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背景下不同草原牧區游牧生產方式的時代特征與生態價值
——基于對我國西部牧業省區的調查

其其格

（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游牧生產方式是草原牧民以移動放牧的形式利用水草資源，并保持草場可持續利用的特殊生產方式。自古以來，草原游牧民族在對草原生態特征不斷摸索的基礎上，形成了以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和有效結合為基本前提的生產方式。游牧生產方式的主要特點是“人-草-畜”有序、有度、有機地協調統一。國內外學者對“游牧生產方式對草原生態的保護效果”的研究成果頗豐，學術觀點和主張有所不同，但基本都認同游牧生產方式對保護脆弱的草原生態環境具有極高的生態價值和現實意義。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家卡洛琳·漢弗萊與戴維·斯尼斯合著的《游牧的終結——內亞地區社會、國家與環境》一書開創性地提出，作為草原畜牧業的關鍵技能，保持高度的游動性不僅可以避免草場退化，還可以與現代化、機械化和市場化相結合[1]。日本學者山村則男等為了闡明草原植被和傳統游牧畜牧業可持續發展關系，從1999年到2010年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傳統的游牧會以適應植物群落特征的生產能力靈活調節，這在草原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2]。國內部分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游牧生產方式對草原生態的保護效果及其內在機理。包慶德從游牧文明的生存智慧及生態維度入手深入研究，他指出，游牧方式重視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機整體性和內在關聯性，遵循天人合一的整體主義原則，尊重生命的生態倫理規則[3]。崔思朋認為，在人與草原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游牧生產方式體現了人對于自身行為的有效調節與對草原自然環境的正確認識與利用，是對人類主觀能動性的有效發揮，實現了人與草原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4]。孛爾只斤·吉爾格勒則指出，游牧生產方式的顯著特點在于不斷地遷徙和流動，對于易于破壞的富含高寒腐殖土的草原地帶來說是唯一的生產適應方式[5]。

游牧生產方式的主要生態價值在于保護脆弱的草原生態環境，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然而，現實情況是傳統游牧生產方式正在大量消失。而關于游牧生產方式的消失原因，學術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深入分析。主要觀點有：制度變遷、草原生態惡化、現代化和城鎮化等。制度變遷成為主流觀點。

20世紀80年代“雙權一制”政策（即草場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承包責任制）實施以來，我國大部分草原牧區的傳統游牧方式逐步向圈養舍飼（半舍飼）方式轉變。承包到戶意味著草場的碎片化和網圍欄的大量普及，而草地資源的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也發生了較大變化。事實上，人類、草地資源和草食動物（人—草—畜）一直以來的“共生共存”的生態平衡體系被弱化和破壞是造成草原生態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1 青海省烏蘭縣卜浪溝村的游牧現狀及特征 （濕地草原牧區）

青海省海西州烏蘭縣柯柯鎮卜浪溝村是以蒙古族人口占多數的純牧業行政村。村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全村人口為137戶472人，牲畜數量為33 698頭（只），以小畜（綿羊）為主。村域土地面積為335 300 hm2，占烏蘭縣總面積的近四分之一，是典型的地廣人稀類純牧業村。其境內有幾條內流河及支流，濕地內天然泉溪較多，屬于青海省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和生態保護區域。該村位于柴達木盆地東北邊緣，地勢凸凹不平，地形地貌特征較為獨特，山地、沙漠、沼澤、濕地和草地縱橫交錯，土地相對貧瘠，屬于典型的雅丹地貌。

卜浪溝村是青海省為數不多的保留傳統游牧生產方式的純牧業村。事實上，該村能夠保留傳統游牧方式具有一定的客觀原因，也是一種必然現象。因為除了定居點附近的冬季草場，其他三季草場均距牧民定居點比較遠，夏季草場距該村更是有幾十千米。因路途遙遠、使用期短，加之生態保護的需要，全村大部分草場至今沒有被劃分承包到戶，而是當作集體草場共同使用。卜浪溝村轉場游牧方式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1.1 將生態保護放在首位

卜浪溝村地理位置特殊，緊鄰青海湖流域自然保護區和柴達木河流域濕地，是重要的水源涵養地和水氣循環通道。當地的土地類型以鹽化荒漠土為主，草甸土、沼澤土一般均有鹽漬化現象。植物特征是植被稀疏、植被結構簡單，荒漠沙地植物以由梭梭和紅砂灌木組成的荒漠植被為主。而濕地植物主要由蘆葦與賴草等鹽生植物組成。因生態保護壓力大，故當地政府針對畜牧業經營方式出臺了休牧、輪牧政策，將全村草場劃分為四季牧場，嚴格按照季節轉場游牧。同時，除村民定居點（冬季營盤）外，禁止在任何營地修建棚圈、房屋和圍墻等永久性建筑物，只允許使用蒙古包或帳篷等可移動式簡易設施。

1.2 集體草場使用時間短

卜浪溝村的季節性集體轉場要求牧民嚴格遵守進退統一的原則，轉場和撤回時間是根據氣候變化情況、降水量以及牧草的長勢，由村委會研究決定的。以夏季草場為例，該村2020年夏季集體轉場時間是從7月中旬至9月末，實際利用時間只有2個多月。夏季草場位于卜浪溝盆地的核心，由一大片濕地和沼澤地構成。草地鹽漬化較為嚴重，牧草長勢一般，植物類型相對單一。為了保護極為脆弱的濕地生態環境，卜浪溝村嚴格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則，將草場的利用強度嚴格限定在合理載畜量之內。該村“以草定畜”的顯著特點是根據牧草長勢和全村轉場牲畜總頭（只）數估算集體草場的總載畜量，并以此判斷草場的利用周期，而不是在固定時間內掠奪式使用集體草場。

1.3 重視牧民互助

草原牧民自古以來非常重視人與人合作與互助，并形成一種獨特的互助文化?；ブ鳛槿祟惿鐣豢苫蛉钡囊环N機制，是草原畜牧業的有機構成部分。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受市場經濟的沖擊，傳統的互助模式正逐漸被諸如雇用勞動力等市場化行為替代。但在研究卜浪溝村集體轉場游牧的過程中，筆者見證了傳統互助模式在當地被相對完整地保留和傳承，這在當今社會是較為鮮見的。當地牧民在轉場和返程時，以互助合作的形式集體行動，尤其對老弱病殘和勞動力不足的弱勢群體進行無條件幫助。合作放牧行為較為典型，即距離駐扎牧點較近的幾戶牧民會將畜群合在一處，以輪流放牧的方法進行合作，這種方法對節約勞動力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加強社會整合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2 甘肅省肅北縣馬場村游牧現狀及特征 （高寒草原牧區）

甘肅省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黨城灣鎮馬場村是以蒙古族人口居多的純牧業村。該村地形地貌屬于高寒山區和干旱砂礫戈壁區，境內有山嶺、谷地和戈壁，海拔多在3 000 m以上，土壤相對貧瘠，植被稀疏。村委會提供的數據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末，該村人口為114戶313人。全村土地面積為253 600 hm2，可利用草場面積為170 900 hm2。全村過冬牲畜數量為3.75萬頭（只）。

2.1 因自然條件所限，夏秋季草場可利用時間更短

馬場村牧民定居點位于縣城周邊，沿黨河流域分布。該村的天然草場大部分位于黨河南山腹地，距牧民定居點有幾十千米。根據當地草原氣候及生態保護的需要，馬場村將村域草場劃分為四季草場進行游牧輪牧。冬季草場設在定居點附近，主要為方便舍飼和保證母畜過冬及冬季接羔安全。而夏季草場設在距牧民定居點最遠的山地草原。這里海拔高，為冰川雪山環繞，氣候相對惡劣，無霜期短、冬季風寒雪大，只適合在暖季短暫利用。以2020年為例，該村集體轉場時間為7月初，返回時間為9月中旬，草場實際利用時間僅為2個月左右。

2.2 牧民草場邊界觀念不強

為響應政府號召，馬場村于第二輪土地承包期將夏季草場基本分包到戶。然而，雖然牧民對所承包草場的面積及權屬概念已經清晰，但并沒有劃定草場邊界線，更沒有修建圍欄等排他性設施。實際上，該村的夏季草場即類似集體草場，包括為數不多的水源地（泉水及河流）等均由全村牧民共同使用。

2.3 畜群結構獨具特色

馬場村牧民養殖的牲畜以適應高寒山區且善于攀登的牦牛、山羊和綿羊為主。被稱為“高原之舟”的牦牛因具備耐寒能力強、耐粗飼等特點成為當地主要飼養畜種。此外，村民飼養的肅北山羊（又稱河西絨山羊）是我國優質絨山羊品種之一，非常適合在高寒草原養殖，其存欄數約占該村牲畜總數的一半。當地的綿羊品種以毛肉兼用型的肅北蒙系羊及新蒙細毛雜種羊為主。

3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后那杰嘎查游牧現狀及特征（草甸草原牧區）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巴彥溫都爾蘇木后那杰嘎查是以蒙古族人口占多數的傳統牧業嘎查。嘎查委員會提供的數據資料顯示，后那杰嘎查土地總面積約為8 700 hm2，冬營盤面積約為 7 800 hm2，夏營盤面積約為900 hm2。截至2020年末，全嘎查總人口為212戶535人。牲畜頭數為35 402頭（只），分別為綿羊31 530只和牛3 872頭。該嘎查是內蒙古地區為數不多的將傳統游牧生產方式保留至今的牧業嘎查。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該嘎查的游牧方式被保留至今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后那杰嘎查的草場分布于兩處，分別在牧民定居點附近的冬季草場和北邊罕山附近的夏季草場，兩者相距約60 km，這在客觀上迫使牧民在利用夏季草場時不得不遠距離游牧。偶然性是該嘎查在草場分配中采取了兩種方式，即冬季草場劃分到戶、夏季草場集體使用，上述兩個原因為該嘎查保留傳統游牧方式創造了客觀條件[6]。除此之外，后那杰嘎查的傳統游牧方式有其特點。

3.1 現代化程度高

后那杰嘎查的夏季草場雖然距牧民定居點較遠，但其海拔低、地勢平坦且交通便利，轉場游牧不存在任何自然條件的約束。當地牧民在轉場游牧過程中普遍使用越野車、皮卡車、農用車、摩托車等現代化交通工具。鑒于在牧點上不能修建固定建筑物，牧民一般會居住在蒙古包或自行改裝的“房車”內，而且配備了風光互補發電設備和燃氣灶具等現代化生活用具。此外，當地的通信及網絡信號很暢通，物資補給、人畜飲水等條件亦比較完備。

3.2 夏季草場面積小，可利用時間短

后那杰嘎查的夏季草場面積只有900 hm2，全部轉場的牲畜約有4萬頭（只）。從草場載畜量來看，其放牧密度是非常高的。事實上，該嘎查的轉場游牧時間并不長。在調研過程中筆者了解到，有些飼養牲畜較多的牧民在集體草場上放牧較短時間 （有的只有1個多月）就需要再次轉場，原因是畜群難以吃飽，而夏秋季正是牲畜抓膘增膘的關鍵時期。他們的下一個轉場目的地是從其他鄰近嘎查、蘇木（鄉鎮）租賃來的他人的草場。由于附近可租賃的草場越來越少，個別牧民甚至跨旗縣跨盟市租用草場。

4 結論與討論

游牧生產方式最根本的生態哲學智慧在于遵循草原生態規律。這種對草原生態資源的合理利用和適度開發可以維持發展與生態的平衡。游牧生產方式及其生態平衡向度具有研究價值[7]。

從現實情況看，在牧區恢復純粹的自然游牧已無可能[8]。但作為其關鍵技能的游動性是可以延續的。這里所說的游動性，并非指要恢復純粹的傳統游牧方式，而指的是科學合理的“設計性游牧”方式。如在承包草場上劃區輪牧、牧民整合草場合作放牧、合理利用集體草場、林地資源進行游動放牧等。上述方法對實現均衡利用草原（放牧空間的均衡和牧草資源利用率的均衡）和保護脆弱的草原生態具有意義。

我國是世界上草原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天然草原面積占土地總面積的41%[9]。被稱為地球“皮膚”的天然草原，不僅具有為畜牧業生產提供天然飼草料的功能，也具有獨特的生態功能。因此，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事關生態安全。如何平衡生產與生態這一雙重功能是我們當前面臨的主要課題，也是牧區在未來發展進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