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生態政治構想的多物種正義

⊙李 慶

一、引言

生態危機是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最棘手和最具挑戰性的系統性危機。它深化了人們有關領導力、民主、正義、共同體及其他相關政治概念的基本思考。大多數環境政治理論研究者在診斷難題和形成治理規范時都將“環境”或“生態”視為政治化議題——對環境問題根源的診斷和提出的解決方案當然涉及政治維度。①H.Wilson,“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Gabrielson,C.Hall,J.Meyer and D.Schlosberg,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21.21 世紀初，對生態/環境公民權和綠色國家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著在現有西方國家基本架構內尋求調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制度與環境/生態可持續性關系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綠色政治研究者還自信地認為協商民主促進了生態意識，并利用這種意識促進生態民主實踐，推動“決策朝著保護公共利益的方向發展”。②A.Dobson, Citize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R.Eckersley, 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MA:MIT Press,2004,p.98.這些早期的環境政治理論通常認為公民參與、分散式治理、公民權和基層社會運動是革除制度弊病和遏制生態環境惡化的法寶。而在關于環境社會運動和綠色政黨興起的研究中，環境民主與生態民主關系的探究日益清晰地浮現出來。①J.Dryzek,D.Downes,C.Hunold and D.Schlosberg, Green States and Social Movements,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10 年左右，作為環境政治經典議題，民主與環境的關系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都有了顯著發展，包括但不限于有關調和環境保護與民主結構、系統、進程的辯論，運用審議民主理論來設想地球系統治理的民主模式，以及探索在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中踐行“激進民主”的可能性。②J.Dryzek and H.Stevenson,“Global Democracy and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70,no.11,2011,pp.1865-1874;A.Machin, Negotiating Climate Change:Radical Democracy and the Illusion of Consensus, London,UK:Zed Books,2013.不過，直到2015 年左右，才出現對（全球）環境政治中民主實踐的可能性及其制約因素的更為細致的研究。③W.Baber and R.Bartlett, Consensu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Nature’s Regime,Cambridge,MA:MIT Press,2015.正是在這10年中，隨著關于人類世時代世界政治潮流的學術辯論激增，對全球環境政治民主化的探討也陡增。涉及人類世話題的政治理論往往有一個基本主張，即：在上一個世代（全新世）后期發展起來的民主制度缺乏有效應對生態退化跡象的能力，這意味著需要以一種能夠對環境危機作出合理回應的方式來重新構想當代民主。④從2010 年開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開始出版一套名為“地球系統治理”的學術叢書。作為叢書之一，烏特勒支大學弗蘭克·比爾曼（Frank Biermann）教授撰寫的《地球系統治理：人類世時代的世界政治》（Earth System Governance:World Politics in the Anthropocene）一書則從有效治理的五個維度對全球環境政治進行了詳細分析。2015 年以后，不管是在理論辨析還是在實證材料方面，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退化的能力都日益成為研究的焦點。于是，民主與環境/生態關系主題擴展到涵蓋非人類物種/生命共同參與民主實踐，以及環境/生態日常實踐與激進政治之間的關系。當然，這一議題也開始關注非西方國家的環境/生態民主的各種實踐和理念。

本文將在論述生態民主理念發展的新迭代中，引出作為一種生態政治構想的“多物種正義”概念，⑤在西方學者的論述中，動物權利、動物解放和土著哲學等等都構成多物種正義的知識背景。本文僅從環境政治理論出發，暫不涉及這些通常歸屬于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的理論來源。并概述西方環境政治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日常踐行和環境政治涵義的多重挖掘。⑥環境政治理論不應與環境倫理道德、生態/環境意識的個人表達、（具體）環境公共政策、環境運動或團體議題相混淆。例如，環境倫理在將政治思想和政治體制以及集體決策和公共權利關系視為“次要重要性”這一點上就與環境政治理論截然不同。但是本文后面的內容會不斷涉及環境/生態政治的倫理意涵，因為環境政治和環境倫理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很多時候難以完全分開，而環境/生態正義及其實踐要求正是二者的結合點。（參見余謀昌：《公平與補償：環境政治與環境倫理的結合點》，《文史哲》2005 年第6 期。）文章最后探討，在人類世時代的生態/氣候危機中，多物種正義構想變革現實的潛能在何種意義上是真實有效的。通過對“多物種正義”概念的譯介和評價，筆者希望能夠為當下關于種際（間）正義、生態正義、生態民主和生態文明的熱烈討論注入些許啟發性見解。

二、多物種正義的主要理論來源

就在世界范圍內改善生態退化和減緩氣候變化而言，西方國家的環境民主治理似乎收效甚微，但其環境民主實證研究的進展卻較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西方國家政治制度與環境績效的關系，公民社會對全球環境治理的參與，地方新形式的環境社會運動和環境權利的制度化。⑦J.Pickering,K.Bckstrand and D.Schlosberg,“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Eemocracy:Theory and Practice at the Democracy-environment Nexu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ning, vol.22,no.1,2020,pp.5-7.

而生態民主理念則大多只體現在規范性政治理論的研究議程上，它突出強調了環境不公正和生態退化的產生，不僅僅是自由民主架構部分扭曲的結果，也是自由民主國家局限的時空觀、政治認識論的必然產物。自由民主制在體制上不適合處理日益復雜的經濟、社會和生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經濟全球化的加劇使催生生態危害和風險的決策者（如國家政府、投資者、生產者、消費者）、掌握專業科技知識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暴露于危害和風險中的人群（通常是邊緣弱勢群體、政治上缺少話語權的受害者）與必須承擔正式政治責任的人（民意代表）之間距離越來越遠。①R.Eckersley,“Ecologic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9,no.2,2020,p.219.這種批評促使生態民主的世界性管治理想應運而生，即所有可能受到生態風險影響的人，都應有一些有實質意義的機會參與制定產生此類風險的政策或決定。②R.Eckersley, The Green State:Rethinking Democracy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MA:MIT Press,2004；中譯本參見羅賓·艾克斯利：《綠色國家：重思民主和主權》，郇慶治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 年。初看起來，這種民主構想并不新奇，它與試圖把受到潛在影響的整個宇宙都納入風險評估的世界主義民主理想和著名的交往共同體思想有些類似；然而，其豐富的生態意蘊正在于，它認為應該把風險性決策中的政策參與或者被適當代表的機會擴大到所有受影響的群體，包括階級、地理區域、民族和物種。③羅賓·艾克斯利：《生態民主的挑戰性意蘊》，《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4 期。

就此而言，生態民主理念顯然是對西方原有自由民主理論及其實踐的重大超越，因為它直接挑戰自由主義的人文主義準則，以及時空觀、制度構架和共同體的常規運作和范圍邊界。它力圖拓展擁有生態環境權利和/或有資格獲得政治代表的群體，明確指出了應向受害群體負責的決策者，延伸了現有和潛在的生態風險危害的時間和地域范圍。環境民主圍繞增量改革現有自由民主制度展開，它大體能夠與所謂綠色自由主義或自由環境主義的思想產生共鳴。④M.Wissenburg, Green Liberalism, London,UK:Routledge,1998;S.Bernstein, The Compromise of Liberal Environmentalism, New York,U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相比之下，更靠近生態本位的生態民主對現有的（尤其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私有財產權和多邊體系有關的）自由民主體制進行批判并指出，確保代表非人類物種/生命和子孫后代利益的群體能夠參與決策至關重要。

與環境民主相比，生態民主思想往往在環境保護和民主包容方面設定更高的規范標準，因為決策過程必須確保非人類物種/生命和子孫后代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其實這兩個概念只能代表譜系上的理想類型。在政治理論上，環境主義/生態正義的理性主義激進派和現實主義溫和派的分野早已有之。⑤馬德普主編：《西方政治思想史》第5 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330—334 頁。我們可以認為，環境民主就是溫和派，生態民主就是激進派。而現實中的做法，通常只是中間類型或兩者的混合與雜糅。盡管二者存在看似不小的分歧，但它們在民主進程可以顯著改善環境結果，以及確保環境決策中的民主合法性需要何種參與、代表和審議安排等方面，都表達了共同的訴求?；谥袊h境政治學者常用的“三分法”（深綠、紅綠、淺綠）框架，⑥參見郇慶治主編：《當代西方生態資本主義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2—10 頁?？梢源笾聦h境民主構想及其典型實踐劃入淺綠的生態資本主義陣營中；而“生態民主”概念或者思想，及其當前還很有限的實踐則處于由淺綠向深綠過渡的階段。后者的認識論挑戰在于，它要求那些能夠參與民主審議的人類成員探索可操作的低成本方法，來替那些未被知曉或不能夠發聲的他者（包括人類后代和非人類物種）發聲。據此，原初的生態民主思想并不是對既存自由民主制的完全偏離，而是一種激進擴展；它是后自由主義的，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只對既存西方制度的民主理想和實踐開展內源性批評。①羅賓·艾克斯利：《生態民主的挑戰性意蘊》，《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4 期。

與這種內源性批評不同的是，近幾年來生態民主的新迭代試圖通過以集體的、嵌入的和預喻（prefigurative）的方式創造新的有利于生態的物質實踐，即將日常生活中的生態與民主聯系起來。這種新的生態政治構想是對以往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實踐的超越和揚棄。在這里，所有環境構成要素都具有生命力，而能動性是人類和/或非人類的網絡、集合和（相互）關系的特征。生態民主的“新的唯物論”（materialism）或曰“可持續唯物論”迭代的中心要求，②R.Eckersley,“Ecologic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9,no.2,2020,p.223.是通過地方共同體和環境引導民主力量與更可持續的糧食、能源、水和物質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改變日常生活中看似瑣碎的物質實踐。③J.Meyer, Engaging the Everyday:Environmental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Resonance Dilemma, Cambridge,MA:MIT Press,2015;D.Schlosberg and C.Craven, Sustainable Materialism:Environmental Prac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這構成一個明顯的焦點轉移：從“自上而下”的代議制民主轉向“自下而上”的、更激進和參與式的民主形式。新興的生態民主要求普通民眾必須團結起來，以解決自身在生態議題或難題上的權利喪失。

在一種激進民主視角下，以往構想的生態審議民主框架遭到新一代生態民主理論家的猛烈抨擊。生態審議民主的倡導者認為，審議是生態民主的核心思想，但這與強調綠色公民和履行生態義務的思想形成鮮明對比。審議能否真的根據更環保的結果而引導價值觀和優先事項的轉變仍然存疑，并且在審議制度中還有可能將預防原則作為強制性框架塑造審議過程。而批評家認為這恰恰又是將一個利益集團的原則強加于社會其他群體的反民主行為。④M.Lepori,“Towards a New Ecological Democracy: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Deliberation Paradigm within Green Political Theory,”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28,no.1,2019,pp.79-80.

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啟發，生態民主的這一新迭代以觸手可及的經驗為基礎，更加重視實際后果。在任何給定的時間中，公眾包括所有受特定決策、實踐影響或承擔其（通常是負面）后果的人，他們共同辨識、宣傳這種后果，以尋求公眾的關注并積極追責。當然，引起公眾關切的可能還有反環境議題，但當其以波蘭尼所謂“反向運動”（countermovement）的形式出現時，公眾具有將生態議題與民主關切聯系起來的最關鍵潛力。⑤J.Meyer, Engaging the Everyday:Environmental Social Criticism and the Resonance Dilemma, Cambridge,MA:MIT Press,2015,pp.85-90.“新的唯物論”對當前西方社會的許多動向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回應，這些動向包括：許多已建立的環境非政府組織日益“專業化”，卻犧牲了與地方共同體的直接接觸；人們對“有毒的”現實環境政治/權謀，以及國家間政治舞臺上的極化現象普遍感到沮喪，尤其是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對環境問題、知識和生活世界的廣泛關注；以實用和有益的方式打破舊的環境刻板印象，以引起（地球）公民的共鳴，等等。這種“可持續唯物論”代表著生態公民的政治表達，它遠遠超出現今個人的投票或購買可持續產品的日常行為，包括但不限于為了建立新的可持續生產和流通系統而自發進行的集體行為。

這種“新的唯物論”版本，不僅在實踐中而且在理論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從哲學上講，它與內含人類、非人類、技術和生態系統的本體糾纏（ontological entanglement）觀點相一致。①R.Eckersley,“Ecologic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9,no.2,2020,p.225.這是對諸如英格哈特（Inglehart）“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斷然否定。在這里，意義是嵌入在物質實踐中而不是與物質實踐分開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被批評為在哲學上極不連貫。因為它們將環境主義降格為一系列主觀的后唯物主義價值，似乎對我們與生態系統和非人類群體的日?；記]有實質性的影響；而將那些身處二元對立中的唯物主義一方的人類陷入徹底的客觀物質依賴中，他們似乎沒有主觀性，因為他們被假定不能在滿足基本需求之前就重視生態保護。

在這種本體糾纏觀點或曰糾纏式的關系性本體論基礎上，關于生態民主的討論日益具有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t）轉向的意味。②D.Celermajer,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0,no.1-2,2021,pp.123-124;R.Eckersley,“Ecological Democracy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Liberal Democracy,”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9,no.2,2020,pp.223-225.后人類主義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承認人類在生物和技術世界中有著不可分割的嵌入性。這種糾纏式的關系性本體論能夠駁斥人類中心論的主張。于是，在這個具有對抗人類中心論的后人類主義轉向中，多物種正義（multispecies justice）的嶄新理念誕生了。

三、多物種正義的理論構想

一般而言，傳統的正義就是指每個人應得的本分，這個道德觀念要求公平地分配獎勵和懲罰。從古希臘開始，政治理論家們就認為良好的社會應該是正義的，所以傳統的“正義”概念其實只關注社會正義。③Andrew Heywood,ed.,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73-178,pp.294-302.但不幸的是，傳統正義理論中長期存在一些根本性理解偏差，其中最主要的是虛構的“人類個體”概念，即認為人類是個體的、孤立的、不依附的和不受阻礙的，也就是假設人類以外的自然僅僅構成消極的被動環境。而多物種正義理念批評了人類例外主義（Human Exceptionalism）的主要觀念：人類與非人類物種/生命和自然在物理上是（可）分離的；人類與所有其他物種相比是獨特的，因為他們擁有思維（或意識）和行為能力；因此，人類比非人類物種/生命更重要。也就是說，多物種正義理念把正義的觀照范圍從人類社會拓展到了整個自然生態領域。如果說正義視角下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誰應當得到什么，那么多物種正義的核心問題就是：不同的非人類物種/生命應該得到什么。依據前述的三分法，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多物種正義已經跨入深綠的環境政治思想陣營。

西方學者之所以稱其為“多物種正義”，而非“物種間正義”和/或“多生命正義”等替代性選項，或者冠之以正義之外的其他任何調節性倫理概念，就是表明該術語在治理體系和制度架構上尋求解構。④從制度化構想角度來看，這和國內學者以往公開討論過的“自然正義”、“生態正義的種際維度”、“種間正義”和“種際正義”概念還是存在一定差別。參見湯劍波：《多元的生態正義》，《貴州社會科學》2022 年第2 期；王宏興、孫功：《生態正義的基本內涵及實現路徑》，《人民論壇》2019 年第24 期；李永華：《論生態正義的理論維度》，《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2 年第8 期；劉海龍：《生態正義的三個維度》，《理論與現代化》2009 年第4 期；易小明：《論種際正義及其生態限度》，《道德與文明》2009 年第5 期；佘正榮：《生命之網與生態正義》，《中國德育》2009 年第11 期；黃明?。骸墩撟鳛檎w公平的生態正義》，《東南學術》2006 年第5 期。其實，將正義考量范圍擴大到那些非人類物種/生命也是有問題的，這暗含著將人類作為基準來表述/思維。⑤這種思維廣泛存在，參見海登·華盛頓等：《在生態保護中凸顯生態正義》，馬亮、徐亮譯，《鄱陽湖學刊》2020 年第6 期；奧茲格·雅卡：《重思正義：環境公地斗爭與社會生態正義建構》，楊抗抗譯，《國外社會科學前沿》2020 年第4 期。在構思“多物種正義”概念的過程中，西方政治理論家對人類中心主義正義理念中頗具排他性意味的分類模式，即聲稱通過承認某些非人類物種/生命價值而把視野擴展到人類之外提出質疑。這種模式傾向于固守人與非人類物種的分野，或者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假設對非人類物種/生命的特點和價值進行等級劃分。在打破這些模式的過程中，政治理論家們追問到：我們是否可以發展出一個概念，不需要劃分存在者之間的等級，也不需要判斷在本體論上誰是主要的誰是次要的？正義可以延伸到所有生物體、物種和生態系統等集體嗎？如何調和這些實體之間相互沖突的正義主張？①D.Celermajer,et al.,“Justice through a Multispecies Len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19,2020,pp.487-491.

雖然許多理論家已經將正義擴展到其他有感知的動物，更廣泛地說，擴展到其他非人類物種、生態群落系統，但重點還是集中在他們的非人類主體的特定品質上。相反，多物種正義理念專注于如何利用共情想象和關系主觀性的想法?！肮睬椤备拍畹膬仍陉P系性質，將有感知和無感知的生命體視為由無限多視角組成的更大整體的組成部分。②D.Celermajer,et al.,“Justice through a Multispecies Len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19,2020,p.481.而立足于上述關系性本體論，多物種正義的認知可以洞察到非人類物種/生命多樣性，以及它們如何介入重重相互糾纏的現實關系網絡中去；并重新思考正義的主體，將注意力從人類個體敘事轉移到維持豐富多彩的生態關系的多樣排列中去。當人類和非人類物種/生命相互環繞、相互注視和互相支持時，對任何一方的正義都無法與多物種正義的必要考量分離開來。然而，由于人類自身具有影響這些相互關系的能力，以及通過批判性反思而擁有正義觀念的能力，他們的確在構思和實踐多物種正義方面具有獨特的地位。

一些以多物種關懷為主題的生態正義研究接續了對能動性（agency）的重新考量，即“它是什么、為誰擁有和如何運用”這一議題。無獨有偶，有的人類學家將人性重塑為一種“種間關系”（interspecies），創造性地研究了人類與非人類物種/生命間的各種糾纏，比如從蘑菇到非人群體再到森林，并將對人類世界的研究與對非人世界的“沉浸式”（immersion）關注緊密聯系在一起。③E.Kohn, How Forests Think,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A.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R.Marchesini, Over the Human:Post-hum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Animal Epiphany, New York:Springer,2017.有的政治生態學關于替代性城市主義和公正的城市轉型的研究，則強調了與多物種世界的身體接觸和政治糾纏。④D.Houston et al.,“Climate Cosmo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Urban Planning,” Nature and Culture, vol.11,no.3,2016,pp.259-277.還有學者提出，氣候變化的超物質糾纏如何與連貫的個性概念相矛盾，并指出：一種“迫切的”氣候正義源于所有人再次自由呼吸的渴望，一個宜居的世界是所有物種（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不受氣候變化消極因素不公正影響的世界。也就是說，在強調多物種面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時，多物種正義揭示了將“關系本身視為值得正義觀照的主體”的必要性。⑤B.Verlie,“Climate Justice in More-than-human World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297-319.

如何使生態維度的正義（理念和制度安排）不僅僅關注人類自身，而且能觀照人類深嵌其中的糾纏性的復雜生態現實呢？這種多物種路徑的確對環境政治研究的一些經驗和理論提出挑戰。重塑正義以包括非人類物種/生命的關鍵在于要自覺地重思正義問題。⑥D.Celermajer 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0,no.1-2,2021,p.126.過去政治理論家往往非常注意劃分“程序性正義”和“實質性正義”。筆者認為，目前西方學者在討論多物種正義時幾乎都是在前一層面進行的，也就是說，包含多物種正義意涵在內的生態正義，還是著眼于產生生態結果的方式和支配人們行為及相互作用的規則的公平性，不太可能涉及內容的或結果的正義。

如前所述，正義理論可以拓展正義的邊界，將有感知力的非人類物種作為具有尊嚴的主體納入其中。這樣的主體具有能動性和規劃力，而這些一旦被打破，就會造成尊嚴受損，進而出現不公正。這種對正義的重新概念化，仍然僅限于具有高度情感的個別動物。而生態正義早就認為，對于個體性程度較低的生命形式，道德關注的焦點可能是物種。同樣地，有學者將生態系統作為正義的主題，因為生態系統的尊嚴也可能受到破壞，從而成為遭受不公正的集體。還有研究著重于將軀體完整性的損害作為侵犯尊嚴的最重要依據之一：如果人類某種實踐行為創造了破壞生態系統完整性并損害其基本功能的條件，它就是不公正的。在這里，物種身體的完整性，以及實體或關系性的生態流動和功能，成為理解多物種正義的關鍵。

進一步而言，多物種正義認為人類需要以與其自身截然不同的生命投射、能力、現象學、存在方式、功能、完整形式和關系來理解非人類物種/生命。①D.Celermajer,et al.,“Justice through a Multispecies Len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19,2020,pp.481-487.比如，如果沒有微生物群落介入我們的身體，人類生命可能就無法存活，而從生態學提供的經驗事實上看，我們從未成為、也不太可能作為個體獨立存在。多物種正義將正義從以往只觀照個體優先性的虛妄構想，引向重新涵蓋人類實際存在的生態現實，即更大范圍的物質生命關系中。在這里，人類和非人類的動物、物種、微生物群落、生態系統、海洋和河流等主體，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都是正義的觀照對象。那么，多物種不公正（multispecies injustice）描述的就是，在以往、現在和可知的未來中，人類對這種廣泛糾纏性關系常態運行的所有無知干擾。

四、多物種正義構想的日常行為訴求

在個人的日常行為層面，多物種正義構想首先是要喚起對非人類物種/生命的體認。②D.Celermajer,et al.,“Justice through a Multispecies Len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vol.19,2020,pp.491-497;D.Celermajer,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21,p.127.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的正義論認為，正義就是劃分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和負擔的方式。此后，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進展是從僅僅聚焦公平分配，轉移到探究以“承認”（recognition）作為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認政治理論”認為，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會對人造成傷害，成為一種壓迫形式，它會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正當的承認不是我們賜予別人的恩惠，而是人類一種至關重要的需求，這種需求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義背后的驅動力之一，尤其是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中心議題。③C.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C.Taylor,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同理，需要多物種正義構想關注的不是作為個體受到冒犯的誤認（misrecognition），而是由于壓迫、不承認（nonrecognition）和不受尊重而造成的更大的身份傷害（status injury）。④D.Schlosberg,Defin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Theories,Movements,and Natur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人們逐漸認識到，已有的和正在產生的知識往往并不是“客觀的”，而是始終取決于知識者的位置和關系的動態。隨之而來的是，所有生物都是有知識、意識、智力、創造力、情感、個性、意圖和欲望的，這取決于它們的生態來歷、關系和體現的能力。熱情地沉浸在與真菌、微生物、動物和植物的多重糾纏生活中，為人們開啟了新的理解、關系和責任，并探索了構成整個世界不同生活方式之可能模式的廣闊領域。從對特定實體的詳細關注出發，多種可能的聯系和理解引導人們認識到物種總是多重的，它們的形式和關聯會增加。①T.van Dooren,et al.,“Multispecies Studies:Cultivating Arts of Attentivenes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vol.8,no.1,2016,p.1.作為一種熱忱關懷的藝術（arts of attentiveness），多物種正義要求人們注意到不同的物種/生命如何體驗世界，并了解這些不同的利益認知之所在，盡管它們可能對人類來說是不透明的。正因為知識和意識是人類的獨特屬性，這就面臨著擬人化和機械化的雙重風險：如果我們假設其他物種都與我們一樣，則沒有承認相互的差異；如果將人類以外的世界客觀化，那么就必須將它或其中的一部分視為惰性、無感情和無思想的事物。在認識到我們的理解、洞察和感悟能力具有局限性的同時，還需要不斷努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沉浸式”地理解并承認不同的生命，以及它們的知識、意識、智力、創造力、情感、個性、意圖和欲望。

其次，對于多物種正義構想的實踐者而言，投身與非人世界的交流是一項關鍵任務。②Danielle Celermajer,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0,no.1-2,2021,pp.128-129.盡管有些物種能夠理解人的動作（例如狗）、或者會說話（例如鸚鵡），但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并不會講/理解人類語言。人類已經、正在和將要致力于其中的跨物種交流意圖應當包括學習肢體語言，或使用更先進的技術來研究如何與非人類物種/生命交流。例如，在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理性指引下，探索植物如何使用化學物質和掠食性昆蟲溝通。不過，多物種正義可以在各種各樣的溝通和參與中踐行，包括各種藝術、講故事、具體化的溝通和情感。③T.Lloro-Bidart and V.Banschbach,eds., Animal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ham,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9,pp.1-16.啟用這種替代性的感悟方式，可能會提高人們與其他物種之間交流的能力。

有學者在這個層面概括了更為具象化的與他者的“相遇”情境。首先是視覺相遇。④P.Tschakert,“More-than-human Solidarity and Mltispecies Justice in the Climate Crisi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281-283.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與（不一定是地理意義上的）遙遠他者的視覺相遇。兩個最具標志性的例子是氣候難民和北極熊。氣候難民/移民被描述為氣候變化的流行“人臉”，而通常被描繪成在不斷縮小的冰面上漂泊并陷入困境的北極熊是全球變暖的擬人化典型代表。前者無所不在且高度種族化的形象是一種簡單化的敘述，它的形象除了通常不準確之外，未能將人們可能體驗到的視覺和情感參與，引導到拯救這個遙遠他者的任何解決方案中。后者一直以來不僅象征著北極變暖的脆弱性，而且象征著地球氣候和整個人類生存環境的脆弱性。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可識別的動物往往會引發情緒反應。因此辨識后者已被證明對于提高人類的氣候變化認識至關重要。然而，對單一小動物和其他備受人們熱忱關懷的巨型動物無處不在的描繪，雖然成功地引起了人們對氣候變化所導致災難的關注，但未能傳達出對引發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的復雜原因、生態聯系和人類責任的認識。也就是說，雖然北極熊的圖片很可能引起人們的同情，但它并不能增強人們對氣候變化的理解。遭受苦難的北極熊形象可能還將氣候變化議題非政治化，并分散人們對造成人與非人類物種之間的系統的不公正的注意力。這種所謂視覺層面的相遇往往掩蓋了問題背后相關的社會和政治復雜性。同樣的批評也適用于對2019 年和2020 年澳大利亞森林大火中受傷的袋鼠和考拉的廣泛描述。全球媒體的報道在澳大利亞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引發了一波同情心浪潮。然而顯而易見的是，為拯救這些遭受苦難的個體動物而進行的如此廣泛的情感投入，對解決和減緩氣候變化幾乎沒有作用。這些見解表明，視覺上的相遇這一個體層面的生態道德實踐本身不足以實現多物種正義。

其次是嵌入式相遇或共情的相遇。①P.Tschakert,“More-than-human Solidarity and Multispecies Justice in the Climate Crisi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284-285.雖然物種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異質性，但多物種正義構想需要人類傾聽并與他者一起感受和見證。這樣我們就有可能加深與遙遠的甚至未知的他者的聯系，并開始洞悉、掌握他者的身份、經歷、脆弱性和痛苦，這和前述的交流溝通是一樣的。仍以兩三年前的澳大利亞森林大火為例，善解人意者與當時處于危險或痛苦中的有知覺的非人類物種/生命有了接觸。許多在線故事和博客記錄了與受傷動物的肉體相遇，也即對它們的照顧。澳大利亞公民們為脫水的蜥蜴、蝙蝠、狐蝠、鳥類和有袋動物提供飲用水，或將它們驅趕到陰涼處和水邊，其他人則從之后的洪水中拯救了袋鼠、狗、負鼠和針鼴。無數考拉、樹袋熊和其他哺乳動物從燃燒的森林中被空運出來，而數千公斤的胡蘿卜和紅薯則被空投給那些困守原地的動物。反映這些救援和護理工作的視頻、圖片和社交媒體信息，又進一步激發了更多人的幫助。相比之下，在此前亞馬遜雨林大火中喪生的上百萬只動物受到的關注明顯較少。此類自發舉動說明，在生態退化和氣候危機中，富于同理心和生命關懷的關系本體是如何轉化為實踐的。正是通過以上這種與非人類物種/生命嵌入式的相遇，人們開始掌握不同物種團結的本質。如前所述，共情與同情心不同。共情通過具體化而不是同質化的見證，向無數他者敞開自我。這種與非人類物種/生命的共情，通常意味著有意識地加強人類與非人類物種/生命的關系。

五、多物種正義的環境政治涵義

多物種正義構想如若要制度化為（現實）政治運行框架，將面臨一些重大挑戰。也就是說，這個生態政治構想具有極其不明朗的制度化前景，即使世界政治潮流還將朝著實現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的方向前進，排斥性的公共權利動態和倫理緊張關系仍然難免存在。其首要挑戰是人們可能需要努力設想并實踐新的審議和代議形式。②D.Celermajer,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0,no.1-2,2021,pp.131-132.在未來必將更加多元化的政治環境中重塑人類的角色，我們須不再視自己為代表性角色，而是扮演一種“外交官”角色。這樣一來，非人類物種/生命也被認為有能力并有責任定義自己的角色及其利益。在這種由法語世界的科技哲學家設想的包容性政治（cosmopolitics）中，“外交官”的作用是：基于差異明顯的原因，提出可能為不同政治派別接受的前進道路。③Isabelle Stengers, Cosmopolitics II, 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1.作為一名具有自然科學背景的哲學家，伊莎貝爾·斯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寫過法文著作《包容政治I》（2010 年）和《包容政治II》（2011 年）。在政治理論中，world politics 通常被譯為“世界政治”。為避免混淆，本文暫時把從該書中由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一詞衍生而來的“cosmopolitics”一詞譯為“包容性政治”。斯滕格斯教授認為，不依附于有序宇宙的政治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脫離政治的有序宇宙是無關緊要的。其實早在20 世紀90 年代早期，就有歐陸學者設想了一個所謂的“萬物議會”（the parliament of things）：“在其范圍內，集體的連續性被重新配置……自然存在，但有他們的代表，科學家以他們的名義說話?！雹蹷.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4.這是一項旨在為沉默的物種/生命發出政治呼聲的實驗。這種代議模式只是在更廣泛的民主想象中的一種理念和安排，即如何將與各種非人類物種／生命的交流納入政治決策，而這正是多物種正義與前述生態民主交叉的地方。

當然，一些明顯的利益沖突和地域排斥也不能被忽視。當多物種正義構想試圖擴大正義的范圍以包括更多的生命而不僅僅是人類時，必將發生利益沖突，也就是存在兩種持續的風險。①Danielle Celermajer,et al,“Multispecies Justice:Theories,Challenges,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Environmental Politics,”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0,no.1-2,2021,pp.132-134.一方面，就多物種因素而言，多物種正義位于生態系統之內，但必須認識到，現存的宰殺、消費和危害也是基本的生態過程。我們迄今還面臨著這樣的困惑：是否還需要干預其他物種/生命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物種保護工作一直面臨著困難抉擇，即殺死某些（通常被認為具有“野性”或“侵入性”的）物種以使其他（“原住的”“瀕臨滅絕的”）物種存活，這可能也是不道德的。這種緊張關系的另一個例子是動物權利活動家與地方原住民社群之間的沖突，后者為狩獵或以其他方式傷害動物提供了文化和生理上的支持。在此道德困境中，我們并不假裝找到了簡單的解決之道。多物種正義構想還需要反思和關注哪些物種/生命及其相互聯系得到了重視，而哪些沒有，以及由誰作出這樣的決定。

多物種正義構想的基本挑戰或政治緊張關系還涉及如何解決人類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不公正待遇。比如，一直以來就存在全球北方國家的公民在所謂“面包和黃油問題”（如負擔得起的住房、教育、醫療保?。┲袎褐破渌后w要求基本正義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就是德奧學者揭示的“帝國式生活方式”。②參見烏爾里?！げ继m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自然的限度：帝國式生活方式的理論闡釋及其超越》，郇慶治等編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集團，2019 年。多物種正義或者氣候正義理念可以用來糾正根植于可分配性概念的壓迫、排斥和其他不公正現象。

西方學者還討論了多物種正義構想全新的包容政治局面或圖景。這本質上是一個充滿權利關系動態的復雜過程。明白了多物種正義構想暗含的環境政治涵義，我們就能夠認識到我們與其他群體/物種之間現有的分歧、區別和排斥關系，以及潛在沖突。我們首先必須正視這些緊張和沖突，然后才能夠盡力避免同化他者。也就是說，在實踐中必須承認已知和未知的非人類物種/生命具有反饋意見的政治能動性，認真對待可作為政治動因的特別是未知的他者。

在21 世紀頭10 年，自然權利運動開始跨越主權國家界限。美國的團體（如社區環境法律辯護基金）和厄瓜多爾的團體（如大地母親基金會）倡導在不同尺度上承認生態系統的“權利”。2008 年，厄瓜多爾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在憲法中承認“自然”或“Pachamama”為權利持有者的國家。新西蘭、玻利維亞、尼泊爾、印度和澳大利亞的許多管轄區紛紛效仿。參與該運動的活動家重新思考原有生態環境治理體系，以便使人類社會從根本上重新調整或徹底改革政治制度，從而防止進一步侵犯前述地球系統科學所界定的行星邊界。盡管這一運動在世界不同地區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形式，也盡管有些人對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連貫的政治運動提出質疑；但在過去10 年中，這些社會活動家還是代表伊利湖向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地方法院提起了訴訟。他們還游說政府承認厄瓜多爾的洛斯塞德羅斯森林保護區受到大規模采礦的威脅，并為此組建了每兩年進行一次審判的模擬法庭。在這些案例中，來自世界各地的活動家代表受采礦、石油勘探和氣候變化威脅的生態系統提起訴訟。利用這些從多物種正義現實斗爭中獲取的經驗，學界可以豐富、擴展前述的環境政治研究議程。①Erin Fitz-Henry,“Multi-species Justice:A View from the Eights of Nature Movem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340-341.

這些做法為在政治上接受各種已知的和未知的、密切的和遙遠的群體/物種構成前述的“萬物議會”提供了具體依據。它們將原本沉默的聲音和隨時可能被抹去的生命存在及其利益認知帶到了前臺。但是這種跨越國界的政治實踐很可能是局部的，只不過是通過創造多個不同的嶄新政治空間，來容納當今主流政治無法容納但亟待解決的難題。這個多物種正義構想的烏托邦擺脫了物種主義的束縛，造就了一種打破自然/文化鴻溝的新穎道德，②這里僅指在政治倫理維度上的新穎。國內學者類似但較為溫和的觀點參見董輝：《生態正義的實踐智慧與政治倫理的價值自覺》，《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4 期。筆者認為這和很早以前國內環境倫理學倡導的“環境道德”有共通之處，參見蔡守秋：《應該提倡環境道德》，《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 年第3 期。它激發了社會政治運動的創造力并展示了可能存在的宏大結構型愿景。然而，在人類世時代，主權國家政府間的（國際和地方）合作仍然占據應對生態退化和氣候變暖的政治性中心舞臺，這種美好愿景實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許多物種正義的真正價值僅僅是通過“讓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以想象”和“讓觀眾擺脫冷漠和沮喪”來動搖傳統治理框架。③M.Thaler,“What if:Multispecies Justice as the Expression of Utopian Desir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258-276.

六、比較分析和結論

西方國家多物種正義的現有研究致力于探討地球生態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并探討為了使自身構想與氣候變化影響、生態系統崩潰、土地和水景退化、人類生態依賴和社會錯位的現實更加相關，究竟該如何重新排列正義的關注對象。多物種正義這一生態政治構想，從關注眾生生態福祉的角度探討人類“為什么要”以及“如何”為如此廣泛的地球居民（公民）創設正義的制度安排。它認為，以人為中心的對非人類物種/生命施加的暴力和統治，導致了難以避免的生態維度和社會維度的雙重系統性崩潰。④C.J.Winter,“Introduction:What’s the Value of Multispecies Justi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31,no.2,2022,pp.251-257.也就是說，在多物種相互關系崩潰的地方，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也會崩潰。人們只能從自身出發，構想這種本質上還屬于社會正義的多物種正義圖景。它將超越狹隘的（男性的、白人的、異性戀的、徹頭徹尾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理念、政治、政策和實踐，盡可能多地承認不同物種/生命也能構成政治動因，并要求在倫理上承認所有物種/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

從生態資本主義的視角來審視，多物種正義構想的制度變革訴求意味著需要以一反溫和漸進的激進立場，對當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進行深刻的結構性變革。這將會產生很大的社會政治風險，因為西方各國政府和公民已經滿足于在生態保護和環境提升的具體政策層面的某些增量式進展，比如碳稅、碳交易和可持續性農/漁/牧業等。多物種正義的環境政治涵義無疑構成對現有民主國家制度運行的嚴重干擾。但如果現實公共權利未能接受和實施這個構想，那么僅僅依靠現今全球范圍高度分散的個別團體及其零星實踐，是難以匯聚成自下而上的轉型浪潮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一統天下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缺少主權國家政府的倡導和支持，它也是很難成氣候的。因此，在踐行多物種正義理念層面，綠色公民個體與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重建，是一個基本挑戰。長期以來，由于現實自由民主制度構架對生態/多物種正義的發展潛能，及其對個體經濟自由難以避免的全方位限制保持著與生俱來的高度警惕，這一關系的重建恐怕未必會朝著多物種正義構想的包容性政治圖景方向邁進。

以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審視，多物種正義構想的環境政治圖景是缺乏現實基礎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致力于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體系進行相互支撐的、互為補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政治生態學批判。成熟樣態的批判理論對新自由主義運行邏輯及其全球化拓展的批判分析，都應該既是政治經濟關系批判，又是政治權力關系批判。①Howard L.Parsons, Marx and Engels on Ecology,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7;Paul Burkett, Marx and Nature,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99;Kohei Saito, Karl Marx’s Ecosocialism:Capitalism,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NY:Monthly Review Press,2017.反觀前述多物種正義思想的闡發者，他們主要只是停留在一種反人類中心主義意蘊的政治生態學批判論域之中，而對未來具有多物種正義的新社會的政治構想，以及達成這個新構想路徑的設計缺乏可操作性。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無論是在時間上的前進還是空間上的拓展，都是為了實現其基本的增殖屬性，因而具體形態的變化并不會改變資本在社會和生態層面的非公正本質。缺乏這一經濟權利關系維度的闡釋，讓“多物種正義”概念僅僅停留在基于不完整的政治權力關系批判之上空泛的政治構想層面，而難以形成一個像生態馬克思主義那樣完整的理論體系、思潮或流派，也就不可能像后者那樣成為未來綠色新社會的政治構想，以及向這樣一個新社會過渡的可操作路徑和現實戰略。因而，本文通篇只把它稱作構想，而非理論或者戰略。

在與其他深綠陣營的環境政治思想/理論作對比后，本文還有幾點發現。

首先，就透視現實的深度而言，目前西方環境政治學者對多物種正義構想的哲學闡發，還遠不及已有對自然內在價值的深刻論述?！碍h人之境”或者“人化自然”在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中是主客二分之中的客體，它的唯一本質特征就是滿足主體需要的對象化的工具性價值。依照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對形而上學的顛覆”的邏輯，可以將這種工具性價值轉化為目的性價值，從而糾正以往沒有了解存在者究竟怎樣存在就肯定其存在的巨大謬誤。一些激進的環境倫理觀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存在主義思想邏輯的影響，從而認識到自然擁有其內在價值。②參見A.D.E.Naess,“Heidegger,Postmodern Theory and Deep Ecology,”Trumpeter, vol.14,no.4,1997,pp.1-7;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大自然的價值以及人對大自然的義務》，楊通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第303 頁；李亞寧：《環境倫理與現代哲學》，盧風、劉湘溶主編：《現代發展觀與環境倫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3—147 頁。依此而言，正是在承認了多物種糾纏的復雜的自然存在之后，西方環境政治學者才得以提出“多物種正義”這一概念。但是已有論說對多物種糾纏的生態現實的內在價值并未著墨。

其次，就環境/生態倫理與其道德實踐的自覺結合來看，當前關于“多物種正義”概念的論說顯然還沒有達到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觀或曰實踐唯物主義的高度。眾所周知，實踐作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時也不斷改造著人的內部世界，使人處于一種創造性的進步狀態。人的實踐所孕育的價值關系正是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統一，是人和自然之間、存在和本質之間、對象化和自我確認的融合。依此，要達到多物種正義的理想之境，前提必須是現實的人的實踐全面轉變，而不僅僅只是對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運行構架作一種烏托邦式的設計。

再次，從動物倫理的視角出發，多物種正義的構想也不算新奇。約200 年前，功利主義學說的奠基人邊沁（Jeremy Bentham）就說過，如果所有動物都有能力以與人類相同的方式和程度受苦，會感到痛苦、快樂、恐懼、沮喪、孤獨，那么每當我們考慮做一些可能會影響他們的事情時，就有義務在道德上考慮他們。100 多年前，英國社會改革家賽爾特（Henry Salt）就在《動物的權利》（Animals’Rights: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Social Progress）一書中提出人類解放應該伴隨動物解放的觀點。20 世紀70年代，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出版了著名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認為將動物排斥在道德關懷以外是一種歧視行為，應平等地考慮動物和人的利益。

最后，就對地球生態關懷的廣度而言，多物種正義構想顯然也不及基于整體主義環境倫理思想的大地倫理觀和倡導生態中心主義平等原則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在《沙鄉年鑒》（Sand County Almanac）中，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指出：當事物傾向于保持生物群落的完整性、穩定性和美麗時，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的。土地倫理將社區的邊界擴大至土壤、水、植物和動物，這些被統稱為土地。土地倫理還將智人的角色從土地社區的征服者轉變為普通的成員或公民，這意味著對他的同胞的尊重，也意味著對社區本身的尊重。①A.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01-226.利奧波德沒有直接點明多物種相互糾纏的生態現實，但是他對生物群落的完整性和穩定性的關懷在70 多年前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認識飛躍。而深層生態學則可以歸入前述的環境政治理論的深綠陣營。它是相對于“淺層”生態學而言的，后者是一種局限于人類本位的環境運動，既不試圖變革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也不改變現有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深層生態學從一開始就以反對這種淺層生態學認知的鮮明姿態出現，并認為原則上每一種生命形式都擁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隨著人類的發展，他們將能夠與其他生命同甘共苦。②S.Bodian,“Simple in Means,Rich in Ends:A Conversation with Arne Naess,” The Ten Directions, California,US:Zen Center of Los Angeles,Summer/Fall 1982,pp.10-15.很顯然，這些思想所蘊含的激進環境政治意涵，幾乎都已經超過了前述多物種正義制度變革訴求所展現的可能廣度。

就當代中國而言，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進一步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歷經多年實踐，中國在森林、草原、濕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7 個領域建立了生態補償機制。近年來，中國加快建立健全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生態補償機制。2021 年9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明確了很多已在各地試驗過的促進生態補償的有益做法。③《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生態保護補償制度改革的意見〉》，2021 年9 月12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9830.htm，2022 年2 月21 日。這無疑是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和在力所能及范圍內促進包含多物種正義某些訴求在內的生態正義的中國方案。

簡言之，雖然目前多物種正義構想變革現實的潛能還十分微弱，制度化的前景也很不明朗，但它努力回應人類世時代生態環境危機的不少觀點和見解，還在促使著世界范圍內的政策制定者們進行更加多樣化和更具適切性的政策探索，也必將啟迪學界同人進行更加深入細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