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社會學的緣起及發展
——社會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吳 彬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法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數字社會學(Digital Sociology)是國際社會學研究領域新誕生的一個分支學科(1)Digital也被譯為數碼(的)，但在狹義上“數碼”一詞通常被用于指稱消費類電子產品(如數碼相機、攝像機、掃描儀)，為避免語義歧義，將Digital Sociology譯為“數字社會學”而非“數碼社會學”。，目前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學術專著，這些著作試圖界定這一新興社會學研究模式的主要主題、研究方法和學科邊界，嘗試為理解技術和社會的新發展給出解釋性的框架[1-6]。然而，國內社會學界對于數字社會學鮮有涉及，幾近空白?；诖?，嘗試對數字社會學進行引介，著重回答四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數字社會學？什么是數字社會學？數字社會學與其他近似分支學科(如技術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等)有什么關系？數字社會學包含哪些重要的研究主題？

一、數字社會學的產生背景

(一)數字社會的出現

早在1995年，尼葛洛龐帝就已預見，在以信息技術為基礎構建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都將呈現出全新的面貌，概言之即數字化[7]。2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已然進入了網絡時代(或信息化時代)，抑或用最近在社會科學界流行的一個詞來形容，即數字化時代。毋庸置疑，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個人數字設備的世界。根據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統計，截至2021年，全球網民數量達49億，網絡的全球滲透率已達63%；全球每100人擁有手機114部，其中每100人中活躍手機寬帶用戶數為90人[8]。而據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其中手機網民數量達10.07億，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99.6%[9]。雖然網絡接入的方式和使用方面存在國別、區域和人群差異，但上網無疑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普通(而非特殊)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通過各種終端接入互聯網。然而，所有個人活動都會留下數字痕跡，而這些數字痕跡可以被匯編成個人或群體行為的綜合畫像，這將極大地改變我們對生活、組織和社會的理解[10]。

數字化的核心特點是可以使信息比特化(2)比特是二進制數(Binary digit，BIT)的音譯，是信息量的最小度量單位。。不同于原子，通過網絡進行傳輸，不依賴于現實物理空間，同時更為關鍵的是比特可以計算。在《數字化生存》中文版的封面上印著這樣一句話——“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11]，當時許多人可能無法真正理解這句話，但20多年過去了，隨著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發展，各種各樣的算法正在改變著人類生活，現在再看這句話顯得意味深長。進而，世界的數據化將導致人與自然及其相互關系的數據化，有學者甚至指出，基于云計算與大數據的發展，人類在大氣層和生物圈之上正在構建一個心智層(noosphere)(3)也正如潘云鶴院士2019年在題為《人工智能2.0與數字經濟》的報告中敏銳地指出，以前的世界是二元空間，一元是人類社會空間(human society space)，一元是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但在過去30年，世界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空間——信息空間(cyberspace)。我們的世界正從原來的PH兩元空間變成了一個CPH三元空間的構成。詳見https://www.sohu.com/a/352144843_99929649.htm。，即世界上所有的可由數據溝通的信息、知識、心智和思想組成的新維度[12]。

(二)數字社會學的出現

可以認為，社會科學的核心使命是研究現代性問題(4)現代性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后逐步形成的新時代意識，它的根本特征是從過去的傳統和歷史典范中尋找當前時代的合理性依據。。自工業革命以降，生產性力量不斷迭代更新，理性化氛圍越來越濃郁地籠罩著全社會，那么當前這種新型的“數字社會”與這些過程存在什么關系？人類活動正通過越來越多的信息技術設備(有意或無意地)被記錄和連接，這是否預示著技術社會發展的新邏輯，抑或是社會的持續理性化？隨著信息生產和交換的速度不斷加快，是否會催生新的社會關系？為了解答上述這些問題，有效感知和理解這個信息極速涌流、聯系無遠弗屆的新時代，我們亟需一門學科用以解釋當前大多數人所處的網絡化、數字化的社會，而“社會學作為一門活的、不斷進化的學科也在不斷地尋找新的議題”[13]，因此，數字社會學的出現顯得非常應時應景。此外，應當指出，社會學最富有成效的時刻往往就發生在該學科擁抱不確定性并將其轉化為優勢的時候[14]。不難發現，如果從這一前瞻性的視角出發，“數字”必將成為社會學家們欣然接納的研究素材。

當然，對數字社會學的需求并不僅僅停留在當前的這些生活數字化趨勢上。隨著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我們正在逐步超越當前廣泛使用智能手機(5)需要指出，傳統意義上的“智能手機(Smart Phone)”(更準確的翻譯可能是機靈手機)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智能手機(Intelligent Phone)”，隨著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的發展，作為最重要的移動終端，手機的智能化程度正在不斷提升，但距離真正的“智能手機”還有相當距離。、應用程序和信息網站的時代。比如，人們期待已久的物聯網(IoT)已經落地成形，連接網絡的傳感器、處理器正被嵌入到日常物品中(如冰箱、空調、衣服)。不僅如此，現實版“鋼鐵俠”馬斯克表示，其成立的腦機接口研究公司準備進行人體腦機接口實驗，通過往人腦中植入無線連接的電子芯片，讓人腦信息與電子設備信息之間產生交互[15]?？梢灶A見，隨著“物理空間”與“代碼空間”的相互疊加，“智能”物體接收和處理數據的能力似乎將大大改變人們與物質世界的關系。

二、數字社會學的溯源及界定

(一)數字社會學的學術源流

需要指出，數字社會學并不是社會學第一次將注意力轉向技術。事實上，在19世紀后期，社會學學科的正式誕生正是為了應對當時與“新”技術發展糾纏在一起的社會變革問題，此后“社會學的先輩們對技術保持著強烈的興趣”[16]?？梢哉J為，數字社會學是悠久的技術社會學思想的延續。

在古典社會學時期，許多早期的社會學思想家都對技術(更準確地說對“機器”)有話要說。例如，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對人類理智發展歷程的描述，正是由他對最后的技術主義“實證階段”的重視所驅動[17]。與孔德不同的是，韋伯對他那個時代的這些技術創新表現出一種深深的矛盾心理，他提醒世人要特別關注由于技術發展而不得不進行妥協的社會條件[18]。當然，探討技術問題最具代表性的古典社會學家無疑是馬克思。馬克思給社會學留下了一個持久的遺產，即應將技術視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他的許多著作都指出了機器如何使資本對工人的統治和剝削得以實現，正如馬爾庫塞所言，馬克思的著作特別敏銳地說明了統治是如何通過技術并作為技術而延續的[19]。另一方面，馬克思也保留了一種希望，即社會也許能夠以其他更人道的方式利用這些技術——通過釋放技術潛力，為取代工資制度和建立真正的社會生產體系提供機會[20]。

進入20世紀之后，隨著社會學的發展，許多社會學家對技術重新進行了解讀。當時最突出的一個聲音來自美國社會學家奧格本，他尤為關注技術發展的文化因素。奧格本認為技術發明并不是簡單地由個人天才創造出來的，相反，新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所決定的——不同的發明家同時出現類似的技術突破就證明了這一事實[21]。奧格本還探討了技術發展的不利影響，提出了“文化墮距”的概念，即社會生活、觀念和制度需要較長時間才能適應“物質文化”的發展(特別是新技術的發明)，這種社會適應性的遲滯會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雖然奧格本的理論“讀起來像是對技術決定論的模仿”[22]，但他還是承認了“社會制度和技術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關系”[23]。奧格本為后來的社會學家更細致地討論技術在塑造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20世紀還有一系列非社會學家開始探討技術的社會影響，尤其是一些哲學家。比如，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海德格爾對技術進行了一系列追問，他認為其既不是某種合乎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某種中性的東西，而是一種解蔽方式(6)解蔽指的是對事物存在意義的揭示，解蔽之后事物會向我們顯現，事物成為有意義者、成為合適性的載體，即變為無蔽狀態?！夹g參與了人與世界關系的建構，使人與事物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變為技術的統治物[24]；又如，解構主義哲學家利奧塔討論了計算機時代的知識，他預見，計算機和信息處理技術正在改變著知識的性質，甚至在知識構成體系內部，任何不能轉化輸送的事物都將被淘汰，一切研究成果都必然轉化成電腦語言[25]。再如，在人文主義技術哲學家埃呂爾看來，技術構成了社會生活的發生系統和系統邏輯，作為新的社會秩序的決定性力量，技術以犧牲人性和自然界利益為代價[26]。埃呂爾由此提出了一個絕望的觀點，即認為技術社會將持續處于與人類自由的辯證張力(dialectic tension)之中[27]。

此外，比較接近數字社會學的先驅研究可能還有跨學科領域的“科學與技術研究”(STS)?！翱茖W與技術研究”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匯集了對參與科學、工程和技術批判感興趣的各種學術領域，如科學史、科學哲學、人類學和公共政策。早期“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許多工作借鑒了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解決當時的科學爭議，在此背景下，轉向“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社會學家提出了一系列關于技術的探究性問題，尤其是提出了“技術建構社會”的命題，而這個命題與當前數字社會學的關注點恰好相吻合。

或許數字社會學的概念并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新意，因為社會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一直對技術保持高度的關注。毋寧說，當前人們對數字社會學的熱衷，恰好是呼應了過去100多年來社會學的技術“轉向”。不過，雖然技術發展的連續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在當前的數字技術浪潮之下，相比過往，技術條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已經大不相同。畢竟，無論馬克思、埃呂爾等人多么有先見之明，在他們的論證中不可能考慮到今時今日的人工智能或物聯網的發展?？v然是卡斯特在20世紀90年代完成的“互聯網”經典研究[28]，相比今天的網絡環境也已是截然不同的命題，現在再談論“全球網絡的互聯和開放潛力”已經不合時宜了。而且，數字社會學使我們能夠糾正以往技術社會學研究中的具體盲點。例如，數字社會學可以更好地處理數字技術的計算基礎問題，尤其是軟件、平臺和系統的編碼架構。此外，數字社會學也提供了更好地解決與技術使用相關的親密性、個人性和情感性問題的機會?？傊?，隨著社會活動的數字化進程加快，數字社會學的研究可以做到比以前的技術社會學更加內斂和細微。

(二)數字社會學的概念界定

那么，究竟什么是數字社會學？遺憾的是，目前學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但必須承認，數字社會學既不是一個特定的社會學理論流派，也不是某種特定的社會研究方法。在一般意義上，可以認為，作為社會學的一個最新分支，數字社會學主要聚焦作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數字媒體，試圖理解當前各種不同的信息技術、數字技術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模式，以及如何促進社會關系和自我概念的重構(7)參考自維基百科“數字社會學”詞條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sociology.。經細致檢索，以“數字社會學”作為主題的學術論文最早出現于2009年，美國社會學者韋恩反思了媒體和數字技術如何影響社會學研究和教學[29]；2013年，第一本以“數字社會學”為主題的純學術著作面世[2]；2015年，盧普頓出版了第一本“數字社會學”獨著[3]；同年2月底，美國東部社會學會的學術年會在紐約召開，年會期間舉辦了首屆“數字社會學”專題研討會(8)詳見https://digsoc.commons.gc.cuny.edu/conference-papers-2015，相關會議論文由丹尼爾斯等人主編并于2017年正式結集出版[4]。。至此，數字社會學開始成為社會學研究的熱門話題。

事實上，雖然“數字社會學”這個概念還沒有完全進入大眾視野，但社會學家們在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興起之初就已經開始從事相關的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探討了有關網絡空間、網絡社區和網絡身份等社會問題。類似研究被冠以許多不同的概念，如“網絡社會學”“互聯網社會學”“網絡社區社會學”“社會媒體社會學”“網絡文化社會學”等。與這些概念不同的是，數字社會學的涉獵范圍更廣，不僅涉及互聯網或網絡文化，還涉及本世紀以來出現的其他數字媒體和媒介。誠然，概念是具有實體性意義的聚集，而且這種意義有特定的語境和目的，因此某個概念即便在不同時期一直在被使用，但其含義可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概念的變化意味著對社會認知的深化，正如概念史研究的創始人考澤萊克所言，“概念是社會的顯示器，同時也是社會的推動器”[30]。因此，隨著互聯網越來越普及，數字媒介越來越發達，信息的生產和傳遞越來越便捷，日常生活日益被數字化，社會科學中的“網絡”“信息”等概念似乎在悄無聲息間已經被“數字”所取代。

此外，當我們試圖談論數字社會學時，不難發現，數字社會學與數字人文、數字人類學、計算社會科學以及新計算社會學等相關新興分支學科之間的界限也變得越來越模糊。不過，可以認為，數字社會學在其中可能最具“雄心壯志”，它不僅接納了傳統的網絡研究，也在嘗試整合前述近似分支學科，并將最新的Web 3.0數字技術(如區塊鏈、人工智能、物聯網、元宇宙等)納入其研究范圍。在此意義上，數字社會學應當被視為一種學科大融通的嘗試與努力，試圖跨越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邊界。

三、數字社會學的研究主題

鑒于數字技術已經充分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已經成為人們采集信息和維持社會聯系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數字社會或數字世界理應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一項核心內容。根據對現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概括而言，數字社會學至少包括三個互相關聯的應用性研究主題，主要如下：

(一)大數據的獲取與分析

要利用大數據開展質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抑或融合研究，重點在于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大數據分析工具的選擇。因此，數字社會學研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包括：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工具來存儲和分析大數據？如何處理網絡上不斷涌現的數據信息？以及圍繞這些數據使用的道德問題(如版權、隱私和數據保護問題)。目前，各種網絡平臺不斷在收集的各種“自然”或“偶然”產生的數據(如社交平臺的帖子、搜索引擎搜索記錄、用戶短信甚至GPS軌跡數據)已經逐步被用于研究分析。其實，這種從信息網站或社交媒體網站提取用戶數據進行的定量社會研究就是“網絡計量學(cybermetrics)”。雖然這種方法在計算機和信息科學等領域已經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應用，但迄今為止，社會學家使用的并不多。在社會學領域的大數據研究論文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是范德里特等人在2013年關于“名氣”的研究。作者通過分析2004—2009年的2200種美國各類日報與周刊中個體姓名出現的次數，最終篩選出10萬個姓名，形成了一份包含姓名及其每天出現次數的“大數據”，然后再對這些人名進行簡單的分布分析與流動性分析[31]。在國內，也有個別學者已經開始對社會學的大數據研究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例如陳云松基于谷歌圖書的語料庫通過檢索學科關鍵詞獲得了歷年的詞頻數據，以此對19世紀中期以來社會學學科的發展進行了追蹤分析[32]。

不難發現，相比社會學傳統的調查數據分析，借助網絡實現的大數據分析，其優勢主要體現在：第一，在大數據環境下，樣本數量幾近總體數量，抽樣的必要性基礎消失；第二，涉及個人和群體的大數據是在現實生活中“自然”“無感”地形成的(9)例如，當前絕大部分網站、應用程序以及APP都會默認將注冊用戶納入“用戶體驗計劃”“用戶服務計劃”等信息反饋或數據采集系統，而且部分數據可能涉及用戶隱私，然而在注冊時會閱讀隱私政策的用戶是極少數，甚至有人戲稱，“我已閱讀并同意隱私政策”是當代人最違心的話。人們不愿意看隱私政策主要有兩層原因，一是強制同意，尤其是APP，不同意就不能使用；二是協議文本過于冗長晦澀。，可以有效避免被調查對象的“心理二重區域”問題(10)所謂“心理二重區域”現象是指人們的心理存在兩個區域，可以對外公開的區域和不對外公開的、保守秘密的區域。當兩個心理區域有重大差異甚至處于完全互相對立的狀態時，人們會有意識地說假話[33]。，因此大數據具有較高的信度和效度；第三，傳統問卷重在數據的“搜集”，問卷的設計都極具針對性，因而問卷數據分析的應用范圍受到明顯限制，而大數據研究則側重數據的“挖掘”，產生的客觀數據沒有針對性，僅是對真實世界的自然記錄，有利于研究者充分發揮社會學想象力，研究分析沒有邊界[34]。

(二)數字媒體使用的社會學分析

自互聯網出現以來，許多社會學家利用數字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研究了許多不同的社會問題，如少數群體的網絡自我呈現，線上活動的表達和組織，自我呈現、自我認同與網絡社交模式的關系等。例如，古德與梅西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就是通過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研究了人們心情變化情況(11)推特是Twitter的譯音，是在國際上非常流行的一種社交應用(類似中國的微博)。它可以讓用戶更新不超過140個字符的消息，這些消息也被稱作“推文(Tweet)”，這些推文可以看作是每個人的心情日記，具有很高的真實性。。作者通過數據挖掘技術從推特中獲取了來自82個國家240萬人的5億條推文，然后使用文本分析軟件對推特文進行內容分析，識別出包括焦慮、憤怒、抑郁等在內的60多種情緒，并進一步將其歸納為“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分析發現，人們一般在早上起床時擁有最好的心情、人們在周末更加快樂、情緒會隨季節而變化[35]。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社交媒體的發展呈指數級增長，并逐漸成為了人們進行社交活動的必備工具。以臉書(Facebook)為例，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絡，它還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統治這一領域。數據顯示，自成立以來，臉書平臺的全球月活躍用戶持續增加，且勢頭迅猛。在2012年9月，臉書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突破10億用戶的社交網絡；2017年6月全球月活躍用戶數突破20億；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臉書的全球月活躍用戶數達26億，超過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36]。當前，使用社交媒體平臺和設備的用戶幾乎覆蓋了各年齡段，而且正如托夫勒預示的那樣，財富革命的核心是產消合一(prosumer)[37]，而最典型也最徹底的產消合一模式或許就存在于互聯網行業——用戶不僅是消費者，也是內容生產者。

事實上，面對蓬勃發展的數字媒體，尤其是似乎最為普及的社交網絡及其持續產生的海量資料(主要是質性資料)，數字社會學研究的關鍵是如何研發文本資料分析工具，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文本、影音等質性資料開展社會學研究。在傳統的社會學研究中，質性方法與定量方法之間一直存在著無法彌合的鴻溝，但當前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融合融通在數字化時代成為了可能。正如劉易斯等人指出的那樣，現代計算技術與人工方法的精心融合既可以保留傳統內容分析的優勢，也具有系統的嚴謹性和上下文的敏感性，同時還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大數據的規模能力和算法準確性[38]。

(三)數字社會學批判性研究

數字社會學研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是對社會學者或其他學者使用數字媒體的方式給予批判性分析，審視數字技術的使用對研究者的反向影響。例如，布洛斯指出，通過數字引文指數系統構建的“h指數”和“影響因子”等指標是學者們面臨的復雜數據組合，而且這些指標已經成為學術界和學術單位獲得資助或進行排名的主要參考依據，對于學者個人而言，這些指標也成為他們職業發展空間的關鍵組成部分[39]。阿普里卡德則對社會學者開始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數字數據，尤其是通過網絡上的實時串流互動(如社交媒體的帖子和評論更新)產生的數據進行了批判。她認為，雖然數據對象變新變多了，但處理數據的方法往往比較陳舊，缺乏適宜性，而且學者們往往專注于方法問題，而不是以富有社會學想象力的方式來分析所收集的數字數據[40]。

雖然迄今為止對于數字技術或數字社會的反思或批判還不多，然而，隨著教育系統更廣泛地將在線教學作為其認證課程的一部分，數字技術在學術工作場所發揮的作用似乎越來越重要。正如盧普頓所言，作為一門學術性學科，傳統社會學在識別和批判發生在工作場所或其他社會領域的社會不平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本著這一精神，繼續對數字技術及其對學術實踐和自我的影響進行反思和批判就理當成為數字社會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1]。

四、結語

我們必須認識到，其實數字社會學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或前所未有的領域?？v觀歷史，社會學一直是一門社會學家對所處時代的主導技術不斷提出問題和進行反思的學科。因此，數字社會學的本質是技術社會學傳統的延續，雖然研究的主題可能看起來很新穎，但數字社會學的研究方式與其他社會學領域是基本一致的。當然，數字社會學顯然是21世紀以來社會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發展。簡而言之，數字社會學標志著社會學學科有機會可以自信地超越其在工業時代的研究根基，并更好地理解一個已經開始數字化轉型的后工業時代。數字社會學或許是第一次由同時沉浸在同一技術體驗中的同一代社會學家對當代主導技術提出的社會學議題，因為相比之下，19世紀和20世紀的理論家們幾乎都沒有使用蒸汽機或核反應堆的第一手經驗，而許多領先的數字社會學家都是來自“生而數字”的一代人[6]。在此意義上，數字社會學的意義就在于它的時機。它也許不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學學科面貌，但卻是持續關注現代性問題、致力推進學科發展、激發數字化時代社會學想象力的一種完全必要的新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