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新帝國主義”論與列寧帝國主義論的關系

劉維春

(西安文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 710065)

“新帝國主義”論是指以拉丁美洲的依附論與世界體系論為重心、集中關注第三世界落后問題的系列理論。隨著二戰后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帝國主義理論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即“新帝國主義”論階段?！靶碌蹏髁x”論雖然冠以“新”的名稱，但實質上并非完全繼承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更沒有超越，而是在部分否定中拓寬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新帝國主義”論雖然發展了列寧的不發達殖民理論，拓寬了帝國主義空間研究，但并未跳出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圍困

眾所周知，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主要研究壟斷基礎上的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大國。在《帝國主義論》中，列寧把“大國瓜分世界”作為一章進行論述;在談到帝國主義的特征時，把“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1]作為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征。與列寧的關注點不同，“新帝國主義”論則把視線轉向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上，重點探究第三世界落后的原因?！靶碌蹏髁x”論在把重心移向不發達國家和不發展現象的同時，也把研究范圍從歐洲中心轉向了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依附理論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看作“宗主—衛星”或“中心—邊緣”的關系，世界體系論在致力于“一體化研究”的同時，則將依附論的結構擴展為中心—半邊緣—邊緣模式。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一致認為，以世界經濟的“中心”為基地的國際資本控制了欠發達的“邊緣”國家，后者總是受到前者的剝削?！斑吘墶眹乙驘o法生產自己的資本、機械和技術，而不得不依賴于發達國家，從而形成了對“中心”的依附。應該說，以資本積累不停頓運動的方式和經濟的對外擴張手段為發展邏輯，“新帝國主義”論在研究內容上逐漸從拉丁美洲擴展到亞、非、拉美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從一定程度上講，“新帝國主義”論研究對象的轉移是對列寧關于不發達殖民理論的補充，也是對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空間的拓展。其實，“新帝國主義”論對第三世界的研究并不是新創，早在列寧分析帝國主義時就已經關涉到了該問題。列寧說，金融資本的發展必然導致對外殖民擴張，而“既然談到資本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須指出，金融資本和同它相適應的國際政策，即歸根到底是大國為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爭的國際政策，造成了許多過渡的國家依附形式”[2]647-648。顯然，“新帝國主義”論中的“依附”概念與列寧所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羅納德·H奇爾科特認為“巴倫根據列寧的傳統(列寧寫到俄國的不發達與落后——1956[1899]),認真觀察了第三世界的不發達進程并區分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和發達工業國的資本主義?！盵2]243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中雖指涉殖民和不發達問題，但因時代的特殊和革命任務的需要，并未對該問題做具體的闡述?！靶碌蹏髁x”論從戰后歷史發展的規律出發，及時地解釋了列寧未能論述的第三世界國家情況。正如多斯桑托斯所言：“我們不能不認為，提出帝國主義理論的著作者們的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列寧也好，布哈林或羅莎·盧森堡也好，這些提出了帝國主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為數不多的涉足帝國主義理論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霍布森)，他們都不曾從依附性國家的觀點來研究帝國主義問題”[3]306。由此可見，多斯桑托斯的這一說法是中肯的。

當然，在肯定“新帝國主義”論的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列寧所涉及的國家間的依附，是建立在他對帝國主義內部因素的成熟研究之上的，是作為分析的邏輯結論呈現出來的，而“新帝國主義”論在談論依附時好像并沒有考慮到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內部的成熟分析，顯現出來的更多是對“依附”現象的批判。正因如此，以第三世界為重心的“新帝國主義”論，在反對西方現代化理論時就缺少了應有的力度和說服力。以美國現代化經驗為樣板的西方現代化理論，自二戰之后一直在歐美社會科學中占據支配性地位。雖然“新帝國主義”論的出現給西方現代化理論帶來了挑戰，但無論從資本主義的現實，還是從理論自身發展的生命力來說，“新帝國主義”論都沒能走出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圍困。由于缺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態度，“新帝國主義”論既沒有提出落后國家的未來發展趨勢，也沒有從資本主義的現實矛盾中反思建構一種新的社會文明形態，更遑論提供一種嶄新的認知方法和價值理想。也就是說，雖然“新帝國主義”論主觀上努力擺脫西方現代化理論，試圖為發展中國家的未來開拓一個新思路，但因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而始終看不到未來的出路和方向，最終未能走出西方現代化理論的圍困。歷史表明，20世紀80年代后，“新帝國主義”論日漸式微，西方現代化理論依然是關注的焦點。

二、研究視角：“新帝國主義”論從歷史、經濟和國家視角深化了以列寧為代表的經典帝國主義理論研究，但始終沒有走出經濟主義為中心的簡化論

如前所述，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不僅有著經濟的研究視角，而且有著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多重的研究維度。因時代的特殊和躲避書報檢查之所需，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是從經濟開始的，且側重于經濟研究?！靶碌蹏髁x”論是戰后多種理論和學派的統稱，在研究形式上呈現出多層面、多角度的研究樣態。具體來說，既有以經濟為研究視角的依附理論，也有從歷史層面出發的世界體系論和“霸權”的“帝國主義幾何學”，還有關注國家調節作用的調節理論。依附理論從資本擴張的趨勢出發，側重從經濟方面闡述了不發達國家對工業發達國家的依賴關系，認為在戰后新形勢下，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控制不再把軍事干預和直接的政治控制作為重要途徑，而是把跨國公司的經濟方式看作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說列寧強調了帝國主義的壟斷性，那么今天的資本主義則突出了以壟斷和國際關系為基礎的多國公司的一體化，“當代帝國主義被定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開始的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其特點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在壟斷性大資本的集中、聯合、集權和國際化的廣泛發展基礎上的高度一體化，而這一發展進程具體體現在它的組織細胞——多國公司的發展以及壟斷與國家之間聯系的增加和深化上”[3]1。多斯桑托斯認為，造成落后國家依附的原因是經濟的國際分工，這使某些國家獲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卻使另一些國家越來越落后。應該說，依附論學者的平面經濟比較的研究方法限制了其研究思維，使其未能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到邊緣地區落后的原因。正因如此，世界體系論提出用歷史的研究方式來解釋發達與不發達的差別，從社會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和變化。世界體系理論來自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的方法論。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非常重視“總體史”的研究，其刊物《編年史》和有關歐洲資本主義的著作對世界體系論有著重要的影響。受年鑒派影響，倡導世界體系論的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分析是一種與現代科學技術革命和傳統社會科學研究大相徑庭的方法，“我不采用多學科(multidiscipline approach)來研究社會體系，而是采用一體化學科的方法(unidiscipline approach)”[4]。與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不同，作為“新帝國主義”論中的另一支派的調節理論，從國家層面展開了對近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剖析，關注了國家在帝國主義研究中的作用。該理論從國家在一國之內對生產方式的調節入手，在深入分析資本主義調節方式、積累體制和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回答了資本主義如何通過自我調節度過危機而沒有走向滅亡問題。

上述各學派以獨特的研究視角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經典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進一步說，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運用的經濟、歷史、社會和國家的研究視角，在“新帝國主義”論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雖然多樣式的研究視角有助于帝國主義理論研究，但因“新帝國主義”論者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認知方法，使其研究自身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依附理論過度強調了經濟的靜態分析，忽視了從動態中尋找落后國家的原因；以“大歷史”研究范式著稱的世界體系論和帝國主義幾何學對于歷史數據收集的關注遠遠大于對歷史數據分析的理論抽象，明顯帶有重數字分析輕理論表述和過分重視細節的研究弱點；而素有國家調節之稱的調節理論在試圖調節“抽象”與“具體”之間關系時，卻滑向了“具體”的經驗主義。同時，上述研究也沒有走出經濟主義為中心的簡化論。它們過分關注商品生產和流通，強調經濟的作用而忽略了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從經濟的角度出發來考察資本主義經濟的整體性和依附性特征?！暗蹏髁x幾何學”把“霸權”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認為標志霸權變更的是金融擴張。調節理論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僅是從國家對經濟的調節開始的，而且把經濟領域作為國家調節的重要內容。這些理論不僅陷入經濟主義為中心的陷阱，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趨于簡單。美國學者拉西特(Russett)曾批評依附理論的研究方法過于簡單，認為“依附理論只使用一個獨立的變量——國際經濟的運作——來解釋第三世界出現的‘不發達、邊緣化和依附發展’這三種不同現象是不科學的。而且依附論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劃分所謂‘中心-外圍’的世界，無疑犯了片面強調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5]?？傊?，雖然“新帝國主義”論從歷史、經濟、國家的多維度研究為帝國主義理論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就單個學派和理論而言，依然沒有走出經濟主義為中心的單緯度簡化論。

三、研究方法：“新帝國主義”論發展了列寧的不平衡理論，找到了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但尚未找到擺脫落后的有效方略

眾所周知，不平衡理論是列寧帝國主義論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列寧以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理論為基礎，建構了帝國主義理論。這種不平衡不僅是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存在樣態，也是整個世界民族國家的存在樣態?！靶碌蹏髁x”論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不平衡格局以及對“什么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問題上與列寧的看法一致?？梢?，“新帝國主義”論不僅沒有忽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而且把列寧關于不平衡的思想帶入帝國主義擴張和落后國家的依附中。從世界資本主義諸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實出發，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將資本主義國家分為發達和不發達兩個層次，并依此建構了“中心-邊緣”結構體系，找到了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不平等交換和不平衡的國際關系。依附論認為“中心-邊緣”關系廣泛存在于世界經濟中，這個結構體系具有向心性，通過層層剝削，使剩余價值積累到中心，而造成這種剝削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交換。沃勒斯坦從列寧的資本輸出邏輯出發，強調資本輸出作為帝國主義的形態之一，強化了“中心-邊緣”結構的不平衡性和兩極分化?！鞍詸唷钡摹暗蹏髁x幾何學”和調節學派，在運用不平衡研究方法方面雖然沒有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論那樣明顯，但不可否認“霸權”本身就意味著不平等，而國家調節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資本主義國內和國際的不平衡。毫不夸張地說，“新帝國主義”論把列寧帝國主義論中的不平衡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甚至有的理論(如依附理論)就是對該思想的直接建構和發展?！靶碌蹏髁x”論是對落后國家發展困境的思考，也是對西方主流發展理念的一種批判回應。應該說，“新帝國主義”論的產生和發展在探討當代發達與不發達關系問題上開創了一條新路，不僅有效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現實和西方發展理論，而且找到了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原因，為發展中國家走向富裕提供了別樣的路徑。然而，“新帝國主義”論對現實批判的有效性并不意味著其所有的政策建議都是合理的。雖然“新帝國主義”論的中心議題是探討如何解決不平等的發展與依附問題以及不發達國家的根源，但所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切斷與發達國家的聯系。這樣一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就陷入了矛盾的選擇中，即開放容易陷入依附，而封閉又不能發展?？陀^地說，“新帝國主義”論的理論家們雖自詡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但他們并未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內涵和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真諦，不理解這一理論的歷史使命是向舊世界價值觀和制度的宣戰，構建一種新的社會文明形態。因此，他們盡管發展了列寧的不平衡理論，找到了第三世界不發達的根源，但并沒有給出解決落后和不發達的有效方案和可行策略。

盡管如此，“新帝國主義”論的來源和基礎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這不僅是因為“新帝國主義”論部分地借用了列寧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是因為“新帝國主義”論的發展沒有脫離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總體視域，如“在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上都承認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物的說法”[6]。當然，“新帝國主義”論作為二戰后的新理論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一方面，“新帝國主義”論拓寬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空間，把第三世界國家納入帝國主義研究中；另一方面，“新帝國主義”論注重從歷史、經濟、國家等視角認識發達與不發達的關系以及帝國主義霸權的根源，從而試圖回答戰后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當代實證性難題。應該說，“新帝國主義”論的拓展和創新在豐富帝國主義理論研究的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

綜上所述，“新帝國主義”論適應了二戰后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經濟特征，揭示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和剝削的關系；因學者們基于自己的學術專長，只注重從某一視角對帝國主義的研究，難免使這一理論拘泥于某一方面。今天來看，那些深深烙印著反殖民、反“現代化”的思維和語言已與全球化的圖景不相稱。無論人們從何種角度批判“新帝國主義”論，這種理論及其獨特的研究視角畢竟為以列寧為代表的經典帝國主義論注入了新的養分，擴大了我們思維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