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教科書、一個時代、一種評價
——對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再思考(上)

何 萍

本文標題的“一本教科書”“一個時代”“一種評價”是有著特定含義的三個詞：“一本教科書”的“一本”不是單純的數量概念，而是種類概念，特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一個時代”特指20世紀50-60年代，這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的第一個時期；“一種評價”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基本態度和觀點。這種基本態度和觀點可概括為兩點：其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教條主義產生的理論根源；其二，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翻版，并無新意。對于這兩個觀點，我們可以從積極和消極的兩個方面來評價：從積極的方面看，這兩個觀點道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方向，這就是走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走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的研究；從消極的方面看，這兩個觀點在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同時，也否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時代，使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出現了研究的空場。這就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如何解釋我國至今還在不斷地編寫和修改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一事實？我們今天編寫和修改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與20世紀50-60年代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間有什么聯系和區別？顯然，這些都不是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社會層面的問題。作為社會層面的問題，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主要關涉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統及其變革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差別、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在關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建構與解構的歷史背景、確切內涵及其意義，等等。思考和解答這些問題，就是本文的立意。

一、從陶德麟先生的學術遺囑談起

2011年，陳衛平教授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哲學史(1949-2009)”獲批立項，我是該項目第一子課題“時代問題的轉換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曲折發展”的負責人。2013年，我本人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范式及其轉換研究”獲批立項。這兩個項目雖然研究的問題不同，但面臨著一個共同的理論難題，這就是如何書寫1949年至1976年這一斷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為了解決這個理論難題，我們以這兩個課題組的成員為主，在武漢大學召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六十年(1949-2009)學術研討會”，并特別邀請了陶德麟和朱傳棨兩位先生親臨指導。在這次學術研討會上，陶先生和朱先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如何看待1949年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問題。他們強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對這一段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評價嚴重失真。緊接著，他們講述了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歷史狀況，重點講述了20世紀5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起因，講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對于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積極意義，希望能夠澄清這一段思想史。根據兩位先生的講述，我查閱了當時的有關資料，也讀了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每隔十年一次撰寫的多本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著作。在這個過程中，每有心得，我都會向兩位先生請教。于是，如何書寫1949-1976年這一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如何評價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自己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就成為了我和陶先生經常討論的學術話題。陶先生也十分關心我的研究進展。這才有了陶先生的學術遺囑。

這里所說的陶先生的學術遺囑，其實就是陶先生于2019年8月3日約見我的一次談話。這次談話的起因是我在前一天，即8月2日去陶先生家匯報《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叢書》的組稿和出版一事。其間，談到陶先生本人著作的撰寫提綱時，陶先生談了許多對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看法，其中提到了學術界對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一些誤解，也談到了他的《邏輯證明與真理標準》一文。我就這兩個問題請教了陶先生。我認為，國內學術界在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上缺失了一個時代視角，沒有分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出現的時代背景，沒有把它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視野下加以研究，尤其是沒有把它與毛澤東提出的“第二次結合”聯系起來加以考察，說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為什么會出現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代，更沒有道出這個時代究竟解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中的哪些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意義。陶先生同意這個觀點，認為這個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評價中和當時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中都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沒有從理論上講清這些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陶先生當時并沒有展開說明。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8月3日上午，陶先生打電話給我，讓我馬上去他家，他要將20世紀50-60年代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詳細經過告訴我。到他家后，陶老師將我帶到他的書房，首先向我講明這次叫我來的目的。他說，關于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一段歷史，如果再不清理出來，可能永遠無法還原它的真相，因為現在的青年學者都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他們接受的都是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簡單地等同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觀念。在這種觀念下，他們是很難寫出這一段歷史的。他叫我來，就是希望我能夠將這一段歷史清理出來，給日后人們科學的、合理的評價這段歷史提供一個事實依據。就在這一剎那間，我有了一種使命感。于是，趕快打開筆記本，準備記錄，同時拿出手機進行錄音。接著，陶老師開始講述1959年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緣起、主導思想及編寫過程、當時的各種思想爭論以及成書的情況。

首先，陶先生講述了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政治背景。陶先生說，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中使用的是蘇聯哲學家康士坦丁諾夫組織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對于這本教科書，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但也沒有提出要編一本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問題。1959年，中央提出并組織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主要是因為中國和蘇聯已經鬧翻了。于是，中國和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沖突就成為中央提出并組織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直接動因。除此之外，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反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成為中央組織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國內政治背景。由于有了國際和國內的這樣一些政治背景，參加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人的興趣并不在討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和范式等學術問題，而是在政治上，包括批判楊獻珍的合而為一，要求把大躍進、三面紅旗、批判彭德懷等作為重要內容寫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等等。正是在這樣濃厚的政治背景下，編寫者對采用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即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大塊來寫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這一點，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其次，陶先生詳細地講述了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經過。陶先生說，中央把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組織工作交由康生和陳伯達負責，而編寫工作由六個單位承擔，各編寫一本。這六個單位是：湖北一本，由李達主持；上海一本，由馮契主持；吉林一本，由宋振庭、匡亞明主持；北京三本，分別由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各承擔一本。湖北版參加編寫的人員主要由武漢大學和湖北省委黨校的一些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的教員組成，參加撰稿的有陶德麟、余志宏、侯春福，李達本人也執筆寫了一章。到1960年，這六本書寫好后，中央組織了一次集中討論會，地點在中央黨校，討論的時間很長，參加討論的不僅有編寫哲學教材的，還有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的，人數達幾百人之多。會議開得很活潑，但并未討論體系的問題，主要是批評了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而批評的主要內容是說這本書太右，沒有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陳伯達、康生、胡繩、陸定一、艾思奇都參加這次會議并講了話。時值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紀念會，陸定一在會上講話，基調是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聽到這個講話后，當時參加會議的蘇聯專家都退席了，而一些青年教師對李達、馮定等老一輩專家提出了批評，說他們不夠左，沒有高舉大躍進、三面紅旗，甚至還激烈地批評李達，說他編教材的思想陳舊。李達十分生氣，就去找康生理論?？瞪参坷钸_說，這些都是娃娃，不要與他們計較，我們心里有數。后來，康生講話，說將六本教材歸于一本，交由艾思奇主持編寫。這就是后來全國通用的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一書。當時，中央選定艾思奇編的這本書主要是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方面是艾思奇編的這本書比較穩，沒有左的東西，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而選擇這本書也與三年自然災害過后，陳云、劉少奇出來主持工作有關；另一方面是艾思奇當時的地位。實際上，在艾思奇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上花氣力最多的是胡繩。成書后，胡繩說自己不是哲學家、不署名，讓艾思奇署名。這足見中央對艾思奇的重視程度。至于后來李達又啟動主編《唯物辯證法大綱》，是受毛澤東之托。1961年，毛澤東在廬山與李達相見時，建議李達在《社會學大綱》的基礎上編寫一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于是，李達從廬山回來后，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組織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本教科書在1965年寫完辯證唯物主義部分后，曾經送給毛澤東閱過，但沒有批示。歷史唯物主義部分原來完成了部分手稿，后來在文革中散失了，所以在粉碎“四人幫”后，武漢大學再編這本書時就只有上部、沒有下部，故將書名改為《唯物辯證法大綱》。

最后，陶先生提供了搜集這一時期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相關資料的路徑。我當時說，汪永祥老師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上發表過《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編寫歷程》一文，詳細論述了當時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情況。陶先生說，汪永祥老師當時擔任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秘書工作，他提供的資料是可靠的。除此之外，陶先生還提供了搜集當年相關資料的兩條線索：一條是楊耕教授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教材編寫組中是秘書組的負責人，他當時搜集了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多個版本；一條是當年編寫出來的教材都是送交中央審批的，現在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應該有存檔。

陶先生一口氣講了近2個小時，為我研究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資料。

其實，在陶先生的這次談話之前，我已經搜集了20世紀50-60年代中國學者編寫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三個版本，其中包括最難得到的馮契主持編寫的上海版。這個版本是華東師范大學的晉榮東教授收藏的，是陳衛平教授復印后寄給我的。在聽了陶先生的敘述之后，我又根據陶先生提供的線索，分別找過楊耕教授和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任職的馮俊教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發現了湖北的兩個版本、由匡亞明主持編寫的吉林版本，還有一個江蘇省學者編寫的版本。此時，除了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兩個未成書的版本外，當時的幾個主要版本都搜集齊了。其中，湖北的兩個版本都是陳伯達審讀過的，在扉頁上還有陳伯達的一段批語：“老教科書體系要不要打破？工作方法要不要單獨寫？”從這個批語可以看到，如何突出毛澤東思想，突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視認識論、方法論和工作方法的傳統，是當時中國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主導思想。我根據這些新搜集到的版本和材料，進一步研究20世紀50-60年代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理論問題，從而形成了自己對1949年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大的時段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看法。遺憾的是，我的這些研究成果再也無法向陶先生請教了。因為在8月3日談話之后，僅過了一個星期，陶先生就再次病重住院，直到次年去世。在這期間，我雖然去看過幾次陶先生，但已經無法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陶先生詳細匯報了。再回想陶先生的這次談話，竟成了陶先生留下的一份珍貴的學術遺囑。在這里，我愿意將這一研究成果呈現出來，也可看作是陶先生的這份遺囑的執行吧。

二、研究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學術理路

雖然陶先生已經將20世紀50-60年代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情況講述得很透徹，但是，要解答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社會層面的問題，還是有必要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過程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清理和分析。

首先是關于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時代劃分的問題。

《國內哲學動態》1980年第1期發表了李淮春寫的一篇學術綜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討論會在北京召開》。這篇學術綜述十分精煉地概括了1979年12月6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討論會上討論的主要內容。其中，特別報道了與會專家們對三十年間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經驗和失誤的總結并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意見，記敘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在兩個時間節點上的變化。這些報道從宏觀上描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歷程，也啟示我們在一個長時段，從兩個時間節點的變化上，來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總體思路、思維框架及其變化。

所謂長時段，就是從195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整個時段。李淮春的學術綜述以兩個概念界定了這個時間長度。一個概念是1980年和1981年。這個時間出自學術綜述的這一報道：“會議具體落實了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修改和編寫計劃，確定由中國人民大學邀請其他院校的部分同志進行辯證唯物主義部分的修改工作和歷史唯物主義部分的編寫工作，爭取在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分兩冊出版?！?1)李淮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討論會在北京召開》，《國內哲學動態》1980年第1期，第26頁。這里所說的是預計出版的時間，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的實際出版時間是1981年5月，《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實際出版時間是1983年7月。此外，由高清海主編、舒煒光、車文博、張維久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是一部嘗試突破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教材，也是當時有著很大影響的教材。這部教材出版的時間是1987年。根據教材的實際出版時間，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的時段應該劃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另一個概念是“三十年”。這個時間出自學術綜述的這一報道：“會議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可以作為高等學校哲學專業教材進一步修改的基礎。同時，會議也指出了該書的缺點和不足，提出了修改的建議，希望該書編者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吸取和消化三十年來我國哲學理論教育和宣傳方面的經驗教訓……”(2)同上，第26頁。當時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如果按照十年一個節點算，1959年剛好是第一個十年與第二個十年的交接點。正是在這個交接點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任務明確地提了出來，從而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功能轉換的一個重要節點。這就使1959年成為考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變革的起點。

其次是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功能及其轉換的問題。

按照通常的理解，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為了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其實，這種理解只論及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社會職能，即發揮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中國在1959年啟動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工作，絕不僅僅是為了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更重要的是為了擺脫蘇聯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建立中國人自己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模式，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這是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價值功能。既要走中國人自己的道路，就要發展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要按照毛澤東思想來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性的建構，是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功能。汪永祥在《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編寫歷程》一文中，特別突出了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價值功能和認識論功能。他寫道：

20世紀50年代，我在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期間，給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就是蘇聯專家，使用的是蘇聯教材，學習方法也是當時蘇聯盛行的“席米納爾”(一種課堂討論的形式)那一套，考試評分是5分制。1956年畢業留校任教初期，大體還是如此。這種“全盤蘇化”的情況，直到1959年下半年才發生改變。這年9月新學年開學之初，還使用了一段時間當年7月新出版的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集體編寫、康士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不久，大約在國慶節后，就接到上級通知，該書停止使用，立即組織力量編寫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接著，蘇聯專家也陸續撤離。這種轉變的復雜背景當時我們并不太清楚，但無疑預示著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即將公開化，中蘇同盟的“蜜月”結束了。從此開始了中國人自己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的曲折歷程。(3)汪永祥：《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編寫歷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第148頁。

顯然，這里講的是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的，體現了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價值功能。緊接著，汪永祥講到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認識論功能。他寫道：“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新教材必須突出中國特色，認真總結和體現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特別要充分體現毛澤東哲學思想。中央要求編寫單位的黨委親自抓這項工作，走群眾路線，并通過教材編寫鍛煉和提高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隊伍?！?4)同上，第148頁。這里中央對于新教材的指示精神，實際上講的是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的，即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理性，而這個新理性就是毛澤東在“哲學就是認識論”這個命題下闡發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念。這樣一來，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就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性的一項重要工作。

最后是有關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功能轉換與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社會功能、價值功能和認識論功能聯系起來，考察其功能上的變化，就會發現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變化的內在邏輯。

在第一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以1959年為界，經歷了一個從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功能轉變到理性建構，發揮價值功能和認識論功能的過程。在1959年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培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隊伍。這是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建設的一項必要工作，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為了開展這一工作，中國請來了蘇聯專家，幫助編寫教材和主持講課。這可以說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的模仿階段。在這個階段，采用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采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只能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及教育功能，并不能發揮其認識論功能。這就意味著，這一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憑借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來發揮單一的社會職能，還根本談不上自身的理論建設。自1959年開始，由于中蘇關系發生了變化，編寫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任務提上日程。為了實現這一任務，中國學術界開始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主導思想、理論問題和教科書體例的研究。從這時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就不再僅僅發揮單一的普及教育功能，而同時要發揮它的認識論功能，并且把認識論功能置于更為重要的地位。由于這種功能的變化，編寫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就占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中心地位，主導了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范式，也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的邏輯起點。

在第二個階段，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為界，經歷了從哲學研究范式的解構到建構的轉變。解構是針對先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其核心內容是消解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認識論功能，保留其普及教育的功能。建構是針對新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內容是按照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確立問題式的研究范式。在這種轉變中，解構是前提性的工作。這一點在李淮春寫的有關1979年12月6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討論會的綜述，和1981年5月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一書的“編者的話”中已經說明。李淮春在這篇學術綜述中特別強調了與會專家圍繞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體系；如何正確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同哲學的其他問題的關系；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大的特點”(5)李淮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材討論會在北京召開》，《國內哲學動態》1980年第1期，第26頁。這樣一些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展開討論。這一討論的展開表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研究已經開始突破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內容和形式，走向對新問題、新理論的研究。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在他們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編者的話”中，直接道出了當時理論界的分歧：

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原理的體系和內容，目前在我國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看法；對于有些問題(例如關于哲學最高問題、實踐范疇等)的理解，編者之間也不盡一致。但為了適應教學之急需，在這些問題的表述上，只好采取我們認為比較穩妥的、多數人可以接受的觀點，而由使用者去決定取舍。(6)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頁。

這段話提到的哲學最高問題和實踐范疇，都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學術界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討論的結果，就是突破了認識論的反映論模式，進到了對認識的主體性和認識的價值問題的研究，并引發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舊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卻與新問題、新理論的提出和研究發生尖銳沖突。在這一沖突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逐漸失去了昔日居于研究中心的地位，而僅僅是“為了適應教學之急需”。這里所說的“為了適應教學之急需”，恰當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功能上發生的轉變，即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滿足研究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教學的需要。正是這種功能的轉變，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擺脫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束縛，走向了問題式的研究。由此可見，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功能的轉變本身已經孕育著一種新的研究范式的生長，與之相應，此時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再具有認識論的功能，而只具有社會功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由此而分裂為“講壇哲學”與“論壇哲學”。進入21世紀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這個題目下，組織了大型的教材編寫工作，這其中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新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雖然納入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大量成果，但它的功能依然是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育，而不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新。

以上三個問題的分析表明，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編寫，從社會層面看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活動，它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時代。因此，我們要了解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能不研究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建構過程，同時不能不研究它在20世紀80年代被解構的過程，要在建構/解構的結構式中發現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變化的內在邏輯。如此一來，1959年至20世紀6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就成為我們研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勾勒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的兩個重要節點。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建構(1959年-20世紀60年代)

我在搜集資料中發現，在1959-1961年間，中央組織的六個編寫小組編寫的教科書并非只有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辯證主義》(7)關于編寫第一本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具體過程和其中的細節，參見盧國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6-702頁；汪永祥：《我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專業教材的編寫歷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胡為雄：《新中國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編寫及經驗》，《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5期；胡為雄：《新中國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編寫》，《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出版了，其它幾個相對成熟的版本也出版了，這其中有湖北版的兩種、上海版的兩種、吉林版的兩種。有些教科書即便沒有正式出版，也都有了完整的稿本。這些相對成熟的版本各有特色，體現了中國一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為創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所作的艱辛探索。因此，我們要了解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研究的全貌及其時代特征，就不能只讀艾思奇主編的教科書，而應該同時研讀這一時期出版的其他幾本教科書，然后對其進行分類比較，分析各類教科書的中國特色。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湖北版的教材。湖北版的教材先后出了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在李達的主持下，由湖北省委黨校、武漢大學、湖北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中師范學院(現華中師范大學)四個院校的哲學工作者共同組成的湖北省哲學教科書編寫小組編寫的。這本教科書的書名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初稿)》，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另一個版本是在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這個版本是李達受毛澤東的委托而組織編寫的，于1961年啟動，1965年完成了辯證唯物主義部分，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書名定為《唯物辯證法大綱》。湖北版的這兩個版本，由于編寫的藍本不同，在體例和敘述方式上是有差異的。前一個版本基本是以蘇聯版的教材為藍本，在結構上與蘇聯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相同的，即都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個部分，只是在內容上作了增加和改變。比如，在第一編導論的第三章“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戰斗中產生和發展”中，增加了“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一節；在第二編“辯證唯物主義”中的第十章“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中的第三至八節，是按照毛澤東的《實踐論》的結構講，并在第四節“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后面增加了第五節“思想方法”，在第六節“從理性認識到實踐”后面增加了第七節“工作方法”；在第三編“歷史唯物主義”的第十八章“黨的領導與群眾運動”專論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第十九章“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專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與之不同，《唯物辯證法大綱》以《社會學大綱》為藍本，在結構上與《社會學大綱》相同，即以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三者一致的觀點為主線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并在第二篇“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人類認識史的唯物的辯證的綜合”中，系統地梳理和論述了唯物辯證法的認識史。不可否認，這個版本是帶有蘇聯哲學的特點的，但與前一個版本相比，它的中國特色還是更濃厚一些。

其次，我們分析一下上海版的教材。上海版的教材當時也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由孫叔平、馮契、鄭奇芳主編，華東地區的哲學工作者共同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試用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另一個版本是由馮契主持、上海部分哲學工作者集體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初稿)》上下冊(8)此版本的稿本由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的晉榮東教授提供，并經晉榮東教授同意采用。，這個版本并未正式出版，只是于1960年3月印出少數稿本，供征求意見用。這兩個版本在體例上有很大差別。前一個版本是按照唯物論、辯證法和歷史觀三大塊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認識論只是唯物論的一章，這個體例與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的體例是一致的。后一個版本是按照認識論、唯物論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三大塊來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其中，認識論一大塊是按照毛澤東的《實踐論》來講實踐和認識的基本原理，并以這個原理來講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和辯證法的規律問題；而歷史唯物主義則從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兩類社會矛盾學說講起，并以這個原理來講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關系及其運動，講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黨的群眾路線以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原理。很明顯，這種講法實際上是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為主線來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具有鮮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色。

最后，我們分析一下吉林版的教材。吉林版的教材，如果把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批判包括在內，也可以說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吉林省委于1959年12月組織長春市各高等學校、解放軍第二政治學校和省市委黨校的一些擔任政治理論課的青年教師共同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書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教科書(草稿)》。這本教科書完稿于1960年2月，但并未正式出版，只是以鉛印的形式報送上級審閱和廣泛征求意見用。這本教科書最突出的特點是辟專編，即第四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方法論與黨的工作方法”，全面地、系統地論述毛澤東的方法論思想，包括“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調查研究”“點面結合”“兩條腿走路”等(9)參見吉林省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教科書編委會：《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教科書(草稿)》，1960年2月印，目錄第2頁。，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另一個版本是以科學研究專著的形式出現的版本。這是劉丹巖、高清海合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一書。從吉林省委組織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名單上看，劉丹巖、高清海并沒有參加吉林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編寫，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問題。作為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劉丹巖、高清海與當時其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一樣，也參與了反思和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工作，只是他們的工作是以批評的方式出現的，他們合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系》就是以批評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結構的形式，來闡發他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結構體系的思考。因此，這本著作雖然沒有采取通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敘述方式，但卻通過批評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構關系，闡發了唯物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統領地位，要求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原則，來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是這一時期中國學術界為建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所作的一種探索性思考。這一探索性思考表明，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絕不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走，而是在反思和批評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走上一條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設之路。據此，我們也把這部探索性的著作列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建構之列。

如果把上述出版了和沒有出版的教科書匯集起來作一個分類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時期編寫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以艾思奇主持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為代表，這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遵循從一般到個別的邏輯序列來書寫，先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再用這個基本原理來論述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社會矛盾學說的思想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第二種類型是以馮契主持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為代表，這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遵循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只能通過特殊而存在的辯證法則這一邏輯思路來書寫，先充分地論述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闡發的認識論、辯證法的思想和新民主主義論、兩類社會矛盾的學說的基本原理，并用這些基本原理來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第三種類型是以劉丹巖、高清海對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結構進行批評為代表，這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以否定的方式，通過批判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基本結構來闡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辯證法原理。這三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雖然體例不同，卻有一個共同特點，這就是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持批評態度，力圖按照毛澤東哲學思想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建構一部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根據這個共同點，我們不能把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武斷地歸于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把20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體系的時代，而應該深入地分析這三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的中國思想和中國元素，從中概括出這一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造的基本特征。

(一)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國特色

中國學術界通常把艾思奇主編、人民出版社1961年11月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稱為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這是因為，這本教科書是經過當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審稿小組反復討論后被確定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代表作。由于這個緣故，這本教科書也成為中國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最有權威性的、影響力最大的一本，不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而且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國人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大多遵循這本教科書的體例和敘述方式。因此，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術界批評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也主要以這本教科書為原型。

初看上去，艾思奇主編的這本教科書與蘇聯人編的教科書沒有差別，但如果仔細分析，這兩本教科書的學術理路、基本內容和表述方式的中國特色就立刻顯露出來。對于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一書，蕭前曾經有過一個評價：“這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編寫的，突出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及其他重要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這本書的編寫工作，難免受到自1958年以來我國的‘左’傾思潮的影響，再者也沒有完全擺脫蘇聯教材的框框?！?10)蕭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體系發展和改革》，《蕭前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01頁。這個評價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指出了編寫這本教科書的學術理路，即“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編寫的，突出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及其他重要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貢獻”；其二，指出了這本教科書的不足，即“受到自1959年以來我國‘左’傾思潮的影響，再者也沒有完全擺脫蘇聯教材的框框”。對于第一點，目前見到的所有相關文獻都持肯定態度，但對于第二點卻存在著不同觀點。曾任艾思奇的秘書，也是當時參加這本教科書編寫的主要成員之一的盧國英，就不同意將這本教科書說成是沿用了蘇聯教科書的框框，而是給予這本教科書更高的評價：

哲學教科書，就其科學地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中國哲學界沒有人不承認這是當時國內的最高水平。當時蘇聯的一些哲學教科書，包括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包括當時蘇聯亞歷山大洛夫的《辯證唯物主義》、康士坦丁諾夫的《歷史唯物主義》、蘇聯科學院哲學所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代表了當時國外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高水平。如果我們作一比較，就可以知道，艾思奇主編的哲學教科書，從總體上說，是超過了他們的水平的。因為這本教科書不僅吸收了國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研究的成果，克服了它們的一些缺陷，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的一些經驗，特別著重地概括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豐富經驗，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豐富和發展，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向更高的階段，因而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本哲學教科書在當時具有世界性的高水平。在體系結構上，有人說，艾思奇主編的哲學教科書，是沿用了蘇聯三十年代以來的體系，或說有前蘇聯哲學教科書結構模式的痕跡。當然，艾思奇和編寫組的同志曾研究過前蘇聯各個版本的哲學教科書。在體系結構設計上之所以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上下兩篇，正像劉繼岳在《論艾思奇主編的哲學教科書的歷史地位》一文中所說：“從根本上說來，這個體系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瘪R克思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多次說過，他們把自己的哲學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大部分，后來列寧、斯大林也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分為這兩大部分，當然，前蘇聯的一些教材也是堅持了這個體系的。至于說到在這個總的體系中各個章節的結構，和以往蘇聯教科書就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毋庸多說的。(11)盧國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第697-698頁。

這兩種不同的評價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即我們評價這本教科書的價值和不足的根據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還是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學術理路？前一個根據是從一般與個別相分離的觀點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認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特有的，體現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殊性。既然如此，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在體例和結構就必須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否則就是在模仿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或沒有擺脫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框框，因此不能稱之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實際上，這是以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為標準，來衡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教科書是否具有中國特色。后一個根據是從一般與個別相統一的觀點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認為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是一般與個別的統一：“一般”是指它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路，因而是其他國家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可以采用的體例和結構，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可以采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同樣可以采用；“個別”是指它出自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是照著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體例和結構講；因此，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時代的。作為民族的，它體現了從普列漢諾夫到列寧，再到斯大林創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傳統；作為時代的，它體現了蘇聯20世紀30-50年代的學術風貌。既然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是可以批評和改變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去改變它，那么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來說，是否借鑒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以及如何借鑒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就是可以選擇的，即使借鑒了，也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需要去批評、改變它。這就意味著，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不能成為衡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是否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

那么，我們應該以什么為根據來衡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中國特色呢？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對于這個問題，艾思奇的觀點是，應該以是否貫穿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和融入了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為標準，以是否講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傳統和學術理路為標準。這就是他在《關于哲學教科書的一些問題》中提出的一個基本原則：

力求比較準確、簡練地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同時又在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的基礎上，說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把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哲學原理和說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兩方面結合起來。我們的中心任務是結合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來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思想。如果我們不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就不可能了解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有什么發展。因此，我們要反對兩種偏向：一種是，只注重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而忽視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貢獻。過去這種偏向是有的，我們要反對和防止。另一種是，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還沒有搞清楚，就任意用貼標簽的方式，空談毛澤東同志對它的發展。這種偏向前幾年也是有的，我們也要反對。強調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強調研究問題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這個方向是要堅持的。但是，如果不注意毛澤東思想本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還沒有搞清楚，就想了解毛澤東同志對它的發展，這是不對的。以為只要貼上一個標簽，就什么問題都解決了，這種方法是錯誤的。(12)艾思奇：《關于哲學教科書的一些問題》，《艾思奇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24-825頁。

顯然，這個原則不是以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為標準，而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與個別的結合為標準。這里所說的一般與個別，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與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結合起來，把毛澤東哲學思想貫穿于教科書編寫的總論和各篇章之中。

而對于毛澤東哲學思想，艾思奇下了兩個定義：一是“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這個定義重在闡明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結晶，是中國共產黨的科學理論體系。因此，堅持這個定義，就是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就是要把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連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一并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之中。二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思想”。這個定義重在闡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原理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毛澤東哲學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般與個別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一個階段、一個環節。因此，堅持這個定義，就是堅持從發展的觀點來講毛澤東的哲學思想，把毛澤東哲學思想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之中，講清楚毛澤東哲學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一般原理的發展與貢獻，講清楚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歷史和現實。這兩個定義，概括起來就是按照毛澤東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的方法論原則，來講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本質，以哲學史的方法來敘述毛澤東哲學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之間的繼承與發展關系，以發展的觀點、歷史主義的觀點來講毛澤東的實踐的認識論。

以上這一個原則、兩個定義表明，艾思奇并不是把破除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而是把貫穿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貫穿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作為編寫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則和目的。艾思奇所擬定的這個原則和目的，其實就是編寫這本教科書的學術理路?？梢?，在艾思奇那里，并不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而是以編寫教科書的學術理路，作為衡論這本教科書是否具有中國特色的根據。在當時，持這個觀點的并不只有艾思奇，還有李達。李達在1959年12月全國哲學教科書提綱討論會上，提出了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則是：

首先應對主席的哲學貢獻有一個評價，主席是全面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哲學，馬、恩、列、斯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列寧的主要著作《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談談辯證法問題》，前者發展了認識論，后者發展了辯證法。但真正從各方面展開了的是毛澤東，不僅《矛盾論》、《實踐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而且其他著作均達到新的境界…… 要抓住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結合，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要貫徹幾個觀點：一、階級觀點(階級性、黨性)。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二、實踐觀點。改造客觀世界(自然、社會)，改造主觀世界(思想)……三、矛盾觀點，兩點論。(13)李達：《在哲學教科書提綱討論會上的講話(1959.12)》，汪信硯主編：《李達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7頁。

李達的這一講話代表了當時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主流觀點，這與艾思奇提出的編寫原則是一致的。既然如此，我們要評價這本教科書是否具有中國特色，就不應該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例和結構為標準，而應該以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學術理路為標準。

以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學術理路為標準，對比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與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我們就會發現這兩本教科書在學術理路上的不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是按照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術理路講，它所講的是蘇俄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即從普列漢諾夫到列寧、再到斯大林的哲學傳統，這個哲學傳統的主線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唯物論，因而它的理論框架是唯物論的本體論；而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按照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的學術理路講，它所講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即認識論與歷史觀相統一的哲學傳統，這個哲學傳統的主線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因而它的理論框架是唯物論的認識論。這種學術理路上的不同所引起的差別，我們在這兩本教科書的緒論或導論部分就能讀到。

通常，一本書的緒論總要講該書研究的問題和方法，是人們掌握該書的總體思想和學術理路的最重要部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來說，主要是要講清楚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在哲學史上的解答。為了講清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緒論或導論，在結構上一般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哲學的世界觀和哲學基本問題；第二部分講哲學史上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不同解答，也就是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史前史；第三部分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發展的歷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和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在緒論或導論部分都設了這三個部分，不同的是，后者在這三個部分之后又增設了一個部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目的和方法。在這個部分，該教科書講了兩個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一般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意義，強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既是革命的、科學的世界觀，又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客觀世界的規律、克服主觀主義的方法；第二個問題是以毛澤東有關哲學方法論的觀點為根據，講理論聯系實際的方法，講堅持這一方法對于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必要性。這兩大問題論述的層次表現了艾思奇提出的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原則：“在闡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的基礎上，說明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發展?！焙苊黠@，這里所講的方法論不是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對實際工作的指導意義，而是強調方法論本身的理論意義，強調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且是最有活力的部分。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何一個基本原理都同時具有理論的和認識論的兩重意義。而對于這個重要的觀點，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并沒有提出來進行專門論述。這不是疏忽，而是一種哲學觀念、一種哲學傳統，即堅持唯物主義的唯物論的哲學觀念和堅持唯物論本體論的哲學傳統，總之，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觀念和哲學傳統。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在緒論辟出專節來論述這個問題，恰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重視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哲學觀念和哲學傳統。

這兩種哲學觀念和哲學傳統的差別，不僅體現在這兩本教科書的緒論或導論的結構，也體現在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表述。早在主編《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這本教科書之前，艾思奇就在1956年寫成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中提出了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所具有的理論的和方法論的雙重意義：

哲學上的最根本的問題，區別哲學上的唯心主義或唯物主義的最根本的問題，即物質(客觀、存在)和精神(主觀、意識)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也是檢查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上的正確與錯誤的最根本的問題。工作上犯錯誤的原因是復雜的，要作具體分析。但從思想上來檢查，歸根結底是由于主觀的認識和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未能求得一致，或者簡單地說，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分裂。所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主觀主義，克服這個唯心主義在實際生活實際工作中的表現。要判斷我們學習哲學是否學得很好，是否做到了理論聯系實際，就要看是否能夠在一定實際問題上真正克服了主觀主義，解決主觀和客觀的矛盾。(14)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艾思奇文集》第2卷，第474頁。

這里，艾思奇把“檢查我們的思想和工作上的正確與錯誤”提升為一個哲學問題，強調這個問題與“物質和精神何者為第一性”是同一個問題，其同一性表現為：承認物質第一性，就是從客觀事實出發，就是強調主觀必須與客觀事物求得一致；反之，就是堅持精神第一，無視客觀事實，走向主觀主義。這表明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不只具有存在論的意義，而且具有認識論的和方法論的意義，只有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框架中，這兩個方面才能得到透徹的說明。這個觀點在他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被完整的表述為：

人們的世界觀是多種多樣的，從古到今，哲學家們對世界作了種種不同的解釋，彼此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歸根到底，斗爭的焦點集中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到底世界的實質是物質，還是精神；到底是物質決定精神，還是精神決定物質，到底物質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是第二性的，還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物質是第二性的？精神對物質的關系問題，其中首先是物質和精神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是全部哲學的最根本的問題。如何解決精神和物質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是研究和解決其他一切哲學問題的前提和基礎。(15)艾思奇主編：《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頁。

在這一表述中，世界觀被定義為人們對世界的解釋，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由于這一定義，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就不僅僅是一個存在論問題，而同時是一個認識論的問題，并且是通過認識論的提問引出來的；這個表述的結尾處提出的“如何解決”，就是典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提問。正是這個提問，表達了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雙重含義：一是存在論的含義，這重含義是要直接回答“何者為先，誰決定誰”的問題二是認識論的含義，這重含義是要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路徑和方法，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就是要說明物質是如何決定意識的。相比之下，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只講了第一重意義即存在論的意義，而沒有論及第二重意義即認識論的意義。對于這一點，我們只要分析一下該書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完整表述就清楚了：

世界觀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究竟什么是第一性的、本原的：是自然界、物質呢，還是精神、理性、意識、思想？換句話說，究竟什么在先：是物質、自然界、存在先于意識呢，還是相反，意識、精神先于物質？是存在、物質決定思維、意識呢，還是相反，思維、意識決定存在、物質？——這個問題，始終是確定哲學世界觀的主要問題。(16)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頁。

在這一表述中，世界觀限制在存在論的問題視閾，并且是“以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何者在先、誰決定誰”來表達的。很明顯，這個表達并不存在一個認識論的提問，當然也沒有認識論的意義。由于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意義的闡發不同，所以這兩本教科書對于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論述亦不相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在論述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時，只是擺出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分析了唯心主義與宗教在回答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問題的相似性，而沒有進一步說明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為什么會對哲學基本問題作出不同的解答，以及它的認識論根源何在。很明顯，這是只講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在存在論上的分歧，而不講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中也包含著認識論的提問。與之不同，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在講完了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存在論意義之后，分析了哲學史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于哲學基本問題不同回答的社會歷史根源和認識論根源：

唯物主義是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而唯心主義則是不正確的。它之所以能夠影響人們的思想并且能夠長期和唯物主義競長爭高，除了因為有剝削階級的支持以外，還由于人們的認識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充滿著矛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就有產生唯心主義的可能性。人們在認識客觀事物的時候，通常都不能一下子全面地認識清楚，而要由對于事物的某一些方面的認識，逐漸地接近到全面的認識。在這個認識過程中，人們如果把認識的某些方面加以夸大，把某些局部當作全體，這就在認識上陷于片面性、主觀性的毛病，從而可能導致唯心主義的錯誤。人們的實踐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把這種意識的能動作用片面地加以夸大，以至于誤認為人的主觀意識可以任意地創造出周圍的事物來，這就是在實際上把主觀、意識擺到第一性的地位上，因而也就滑進了唯心主義的泥坑。(17)艾思奇主編：《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第5頁。

這里講的唯心主義產生的認識論根源，是列寧在《哲學筆記》首先提出來的。遺憾的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并沒有把它作為方法論，融入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理解之中，甚至沒有把它寫入該書的認識論章節，因此，該書的認識論章節只講了唯物論的反映論的原理。(18)參見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冊，第330-380頁。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能不歸咎于編寫者的學術理路和哲學觀念。

由于對哲學基本問題第一個方面的理解不同，這兩本教科書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史前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發展史的主線和內容亦不相同。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一書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史前史時，是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為主線，論述從古希臘到黑格爾哲學的發展史；而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發展史時，是以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思路為主線，從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三個部分和三個來源來講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的發展。與之不同，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史前史時，是以各民族的哲學傳統為主線，論述哲學基本問題的解答在不同民族的具體形式。在這一論述中，該書不僅論述了從古希臘到黑格爾的西方哲學家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解答及不同的哲學形態，而且論述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形成及其特點，論述了中國從古代到近代的哲學家們對哲學基本問題的不同解答及哲學思想的變革；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發展史時，是以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思想為主線，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哲學產生的歷史條件、階級基礎和自然科學的基礎，著重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改變世界的性質和階級性、革命性、科學性的品格，進而論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從列寧哲學到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發展。這兩種不同的論述，展示了兩種不同的哲學發展史：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展示的是以西方哲學為主線的哲學發展史，這種哲學史給予人們的是一種普遍性的哲學觀念；而艾思奇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展示的是以各民族哲學形態為主線的哲學發展史，這種哲學史給予人們的是一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哲學觀念；前者體現的是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觀，后者體現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觀。

對比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與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在緒論或導論上的上述差別，不難看出，由于學術理路不同，講出來的哲學基本原理和敘述出來的哲學史必然不同。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按照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的學術理路講，講出來的只可能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編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不論在體例和結構上與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有多么相似，都只可能是中國式的，而不可能是蘇聯式的。據此，我們可以得出這一結論：艾思奇主編的這本教科書，雖然編寫的時間短，但其理論的準備期卻很長，它是中國一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長期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毛澤東思想的重大理論成果，體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在20世紀50-60年代達到的理論水平，同時表明在這個時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包含它的原理教科書體系絕不是照搬照抄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而是有著自己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