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潛在邏輯

○劉 靜

一 引 言

海外華人華僑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梁，不僅是當今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人脈資源，也是中國在國際范圍內提升影響力的重要力量基礎。習近平在2014年會見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時提到，全球化時代跨國合作不斷加強，海外中華兒女可以更好地參與中華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兩項大業。(1)嚴慶：《國家建設視域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國民族報》，2018年6月8日第5版。2017年，習近平再次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努力。202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印發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新增了海外統一戰線工作和僑務工作一章，強調海外統一戰線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最大公約數，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央在不同時期強調新形勢下要以“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2)張偉玉、黃德海：《“一帶一路”視域下僑務工作的轉型路徑、合作機制與模式創新》，《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2—143頁，第156—157頁。為目標，促進華人華僑更好地游走在國際舞臺上，參與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梳理學界研究發現，海外華人華僑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研究目前主要可以分為功能論和實踐論兩大視角。功能論側重強調華人華僑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上發揮重要功能，主要觀點有：華人華僑在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等方面存在明顯優勢，(3)曾少聰、李善龍：《華僑華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用和制約因素》，《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5—14頁。能夠在全球經貿合作、文化交流、科技合作及公共外交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4)張瑋潔、周云：《海外華僑華人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作用探析》，《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1年第1期，第39—47頁。也能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5)張冬冬：《華僑華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獨特力量》，《人民論壇》2018年第17期，136—137頁。實踐論側重強調華人華僑作為實踐主體具有主觀能動性，主要觀點有：華人華僑通過遷徙、適應與融合，與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動參與者、貢獻者。(6)李明歡：《國際移民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以華僑華人為視角的思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4頁。華人華僑一邊積極融入所在國社會，一邊保持與祖籍國的密切聯系，雙向促進了中外互利互益。(7)張春旺：《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國際移民、華僑華人的幾點思考》，《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5—7頁。華人華僑作為中國溝通世界的重要“紐帶”和“橋梁”，與所在國家人民一起為世界發展創造機遇等。(8)李鴻階、童瑩：《海外華僑華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系研究》，《八桂僑刊》2020年第3期，第3—9頁，第56頁。

不論是哪種視角，現有研究都主要從“華人華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發揮什么作用，怎么發揮作用”等角度展開，將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視為邏輯“應然”，缺乏對其參與“實然”邏輯的必要分析。筆者認為，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要遵循著經驗、學理、實踐三方面的潛在邏輯。具體而言，在海外社會居住生活的華人華僑從聚到散，首先能夠構成共同體；其次，具有群體凝聚力，可以形塑多樣化的共同體形態；最后，通過共同體的形態轉換得以實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范式的衍化、延伸與超越，對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思維。就此觀點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二 經驗邏輯：華人華僑能否構成共同體？

在不同的時期，相異的地理空間，海外華人華僑與不同的種族、信仰、語言、文化、生活方式等要素并存且博弈，構成了廣義的全球華人在地化的社會融入圖景，也相應地形塑出海外華人社會或華人社區的共同體形態。實際上，學界針對“華人華僑居住生活的不同社區形態是否構成共同體，構成什么樣的共同體”等問題有著不迭論爭?？傮w來看，學者們基本同意將華人華僑傳統聚居型社區視為共同體，而對散居形態的華人社群是否構成共同體持有疑議。筆者認為，從滕尼斯對“共同體”的定義來看，不論是聚居華人社區還是散居華人社群，都不能直接等同于昔日理想狀態下“親密、秘密、持久、真正的生活”。不過，從抽象層面來看，構成共同體的本質意志所強調的情感聯系、歸屬感、認同感又處處體現于海外華人社區之中。加上廣大海外華人接受并認同他們是ethnic Chinese的說法，同時廣大華僑也認同他們是overseas Chinese，因而可以說，華人華僑社區形態呈現出了以Chinese為圓心的共同體取向。不過，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華人華僑居住格局的差異又可劃分為兩類共同體：聚居社區的“類共同體”與散居社群的“想象共同體”。

(一)聚居社區：“類共同體”形態

在滕氏看來，共同體是持久和真正的公共生活，(9)[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4頁。共同體的基本類型以血緣、地緣等自然屬性聯結的首屬群體為主。長久以來，中國人向海外移民拉開了與祖國和家鄉的時空距離，但實際上保持著與家鄉血緣、地緣等初級群體的密切聯系。除了遠距離的跨國關聯之外，這種聯系還體現在早期海外華人華僑在地化生成的五緣關系上。歷史顯示，早期華人移民在異域的生存狀態并不樂觀，他們不懂當地語言、文化、法律與社會規范，還時常遭受到當地人的歧視、侮辱甚至陷害。為了抵抗外來壓力，他們居住在一起互幫互助，依靠“我群”力量，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不同的華人社區，呈現出“類共同體”形態。

在早期全球華人社區中，東南亞華人社區較具代表性。東南亞是中國早期華人移民向外輸出的重要地區。自“下南洋”肇始，到中國近現代出現大規模向外移民，東南沿海一帶的男性勞動力向外謀生，散居四方，努力在海外立足并試圖維持“家”的根基。為了開發并維系更多資源，定居東南亞之后的華人男性迎娶當地馬來族或其他族女性，主動融入當地族群，適應當地文化，逐漸形成后來的土生華人族群“峇峇”“娘惹”。作為土生華人女性的“娘惹”在婚配模式中不被允許與當地其他族群通婚，只能嫁給華人移民或其后裔。在弗里德曼看來，這一現象深刻說明中國重視父系親屬關系的文化偏好已經在異域傳承和延續。(10)[美]孔飛力：《他者中的華人：中國近現代移民史》，李明歡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6頁。整個族群呈現出以血緣關系、情感聯系為基礎的共同體特質。父系的血緣認同使他們緊密凝聚在一起，形成與中國有密切關聯的特殊族群，呈現出有共在感、認同感的“類共同體”形態。

在歐美社會，海外華人華僑的在地融入是晚近幾十年才發生的事。長期以來，“唐人街”作為廣大海外華人聚居、工作和生活的場所，為從沒去過中國的西方民眾提供了認識和了解中國的窗口。不過，對于早期華人移民而言，唐人街的意義遠不只是空間化的場所，還為他們提供了身在家鄉般的歸屬感。從美國來看，旅美華人從在唐人街安家到在唐人街謀業，一方面彰顯出聚居族裔經濟興衰的邏輯，(11)周敏：《美國社會學與亞美研究學的跨學科構建:一個華裔學者的機緣、挑戰和經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3年。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早期旅美華人抱團取暖、共謀生存的經濟共同體取向。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一代又一代中國移民在唐人街式的聚居華人社區中守望相助，共謀發展，使社區呈現出地緣共同體、精神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等疊合形態。在聚居社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海外華人華僑重視地緣、血緣、業緣、神緣與文緣等關系的搭建，內隱地強調群體的共生關系與共同參與，使這類聚居社區迸發出“類共同體”般的傾向與力量。

(二)離散社群：“想象共同體”形態

在國際移民研究領域，“離散社群”(diaspora)最早只用于指代遠離故土的猶太人與亞美尼亞人，隱喻地表達他們四散各地的流離失所感。但如今，隨著信息科學和交通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離散”這一概念已經沒有了原初依戀故土和無家可歸的悲涼色彩，多用于指代全球移民分散化的新常態。

隨著老移民慢慢離開聚居社區，新移民不斷涌入海外，華人華僑整體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準、社會融入程度有了明顯提升，離散的華人社群也開始走進全球視野。通常意義上來講，“離散社群”作為跨國群體，他們的生活除了與“家園”“故土”等意象緊密聯系在一起，還保留有鮮明的移民社區特征，例如文化多樣性、慣習跨國性等。(12)范可：《移民與“離散”：遷徙的政治》，《思想戰線》2012年第1期，第14—20頁。定居他國或跨國居住的離散華人華僑也不例外，他們在文化與情感等方面保持了與祖籍國或祖籍地密切聯系的同時，也呈現出認同與慣習的多元變化。(13)李明歡：《Diaspora:定義、分化、聚合與重構》，《世界民族》2010年第5期，第1—8頁。不過，他們更多秉持一種包容開放的心態，試圖超越國籍與身份的割裂關系，直至在異國達到“他鄉亦是故鄉”的深度認同。因此，離散華人華僑的凝聚和認同往往是多維的，其所組成的社群也呈現出多維元素的主導性，如方言社群、宗親社群、行業社群、商會社群以及晚近出現的網絡社群等。雖然這些社群規模不一、維系紐帶不同，但各類群體的凝聚卻并非虛假意識或幻象，而是真實客觀存在的。換言之，離散的華人華僑通過生活實踐與社會融入，形塑出地域邊界感模糊、群體邊界感清晰、具備主觀認同意義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凸顯出國別之外的文化或族裔身份，創設出“海外華族”(overseas Chinese/ethnic Chinese)身份的同一性，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廣大海外華人華僑的全新身份認同。

“共同體”形態離散社群的形成經歷了海外華人華僑從自在到自覺的過程。離散華人的聚合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所重視的“家”概念的延伸，其所構成的“共同體”是一個有共同記憶、文化、命運、價值目標的整體，是一種有重大價值意義、帶有跨國主義色彩的共同體框架。(14)徐杰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的內涵與學術支撐》，《湖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第77—86頁。它不是機械的，而是有機的。在華人華僑分散地適應與融入當地的過程中，他們將文化認同、血緣認同、族群認同疊合為一，在多元認同中將“我群”擢升為“華人文化共同體”(15)李鴻階、童瑩：《海外華僑華人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系研究》，第3—9頁，第56頁。，并逐漸形塑出以“華”為“神”，“形散神不散”的“想象共同體”，不斷促進著中華文化與價值理念在全球的傳播與環流。

三 學理邏輯：華人華僑何以構成共同體？

凝聚力是群體建構共同體的基本要素，也是華人華僑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內在源泉。理解早期華人構成唐人街、飛地(enclave)等聚居社區并非難事，但在全球化加速時代，當同鄉、方言等紐帶意義漸趨弱化，何以理解晚近新移民群體的聚與散，為何他們仍然能夠實現離散背景下的聚合和聚合基礎上的認同？當下從學理層面回答這一系列問題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族群符號的客觀性

在移民國家，體質是劃分族群的一個重要指標。尤其在歐美社會，根據體質差異而來的種族歧視已經成為嚴重的政治正確問題。華人作為移民群體中的一支，以身體發膚的形式彰顯著鮮明的亞裔屬性。從他們定居，獲得身份，掙扎在話語權邊緣，再到深入主流社會，爭取族裔權利，不斷提升族裔地位，身份認同不再是一個人、一家人的事，而成為一種集體的行動與實踐。

不過，以生物學和人種學分類標準為依據的族群符號并非僅僅體現在體態特征的差異上，還折射在體質與文化的互依關系上。如韋伯所指，族群除了在外貌特征、習俗上具有相似性，也在主觀上相信自己擁有共同的祖先或移民記憶。(16)葉江：《當代西方“族群”理論探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第82—88，第124頁。也就是說，族群并非僅僅是生物學意義的，也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語言、信仰、文化符碼等特質可以通過身體展現出來，身體為個體認同提供了載體與條件。雖然伴隨人群遷移和種族交叉婚的結合，后代的身體特征可能發生一定的變化，但群體慣習的相似性將在一段時間之內持續蔓延。也就是說，在族群識別的意義上，身體與文化存在著某種重合。這種重合為個體提供了身份邊界意義上“我屬于這個群體”或“他不屬于我們群體”的直覺。在日常生活的不斷互動中，“內外有別”的群體意識逐漸生成。雖然現代性的力量在不斷強化、弱化甚至改變著族群屬性和群體認同，但身體特征與文化慣習黏合的系列特征仍為海外華人華僑提供了客觀的、可被“他者”識別的族群符號。

(二)文化認同的反身性

由于國籍身份具有非固定性，移民個體主觀層面的認知與認同就顯得愈發重要。實際上，華人華僑通過與“他群”的互動認識自我、認清自我并堅定“我本如此”的反身性自我認同早已出現了萌芽。(17)朱靖江、高冬娟：《虛擬社區中自我認同的反身性重構——基于移動短視頻應用“快手”的人類學研究》，《民族學刊》2019年第4期，第47—53頁，第112—114頁。

在海外社會，華人華僑與祖籍國的時空關系被切割，傳統文化實踐的場域也發生了轉換。隨著華人華僑融入程度、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移民個體對傳統聚居社區的依賴性也大幅下降。慢慢地，華人移民逐漸成為脫域的“想象共同體”。從聚居社區到脫域共同體，文化成為聯結華人華僑的關鍵紐帶。在很多地方都能發現，海外華人華僑除了致力于將中華傳統民俗發揚光大，還力求將中國春節納入當地公共假期，為所屬族群爭取權益。他們廣泛舉辦中國日、中華日等特色活動，通過“移植”中華文化傳統，“再造”海外華人文化，在跨時空場域中主動找尋心理安全感和文化認同感。通過在地化的民俗實踐，海外華人華僑以中華文化為線，編織出一張“華族(ethnic Chinese)之網”。通過特殊的歲時節令和線上、線下的文化活動，廣大華人華僑乃至海外中國留學生等群體被緊密地聯系起來。他們在當地社會主動鋪陳主體化的文化表述，建構內在群體文化時間的共在感，平衡“我群”亞文化與當地主流文化的關系。因此，被異置他國的中華文化事項并非是對中國傳統民俗文化的簡單復制，也深刻包含了海外華人華僑反身性的文化嵌入與再造。

對于不少海外華人華僑而言，身份認同是其一生都在面對和省思的問題。在他們與當地主流文化互動與博弈的過程中，“他者”與“自我”須臾不可分離。海外華人華僑也在開展文化實踐和闡釋自身文化的過程中反身性促進了群體文化認同的構建。

(三)集體記憶的指向性

記憶不僅事關人的神經—精神系統，(18)揚·阿斯曼、管小其：《交往記憶與文化記憶》，《學術交流》2017年第1期，第10—15頁。也是個體認知過程中一種深刻的自我觀照。個體記憶不等同于人本能的記住，而是人有意識選擇和篩選的結果，集體記憶亦如此。但當下的社會背景除了“提供結構性失憶滋長的溫床外，也往往促成原來沒有共同歷史的人群，以尋根來發現或創造新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新的族群認同”(19)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頁。。

海外華人華僑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缺乏歷史記載的，不同代際的記憶差異更是顯著。因此，選擇什么樣的記憶內容對于華人華僑就顯得至為關鍵。日常生活實踐作為華人華僑與當地社會交融的助推劑，也是“家國之外”的海外華人華僑個體記憶的主要內容。在跨時空切換的異國，華人華僑對過往所熟悉的語言、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記憶不再是單純的復制。伴隨不同代際的移民有意識地篩選與講述，記憶不斷跨越個體的生命長度。長期以往，經由無數個體累積的集體經驗逐漸被嵌套在某個固定維度。記憶也由此獲得一種高度凝練的集體意義。于是，超越個體差異的集體性表述得以生成。通過集體有意識的重復闡釋與講述，記憶指向性地作用于不同代際的個體，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繼替，形成群體共同的歷史，創造群體歸屬感。

從學理層面來看，客觀的族群符號、反身的文化認同和指向性的集體記憶作為邏輯主線，將有聚有散的海外華人華僑串聯起來。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海外延伸，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與不同群體有層次、有重點、可利用的互動和情感網絡，構建出多樣化的共同體形態。

四 實踐邏輯：華人華僑何以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

近年來，共同體不再停留在學術語境對昔日自然而然、親密、和睦、單純小圈子生活的唏噓與追思，(20)[英]齊格蒙特·鮑曼：《共同體》，歐陽景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頁。而成為了現代社會對未來的價值追求與實踐愿景。從共同體特性來看，華人華僑長期保持的松散聚合關系，愈發呈現出族群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生命共同體的多元范式切換，不僅實現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衍化、延伸與超越，還恰好對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思維，有助于促進全球價值的共通共融。

(一)象征性范疇：族群共同體

陳志明認為，華人華僑雖然生活在不同地域，受不同政治制度與文化因素的影響，但群體本身仍有相當的同質性與獨特性。他認為，中國文化符號及其象征通過延續、變遷和轉型，使海外華人華僑在民族學意義上構成“華人文化圈”(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21)陳志明：《遷徙、家鄉與認同——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海外華人研究》，段穎、巫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1—13頁。杜維明所界定的“文化中國”與陳志明所提出的“文化圈”在一定意義上有相通之處，但他的“圈層觀”已遠遠超過了華人華僑本身。在杜維明看來，“文化中國”有三個圈層，第一層由中國大陸、港澳臺和東南亞等國家或地區構成；第二層為遍布于全球的離散族裔所構成的華人社會；第三層為國際視野中從事中文或中國研究的個體。(22)杜維明：《杜維明文集(第五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第391—411頁。在第三層中，杜維明將與中國相關的學者、知識分子甚至喜愛中國文化的受眾廣泛囊括進來，極大地模糊了族群與文化的邊界。但不論是“華人文化圈”還是“文化中國”的說法都顯示中華文化在全球維度存在巨大吸引力，能夠形成以“中華文化”為圓心，層層相連、向外拓延的“文化圈層”。從象征性范疇來看，這種文化圈的本質就是以文化為牽引，將喜歡、認同中華文化的不同族群廣泛聯系、凝聚在一起。

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背景下，共同體的基本結構總是相對松散的。華人華僑的政治身份雖然有所不同，但通過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建構有效的“中華文化網”，不僅能夠最低限度實現“海外華族”的凝聚，也能突破群體邊界，極大地促進友華人士的聚合。

總之，從象征性范疇來看，海外華人華僑并非把我群文化建設停留在純粹而浪漫的傳統依戀，還通過廣泛吸收對中華文化感興趣的多元群體，增強群際關系的黏合度與聚合力。從這一維度而言，華人華僑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海外的衍化與延續，通過跨地域的文化展演與文化表述，促進中國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推動世界感知中國。

(二)功能性范疇：利益共同體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人類所努力爭取的一切，往往都與他們的利益直接相關。(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頁。在當今世界范圍內不同主體的合作關系中，如若一方秉持過于狹隘的義利觀和零和博弈思維，結局勢必是矛盾與沖突的交織。只有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觀，從共同利益視角出發，相互協作、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合作關系才能夠長久。

中國人移居海外的時間與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是，近代以來持續和大規模人口外流往往都與經濟交流和發展的需求緊密關聯。莊國土曾深度剖析早期海外華人華僑主導的東亞經貿圈，指出華商與中國構建出致密的經貿網絡，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東南亞華人華僑與中國仍在一個文化圈的范圍內，交流與交易的成本較低；二是中國經濟發展及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世界貿易網絡的需求使然。(24)莊國土、劉文正：《東亞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華商網絡、移民與一體化趨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頁。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與各國經貿合作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甚至與西方國家在金融資本、技術創新等領域形成激烈的競爭關系。華人華僑與中國的合作規模再度變大，合作領域也隨之變寬。盡管雙邊合作共贏關系的達成受政治、經濟、軍事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但是，只要符合各自的核心利益訴求，能夠達成集體利益共識，往往就可以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近年來，華人華僑與中國持續深化互動與合作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尤其自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不少華人華僑充分發揮自身熟悉所在國家語言、文化、政策、法律的比較優勢，積極尋求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利益結合點，深度參與中資合作項目，不僅為所在國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還深化了中外的互聯互通，實現了與中國的互惠共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著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經濟格局的構建。

因此，從功能性范疇看，華人華僑的凝聚已然實現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范式超越。他們除了與中華民族共同體保持文化共通的屬性之外，還通過探索合作途徑，拓寬合作領域，提高合作水平，謀求利益共識，形成互利互惠的利益共同體，促進全球多邊合作實現互惠共贏。

(三)倫理性范疇：責任共同體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逐漸暴露出弊端與不足。一些治理難題的不斷涌現使西方治理模式與治理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為了充分維護自身利益，西方發達國家霸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反建制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開始抬頭，引發逆全球化趨勢。百年未有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我們留意到，海外華人華僑在與祖(籍)國、所在國家保持密切聯系的同時，還存在多國的生活實踐。(25)潮龍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國主義理論》，《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3期，第52—63頁，第160頁?？鐕髁x視角下的華人華僑深度關注國際社會面臨的緊迫、嚴峻的新問題，充分展現了參與全球治理的責任擔當。

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國武漢爆發初期，海外華人華僑第一時間組織捐物、捐款，不斷征集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抗疫物資支援國內重點疫區的抗疫實踐。后來，疫情在全球范圍迅速蔓延成為“大流行病”(pandemic)，華人華僑又積極投身所在國家的抗疫一線，為社會公益事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以實際行動為全球疫情防控付出“雙線程”或“多線程”的努力與貢獻。(26)曾少聰、陳慧萍：《海外華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舉措及貢獻》，《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第77—85頁。后來，西方社會故意炒作“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等謬論，將全球疫情問題歸咎于中國和華人，還結合其輿論場長期散布的“中國威脅論”，刻意扭曲放大西方社會民眾的恐懼心理。在極具種族主義色彩的輿論攻擊下，全球多國出現對海外華人華僑乃至亞裔的社會歧視，甚至出現了種族暴力等犯罪行為，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華人華僑在海外社會的正常生活。隨后，除了主動參與抗擊全球疫情，華人華僑還積極參與應對歐美國家的種族歧視與排外行為。在美華人華僑還通過“街站”、游行示威等活動大力支持非裔維護生命尊嚴并保護群體權益，打破沉默“啞裔”的刻板印象，挺身反對西方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論。

從倫理性范疇看，華人華僑不僅主動參與、協同、銜接中外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交流，還以全球治理主體的角色出場，致力于破解全球沖突與合作的難題，形塑出群體的責任共同體取向。通過跨種族、跨國界、跨文化的民心相通與情感共融，華人華僑奏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奏”，對接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旋律。

(四)價值性范疇：生命共同體

除了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演變與挑戰之外，資源、氣候、環境等方面的變化也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自然災難來臨時，不區分個體的年齡、性別、族群、國籍等身份，直接作用于全部生命。因此，不論個體棲居何處，在群體的聚散之間構成何種形態的共同體，其前提和基礎都是人類的共生與生命的存續。

近百年來，世界格局的調整與全球極端天氣的頻發推動包括海外華人華僑在內的全人類開始思考“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中國提出的國際環境治理方案不僅得到了海內外中華兒女的支持，也受到廣大海外民眾的關注。不少人對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示認可，也漸漸意識到，構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和諧共處關系的“生命共同體”已經成為人類文明不可阻擋的趨勢。(27)周琦：《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時代價值》，《人民論壇》2022年第2期，第61—63頁。事實證明，于中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不可復制。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的“探路者”，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總體布局中，強調并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系統保護的舉措得到了他們的支持與呼應。

習近平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發表主旨講話后，不少華人華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們深度贊同人類應敬畏、尊重、順應、保護自然，各國應攜手以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為引領，以轉型綠色發展為驅動，以國際法為合作基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不少海外僑領也表示，愿意號召全球人民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促進實現雙邊互惠和多方共贏。(28)海外華人華人熱議：共同構建地球生命共同體，攜手開啟人類高質量發展新征程，中央廣播電視網海峽飛虹(2021-10-03)[2022-03-01]http://big5.cri.cn/gate/big5/taiwan.cri.cn/2021-10-13/38b6ee8a-ddd8-da9a-210c-5417c7d81a4f.html.

面對生命的不確定性，華人華僑立足于生命價值，對接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強調人類命運與共，呈現出突破族群和國家邊界、關懷全人類命運的系統性思維。從這一維度來看，華人華僑所聯結的群體亦遠遠超越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價值性范疇呈現出對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命共同體形態。在未來持續而漫長的人類命運共享、共建、共生的構建之旅中，華人華僑及接納中國方案的海外民眾能夠在跨國行動中秉承平等、互動、開放、合作、共享的生命共同體理念，促進全球價值的共通共融。

綜上，海外華人華僑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共同體范式的多元切換，不僅實現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衍化、延伸與超越，還恰好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思維。

結 語

華人華僑“應然”和“必然”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潛在地遵循著“實然”維度三方面的邏輯：一、在經驗邏輯上，華人華僑從聚到散，能夠構成共同體并維系共同體的基本形態。二、在學理邏輯上，族群符號、文化認同和集體記憶使華人華僑保持了共同體般“形散神不散”的不朽凝聚力，也使其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與不同群體建立起家園認同、民族認同、人類認同，進而在差序化認同中形成多元的重疊共識，構建出多樣化的共同體形態。(29)納日碧力戈：《靈魂激情與萬象共生:差序認同中的重疊共識》，《中國音樂》2018年第1期，第42—45頁，第86頁。三、在實踐邏輯上，華人華僑凝聚而成的共同體并非處于靜態，而是在不斷的發展和變遷之中，通過人類命運的價值延展，促成群體跨地域、跨文明、跨文化的認同共生。

盡管生活在海外的華人華僑并非鐵板一塊，有著明顯的差異，但站在中華民族海外延續和人類命運與共的雙重維度，華人與華僑顯示出深刻的關聯性與共通性。于華人，是以認同為橋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價值引領，促進中西文化與價值的互鑒與交融；于華僑，是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不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爭取國際友好環境。整體而言，生活在跨時空、跨族群、跨文化、跨地域視角下的海外華人華僑與全人類命運始終深度融合、相連相通。他們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推動全球的交流互動，促進全人類“認同體、共有體、共同體”(30)納日碧力戈、特日樂：《構筑中華文化共同體》，《廣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第8—15頁。的構建。

不過，我們也應當認識到，鼓勵廣大海外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非意在強化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而削弱其他身份認同，而是期望他們能夠通過平衡多元認同的關系，在國際舞臺中發揮作用與力量，促進中外交流與理解，(31)丁和根：《海外華語傳播與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建構——兼論華文媒體的特殊作用與發展進路》，《新聞界》2017年第9期，第73—80頁。推動全球與地方的互通互動，促進全球價值的共通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