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五臺山文殊信仰與士大夫群體關系探析

賈發義，高 圓

(山西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五臺山作為一個享譽內外的佛教名山，其自然內涵與人文內涵被眾多學者所研究，尤其是對作為五臺山文化核心的佛教文殊信仰的研究，已經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崔正森先生通過《五臺山佛教史》等論著，闡述五臺山自東晉十六國至今的發展歷史，對許多基本問題作了考查，對弘揚五臺山佛教文化起到重要作用。此后，諸多學者從文殊信仰典籍、內涵、歷史價值、現代意義、中西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探索，豐富了文殊研究的內容。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對唐代文殊信仰與士大夫群體之關系進行討論，以探究唐代文殊信仰是如何在與士大夫群體的交往過程中逐步實現佛教的中國化，旨在為文殊信仰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并做一些補充。不當之處，敬請專家斧正。

1 唐代文殊信仰與士大夫群體聯系的條件

唐代文殊信仰與士大夫群體發生聯系的客觀條件是普遍的，也是多樣的。文殊信仰與唐代士大夫群體發生聯系的過程，是屬于佛教文化與士大夫群體交往過程中的一個部分，所以需要考察佛教文化與唐代士大夫互動的全過程； 此外，兩者發生聯系的客觀條件不僅僅局限于宗教思想方面，也涉及社會因素、教育因素、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等諸多方面，是多種因素的合力所造成的。

首先，社會因素。由于隋唐時期包容開放風氣的影響，佛教加快了中國化的進程，并在儒教文化圈落地生根。文殊信仰也以五臺山為中心，在中原地區普及開來。因其普世慈悲、眾生成佛和般若中道等佛教智慧吸引了眾多信徒，文殊信仰與基層普通民眾發生了密切的聯系； 又因其帶有教化民眾、鞏固統治的特點而被上層統治者所重視。尤其是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亂后，由于國家連年戰爭和地方藩鎮分立這些直接的社會因素，百姓將精神心理寄托于佛教信仰成為社會常態。文殊信仰以其普世慈悲的佛法，號召了各階層的分子。眾多僧人翻譯了諸多經典，充分發揮、增添了許多有護國鎮法色彩的內容，此類典籍有《佛說文殊師利法室藏陀羅尼經》 《護國仁王經》等。這些被唐政權統治者所重視和推崇，文殊信仰的發展在此時達到頂峰。據《舊唐書》記載，安史之亂所造成的惡劣后果是代宗信奉佛教的最直接的因素之一，“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瑰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為證。以為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 仆固懷恩將亂而死； 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帝信之愈甚?！盵1]3417-3418自代宗朝將佛教文殊信仰作為唐朝統治者用來鞏固統治、教化民眾的官方主流信仰之一，其后歷代唐統治者(除唐武宗外)都在一定程度上對佛教及文殊信仰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其次，教育因素?？婆e制在有唐一代獲得了唐政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官學制度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據《唐會要》記載：“武德元年十一月四日，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秘書外省別立小學?！瓏鴮W、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等各置博士……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豕韵伦拥?，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富膺訓典?！盵2]739-740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受到唐政權的大力推動，使得長久以來不能參與國家政權的庶族地主的地位上升，士族地主受到打擊。與此同時，庶族地主在科舉之初并沒有與世家子弟相媲美的家學傳統與豐厚資源，于是庶族文人于佛寺寄居讀書備考成為常態，并成為之后寺學的雛形。寺學教育屬于私學，其發展過程是包含在隋唐時期官學和私學此消彼長的過程之中。唐安史之亂后，官學式微，私學興起，寺學教育成為私學教育的重要補充形式，也是古代社會在遭受戰爭沖擊后自發形成的恢復機制的具體表現。據《唐摭言》記載，隋唐時期寄居佛寺的士子、文人不在少數，如：“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盵3]73“徐商相公常于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缽?！盵3]74除此之外，暫居佛寺讀書、備考的士人、舉子還有王播、劉禹錫、張說、李紳等。這些文人士子勢必會在寺院生活中受到寺僧對文殊信仰宣傳的影響。但是考慮到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期，文殊信仰發展的程度各有不同，寺讀的文人士子所受到文殊信仰普及的過程是不盡相同的，所接受的文殊信仰的內容是有區別的，其受到的影響也是有深有淺的。

再次，經濟因素。隋唐時期各地的寺院經濟是建立在魏晉以來寺院經濟的雄厚基礎之上。唐初，雖然統治者也對佛教寺院經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措施，如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位時的某些措施，據《全唐文》記載：“釋迦闡教。清凈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橇羲氯?，觀二所。其余天下諸州，各留一所。余悉罷之?！盵4]38《唐會要》：“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盵2]1005雖然這一系列的打擊措施確實帶來不小的沖擊，但是寺院經濟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生命力。而且，唐代的部分統治者的打擊措施是帶有目的性和經濟性的。也就是在寺院經濟過于龐大以至于威脅國家財政的情況下，上層集團才會采取針對性措施對其進行壓制。統治者的直接性目的一旦達到，便對佛教勢力的發展有所寬容。這樣使得佛教寺院有充足的資本和優勢來發展寺學，為文人士子提供食宿，并且，寺院中藏書豐富，吸引大量的文人來此借讀。據《資治通鑒》記載：“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盵5]1533由此可見，唐代寺院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足以吸引眾多出身貧苦、有志入仕的文人士子來此借讀。并且寺院經濟的規模直接影響了寺學的規模與發展。在唐武宗滅法后，對寺院經濟采取的嚴厲的打擊措施也使得寺學體系遭到毀滅性打擊?！顿Y治通鑒》有這樣的記載：“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馀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迮_僧多亡奔幽州?！盵5]1780這樣一來，文殊信仰在以寺院經濟為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寺學教育中，與唐代的文人士子、科舉教育發生緊密的聯系； 但當寺院經濟或者寺學體系崩潰時，文殊信仰便與唐代科舉、教育的聯系停滯或者中斷，或者以其他形式和途徑與唐代科舉、教育發生聯系。

最后，政治因素。隋唐時期，絕大多數統治者皆對文殊信仰推崇備至，隋朝的隋文帝、隋煬帝都采取了崇佛的措施； 唐代的高宗和武則天時期，佛教再一次被推崇，文殊信仰也隨之普及流行； 到唐代宗至唐文宗這一階段，文殊信仰被統治者推上至高的地位，形成了全國性的文殊信仰。在這種官方普遍崇拜文殊信仰的氛圍下，僧尼、官僚、士人等諸多群體都借附會朝廷推崇文殊信仰的既定政策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據《舊唐書》記載：“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N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瓪q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盵1]3418除唐代宗外，唐德宗也對五臺山文殊信仰相當重視，據《廣清涼傳》記載：“德宗皇帝貞元年中，有護軍中尉邠國公扶風竇公，施敕賜三原縣莊租賦之利。每皇帝誕圣之日，于五臺山十寺、普通蘭若設萬僧供，命司兵參軍王士詹撰述，刻石記紀頌，其詞略曰：彌陀居西國，照師宗焉； 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躅而同體也。竹林精剎，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盵6]77此外，據《冊府元龜》所記：“柳誓為易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治，濟輩莫與并?！盵7]9557

從上述眾多史料可知，文殊信仰在當朝統治者的大力推崇之下便與唐代文人士大夫群體在科舉、教育、文化習俗等諸多方面產生一定程度的聯系。

2 唐代文殊信仰與士大夫集團發生聯系的表現

唐代的僧人作為普及文殊信仰的主體之一，充分發揮了其主觀能動性。他們以佛寺為主要陣地，將意含文殊智慧的佛教經典通過傳教、講經等方式對底層民眾到上層統治者進行普及與傳播，實現了佛經、僧人與佛寺三位一體的普及形式。士子文人、官僚士大夫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僅局限于作為客體的地位而被動地接受文殊信仰的普及，他們也出于不同的原因主動靠攏、迎合佛教文殊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文殊信仰的內涵。由此可見，在文殊信仰向世俗社會群體普及的過程中，佛教僧人與士大夫這兩大群體是相互作為主客體而存在并發揮作用。

2.1 唐代僧人的譯經、講法活動與士大夫的參與行為

唐代僧人的譯經、講法活動是傳播文殊信仰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根據《續高僧傳》和《宋高僧傳》所明確記載的隋唐僧人中，曾宣傳文殊經典、弘揚文殊智慧的僧人多達四十余人，這些高僧皆以傳授《大方廣佛華嚴經》 《妙法蓮華》 《維摩詰經》等經典而著名，著名的僧人有慧覺、法敏、曇韻、法藏、解脫、道璨、道貴、法朗、普安、慧云、不空、窺基、潛真、澄觀、宗密、志遠等。據《宋高僧傳》所記載：“釋佛陀波利……聞文殊師利在清涼山……以天皇儀鳳元年丙子，杖錫五臺，虔誠禮拜……波利遂與順貞對諸大德翻出，名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盵8]28“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眾集，義學沙門七十余州八百余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眾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為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盵9]510

根據上述材料可知，這些僧人在設壇講經過程中與所謂的學徒、士俗以及地方官員發生聯系，甚至被這些人所推崇擁戴。更有甚者主動參與這種譯經、講法的宗教活動，如張說、王縉、裴休等人。這些官僚、士子的活動也反映出唐代士大夫群體對文殊信仰的接納與迎合，而這種接納與迎合是出于多種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對于佛法的信仰。如《宋高僧傳》中所記唐代的張說：“釋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也?！旌髲图余嵵?，令住東洛福先寺譯《佛境界》 《寶雨》 《華嚴》等經，凡十一部?！斡袧櫸墓佟袝顝堈f、侍中魏知古?！盵8]43張說是初唐時期的宰相，也是一名崇佛者，在《新唐書》 《資治通鑒》以及《宋高僧傳》等史籍中皆有對張說崇佛活動的記載。張說也在翻譯佛經、與僧交游的過程中接納和傳播了文殊智慧，其所著《張燕公集》說到“法財裝妙色，空色不相異”[10]73，表現出他對文殊般若性空智慧的吸收。類似于張說這樣的士人、官僚還有很多，著名的有韓琬、王縉、王維、嚴挺之、裴休等。如《大唐新語》中：“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盤經》于大云寺?！盵11]96因此，郭紹林先生對此作出的評價是恰到好處的：“士大夫是把佛教當作《解脫學原理》和《人生觀概論》來加以學習的?！盵12]51但其中也不免有許多出于其他政治或者經濟等原因而接受文殊信仰的群體?？傊?，這些士大夫群體也在與僧人譯經、講法的互動過程中與文殊信仰發生聯系，并顯示出其主動性。

2.2 唐代僧人的游歷、巡禮活動與士大夫對文殊信仰的推崇

唐代僧人在全國各地的游歷及巡禮活動也是其傳播、普及佛教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并且這種弘法活動的興盛是建立在僧人數量龐大和國家社會穩定這兩個前提之下。在唐代中后期，為解決國家財政日益窘困的情況，唐代政府大肆出賣度牒，使得僧人數量激增?！秲愿敗分杏涊d，僅在大歷三年正月就度僧尼一千人； 并且在唐代安史之亂之后，唐政府采取措施維持了國家與社會的穩定，使僧人獲得出入各道、各州的關碟也比較便易。唐代僧人通過四處游歷、巡禮弘法的方式來傳播、普及文殊信仰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其一，全國各地的僧人受到五臺山佛教圣山的感召，而到五臺山巡禮求法的過程，這顯示出了信仰文殊的僧人群體在全國范圍內由分散到聚集的狀態； 其二，在前往五臺山求法后的僧人或者是山西籍的五臺山僧人行至全國各地進行傳教的過程，這又顯示出了信仰文殊的僧人群體在全國范圍內由聚集到分散的狀態。需要注意的一點是，上述的兩個過程的發生并不存在一定的先后順序，而是同時或者交錯進行的。

首先，前往山西五臺山地區巡禮、求法的僧人。據《續高僧傳》 《宋高僧傳》等史料記載，曾前往五臺山地區弘法、巡禮的僧人多達十余人，如曇韻、解脫、僧明、明隱、不空、窺基、澄觀、志遠、宗密、圓仁等。在這些僧人當中，非山西籍僧人所占比重也很大，可見五臺山文殊信仰對佛教徒的感召力不容小覷。而且，這些僧人所屬門派也是不盡相同，崔正森先生認為：“五臺山是一個顯密并存、諸宗競秀的佛教圣地。在唐代時，它不僅有唯識、華嚴、凈土、律宗、密宗、禪宗，而且也盛行著天臺宗?！盵13]311學者常崢嶸也評價：“五臺山作為佛教文化高地，又意味著五臺山不是佛教哪一宗哪一派的五臺山?！盵14]344此外，這些僧人在巡禮五臺山文殊道場的過程中也在記述、傳播有關文殊菩薩顯靈事跡來顯示文殊信仰的真實性和神圣性，據《廣清涼傳》所載：“江東釋惠……于東臺同見白光十余現，次有黑云叆叆，少傾云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紅色圓光大圣文殊乘青毛獅子，眾皆明睹?！盵6]77并且，除文殊顯靈事跡之外，很多人將文殊信仰與生子、求取功名、治愈疾病等民間世俗性活動聯系起來，促進了文殊信仰的民間化，也是對文殊信仰的改造。另外，許多僧人被唐政府征辟為僧官擔任講經弘法、祈福求雨和護送舍利等責任，如曇韻、窺基、解脫、法誠、潛真、澄觀和不空等?！端胃呱畟鳌酚涊d：“釋澄觀，姓夏侯氏……大歷十一年，誓游五臺，一一巡禮，祥瑞愈繁?！瓍s還五臺，居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時寺主賢林，請講大經，并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惙然長想。況文殊主智，普賢主理，二圣合為毗盧遮那，萬行兼通，即大華嚴之義也?！吣?，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復請于崇福寺講。德宗降中使李輔光宣詔入都?！盵8]105-106以及“釋端甫，俗姓趙氏，天水人也?！瓱o何，謁文殊于清涼，眾圣皆現； 演大經于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盵8]123

其次，由山西五臺山地區前往其他各地弘法的僧人。這些前往全國各處弘法傳教的僧人通過在各地設壇講經、建造寺院等方式，在客觀上促進了其他地域對五臺山是佛教圣山與文殊道場的廣泛認同，并且將文殊智慧的基本內涵傳播到全國各地，起到了五臺山文殊信仰對其他地域的輻射作用。在唐文宗開成年間來到中國的日本天臺宗僧人圓仁法師，入唐于揚州求法，后欲往臺州天臺山巡禮而不得，輾轉來到五臺山巡禮求法。之后他又前往長安地區，親歷會昌法難后返回日本。這一行程就是上述兩個過程的合體，在其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對此行程有詳細的記敘。

除佛教僧人外，很多封建官僚，尤其是山西五臺境內的諸多地方官僚，也主動借助文殊菩薩顯靈圣跡來傳播文殊文化，將文殊與祈雨、護國等許多世俗事件結合起來以達到維護統治的目的?！肚鍥錾街尽分兴洠骸疤崎_元中，代州大旱，都督薛徽禱雨于太華池，命僧諷《華嚴》，以合香枝灑凈。滿七日，大于千里，遍聞合香。是歲大稔?！盵15]185“開元二十三年，代州都督王嗣，嘗巡禮清涼山五臺諸寺院，忽遇一伽蘭，廣大莊嚴，內有文殊師利像。因入中禮拜，復從院出?！枚么烁袘?，信心益固，后遙禮五臺，沒身歸向矣?！盵6]82由此可見，各地官僚對傳播文殊信仰的僧人加以敬重與接納也對文殊信仰的普及起到了推動作用。

2.3 唐代僧人的筑寺、造像活動與士大夫的寺讀、文創行為

唐代僧人在向士大夫群體傳播、普及文殊信仰的過程中，是以佛經為基本媒介，以佛寺為主要陣地。佛寺和造像是作為感悟文殊智慧、接受文殊信仰最直觀的實物。唐代五臺山地區的文殊寺院、文殊造像的創建活動是一個長期性、持續性的過程。在唐高宗、武則天時代以及唐代宗之后這兩個時期，五臺山的筑寺、造像活動達到高峰。尤其以不空法師及其弟子含光在五臺山的筑寺、造像活動最具有代表性?！端胃呱畟鳌酚涊d：“ 四年冬，空奏天下食堂中置文殊菩薩為上座，制許之，此蓋慊憍陳如是小乘教中始度故也。五年夏，有詔請空往五臺山修功德，于時彗星出焉?！盵8]9在不空法師及其弟子含光上奏請建置五臺山金閣寺的過程中，一些崇佛派官僚士大夫也迎合皇帝想法來支持此事，如元載、王縉等。據《資治通鑒》記載：“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N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盵5]1533除此之外，許多文殊院、文殊圣像也隨著僧人游歷的足跡在其他地方普遍建立，如：今陜西省西安市南鎮高廟村文殊寺(相傳為唐太宗時創建)、今甘肅省肅南縣文殊寺(貞觀年間修復、造像)、今河南省魯山縣文殊寺(貞觀年間由僧人德興創建)以及著名的福建省金淘鎮天竺山文殊院(相傳為唐代五臺山僧人創建)。而且，據《全唐文》記載：“太傅尚書左仆射兼御史大夫隴西郡王李公寶臣……發其誕愿，乃於寺內建文殊師利菩薩堂焉?！盵4]4534-4535、《古清涼傳》記載：“唐龍朔年中，頻敕西京會昌寺沙門會頤，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行圣跡?！滞箧谒聳|堂修文殊故像?！盵6]24可見，官宦群體自主的筑寺、造像活動也比較頻繁。

眾多佛寺的創建為僧人傳播文殊信仰提供了條件，也為士子寺讀提供了場所。有唐一代，是民間寺學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亂后，由于官學體系受到連年戰亂以及藩鎮割據的沖擊，私學從而發展起來，寺院教育也隨之興盛。據《唐摭言》記載，唐代文人、士子以及歸隱官僚選擇寺院作為苦讀清修之場所成為常態，如之前提及的王播、徐商和韋昭度。文人、士子在寺讀期間勢必會與僧人發生緊密的聯系，不僅僧人會在寺院進行講學，如“領生徒坐於學?！?等情況，并且也出現儒釋交游或者官釋交游等現象。在上述史料中，《唐摭言》中記載：“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凈光大師，隨僧齋粥。凈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盵3]74這韋令公昭度所結交的凈光大師，則是天臺宗十五祖。凈光法師曾講《法華經》 《維摩詰經》 《法界觀》等經典，來弘揚文殊信仰。諸如此類的高僧在同士子、官僚交游的過程中勢必將文殊信仰傳于他人，并且此類文人士子在佛寺暫居苦讀，在長時間內潛移默化地受到文殊信仰的影響。更有甚者，在蒙遭劫難時也企圖剃度出家來避免災禍。如唐代的李訓，在永貞革新事件之后，便逃往華嚴五祖宗密法師所在尋求庇護?！顿Y治通鑒》記載：“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發而匿之。其徒不可?！盵5]1686由此可見，雙方交往頗深。不僅如此，根據賈發義老師對儒釋兩者互動的論述：“兩者之間的互動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唐代高度發達的佛教和日趨成熟的科舉選士相結合的產物，是佛教中國化或者說儒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16]，這也可以看出佛教對于唐代科舉制度產生了深刻影響。文殊信仰似乎也存在影響科舉制度的可能性，這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在《全唐詩》當中，詩人創作的關于寺讀、游歷于文殊院、華嚴院，以及感悟文殊智慧的詩作數不勝數，如《行香子·文殊菩薩》 《文殊院避暑》 《送僧游五臺》 《病中勉送小師往清涼山禮大圣》等。其中記述文殊菩薩顯靈圣跡以及意含文殊般若空性、不二法門等智慧的詩歌也不在少數。例如：“赤日黃埃滿世間，松聲入耳即心閑。愿尋五百仙人去，一世清涼住雪山?！盵17]1458“豐衣足食處莫住，圣跡靈蹤好遍尋。忽遇文殊開慧眼，他年應記老師心?！盵18]2041“濁河高岸拆，衰草古城空。必到華嚴寺，憑師問辨公?！盵19]2039這些詩歌的創作顯示出文殊信仰于詩人群體間的廣泛流傳。不僅如此，在一些反釋教官僚的言論中也依稀可見意含文殊般若性空的內容，如《舊唐書》記載：“張廷珪：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盵2]1004-1005文殊信仰的內涵也表現在不二法門的中道觀，被文人、士子廣泛接受，并且這些士大夫主動將文殊中道觀與儒、道的中道思想結合起來，對文殊信仰的內涵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借用崔正森先生的話來說：“文殊的中道思想，不僅是指佛教的佛性、真如、涅槃之體等最高真理和如實正觀的普遍方法，而且也是中國儒道兩家的根本思想?！盵20]這些都顯示出唐代士人、官僚在文殊信仰的影響下，對于佛教的態度由感性階段逐漸蛻變為理性階段的過程。文殊信仰的發展過程也體現出了士大夫群體對佛教從崇拜到利用，甚至到塑造佛教的特點，生動體現出佛教中國化過程以及中國化佛教誕生的過程。

3 唐代文殊信仰與士大夫群體關系之影響

在整個唐代，文人士大夫群體與文殊信仰進行了緊密且持續的互動活動，并對雙方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如此，從宏觀來看，以士大夫群體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傳播文殊信仰的僧人為代表的佛教文化都受此影響頗深。

第一，在雙方的互動過程中，對士大夫群體本身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文人士子、官僚大夫對文殊信仰有意地迎合與推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當時政治現實的需要，并且也滿足了他們企圖通過對文殊信仰的迎合以達到某些世俗方面的愿望，如獲得僧人的提攜、舉薦，受到當朝統治者的關注、重用，這樣就在微觀層面獲得個體發展的價值。其次，作為學習、傳承儒家文化的主體，士大夫群體對佛教文化及文殊信仰的接納與吸收，直接導致了這一群體在思想方面發生質的改變，即儒釋合流的轉變在士大夫群體中較早地開始。

第二，雙方的互動過程對中古時期的教育、文化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代文人的寺讀、與釋交游和文學創作等活動，對唐代乃至后世的書院教育、佛寺教育和文學創作都有深遠的影響。借用任繼俞先生的話來說：“佛教對上層知識分子，文化人，充分利用其抽象理論思維影響，發揮其宗教哲學理論優勢，建立理論體系，在理論上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內容?！盵21]另外，這些士大夫官僚對佛教思想的吸收極大地促進了儒、釋、道三教的合流，并且成為這場活動的參與者和先導者。

第三，雙方的互動過程也促進了佛教的中國化、儒教化和世俗化、平民化的過程。在文殊信仰傳播的過程中，眾多高僧以及士子官僚對文殊信仰進行了有選擇地甄別與篩選，甚至是改造與重塑，使得文殊信仰更加符合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的認知，實現了文殊信仰的中國化與儒家化的進程； 另外，隨著眾多群體對文殊信仰的傳播，文殊信仰在除今山西五臺山以外的其他地區普及開來，文殊信仰成為民間四大菩薩信仰之一的雛形開始形成，這樣就促進了文殊信仰的世俗化與平民化。作為佛教文化中的一支，文殊信仰的普及與發展也反過來推動了佛教文化的本土化發展，最終促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4 結 語

由于唐代社會風氣開放、官學式微且私學興起以及唐代統治集團對佛教的弘揚等因素，文殊信仰在諸多教派僧人的大力弘揚下，實現了從山西五臺山到全國范圍的普及，并且一度成為國家官方主流信仰之一。在此過程中，作為唐代社會中間階層的士大夫群體在與諸多僧人的交往中，逐漸與文殊信仰發生互動，并且對文殊信仰產生認同。在互動過程中，僧人與士大夫群體都充分發揮了主體性作用，對文殊信仰的弘揚與吸收完成了從自發到自覺的轉變。在社會層面，唐代士大夫群體和文殊信仰的互動對雙方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而在文化層面，進一步促進了以士大夫為代表的儒學傳人對佛教思想文化的吸收，從而促使中古時期的中華文明在結構與內涵上發生了局部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