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茶道”與清代羊樓洞邊貿茶*

李靈玢

(1.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0433，上海；2.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財經大學基地，200433，上海)

“萬里茶道”是指繼“絲綢之路”后，存續于17世紀至20世紀前半葉的又一條聯通亞歐大陸的國際商路，主要貿易路線途經今天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內蒙古等國內省份，進入蒙古國后從恰克圖抵達俄國，遠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總長達13 000多公里，活躍時間近三個多世紀。①山西商人在這條道路上跋涉近萬里，將生長于中國南方的“神奇樹葉”運至國外，繼古代絲綢之路之后，勾畫出橫貫中外又一條波瀾壯闊的商貿之路，為全球貿易和國際交流作出了影響深遠的貢獻。而地處鄂南的羊樓洞，自清咸豐間起，就成為這條邊貿暨外銷茶道的起始點和山西茶商輸俄茶貨最為重要的制茶基地之一。②目前學界關于中俄在恰克圖的茶貿情形已基本廓清，而對“萬里茶道”茶源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福建武夷山、江西修水、湖南安化、湖北赤壁、湖北宜紅茶區等地。相對而言，圍繞作為茶路起點的羊樓洞，有幾個問題仍有待解決：羊樓洞邊貿茶的歷史究竟肇始于何時？清中后期，被迫進行戰略性轉移的晉商為何會選擇鄂南羊樓洞，而非江西浮梁或湖南安化，作為他們新的茶葉收購和加工基地？晉商攜巨資及先進制茶技術來到羊樓洞后，對當地土人及地方社會造成了何種影響？倘以全球視野觀之，“萬里茶道”的變遷與羊樓洞茶業興衰背后有何歷史動因？本文試對以上問題予以回應，作一商路市鎮之案例分析。

1 “萬里茶道”的起點變遷

羊樓洞的種茶歷史悠久，清代《蒲圻縣志》載當地嘉慶時期貢生周順倜所作《莼川竹枝詞》就曾這樣描述當年農家清明前采茶的情形：

三月春風剪嫩芽，村中少婦解當家，殘燈未掩黃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1]

但是，在清道光之前，茶道的起點并非始于鄂南羊樓洞，山西客商此前大都是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購茶：

茶市在下梅，附近各縣所產茶，均集中于此。竹排三百輛轉運不絕，……清初茶業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資本約二三十萬至百萬，貨物往還絡繹不絕。首春客至，由行東到河口歡迎，到地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咨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2]

文中的下梅是福建武夷山區一個村子，當時曾是山西茶商在武夷山區的購茶制茶中心。山西茶商在清初曾習慣于在福建下梅購茶，通過控制“行東”及其相關茶廠按照自己的需要制造茶品。山西茶商較多轉移到鄂南羊樓洞采購茶葉，是在五口通商之后?！案Ｖ萃ㄉ毯?，西客(指山西茶商)生意遂衰，而下府、廣、潮三幫繼之而起”，[3]由于福州開放通商，英國開始在福州大量采購茶葉，山西商人在其傳統采購基地福建武夷地區受到為英國人采購茶葉的沿海地區賣辦商人的激烈競爭。這種競爭激烈到山西茶商在原來武夷地區的生意由盛轉衰，于是于清道咸之際，部分山西茶商陸續轉而到湖北羊樓洞茶區組織貨源，并派專人監制茶葉。

山西茶商真正大批轉到羊樓洞，則已經是在咸豐后期。這一時期，由于太平天國與清軍在江南和福建北部茶產區的戰爭活動，閩茶產量銳減，價格猛增。清廷為鎮壓太平天國及各地起義籌措軍餉，多設關卡，實行厘金制度，貨物每值銀百兩抽取一兩，晉商運茶須逢關遇卡納稅征厘，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成本負擔，于是不得不另辟茶源。與福建相比，湖北到西北邊境的路程要短很多，經過的戰地和關卡也少得多，所以有更多晉商轉而來到羊樓洞茶區開辟新的茶產基地。

為什么晉商當年沒有選擇已經培育得更加成熟的湖南安化和產茶歷史更為悠久的江西浮梁作為茶產基地和茶路起始點，這是難解的歷史之謎。江西浮梁一帶，也許由于是清軍與太平軍的主要戰場，反復拉鋸爭奪，更加動蕩不安，是不宜選擇的理由。而與湖南安化相比，鄂南羊樓洞則具有距漢口更近、水路更為便利的優勢。由羊樓洞出發，小船水路或獨輪車陸路30里即可抵達良港新店。由新店揚帆起航，從新溪河直下，縱穿60里黃蓋湖，再由黃蓋湖古戰場赤壁附近進入長江，遇順風一天一夜可達漢口。船行漢口，在山西茶商心目中的意義非同一般。漢口自清康熙年間開始繁華，到乾隆朝已為“天下四大名鎮”之一。在漢口長江與漢水交匯處，八座石階大碼頭旁每天都停泊著大小船只兩千多艘，上下貨物川流不息，通宵達旦，其中每年運出茶葉約80萬擔。在陸路交通僅靠畜力的時代，這種水路運輸當具備無可比擬的便利和成本優勢。

2 羊樓洞邊貿茶業的肇始

晉商當年選擇羊樓洞作為遠銷北方邊疆及俄羅斯的大宗邊貿茶貨的茶產基地和茶路的起始地，還因為此前晉商與羊樓洞本地茶商早已有了成功的合作。據筆者考證，這種合作應始于清乾隆年間。

關于晉商與羊樓洞當地商人合作業茶的開始時間，過去因為有些文獻沒有被發掘使用，只有一些推測性的記述，例如晚清葉瑞廷所著《莼蒲隨筆》所謂：“聞自康熙年間，有山西估客購茶于邑西鄉芙蓉山，洞人迎之，代收茶，取行傭”。據傳聞而將洞茶開始時間推定在清康熙年間。相似的記述再如羊樓洞當地地方文獻《雷氏宗譜·清庵公傳》的記載：“蓋羊樓洞本茶市也，自國初以來，晉人歲挾鉅金來此采辦。相高大之宅，托為居停主人焉。及秋，則計其收茶之值，以納租金。蓋二百余年矣?！盵4]亦將洞茶開始時間估定在清朝初年。這些記載的錯誤，都在于源自不可靠的傳聞和估推，而將羊樓洞邊貿茶的開始時間定得過早。另外有些記述則定時過晚，如1934年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調查認為：“羊樓洞種茶，相傳始于清咸豐年間，當時有晉皖茶商，往湘購辦茶葉，行經該地，覺該地環境，宜于種茶，于是遂授當地居民以茶葉栽培及制造之方法。隨后晉商在羊樓洞設莊收茶制造，因之，茶地逐漸擴展，遍及數縣?！盵5]與之類似的還有學人戴嘯洲的看法：“據地志所載，前清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綠茶之方法，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甚，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家，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盵6]這一類看法，憑借的是在羊樓洞茶業已經大興之后人們依據近時記憶的追溯，其錯誤都在于將鼎盛時間誤為起始的時間，失之過晚。

根據筆者踏訪羊樓洞發掘出的羊樓洞業茶大姓《雷氏宗譜》的記載，應當將羊樓洞邊貿茶的起始時間定在清乾隆初期，大約在乾隆八年(1743)?？梢詫ⅰ独资献谧V》的記載作為較為可信的依據，是因為羊樓洞最早和最深參與經營邊貿茶業的當地商人族姓即為雷氏，這已是舊時人們之共識，用清末工部尚書賀壽慈的話說：“遠來商無不主雷氏，行業之盛甲一鄉”。[7]而據《雷氏宗譜》，雷氏家族經營茶葉的第一人，亦即羊樓洞當地茶業的開基者，當為清乾隆年間的雷興傳。

雷興傳，字中萬，《宗譜》記載他生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卒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他幼時家中并不富裕。父親雷應瓊(字永文)家貧而向學，“酷愛詩書，家雖貧，勉開齋塾，延師課子侄，而雷氏書香自此一振”。[8]雷興傳是家中長子，他“自少英敏”，曾跟隨當地著名塾師“紫溪翁受業，吾鄉李蓼灘孝廉見其文，雅稱許焉”。[9]雖然他“學識過人，惜數奇不偶”，[10]但沒能考取任何科舉功名，所以“年逾三十始捐舉子業，而從事詩古，兼及貨殖，遂以富稱”。[11]所謂“從事詩古，兼及貨殖”，正是當時棄儒經商的委婉說法。雷興傳棄儒經商的年齡30歲，即乾隆八年癸亥(1743)，而這一年，應該就是羊樓洞本地商人與晉商合作開始經營羊樓洞邊貿茶，而最終導致雷興傳“遂以富稱”的時間。

雷興傳的生意伙伴就是從山西遠道而來從事外貿邊貿的茶葉商人。據清同治《崇陽縣志》載：“茶，龍泉出產茶味美，見《方輿要覽》。今四山俱種，山民藉以為業。往年，茶皆山西商客買于蒲邑之羊樓洞，延及邑西沙坪。其制，采粗葉入鍋，用火炒，置布袋揉成，收者貯用竹簍。稍粗者入甑蒸軟，用稍細之葉灑面，壓成茶磚，貯以竹箱，出西北口外賣之，名黑茶?！盵12]志文所稱“往年茶皆山西商客買于蒲邑之羊樓洞”，最早應該就是指的山西客商與雷興傳的合作。外地商人須與本地商人合作業茶的主要原因，在于當局規定開辦茶行需要有當地身份，還需要向政府當局納稅交錢。這在清代是向羊樓洞厘金專局繳納行稅，然后被允許招徠茶客落行收茶，加工精制。茶客即山西茶商，他們進入茶行開辦茶莊，茶莊與茶行的關系，看起來是茶莊租用茶行的高大行屋，茶行向茶莊收取租行費用的關系，但是茶行并不收房租，而是收取“行傭”。所謂“行傭”，指茶行所獲得的傭金。為什么不叫租金而叫傭金？是因為茶行是作為合伙人參與經營，所以他們并不向晉商收房租，而是按照茶莊產茶的數量抽取傭金。傭金的計算按照出茶的箱數，最早每箱抽紋銀八錢到一兩，后來因物價上漲，傭金略有增加。[13]雙方進行合作大致的做法是：山西茶商在茶季的開始借雷興傳在羊樓洞的房屋、生產生活用具以及在當地的人脈影響開辦茶行，收購農民種植于邊角“畸零之地”的茶葉并加工為成茶。一季之后，客商按照所收購制作的成茶數量比例提成現銀“行傭”。然后山西客商上路，將成茶經船運車載馬駝一路向西向北，經由中俄萬里茶道，運至內外蒙古、新疆及俄羅斯銷售，到第二年茶季晉商再次返回，與羊樓洞本地茶商重新開始新的一輪邊貿茶收購、制作合作。

由于早前乾隆時期已經有過與雷興傳的合作經驗和成功模式，后來道光及咸豐年間更多晉商轉而來到羊樓洞并將羊樓洞作為其業茶基地，也就是輕車熟路了。其時雷興傳雖然已經過世，但他的幾個兒子通過分家分別繼承了雷興傳的事業。這方面較多見于族譜記載的，是其第四個兒子雷振祚。雷振祚，字東陽?！坝谛值苤行兴?。幼輟讀，佐祖考(案指雷興傳)理家，經營創造，家日以興?！盵14]對此，雷振祚的第五個兒子雷炳蔚在其親撰的《東陽公顯跡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見生齒增，慮粟無余，越陌度阡，場圃桑麻之屬，益思有以廣之；見知識開，慮物欲蔽，家塾外傅，志學有道之士，亟思有以就之；見日用繁，慮經費納，坐貿生理，向已大開其源，今猶株守其一，非計也！堂構棟宇之啟，因思擴而充之。觸境而思，不一而足，業已淬志勵精，務底于成。乃年未及艾，而館舍遽捐矣。爾日，長兄年二十七，次兄年十八，相率理貿。[15]

文中“坐貿”以及在羊樓洞地方文獻中?？梢姷降摹白獭薄白Z”等等，就是前面所說的以行屋等生產資料與晉商合作，坐地取得一份商業利益，是當時相對于其生意伙伴晉商們南來北往“行商”經營方式的一種慣用說法。這種“坐貿”茶葉生意，在上一輩已經由雷興傳開創，而今雷振祚要擴大“坐貿”所必需的“堂構棟宇”，擴建行屋，廣招客商，將由分家繼承的這一份祖傳生意做大。

雷振祚逝世后，最初繼承家業的是其五個兒子中的長子雷允楨和次子雷炳文，之后由于雷允楨逝世，雷炳文一人業茶缺少幫手，于是讓其弟雷炳蔚亦參與經營，他們同心協力，在父兄去世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業績。在雷炳文辭世后，參與分家的財產已經發展到“遠近田業五頃零，五家各受百畝，零石除作祀產；大小房屋八座半，五股寓七莊，座半分為住居。余貲無多，亦足敷用……”[16]即有高大房屋八座半，其中七座用于茶行行屋租給晉商經營茶業；另有五百多畝田地，每家分得一百畝，其余田畝作為公田供祭祀之用；除此之外，還有“足敷用”即充足的現銀作為流動資金參與分家析產，這從總的規?？匆严喈斂捎^。而雷興傳的其他兒子如雷觀翹、雷班聯等數支的茶貿事業，在與此同時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例如雷觀翹一支，經過其子雷竹軒、其孫雷綏成的經營，甚至成為羊樓洞巨擘首富。而其后見于族譜記載經營茶業的雷氏子孫另有數十人之多，其曾孫雷豫塽在傳統坐商茶行的基礎上，更利用中外通商締約的時機，貸款擴充茶行，與代理英國商務的粵商合作，使其貿茶事業獲得長足發展。既而又與同仁一道興辦貨業和錢莊，將事業由羊樓洞周邊拓展至武漢、荊沙、長沙、岳陽，每年茶市出入動輒上百萬兩白銀，實現了當初開辟茶務的洞商們難以比肩的天文數字的經營量。正因為如此，前揭晚清清廷工部尚書賀壽慈對于當時雷氏業茶之盛才有“遠來商無不主雷氏，行業之盛甲一鄉”[17]的評價。

憑借著與晉商合作貿茶的契機，洞鎮雷氏家族歷經四代人努力，完成了由“家貧”向“行業之盛甲一鄉”的轉變。除卻雷氏，當地饒氏、游氏、邱氏等大小家族也紛紛投身于邊貿茶業及相關行業之中，他們個人命運與“萬里茶道”的興衰聯系到了一起，羊樓洞也作為“萬里茶道”的起點，不斷涌入外來商人與手工業者，開啟了由傳統農業型社會向商業型社會的轉變，其經濟實力不斷躍升，至民國初年，時人評價“蒲圻鄉市，向分六鎮，……而羊樓峒無與焉。今則峒市商業骎骎焉，駕各鎮之上”。[18]

3 羊樓洞地方社會的變化

邊貿茶的興盛，為羊樓洞帶來了深刻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該地的生產及生活方式。

3.1 茶地拓展

據載“當時僅羊樓洞一處茶莊多達70多家，年產紅茶15萬擔(750萬公斤)，較以前驟增了18倍。從武夷山匆匆忙忙地趕來的東路晉商(按指主要走長城張家口、庫倫、恰克圖等輸俄商路的山西茶商)，他們挾帶著雄厚的資本、先進的種苗栽培技術和特殊的制茶工藝，更主要的是那種產多少、收多少的胃口，確實把當地人怔住了，只要有條件的地方紛紛棄糧植茶。以產銷量推算，光緒之際臨湘一縣耕地的40%～50%均為茶園，連糊口的稻谷都降到了次要地位?！盵19]在羊樓洞周邊的蒲圻、通山、崇陽、咸寧也是這樣，由于外來晉商極講誠信，與羊樓洞當地茶商茶行合作，按質論價，收購茶葉，來者不拒。即使茶販造假偶被發現，在本地茶行居間調停之后，茶莊一般也只是降級打折，仍舊收茶，現銀兌賬。所謂“頭底不符，錢茶俱無”的例規，罕有兌現。他們的誠信和巨大的財力背景，極大地調動了茶農們的植茶積極性，促使茶葉種植快速發展，種植面積迅速增加。往年僅植于“畸零之地”即山坡、田邊、屋旁等不太適合種植莊稼的土地上的茶樹不斷拓展，形成“今四山俱種茶，山民藉以為業”[20]的局面。統計表明，自清乾隆年起到清末民初，羊樓洞周邊數縣都有一半以上的土地改為茶園。晉商常設的茶莊，有三玉川、聚盛川、天順長、天一香(后更名“義興”)、大德常、大川昌、長裕川、長盛川、宏元川、德原生、順豐昌、興隆茂、巨貞和、大合誠、德巨生、瑞興、源遠長等數十家。[21]“茶商每于茶季，在羊樓洞設莊收購茶戶之毛茶。凡茶莊規模較大者，須用原料較多，往往在鄰近市鎮，設立分莊，以廣采購。東自通山百余里，南自通城九十里，西自臨湘八十里，北自咸寧百里，均有毛茶集中于羊樓洞制造?！盵22]巨大的收茶量使洞鎮面貌一新，“先是，羊樓地方茶客寥寥，生意淡薄。自咸豐戊午以來，圣澤誕敷，中外一體，準外洋各路通商，入境貿易，于是植茶之戶日多，行茶之途日廣。我境旗槍豐美，字號云屯”。[23]四鄉茶農肩挑背扛，輻輳而來，將茶獲送到這些茶莊及所設收購分點，再由收購點將毛茶集中到羊樓洞加工壓磚后用獨輪車運出，形成了以茶為中心的地方產業特征。

3.2 制茶技藝改良

山西商人帶來了新的制茶技藝。最早的時候，羊樓洞生產的邊貿茶被稱為“帽盒茶”。將茶葉入熱鍋快炒殺青后置于木質揉床上踹揉使軟，經反復炒曬，鍘碎分篩，然后用篾簍踹裝至七斤十二兩，用棕麻篾封口后三簍相連，用杠桿反復加壓。成茶矮圓柱形，恰似清代盛裝帽子所用的帽盒。由于緊致的包裝縮小了茶貨的體積，可以經受車船長途上下搬運和駱駝隊駝運顛簸，銷售時亦便于計量。無異味的天然竹棕麻等包裝材料有利于茶葉在長途運輸過程中進一步自然風干，保持原味香氣。[24]“帽盒茶運銷于韃靼喇嘛廟、萬全等地，此茶據云為西幫茶商在清康熙以前所制，今已無人仿其制法矣”。[25]道光年間晉商帶入羊樓洞的是木制壓茶磚機，“磚茶機器其柱架及下壓機，皆以極大栗木為之，模器多用楓木(如匣斗之類)，每副四百件，料費約需千五六百金?！盵26]將蒸軟的茶葉裝入模具后置放在形成夾角的上下兩長塊壓木和砧木之間，四人配合操作。在一個人像雜技演員般站在壓木上向下踩跺時，另外兩個人同時協助壓木向茶磚模具下壓。第四個人則負責用繩子和滑輪把壓木拉起，準備第二次下壓。[27]由于這種制作方法笨重且費力，廢品率高，茶磚結構也不夠緊實，咸豐年間再次進入羊樓洞茶區的晉商又引入了更為先進的螺旋式攀盤壓榨機。這種壓榨機借用了湖南捆牛皮工具的原理，俗稱“牛皮架”，用人力推動螺旋，壓茶成磚。由于成品率高，出磚率高，更為緊致，所以攀盤壓榨機很快就取代杠桿式壓茶磚機而成為羊樓洞地區制作茶磚的主要機械。[28]隨著不斷改進制茶的技藝，許多茶莊都引入了鍋爐替代舊式蒸茶的蒸鍋，燃料也由單純燃燒木柴到引入熱量更高的煤炭。

3.3 地方百業興旺

相對原始的機械和繁瑣的篩茶、揀茶、分揀、蒸制、裝模、攀盤、取磚等等工序需要大量人力，于是周邊數縣及湘贛鄰省的數萬勞動力都被吸引到羊樓洞來?！俺龗づR時來自附近各縣外，余概屬有系統之組合，即壓制技士為湘贛兩省人民，而包裝工作為咸寧人所包辦?！盵29]四周各縣鄉民紛紛采煤、砍柴、打石、燒石灰為茶業服務，所謂“取本地之息者，或掘山以煤，或析木為薪，或裂石為砌、為坊、為柱礎及鑠而為灰”。[30]產業化茶業發展的需要又造就了許多行業和能工巧匠?！疤锢镄∶癜肓暪ツ?，游藝四方?！盵31]茶業需要所造就的建筑、木工等手藝工人，成為蒲圻、咸寧的人才特點，以至于乾隆《東湖縣志》及后來同治《宜昌縣志》、光緒《武昌縣志》之中，都載有當地招徠和依賴蒲圻、咸寧匠人從事建筑及制器的記錄。送茶出羊樓洞至水運碼頭，需要使用能夠穿行于山間小道的獨輪車，于是羊樓洞就有了大量本地獨輪車夫，他們推車送茶，出力流汗，一個人就能養活一大家子。[32]茶業需要大量竹蔑制品，“歲需茶箱甚巨，其收篾自制者固多，來自柘坪及大小港者亦復不少”；簸盤“需用甚多，制造者，本洞篾行及峽山人”；茶莊需要大量網眼由粗到細各種規格的竹篩，“制造者亦以峽山人為多”，[33]于是在造箱篩竹簟之余，蒲圻及周邊的篾匠和咸寧的竹制品也隨之名聞湖廣。制茶業需要大量揀茶女工負責揀去茶中雜質，于是成千上萬婦女走出家門集中于工廠棧房，與男工們一起歡快勞作：“木工、錫工、竹工、漆工、篩茶之男工、揀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聲成雷，汗成雨?！盵34]這對于婦女走出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參加社會化大生產有著無可置疑的進步意義。隨著茶業的發展，各種輔助商業也輻輳于此，京廣雜貨，綢緞布匹，各業鋪面數百家，將街道填滿，高門大宅鱗次櫛比，挑擔推車人來人往，摩肩擦蹱，人稱“小漢口”，所謂“今則峒市商業骎骎焉，駕各鎮之上”。[35]

3.4 新市場開辟

隨著邊貿茶的進入，羊樓洞的茶葉市場也開始發生變化。除晉商之外，出口英國的紅茶商人也進入了洞鎮。據羊樓洞地方文獻《游氏族譜·家敬銘先生傳》所述：“先是，紅茶莊賃吳地者居多。道光丙午歲，公王父單騎入吳，導客來羊樓洞。謂洞茶質秀而味厚，較他商埠尤佳。至今洞市為中外車馬輻輳之名區，每歲所入不下數百萬金，雖由公父創厥始，亦賴公繼起力也?！盵36]羊樓洞本地茶商游澄的祖父獨自到下江吳地，主動引導紅茶客商進入洞茶產區，打破了晉商一統的茶貿格局。其時紅茶輸英須經湖南湘潭翻越五嶺抵達廣東，旅途艱難。但羊樓洞地方茶商并沒有放過這一難得的走出去自貿紅茶的商機。游澄的祖父引導外埠紅茶商人來到羊樓洞的時間“道光丙午”為道光二十六年(1846)，而就在稍后的咸豐初年，羊樓洞茶商雷元善即南下廣東，經營紅茶?！独资献谧V·讓溪公傳》記錄下雷元善這一段開辟歷史：“當咸豐初元，歐舶東漸，廑及海疆，內地畫域自封，無通商足跡。公于此慷慨興遠游志，兄弟合資，倡為紅茶。業居者任采購制作，公任運輸粵東，出售洋商，先后留粵六年，獲利鉅萬?！崩自谱匀涡猩涕_辟南下茶貿廣東的行為，在當時已習慣于高大行屋坐賈形式的羊樓洞確屬壯舉，故民初時任湖北省實業廳長的謝石欽稱贊他：“當閉關時代，挾貲航海，作萬里游，可謂商人中有特識者矣！”[37]雷元善之后參與南下輸英茶貿易而名見于文獻的羊樓洞茶商，還有雷立南。他“決意貿茶為業，往來粵東，頗獲蠅頭。咸豐三年(1853)，公僑于粵日久，倡義捐貲，在粵重修湖北公所。武郡同仁以公首出，無不唯諾，數年落成，公自為序勒石。至今游粵東者，見遺碑無恙焉?！盵38]雷立南貿茶的特點，是“尤以自運粵，通中外商起家”，[39]在紅茶獲利之后，雷立南長期商居于廣州，成為貿粵鄂商首領，后逢太平天國戰亂，于是“遍歷上海、福建、湘潭諸市鎮，以外貿為避亂計”。[40]亦是自咸豐間貿茶廣東的先行者。除雷元善、雷立南，相繼南下貿茶廣東且名字見于文獻記載的羊樓洞地方茶商，還有“裹重貲遠賈于湖南、粵東之省，皆得當而歸”[41]的雷光藻；“采辦紅茶，客游東粵，而所億多中，獲利甚厚”[42]的雷舒青；以及“歲集萬金，服賈嶺南，獲大利歸”[43]的饒維。根據文獻記載，這份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對于羊樓洞地方而言，邊貿茶在帶來滾滾人流和無盡財富的同時，還造就了這樣一批放眼外界勇于開辟的本地茶商，當是更重要的收獲。

4 羊樓洞邊貿茶的式微

由上述可知，清代由晉商引入羊樓洞的邊貿茶業不僅為地方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深刻的改變。晉商以其慣有的堅忍不拔，深耕不輟，在其認知可達的范圍不斷引進新的方法、器械和工藝，默默開拓著以羊樓洞為中心的鄂南茶區；洞鎮商人給予緊密配合，提供行屋和經營器具，減輕了客商不動產投入的負擔。他們維護客商的安全和利益，即使經歷戰爭，市鎮丘墟，也咬緊牙關，實現恢復。洞商不滿足于擴建行屋坐賈經營，借輸英紅茶商機而出為行商，主動擴大經營，亦取得不俗的業績。大茶莊如義興、聚義順、宏源川等茶廠紛紛投入巨資置辦機器改造工藝。但即便如此，作為邊貿茶基地的羊樓洞茶業，還是在清朝末年走上了式微之路。

民國時期的茶業專家吳覺農等人惋惜中國茶業的由盛轉衰，認為外銷華茶的衰落源于華商對國際市場把握不夠，政府又不予以支持，以至外銷市場被印錫及日本茶業鯨吞蠶食，坐失商機，由是呼吁復興華茶。[44]陶德臣認為中國磚茶生產的衰落以1917年為標志，主要原因在于磚茶外銷以俄國為大宗，而十月革命后俄國政局動蕩，磚茶頓失俄國市場，俄商磚茶廠停產，華商磚茶廠也未得復興。[45]這些觀點以外因為主，另有論者從自身尋找其中奧秘，例如張之洞認為茶業式微原因，是“由于資本不足，重息借貸，更有全無資本，俟賣茶以償借貸者?！笊虧u知其弊，于是買茶率多挑剔，故抑其價。茶商債期既迫，只求速銷償債，而成本之輕重，不能復計。一經虧折，相率倒閉。其資本充足者，勢不能不隨眾賤售。茶務之壞，多由于此?！盵46]而馬建忠則認為：“外洋商務制勝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興作，大貿易，必糾集散股，厚其資本，設有虧累，則力足持久，不為外商牽掣。中國絲茶出口成本約值六千余萬，類皆散商開設行棧。始則各就當地爭先采辦，鄉民乘間抬價，而成本已昂。繼則以爭先擁擠，原本不得收轉，則借莊款，貼拆息，而囤本更昂。終則洋商窺破此機，故延時日，不即出價，而莊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貶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爭先，而向價驟昂者一轉而驟低矣?！盵47]這些觀點，從當時所見出發，看到了現象，但是市場設謀求利本即常態，所論并未切中關鍵。而一些國外茶葉專家，更將原因歸咎于中國茶農對植茶重視不夠，如烏克斯《茶葉全書》：“中國則不同，它由農民將茶葉栽種在崎嶇零星的土地上，他們更注重的是其他農作物，對于茶葉的采摘大多漫不經意?！盵48]將基于小農經濟的華茶與印度和錫蘭相較，指出印度和錫蘭茶園的規模經濟和機器制茶，生產出的茶葉價廉質高、更受國際市場歡迎。烏克斯對中國茶園及茶農的批評，前揭羊樓洞邊貿茶極盛時期農民紛紛棄糧種茶的情況可證明并非完全事實，其更忽視了殖民地體制下印錫種植園對工人的超經濟剝削，有美化殖民地經濟的色彩。

羊樓洞邊貿茶的式微，更應從全球視角加以考察。首先是華茶外貿市場的萎縮和單一化。印錫茶產地無疑距倫敦海運路程更近，加上印錫殖民勞動相較于半殖民地中國勞力成本更低，在此情況下，英國退出華茶市場，改以印錫殖民地作為新的茶源地是資本逐利的必然結果。在華茶失卻歐洲市場之際，俄商借機壟斷漢口茶市，壓低茶價，同時充分利用不平等條約賦予的經商特權，深入內地收購茶葉，打擊從事邊貿茶的晉商，在蒙古、新疆一帶形成“俄茶倒灌”，侵奪華茶貿易利權。其次，全球交通技術的變革引起中俄茶貿路線的改變。輸俄茶過去大多經陸路運茶至恰克圖交易，蘇伊士運河的通航后，經地中海、黑海將茶葉運往敖德薩的海路的成本大為降低。1905年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開通，輸俄茶有了從漢口下長江經海路到大連的海陸聯運便利，茶葉經中東鐵路接西伯利亞鐵路，更加低廉便捷。新茶路的開辟直接導致恰克圖邊貿市場的蕭條，晉商開辟的無比艱難竭蹶、可歌可泣的萬里陸上茶道終于式微，羊樓洞作為“萬里茶道”起點的光環也逐漸退去，淪為駐漢口俄商的茶葉采購地。最后，還應看到政治軍事力量對于貿易的致命打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中俄茶葉貿易量一落千丈，俄商茶廠紛紛倒閉，羊樓洞茶產大量積壓，茶農紛紛毀棄茶園。其間雖有一段時間中蘇恢復貿易往來，但是俄國茶葉市場已被印錫茶葉大量侵占。至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入侵羊樓洞，大肆破壞該地行屋、茶廠等基礎設施，羊樓洞的邊貿茶業遂一蹶不振，一代國際商貿傳奇漸入歷史。

5 結論

羊樓洞業茶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魏晉時期，后在清道光年間興起、咸豐年間轉盛，五口通商后英商買辦的競爭威脅和太平天國軍興是晉商遷入羊樓洞的主要動因，而鄂南羊樓洞距漢口較近、水路運輸便利亦是當地優勢。由于大批晉商戰略性地轉移至羊樓洞茶區，該地也開始成為中俄萬里茶道的新起點和重要的邊貿茶收購制作中心。其實早在乾隆八年(1743)，羊樓洞本地茶商就以“坐貿”形式開始與晉商合作，后憑借茶貿興盛，羊樓洞本地人士紛紛投身于茶業及相關行業中，其中部分精英完成了由地方農戶、士紳向工商業領袖的階層躍遷和身份轉變，羊樓洞地方社會也開啟了由傳統農業型社會向商業型社會的近代轉型。邊貿茶業深刻地改變了羊樓洞該地的生產及生活方式：由于晉商經商的誠信和財力，農戶植茶積極性高漲，茶葉種植面積迅速增加；晉商先后引入了木制壓茶磚機、螺旋式攀盤壓榨機，促進了羊樓洞邊貿茶業制茶技藝的改良；由于制茶業需要大量人力，大量外來勞動力涌入洞鎮，帶動百業興旺，形成了以茶為中心的地方產業特征；羊樓洞本地茶商有膽識者不滿足于坐地貿易，道光年間主動引導紅茶客商進入洞茶產區，打破了晉商一統的茶貿格局，之后大批洞商又借輸英紅茶商機而出為行商，開辟市場、擴大經營，取得不俗的業績。即便如此，作為邊貿茶基地的羊樓洞茶業還是在清朝末年走上了式微之路。從全球貿易的視角觀察，印錫殖民茶業的競爭導致英商轉移采購基地，俄商趁機壟斷華茶外銷、侵奪華茶貿易利權；全球海上新茶路的開辟以及中東鐵路開通，都使得萬里陸上茶道重要性不斷降低，華茶外銷受制于俄商，以至于俄國十月革命后，華茶陡然失去最大的外銷市場；抗日戰爭時期，羊樓洞邊貿茶業更是受到重大打擊，難以重現往日繁盛。

新中國成立后，羊樓洞(后茶廠搬遷至趙李橋)茶產作為外貿和邊銷茶的主體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大批量地生產并銷售到北方和西北地區。邊民舉起三根手指在茶磚上一劃，就知道是羊樓洞的“川”字號磚茶。除了經濟產業的恢復，羊樓洞邊貿茶的文化價值也伴隨著“萬里茶道”申遺工作重新得到重視。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所作的演講中指出“萬里茶道”是聯通中俄兩國的“世紀動脈”。2019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演講，習主席再一次點明“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叭f里茶道”和羊樓洞邊貿茶雖已不復昔日輝煌，但那些在羊樓洞和“萬里茶道”沿途留下的豐富歷史文化遺存，卻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推動著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注釋：

① 目前學界關于“萬里茶道”線路的時空分布研究較為深入細致：陶德臣認為中國外銷茶路線分布眾多，鴉片戰爭以前茶葉在南方從廣州出口走海路運往歐洲，北方由漢口運銷恰克圖，部分由新疆出境，戰后上海、福州、漢口、九江等六大茶埠崛起，單一茶道發展為多條茶路組成的運輸網。參見：陶德臣.外銷茶運輸線路考略[J].中國農史,1994(2)。蔣太旭指出，“萬里茶道”主線分為兩條，一條由福建下梅出發，一條從湖南安化出發，匯集漢口再一路北上至恰克圖。參見：蔣太旭.“中俄萬里茶道”的前世今生[J].武漢文史資料,2015(1)。宋時磊、劉再起則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萬里茶道”線路發生重大變遷，武夷山和恰克圖地位下降，漢口貿易地位上升。參見：宋時磊，劉再起.晚清中俄茶葉貿易線路變遷考——以漢口為中心的考察[J].農業考古,2019(2)。李靈玢從全球史視角加以觀照，認為早期全球化時期“萬里茶道”以恰克圖為中心多走陸路，全球殖民時期以漢口為樞紐實行水陸聯運，全球分裂時期則以西伯利亞鐵路為運輸主線。參見：李靈玢.全球史視野下的中俄茶葉之路的變遷[N].光明日報(理論版):2021-12-6。

② 關于“萬里茶道”茶源地的討論，李志強指出恰克圖的茶葉前期來自福建武夷，中期來自湖南安化，后期來自湖北崇陽、蒲圻、通城、湖南臨湘等地，以羊樓洞、羊樓司為集散中心。參見：李志強.張垣晉商對俄貿易[J].山西文史資料，1996(2)。杜七紅也認為湖南安化紅茶和湖北羊樓洞磚茶在清代成為兩湖茶業的大宗商品和支柱產業。參見：杜七紅.清代兩湖茶葉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6。關于羊樓洞茶業的研究，早在1980年華中師范大學歷史系就和趙李橋茶廠廠史編寫組就對羊樓洞茶區、磚茶加工業和“川”字牌商標進行了調查和介紹。參見：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趙李橋茶廠廠史編寫組.洞茶今昔[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定光平首先厘清了“羊樓洞茶區”的概念范疇，并對洞茶區制茶工業的發展做了梳理。參見：定光平.近代羊樓洞制茶業的特點及其影響[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2)。嚴明清主編的《洞茶與中國茶葉之路》對洞茶的興衰，以及羊樓洞、漢口和萬里茶路的關聯做了較詳細的分析。參見：嚴明清，主編.洞茶與中國茶葉之路(全二冊)[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張幫晉則梳理了羊樓洞茶葉發展史、茶文化及其傳播機制。參見：張幫晉.鄂南羊樓洞地區茶文化發展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