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視野下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

袁智忠 楊 璟

文化人類學認為儀式是人類“各種思想、感情、行為的混合體”[1]，它起源于人類原始宗教的倫理訴求，是人類重要的文化現象。維克多·特納指出“象征符號是儀式中保留著儀式行為獨特屬性的最小單元，它也是儀式語境中的獨特結構的基本單元?！盵2]。坦姆比亞將儀式定性為“一種文化建構起來的象征交流的系統?！盵3]盡管，學術界對儀式定義的解釋存在差異，但其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儀式具有倫理性，儀式通過象征符號體系來表達人類的倫理訴求。

電影也具有倫理性，“不論是在商業電影還是在藝術電影中，也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電影中，倫理的問題都同樣存在?！盵4]儀式進入電影就形成了儀式化影像，在儀式與電影倫理性的雙重作用下，儀式化影像也具備了倫理性。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人類儀式內在于影像而體現出的倫理性；二是電影創作者倫理觀表達的儀式化傾向。前者如電影中的宗教儀式化影像、民俗儀式化影像和政治儀式化影像等所體現的倫理性；后者是指創作者為表達其倫理觀，通過影像修辭手段所創造的儀式化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影創作者憑借儀式化影像生成了電影的審美倫理意蘊。

一、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生成機制

無論是經典電影理論還是現代電影理論，都有一批熱衷于討論電影影像與現實關系的理論家。例如，馬賽爾·馬爾丹認為：“電影畫面首先是現實主義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擁有現實的全部(或幾乎是全部)的外在表現?！盵5]安德烈·巴贊提出了“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這一著名命題。從這樣的電影理論視角出發，儀式化影像的生成首先應該具有現實生活邏輯，它們是現實生活的復現。其次，正如一些西方文化研究學派得出的“文化是被建構的”結論所示，各民族、國家在各個時代的倫理精神，創作者的倫理觀及其倫理理想也必然暗含于電影儀式化影像之中。

(一)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產生

儀式產生于原始巫術活動，涂爾干·埃米爾認為，原始人借助儀式來滿足自己的愿望，儀式將神圣生活與凡俗生活隔離，它通過宗教象征符號對道德精神產生作用。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儀式逐漸脫離了純宗教性，在各項重要活動中出現，如閱兵儀式、紀念儀式、節日慶典儀式、會議開閉幕式、結婚儀式等，這些儀式也可歸屬于人類社會的倫理文化。中國世俗社會歷來重視儀式，孔子將禮儀制度看作國家政治倫理名分的重要內容，孟子也提出“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把是否講究禮儀作為國家興衰的標志?？梢?，從儀式的產生、儀式與倫理文化的關系，以及先賢對儀式的價值判斷來看，人類社會中的儀式本身就蘊含著極強的倫理訴求。

在以安德烈·巴贊和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為代表的電影紀實美學學派看來，電影發明的最初動因是記錄生活。在這種電影“本能”的驅動下，作為人類文化現象的“儀式”也很自然地被搬上了熒幕。如，電影的發明者盧米埃爾兄弟曾拍攝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法國，1896)；電影故事片的先驅者喬治·梅里愛的著名電影《月球旅行記》(法國，1902)中有載歌載舞的“送行儀式”；據記載，中國第一部短故事片《難夫難妻》(中國，1913)中也展現了一段繁瑣的結婚儀式?？梢?，電影影像很早就與儀式“聯姻”了。

儀式化也普遍存在于人類的各種藝術形態之中。簡·艾倫·哈里森在其著作《古代藝術與儀式》中提出“對藝術而言，其早期階段，其相對簡單的形式，就是儀式，儀式就是藝術的胚胎和初始狀態?！盵6]事實上，如生活中隨時有各種儀式，藝術也一直與儀式伴生，例如，中國的政治儀式必然會奏國歌，所以《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國政治儀式的標志，并且《義勇軍進行曲》象征性地連接著個體與國家的倫理關系。又如，宗教信徒鑒賞宗教美術作品的過程“即是一個宗教儀式的經歷，是一次宗教行為?！盵7]電影是人類社會較晚出現的藝術形態，所以，早期電影理論家將電影稱為“第七藝術”。盡管，早期電影理論家，如法國先鋒派、巴拉茲·貝拉、魯道夫·愛因漢姆等均從電影影像語言出發論證電影藝術的獨特性，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電影藝術從萌芽、發展到成熟，也是向人類其他藝術形式及其生產經驗借鑒、“挪用”和“取經”的過程。因而，作為綜合藝術的電影在吸納其他藝術元素時，也將其他藝術的儀式化及其倫理性納入到電影影像表達體系之中。

維維安·索布切克揭示了類型電影的儀式化問題，他認為“每一種影片類型都有它自己的一套儀式，它自己的公式化、規范、符號表現的體系?！盵8]厲震林認為電影的奇觀段落“在時間和空間上大多體現出寫意的性質，時間、地點、服飾、化妝、表演和場面規模都有著非寫實的傾向，在表演形態上體現出一種儀式化表演含義?！盵9]實際上，不僅僅是類型電影，在電影史上，許多電影創作者為更好地表達其倫理觀，在影像創造時就存在著儀式化的傾向。

前蘇聯經典電影《戰艦波將金號》(前蘇聯，1925)著名的“敖德薩階梯”段落中，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使用了150多個鏡頭，多角度、多側面地表現了沙皇軍隊屠殺人民群眾的場面，制造了一場“屠殺”儀式，其中“階梯”“奔逃”“母與子”“嬰兒車”“軍隊整齊的步伐”“石獅子”都是革命倫理的儀式化表意符號。日本電影《羅生門》(日本，1950)中，瓢潑大雨沖刷著破爛不堪的寺廟、反復出現的黑壓壓的森林，仿佛是天神正在檢視著人性的晦暗面，造成電影整體的儀式感。美國電影《巴頓將軍》(美國，1970)的開端處，巴頓在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背景下長達6分多鐘的演講段落中，影像中的星條旗、巴頓行軍禮的動作、巴頓身上的軍裝、勛章、戒指、馬鞭、手槍都成為象征美國精神及美國與世界關系的儀式化符號。中國電影《天云山傳奇》(中國，1981)馮晴嵐去世的段落中，蠟燭熄滅、馮晴嵐的舊衣服、菜板上的食材、風吹窗簾、破舊的房屋、遠山、流水、滿山遍野的紅花以及哀婉的音樂等視聽元素都構成了“葬禮”儀式，傳達了創作者對馮晴嵐高尚品德的道德評價?？梢哉f，這些電影中的儀式化影像都含蓄地體現了創作者的倫理觀。

可見，作為人類文化現象的儀式的倫理性、藝術儀式化所蘊含的倫理性以及電影創作者倫理觀表達的需要共同決定了儀式化影像具有倫理內涵。

(二)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生成機制

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生成是電影創作者在整體敘事和主題表達的基礎上，利用影像語言構筑儀式，通過上下文鏈接與觀眾進行倫理話題交流的過程。

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生成機制首先表現為象征(隱喻)化。電影中的倫理精神傳達可以采用直接或間接的策略，而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呈現通常是采用象征(隱喻)化的間接性策略。厲震林將影像儀式段落稱為“游離情節”，這種“游離情節”實質上是通過對敘事情節的簡化來突出其儀式感?！豆駝P恩》(美國，1941)中被戲稱為“早餐蒙太奇”的經典段落中，凱恩的服裝從正式的晚禮服轉變為隨意的睡衣，再變為工作時的西裝，最后用一個廣角鏡頭突出凱恩與艾米莉之間的空間距離。這場“早餐儀式”簡化了凱恩的婚姻關系逐漸走向惡化的過程?！霸绮蛢x式”與電影主人公凱恩追求“美國夢”的人生理想相呼應，再與象征“美國夢”破碎的“玫瑰花蕾”意象相鏈接，象征性地揭示了西方現代社會極端個人主義所造成的婚戀危機。又如，《開國大典》(中國，1988)中國民黨邊防司令李襄南的儀式化死亡，導演在前半段運用第三代導演常用的正義英雄犧牲手法，后半段卻讓其倒在一個臭水凼，寓意其與人民和歷史潮流為敵，遺臭萬年，則又是創作者通過儀式化影像表達倫理觀的經典橋段。

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生成機制還表現為審美化。儀式本身具有高度的表演性與形式性，電影以影像為媒介使儀式之美被進一步強化。例如，在《紅高粱》(中國，1988)的“顛轎”“野合”“祭酒”等儀式化影像段落中，創作者利用造型、光影等鏡語手段強化了儀式之美，這些“游離情節”實際上表達了其對中國文化中壓抑人性的那些封建倫理的反叛，在改革開放的新語境下，謳歌人性本真的回歸，擁抱新的時代倫理精神。又如《四月物語》(日本，1998)就是一部表現青年人追尋純真愛情的倫理片，整部電影都具有儀式化傾向。影片開端處，榆野惜別遠在北海道的家人，孤身前往陌生的東京，四月的東京櫻花紛飛，和諧美麗的“景語”正是榆野獲得接近自己暗戀的山崎機會的“情語”；榆野三次前往武藏野書屋是為了邂逅山崎，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愛情儀式；“雨中借傘”段落是愛情儀式的高潮，在舒緩、悠然的背景音樂中，導演利用了雨景、街道、紅傘等元素，使榆野的苦悶得以宣泄，以含蓄、沖淡的韻味創造了一首純潔初戀的贊歌，是創作者追求自由愛情純粹性的倫理理想的影像化呈現。

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生成機制最為重要的表現是神圣化。儀式本身具有神圣性，電影影像通過動作、造型、攝影角度、景別、蒙太奇、表演和音樂等視聽手段強化儀式神圣的“光暈”，以夸張性、震撼性表達創作者的倫理觀。例如，《甘地傳》(英國，1982)開場氣勢恢宏的葬禮儀式是對甘地為民族解放奮斗一生的高尚道德的肯定；又如《末代皇帝》(意大利，1987)的登基大典，將清政府虛假的榮耀植入到溥儀幼小脆弱的內心深處，成為溥儀人生中錯誤倫理選擇的“童年陰影”。在《秋之白華》(中國，2011)瞿秋白就義段落中，瞿秋白身著妻子楊之華親手給他縫制的衣裳，輕聲哼唱著《國際歌》漫步著走向刑場，選擇花團錦簇處作為自己的墓地，鮮花、綠竹、仰拍、慢鏡頭等影像元素和影像語言將屠殺轉變為神圣的國葬典禮，將刑場上的國民黨官兵從死刑執行者角色轉換成典禮的參與者。

電影的儀式化影像是對人類社會各時代儀式文化的紀錄、展現和想象，但是，紀錄、展現和想象絕不是儀式化影像的終極目標，從語言學角度來觀察，儀式化影像的所指更趨于表達創作者的倫理訴求，其創造出來的是含蓄蘊藉的倫理意蘊，引發觀眾對社會歷史、現實和人性的倫理反思。

二、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基本表達范式

人類的儀式豐富多樣，根據儀式所屬的社會范疇，可將儀式化影像區分為宗教儀式化影像、民俗儀式化影像和政治儀式化影像，從中可考察儀式化影像倫理性的基本表達范式。

(一)宗教儀式化影像

宗教在人類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涂爾干·埃米爾認為“宗教是一種與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儀軌所組成的統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軌將所有信奉他們的人結合在一個被稱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盵10]也就是宗教儀式具有顯著的倫理訴求，而“正是在儀式中——就是使行為神圣化——認為‘宗教概念是真實的’和‘宗教指令是合理的’這類信念以某種方式產生出來?！盵11]也就是說，宗教儀式具有宗教倫理詢喚作用。

電影很早就有宗教元素了。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考證出“最早拍攝《基督受難》(法國，1897)的是盧米埃爾公司?！盵12]由于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響，世界電影史上存在大量宗教元素、宗教故事電影。宗教元素也較早地出現在中國電影中，例如，商務印書館活動影戲部攝制的由梅蘭芳主演的戲曲片《天女散花》(中國，1920)就是佛教故事戲曲電影；上海影戲公司但杜宇導演的《海誓》(中國，1922)也有天主教教堂結婚儀式的場景。從1928年到1931年由《火燒紅蓮寺》(中國，1928)引發的武俠神怪片浪潮開始，宗教也逐漸成為此類型電影影像中重要的視覺元素。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電影中也有一定的宗教元素，如《盜馬賊》(中國，1985)、《靜靜的嘛呢石》(中國，2005)、《岡仁波齊》(中國，2017)等都將宗教作為重要的敘事元素和視覺奇觀。

宗教儀式化影像具有倫理性?！痘阶詈蟮恼T惑》(美國，1988)和《耶穌受難記》(美國，2004)都是講述耶穌受難故事的宗教電影。在《基督最后的誘惑》(美國，1988)中有洗禮、圣餐禮等儀式，并將耶穌受難儀式化；而《耶穌受難記》(美國，2004)主要展現了耶穌被捕、受鞭刑、受難之路、骷髏山殉難的過程，同樣將耶穌受難儀式化了。兩部電影中的儀式化影像——特別是耶穌受難的儀式化影像——突出了基督教義中人對上帝信仰的宗教倫理命題。又如《春夏秋冬又一春》(韓國，2003)展現了一位僧人童年時期對動物所做的惡，其青年時期又經不起世俗誘惑最終走向了犯罪道路。在影片的高潮處，刑滿回寺的中年僧人拖著佛像上山頂供奉的苦行儀式化影像與前文鏈接，象征性地表達了人生悟道、贖罪艱難的宗教倫理觀?！短煜聼o賊》(中國，2004)的寺廟里信徒燒香拜佛儀式化影像段落，表現了王麗對過去犯罪生活的誠心悔悟，而在后續的敘事中，王薄也在王麗的感召下，以自我犧牲來成全傻根“天下無賊”的社會理想，實際上暗含了作者對佛教求善理想的倫理認同?！段业膫€神啊》(印度，2014)中外星人PK看到的各宗教派別的儀式成為對人類因信仰不同而導致沖突的反思性符號。

大量電影中的宗教儀式化影像的目的正是創作者希望通過這些影像實現宗教倫理詢喚，或是借用宗教儀式中的宗教倫理實現世俗倫理詢喚，宗教儀式化影像顯著地突出了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

(二)民俗儀式化影像

“民俗是在民眾中傳承的社會文化傳統，是被民眾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盵13]民俗具有顯著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自古以來，各民族、各地區的歲時民俗，如宗教性節日、生產性節日、年節、文娛性節日，人生儀禮，如誕生、成年、婚姻、喪葬，以及信仰民俗，如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都離不開儀式。

羅伯特·弗拉哈迪的紀錄電影《北方的納努克》(美國，1922)開創了民俗電影的先河，但電影中的民俗影像決不僅僅滿足于記錄功能，“民俗電影要讓觀眾反視自己的生活，從銀幕上找到相似的地方——他們自己的過度禮儀、物質文化、飲食以及民族性如何對他們的生活起作用，又如何與所看到的影片記錄相呼應?！盵14]可以說，電影中的民俗儀式化影像往往伴隨著對民俗文化的倫理性反思。

一方面，民俗儀式化影像是創作者反思人與人、民族與民族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異化，呼吁回歸“真”與“善”的倫理文化符號。例如，《教父》(美國，1972)開場，在維托·唐·科里昂的小女兒康妮意大利式盛大傳統婚禮上，老科里昂等人在書房中籌劃的陰謀，象征著這群意大利移民受到美國利益至上價值觀影響后的卑劣與野蠻?！赌暇?！南京！》(中國，2009)中日軍的“召魂祭”揭示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精神和文化屠殺?！栋⒎策_》(美國，2009)的祭祀場面，利用原始巫術信仰儀式，表達創作者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性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個人主義、利益至上等倫理問題，也促使電影創作者時常調用民俗儀式化影像來懷想對傳統倫理關系的回歸。如在《入殮師》(日本，2008)中，日本葬禮的傳統儀式成為電影影像的“主角”。在該片的高潮處，電影影像細致地展現了主人公小林大悟為曾經拋妻棄子的父親行入殮儀式的過程，表達了創作者對東方傳統倫理的深切懷念?！度霘殠煛吩谌蚍秶某晒?，正在于它民族化地融入了對西方當代社會家庭倫理問題的反思。

另一方面，一些民族和國家的部分電影創作者把民俗看作是阻礙該民族和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異質性力量，因此，他們試圖在電影中進行倫理文化的除舊迎新。在中國電影史上，這樣的觀念也被部分電影創作者所認同。例如，中國第五代導演就特別熱衷于民俗儀式化影像的呈現?！饵S土地》(中國，1984)中的“祈雨”儀式，利用極具視覺沖擊力的影像語言造就震撼性的“游離情節”，并與之前解放區的“腰鼓陣”儀式化影像形成鮮明的對比，其批判隱喻意義直指中國農民傳統觀念中的天人關系的文化落后性?！洞蠹t燈籠高高掛》(中國，1991)中的“捶腿”“掛燈”“封燈”等儀式化影像，象征著中國封建婚姻關系對女性的壓迫。進入新時代，這種利用民俗儀式化影像進行倫理反思策略也得以傳承，如，《氣球》(中國，2020)的葬禮儀式化影像就象征著部分少數民族女性在父權、神權的雙重壓力下，對生育無從選擇的倫理困境。

民俗儀式化影像時常是創作者從其所處時代的倫理精神出發對其民族和國家存在的倫理問題的反思，民俗儀式化影像凸顯了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

(三)政治儀式化影像

在政治語境中，“儀式慶典中處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話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構對政治世界和身處其中的各種政治主體的政治態度的理解?！盵15]王海洲認為，政治儀式是人們對政治權利的情感和認知的中介，他總結道：“政治儀式的心理機制在情感和認知的具有關聯性的雙重作用下，能夠有效干預權力生產的實踐原則和過程，從而達到合法性建構的終極旨趣?！盵16]法國《電影手冊》編輯部合著的《約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也早已指出“這部影片所投射的政治意義不是一種直接的政治話語，而是一種道德話語?！盵17]可以說，政治儀式進入電影后形成的政治儀式化影像可以通過引發觀眾的倫理情感，實現個體對某種政治觀念和行為的倫理疏離或認同。

《大幻滅》(法國，1937)的戰俘營中，德國軍官向法國戰俘宣讀戰俘營管理規定及對戰俘營各種禁忌的介紹的儀式化影像，象征著戰爭毀滅了個體的自由和尊嚴?！稄V島之戀》(法國，1959)中，電影攝制現場所再現的廣島百姓反核示威游行的儀式化影像，表現了戰爭對人造成的身心創傷的持久性。在《莉莉·瑪蓮》(德國，1981)中，600萬納粹士兵每天晚上在收音機前聆聽維莉演唱的《莉莉·瑪蓮》，電影將維莉演出所受到的追捧與戰場的殘酷鏡頭并置，歌曲《莉莉·瑪蓮》成為撫慰前線士兵心靈的“戰前儀式”，鏈接著在外作戰的士兵的鄉愁，也象征著維莉淪為了政治的工具。在這些反戰電影中，儀式化影像寄托著創作者對特定時期極端政治行為泯滅人性的倫理性反思。

然而，倫理認同模式始終是電影中政治儀式化影像的主流策略。好萊塢電影在對外輸出美國價值觀時，常常采用這一方法。例如，梅爾·吉布森電影《勇敢的心》(美國，1995)、《愛國者》(美國，2000)、《我們曾經是戰士》(美國，2002)、《血戰鋼鋸嶺》(美國，2016)等，在歷史敘事中通過政治演講、戰前動員、追悼儀式、戰場上血染美國國旗等儀式化影像場面及影像元素將美式自由主義、美式個人主義、美式戰斗精神和美國救世精神的價值觀倫理化處理，潛移默化地塑造全球觀眾對美國主導世界政治格局的倫理認同。

新中國建立之后的中國電影，為引導人民對黨的政治觀念和行為的倫理認同，也常常嫻熟地使用儀式化影像。在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中國，1949)結尾處的通車典禮中，紅旗、工作服、列車、剪彩、人們的歡呼，高亢的歌聲等儀式化影像以及侯占喜提出入黨的對白，象征著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建立起一種新型政治倫理關系。又如，從《中華女兒》(中國，1949)、《董存瑞》(中國，1955)、《英雄兒女》(中國，1964)、《烈火中永生》(中國，1965)等“十七年”電影中發展而來的革命英雄“犧牲儀式化影像”或“就義儀式化影像”也象征著英雄與國家的政治倫理關系，這種儀式化影像至今依然在中國銀幕上表現出強大的道德感召力。

基于儀式化影像的基本范式的考察，我們認為，電影的儀式化影像是電影審美倫理表達的中介，它在電影中被造型化展示，其意圖是以象征(隱喻)的方式表達創作者的倫理觀，引發觀眾正/負兩面的倫理情感，從而引導觀眾的倫理認同或倫理疏離。

三、儀式化影像在影像敘事中的價值與意義

藝術本身具有倫理性，以聶珍釗為代表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派提出文藝起源于人類的倫理訴求，其核心動力是因為人類具有“斯芬克斯因子”，人類需通過文學克服“獸性因子”，擁抱“人性因子”。中國主流藝術觀也認同藝術美和倫理善的統一性，“藝術美既包含有道德活動的積極成果——善，又包含有認識活動的積極成果——真?！盵18]同時，儀式本身也是具有倫理性的活動，儀式進入影像后也就成為儀式化影像，儀式化影像也隨之具備了倫理性，它在敘事和表現中會產生倫理道德判斷，凸顯倫理思想內涵。

(一)憑借視覺造型隱含倫理判斷

儀式化影像可以產生和強化造型性功能，提升觀賞性。視覺造型性是電影藝術的重要特征，電影用影像敘事，其中人物的服裝、化妝、表演以及場面、道具、構圖、光線、色彩共同構成電影造型語言元素。創作者的倫理觀要通過儀式化影像來表達，他們常常會調用視覺造型手段實現具震撼力的審美效果，在提升電影的觀賞性的基礎上進行倫理道德意識的傳達。

《鴉片戰爭》(中國，1997)的“虎門銷煙”儀式，在暗黃的整體色調中，海上日出、旗幟飄揚，官員們一字排開，林則徐面朝大海祭天，工人們赤膊勞動，禮炮齊響，銷煙池煙霧繚繞，特別是俯拍銷煙池的全景和遠景鏡頭，創造了油畫感和視覺沖擊力。從而，電影中壯美的“虎門銷煙”儀式化影像被提升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反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贊歌。又如，《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美國，2016)中，在橄欖球場的授勛儀式上，燈光由暗變亮，煙花齊放，舞臺干冰釋放著滾滾煙霧，在聚光燈的照射下，軍樂隊和戰士們在歌舞表演中齊步前行，授勛儀式與大型娛樂文藝演出的混搭既具觀賞性，也構成了電影的反諷意義，這樣的授勛儀式極大地貶損了以比利·林恩為代表的美軍士兵在伊拉克戰場上拼死戰斗的價值，傳達了華裔好萊塢導演對伊拉克戰爭的倫理判斷。再如，《金剛川》(中國，2020)中的高炮排長張飛與美軍轟炸機同歸于盡，在炮臺上壯烈犧牲后，創作者在造型上將張飛及其炮臺雕塑化；同樣的造型處理方法也應用于電影《長津湖》(中國，2021)中的“冰雕連”的場面中。兩部電影中，這種儀式化影像中的特殊造型處理，體現了創作者對革命先烈為國家和平發展和人民幸福生活而犧牲自己的大無畏精神的倫理價值判斷。

(二)通過影像語言創新展現藝術價值和美學意義

儀式化影像可以產生和創造象征(隱喻)意義，創新影像藝術語言來突出倫理性。象征(隱喻)是文藝作品的特征之一，從原始社會開始，藝術作品就具有象征性品質。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就分析了隱喻的特征；康德提出了“美是道德的象征”這一重要命題；黑格爾深刻地分析了象征的內涵，并把象征型藝術劃為最初的藝術類型；精神分析學派認為象征是潛意識的機制，而文藝創作采用的正是這一機制；卡西爾直接將人類定性為“象征的動物”。在電影理論史上，俄國形式主義、蘇聯蒙太奇學派和電影符號學也從各自的學術立場出發，闡述了電影影像語言的象征(隱喻)意蘊。從某種意義上說，電影創作者對影像藝術語言象征(隱喻)代碼的新發現，就意味著影視藝術語言的創新，因此，具有象征(隱喻)效果的儀式化影像，往往在影像藝術語言創新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前蘇聯蒙太奇學派在儀式化影像中就創造了示威游行工人與河流解凍畫面聯接的抒情蒙太奇(前蘇聯，《母親》，1926)，將屠殺工人的儀式與屠宰場宰牛剪輯在一起的雜耍蒙太奇(前蘇聯，《罷工》，1925)，謝爾蓋·愛森斯坦還在《戰艦波將金號》(前蘇聯，1925)的“敖德薩階梯”中創造了利用蒙太奇延長時間的手法。又如，中國第五代導演通過中國式儀式化影像，開創了新的電影風格，《一個和八個》(中國，1984)、《黃土地》(中國，1985)、《盜馬賊》(中國，1986年)、《紅高粱》(中國，1988)、《晚鐘》(中國，1989)中的儀式化影像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前中國主流電影，如《古田軍號》(中國，2019)中貫穿全片吹軍號的儀式化影像，《守島人》(中國，2021)中的升旗臺和升旗儀式化影像，《革命者》(中國，2021)中的牢房和就義儀式化影像，創作者都為能夠更好地表達其倫理觀而重視在其中創新影像藝術語言。

(三)以傾向性的所指凸顯倫理思想內涵

儀式化影像可以豐富和提升影像的思想性，從而凸顯其倫理內涵，催生經典影像文本。在藝術史上，凡是被奉為經典的藝術作品無不具備深刻的思想內涵，在一百多年電影歷史中的那些經典電影也時常會超越時間的長河，感召著當代觀眾，而儀式化影像的倫理性指向正是這些經典電影思想內涵提升的有力手段。

《黃土地》(中國，1985)的“祈雨”儀式化影像很好地表現了大眾的蒙昧和憨憨的覺悟，“婚禮”的儀式化影像則表現出大眾麻木以及翠巧反抗封建倫理的悲劇性。又如《守島人》(中國，2021)中不斷重復的升旗儀式，把主人公護島如家、家國一體的愛國主義精神傳達得形象真切，豐富和提升了電影影像的倫理內涵。在電影史上，從《淘金記》(美國，1924)中流浪漢查理吃皮鞋的“餐前”儀式化影像的階層身份象征，到《2001太空漫游》(美國，1965)中象征人與工具的關系的猿人拿起武器的“進化”儀式化影像，再到《你的名字》(日本，2016)中懷念故土、企盼永恒愛情的豐穰祭；從《桃李劫》(中國，1934)中象征舊社會毀滅青年人生的畢業儀式，到《芙蓉鎮》(中國，1987)中象征極端政治壓抑人性的掃街儀式，都提升了電影的倫理思想內涵。

電影中的儀式化影像的首要功能是人類學價值，它紀錄了人類的儀式，是人類社會發展各個時期的時代記憶。影視人類學認為，影像是“反映思想和感情的文化前提和文化模式，也可影響觀眾的行為”[19]。例如，中華民族歷史上具劃時代意義的新中國開國大典，在《開國大典》(中國，1988)、《建國大業》(中國，2009)、《我和我的祖國》(中國，2019)等主旋律電影中得以復現，喚起了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引導觀眾對新中國政治產生倫理認同。其次，儀式體現了一個民族倫理文化的獨特性，同樣，一個民族電影中的儀式化影像也是民族電影的標志。再次，電影中儀式化影像往往濃墨重彩、美輪美奐，從側面體現了一個民族的審美倫理意識及電影工業水準，可以說，儀式化影像是獨特的審美倫理創造。最后，電影中的儀式化影像最重要的功能是倫理詢喚。倫理道德是特殊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及其后理論，如格奧爾格·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安東尼奧·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路易斯·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等都深刻地揭示了意識形態再生產過程。文藝作品作為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載體，往往采用倫理道德詢喚策略，而儀式化影像無疑是實現倫理道德詢喚的表現性高潮。

在人類漫長的文化歷程中，儀式是社會群體倫理訴求的體現，而電影將儀式作為其影像表達的重要手段和內容時，其影像就具備了倫理性的內涵。電影通過宗教儀式化影像、民俗儀式化影像和政治儀式化影像的呈現，以極具視覺造型性的影像審美創造，審視時代倫理精神，表達創作群體的倫理理想，因而儀式化影像具有倫理性。就新時代中國電影來說，需要在繼承優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堅守核心價值觀，進一步強化東方倫理意識，創造出更多極具民族性、時代性，含蓄蘊藉、意義豐富深刻的儀式化影像，助力中國影像文化以高品質美學境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