中指出，在費爾干納的蒙卡特佩墓冢發現了用來覆蓋逝者面部的中國名貴絲綢；在費爾干納南部的哈拉布拉克墓冢和七河的肯可拉墓中也發現了用中國絲綢做的面罩[35]。時間上看，哈拉布拉克墓地年代較早，但也并沒有早于中國境內織物覆面出現的時間，故而認為新疆地區的覆面源自烏茲別克斯坦缺乏有力的證據。相反，烏茲別克斯坦地區使用覆面的喪俗可能是隨著中國絲綢一同進入該地區的。

圖六 烏茲別克斯坦蒙恰特佩墓地出土覆面復原圖

自張騫鑿空西域后，中原王朝與西域的聯系日益增多。兩漢時期塔里木盆地邊緣的綠洲小國時常依附于中原王朝，并會遣質子入中原?！逗鬂h書·西域傳》：“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愿得都護?！盵36]正是在這時代背景下，中原與西域交流日益密切。史書中記載有宣帝時期龜茲王學習漢朝衣服制度、禮儀的事情?！稘h書·西域傳》：“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愿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后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騾也?！盵37]可見，已有西域小國接受了漢朝的文化，并自覺效仿。雖被其他胡人所嘲笑，但不可否認，漢文化確已影響到了西域。覆面在新疆地區漢晉墓葬中出現，表明中原地區的喪葬文化也隨著兩地間互動傳入了西域，并被西域諸國所接受。

（三）十六國至唐代

十六國至唐代新疆地區的織物覆面形制上十分特殊，不同于漢晉時期的覆面，紋飾上也帶有中亞風格。此時期墓葬中常隨葬有衣物疏，阿斯塔那M15出土衣物疏中記載有“波斯錦面衣一枚”“銀眼農（籠）一”[38]，阿斯塔那M170出土衣物疏中記載有“故樹葉錦面衣一枚”[39]。有學者考證此處的“銀眼籠”就是常與覆面一同使用的眼罩[40]。十六國時期的衣物疏中皆稱之“覆面”，麴氏高昌國和唐西州時期稱為“面衣”?！洞筇崎_元禮》記載：“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纊；面衣用玄，方尺，纁里，組系?！盵41]《酉陽雜俎》載：“遭喪婦人有面衣，期已下婦人著幗，不著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蛴嗅♂瓤拚??！盵42]唐人賈公彥為《儀禮》做疏亦將覆面稱作面衣，可見將置于死者面部的織物稱之為面衣是唐人的普遍認知，使用面衣下葬應該是比較普遍的習俗。十六國時期習慣將其稱之為覆面可能是沿用了漢代以來的稱謂。

由于此時期中原地區的墓葬中并沒有覆面保存下來，故而難以對實物進行比較，但可在文獻中尋找線索。賈公彥疏《儀禮》時提到：“此面衣亦縈于面目……云‘組系，為可結也’者，以四角有系于后結之，故有組系也?！盵43]從現有考古出土材料看，吐魯番地區的覆面是將四周的褶邊于腦后系結，或是直接攤開蓋在臉上，并未發現有成組的系帶，與文獻描述不完全一致。此時，吐魯番地區的覆面可能與中原地區的覆面形制上有差異。

吐魯番地區覆面上的紋飾多樣，單獸紋和對獸紋圖案多位于團窼紋飾內部，主要有豬頭、鳥、羊、鹿、翼馬等。多數獸紋在撒馬爾罕的壁畫可找到相似圖案，這些圖案皆帶有明顯的中亞色彩。目前學界多認為對獸紋錦是中國產，而單獸紋錦是來自粟特本土[44]。有學者認為，經線加Z捻的中亞式聯珠紋緯錦為吐魯番文書所記載和當地人所認知的波斯錦，圖案受波斯藝術影響，但不一定產自波斯[45]。另在阿斯塔那M173、M15所出衣物疏中，均記有“波斯錦面衣一具”[46]。覆面實際的樣式雖不得而知，但可推測應該是這類帶有中亞元素圖案的織錦覆面。

與此同時，常與覆面伴出的金屬眼罩亦是本階段較有特點的斂尸器物。關于金屬眼罩的來源，目前有兩種觀點：一是本地起源，漢民為了應對西北的氣候而發明[47]，眼罩當作古代的風鏡，為了防止強光、風沙對眼睛造成傷害[48]；二是外來傳入，認為雙目相連的眼罩是面具的簡約形式[49]。

就目前所公布的材料看，新疆地區的眼罩僅在麴氏高昌至唐西州時期的墓葬有發現，之前之后均無所見（圖七，1）。新疆地區史前時期的墓葬中雖有用石片覆蓋眼部的情況，但與眼罩形制和使用方法相去甚遠，中原地區也未曾發現類似的器物。國外的考古材料中，帕提亞出土的金眼罩與吐魯番盆地的金屬制眼罩較為相似，時代約在2世紀[50]（圖七，2）。位于費爾干納盆地南部的卡拉布拉克墓地出土有絲綢眼罩，時代在2～4世紀（圖七，3、4）。該墓地亦使用覆面殮葬，絲綢眼罩縫綴于覆面之上[51]。但卡拉布拉克墓地出土覆面的形制與阿斯塔那不同，與蒙恰佩特更接近[52]。由此來看，吐魯番盆地墓葬中常見的金屬制眼罩更可能是從中亞而來，而非創造于本土。

圖七 眼罩

不僅在覆面和眼罩上可以看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痕跡，這一時期吐魯番墓葬所展現的文化面貌是多元統一的。墓葬形制多為長斜坡洞室墓，有些有天井，墓葬中所繪壁畫與中原無異。懸掛在墓室頂部的伏羲女媧絹畫，畫面上的伏羲女媧面部多高鼻深目，日、月的繪畫形式與克孜爾石窟38窟頂部日、月圖像有相似之處。多數墓葬配以墓表來表明墓主身份，用漢字書寫于磚板上。通過墓表可知，吐魯番地區有多個康氏塋院，康為粟特人常見姓氏，這些外來居民的墓葬與當地漢人并無差別。這種墓葬形制、隨葬器物及喪葬方式在吐魯番地區是較為固定的。所以，此時期吐魯番的墓葬是一種以中原文化為底色，并吸收域外文化因素的地方類型，所展現的文化面貌較為統一，并為多個民族所接納和使用。

吐魯番雖地處邊陲，但民族主體為漢人?！段簳じ卟齻鳌酚涊d北魏孝明帝對高昌的詔書：“何者？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盵53]在中原王朝的統治者看來，高昌地區的居民多是漢魏以來逃亡此地的百姓，即“漢魏遺黎”。史學界也多承認高昌的主體居民為漢人?！端鍟の饔騻鳌罚骸捌涠汲侵芑匾磺О税偎氖?，于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盵54]高昌國國王麴伯雅和麴文泰皆親身前往唐朝，麴伯雅還曾推行易服改制的改革?？梢?，吐魯番盆地與中原地區始終保持著聯系，且文化面貌與中原十分相似。至640年，唐朝軍隊攻破高昌國建立西州，吐魯番地區進入了中原王朝的統治范圍。這一時期中西交流更顯頻繁，西方文化因素也影響到了中原，《魏書》中記載波斯使團數次來朝。隋唐時期中原開始仿制波斯錦，《隋書·何稠列傳》：“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逾所獻者，上甚悅?！盵55]新疆出土的波斯錦里或許就有何稠仿制的系列[56]。

綜上，從衣物疏和文獻記載并結合歷史背景可知，十六國至唐時期吐魯番盆地使用覆面的葬俗是從中原而來。但其形制可能與中原地區有所差別，覆面上紋飾受到了中亞地區的影響，有些織錦可能并非產自本土。之所以在覆面的使用上出現了多種文化因素交織的現象，與吐魯番的人員構成、地理位置和“絲綢之路”的興盛有密切聯系。

三、結論

新疆地區覆面的使用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覆面數量較少，形制不固定，為皮質或毛質覆面。從區域上看，出土覆面的墓地較為分散。隨葬品也各具特色，分屬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此時期覆面的使用是極個別的現象，并沒有成為固定葬俗。第二階段對應中原地區的漢晉時期，覆面數量較多，主要出土于塔里木盆地邊緣。覆面形制較固定，主體呈方形并帶有系帶，覆面上的紋飾有較多漢地因素。第三階段為十六國至唐代，覆面數量多且集中出土于吐魯番盆地。此階段覆面形制十分特殊，主體為方形，四周有褶邊，紋飾帶有明顯的中亞風格。與覆面一同出土的衣物疏中將其稱之為“覆面”或“面衣”。第二、三階段，使用覆面喪葬成為較固定的葬俗。

第一階段的覆面或許是新疆地區獨立產生的，與中原地區的覆面傳統關系較小。第二階段，無論是從覆面的形制還是喪葬所用的器物組合來看，均體現出與中原地區明顯的相似性，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也在該地區多有出現。此時期常與覆面同出的有鼻塞、下頜帶、額帶、裹頭絲棉，但不同墓地之間器物組合稍有不同。第三階段稍顯特殊，就覆面的形制看，與中原地區一直以來的覆面形制有較大差別。衣物疏中的“面衣”與此時期喪禮中記載可對應，覆蓋于死者面部的織物是文獻中的面衣當無異議。通過墓葬出土文字材料可知，覆面的使用沒有等級限制，也不僅僅局限于漢人之中，粟特人也入鄉隨俗使用了覆面隨葬。該時期與覆面組合使用的還有金屬制眼罩和木制手握。眼罩形制奇特，其使用方法和流行年代均與中原地區的眼蓋有較大差異，可能來自中亞或更遠的地方。

綜上，新疆地區出土的覆面需要分時段、分地區進行研究。隨著漢武帝經營西域，新疆與中原的聯系日益緊密。與此同時，在新疆地區出現了與中原系統的覆面相似的面部葬具，其中不乏是用漢錦制作而成。十六國隋唐時期，高昌地區大量出現覆面，衣物疏中自名“覆面”或“面衣”，這也是與中原文化系統一脈相承的。當然，由于此時與中亞的交流增多，位于十字路口的高昌吸收了中亞的文化因素，這在覆面上也有所體現。更重要的是，此時期墓葬所展現出了以中原文化為底色的地方特點，這種多元一體的文化面貌被生活在此地的各民族所接受。新疆地區的覆面與中亞、西亞的面具當分屬兩個不同的系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喪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